李源潮：我在復旦數學系的日子
我1978年進入復旦學習， 83年離開。 在這六年中， 四年是學生， 兩年是老師。 我做過管理系老師， 後來又在復旦團委工作過，
在進入復旦前， 我已經跨出學校， 在社會上勞動和工作了近十年。 當時我是一個已經有四年教齡的老師了， 是業餘工業專科學校的老師。 他們認為像我這樣在上海已經有份較好的工作， 還要去讀大學， 是不是有點不值得。 但是， 我從小學開始就有一個目標——讀大學。 讀完大學， 還要讀碩士、博士， 最後做科學家， 這是我從小之夢。
當時我常看的就是《十萬個為什麼》、《科學就是力量》之類的圖書雜誌。 所以， 十年來我一直希望能有機會上大學， 不能上大學總是有些耿耿於懷。 因此我去報了名。
當時家裡和同事都不知道， 只有單位領導知道， 因為需要單位出證明。 我們還要繼續工作， 沒有很多時間複習， 那時也沒什麼複習的資料和複習的概念。 到考試那天， 我是請假去的。 上午參加考試， 下午回來繼續工作， 然後第二天再去考。
我不是第一批拿到復旦錄取通知書的， 當時以為自己沒有考上。 沒拿到通知書的時候， 我就告訴自己， 盡自己的努力， 至於能得到什麼， 是社會給你的。 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 都明白這個道理， 很多事情是不能超越社會的。
但是， 反過來， 一個人要力求能主宰自己。 這就叫做唯物史觀和個人努力的結果， 唯物史觀就是承認人是社會的一員。 個人努力又叫主觀能動性， 也不能缺少。 缺少了個人努力，
我接到入學通知書時的心情， 和現在中學剛剛畢業的同學不太一樣， 既有一種激動的心情， 感覺自己十年夢圓， 人生翻開了新的一頁， 同時又有很冷靜的思考， 畢竟我們耽誤了十年。 十年到農村去， 有了各種社會經歷， 得了人生的經驗和體會， 也叫做上了社會大學。 但是， 能再真正地、正規地上大學， 而且是在全國知名學府讀書， 機會實在是難得啊， 所以一定要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
當初為什麼選擇復旦呢？當時， 四所大學最有名：北大、復旦、清華、哈軍工。 在我們上海中學， 大家都瞄準這四所學校。 照上海人的說法，
為什麼報考數學系呢？當時很多人是因為哥德巴赫猜想報考數學系的， 但我不是。 我原來是教師， 教數學， 但是曾經在一堂電子課上講微積分時講錯了一題。 我在講電容積分公式的時候， 我講了一半感覺不對， 差了一個常數。 回頭上去看， 原來在一個積分上我講錯了。 雖然我在黑板上馬上更正了， 但我還是覺得自己的數學功底不好， 所以去讀數學。 我本來的想法很簡單， 學好數學後回來還當我的教師。 我最願意的還是做教師。
我剛到復旦的第一印象， 覺得和想像裡的復旦沒有什麼不同， 就是想像中的這麼一個莊嚴學府。
我去數學系報到， 很激動， 負責報到的老師也很高興、很激動， 對我們很熱情。 接著我來報到的是一個小女孩， 紮兩個小辮子， 臉紅紅的， 穿個娃娃衫， 才十五歲， 是應屆生。 她比我們小十幾歲， 我的學生的年紀都比她大。 所以， 我心裡頭是一片滄桑啊。
但是， 和這些小孩一起學習反倒激勵了我們， 要珍惜這個寶貴的機會。 十年之後再回到學校， 我們的學習不是一種外在的動力， 而是一種內在的追求。 不會覺得四年時間太長， 而是覺得時間太短。 最好一天能當兩天用， 晚上能當白天用。
如果說上帝要恩賜的話，我們需要的就是時間。時間流逝了十年，才知道時間之寶貴；因為沒有機會能夠進學堂，所以才覺得能進學府的不易。這是那時一代人的感情，一代人的思想。
儘管後來知道中國的高考就此開了閘門，但當時78級有沒有還不知道呢。十年裡能進入大學的人，連百分之一都沒有，更不要說進復旦了。所以大家特別珍惜這樣的機會，拼命地學習。學校老師講，解放後從來沒有見到過這麼勤奮的一屆學生。開始的時候是晚上十點半熄燈。大家吵著說，十點半怎麼行呢？功課做不完，怎麼辦？難道讓大家都打電筒啊？
我當時還作為學生代表，專門找了蘇步青校長，把這個事情和他說了。蘇校長說，來日方長，既要學習，還要注重身體，健康也是學生必要的。後來還是把熄燈時間延遲了一點，教室十點半熄燈，寢室十一點熄燈。
十一點鐘熄燈以後，一、二號樓前面的路燈下面全是人，都是數學系的。我們大部隊都在路燈底下，大家讀外語什麼的，學習非常勤奮。晚上夜深人靜，容易集中精神，問題是早上起不來。我記得當時每天早上我們寢室裡面都要睡懶覺，全部睡到最後一分鐘。
但是又不能不吃早飯。所以，每天早上派一個人去食堂裡買饅頭，一人一個。離上課還差五分鐘的時候，打第一遍鈴，大家起來，拿著饅頭往教室跑。所以我養成了一個習慣，晚上熬夜，早上起不來，不吃早飯，至今還是這個習慣。
我現在外語也還可以，人家都以為我出去留學過。後來，我是在哈佛學過一段時間，不過我的外語不是在國外學的，而是在復旦學的，完全是“路燈底下的外語”。那個時候學外語很難，最難的就是單詞記不住。不過也好，一旦把它記住了，就比較牢固，過了幾十年還能用。
我最喜歡兩門課。一是數學分析。數學分析是最有用的學問。所有你能夠感覺到的問題，用數學分析一分析，很多事情難的就變成容易的了。二是概率論。概率論是最奇妙的學問。
當時教數學分析的老師，一位是李賢平老師，一位是歐陽光中老師。歐陽老師教課教得最好，同學們第一愛聽。他講課清晰，吸引人，讓你覺得不僅是進入了一個科學殿堂，也是進入了一個藝術殿堂。他把數學的美全部講出來了。他的課，那不叫講課，是講課藝術。李賢平老師、教概率論的汪嘉岡老師，還有很多老師，課也講得很好。
講得很好的老師中，有的也很讓我們害怕，比如像夏道行老師。夏道行老師是一個很有特點的老師。他教實變函數，課講得很好，但考試特難。考試前他不給大家複習，也不說要複習什麼，就說不難不難。
到考試的時候卻不得了，一共只考一個半題目，叫你證明一個定理，還有半個題目大概是送分的。他叫我們證明一個類似書上的定理，書上用了二十多頁來證明。我記得實變函數是很厚的一本書，是夏老師自己寫的，一共就學三個定理，一個定理要講好多次，從這個引理引到那個引理，引來引去，最後得出一個結論。考試考到兩個小時，大家誰也不交卷，都沒考出來。
夏道行老師雖然題目出得很難，但人很隨和，便說“好，你們不交，那你們就再考吧”，一直考到吃飯，“十二點都過了，你們還是交吧。”最後，大家都交了，求著說“夏先生，這個太難了，你把我們都考糊了”。夏先生不緊不慢地說：“你們別害怕，我讓你們都及格。”過去二三十年了，這門課的內容我現在已經印象不深了，但夏道行老師的風格給我的印象還是比較深的。
印象比較深的還有哥德巴赫猜想。我們進校的時候，老師就說：“你們千萬不要碰哥德巴赫猜想，這東西害人的。你們現在的水準，根本就不可能做這個東西。等你們四年畢業，有你們研究的。”我們都記下了。
但是社會上寄到數學系來的東西不得了啊，說哥德巴赫猜想他解決了。我還看到一個人以哲學的方式來解決“1＋1＝2”。系裡就把這些東西發給學生看，說：“你們的任務就是把它看出問題來。”我當時還看了好幾份這樣的東西。你完全可以不睬他，但他不就永遠鑽牛角尖了嗎？所以你要給他找出問題，讓他死了心。
當時，學校裡有兩位老師給我印象很深。一位是我們的系主任谷超豪老師。有一次，我們去聽丘成桐教授的講座，講的是微積分的思想。講座結束後，谷先生出來介紹丘成桐，隨後就和大家一起出來了。當時我向他問了一個我們沒學過的問題，谷先生就問我怎麼注意到這個問題的。我說是在《希爾伯特的抽象幾何》中看到的。
課堂上的谷超豪教授
谷先生聽了之後說：“你能看這個，不錯啊！”他就建議我看《數學的思想意義和方法》，一共三卷。這是他在莫斯科留學的時候看的書，是很經典的著作。我和他就這樣認識了，一直到現在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他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學問很深，為人非常謙和，待人非常厚道。
第二位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老師，叫孫芳烈。這個老師確實非常好，非常關心愛護學生，從學業到身心，一直到做人，真正是學生的導師。數學系許許多多老師對我的幫助都很大，但是對我們整個班級學生幫助最大的，首推孫芳烈老師。我們這個班上現在成名的也不少，數學系前後兩任系主任雍炯敏老師和吳宗敏老師都是我的同學，在外國的也有很多。要說大家在學校裡對哪個老師印象最深，能有交集、能取得共識的一定是孫芳烈老師。
孫老師對學生非常好，一是她有一顆母儀之心，寬愛所有的學生，不管是年紀大還是年紀小的學生；二是她確實非常認真負責，一心撲在學生身上，幫助學生適應大學生活。在這一點上，我們全班同學都很感激她。她既是班主任，又是數學教師，輔導我們數學分析。當時在數學系教我們的都是名教授，但孫老師是做輔導課做得最好的。
所以，第一學年我們班數學分析考試有14個100分。蘇校長為什麼對我們印象深，包括我在內？就是這個原因。他說：“他們這個班不得了啊，14個100分。”那時我們都不知道數學分析考試14個100分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大家的要求也很高，要是考85分，那就完了，就抬不起頭來了。80分以下，就覺得是不及格了。所以，當時大家學習很努力。那個時候在大學裡學數學，你不進取就等著落後吧。你一個環節不進取，全學期就下來了；你一個學期下來，全學年就下來了；一個學年下來，大學就全下來了。這個就是山外青山樓外樓，爭得上游莫驕傲，還有英雄在前頭。就是這樣，大家都往前走。
要說復旦歷史上我最佩服的，那還是蘇步青先生。他博學厚德，為人師表。我在復旦的幾年，蘇先生一直是我們的校長。他最關心的或者說他的寵兒就是數學系。在數學系裡他最驕傲的，就是我們這一屆學生。他對我們的要求也很嚴格。谷超豪、李大潛這些老師都是他的弟子。所以，在數學系，他是鼻祖，我們學生都很崇拜他。
我經常去看他，畢業以後我也每年都去看他。他給我們很多很好的教誨，不僅是怎麼做學問，而且是怎麼做人。蘇步青、夏道行、穀超豪，這些大知識份子，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特點，跟他們在一起，確實是感覺不一樣，給你一種人生的心理磨練。你就覺得是和一種精神境界高的人在一起，見賢思齊，與聖賢為伍。然後你就會不斷地提高自己，不僅提高自己的知識境界，也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當時在學校裡的很多老師，我們都很喜歡，特別尊重，甚至是崇拜。
時任復旦大學校長的蘇步青和李源潮聊天
從第一年起，我就是校三好學生，後面三年都是市三好學生。市三好學生每個系只有一個。我的考試沒有下過85分，只要有一門低於85分就不能評市三好學生。那個時候學習是非常艱苦的，很苦很累。我們七個人一個寢室，夏天非常熱，沒有電扇，熱得睡不著。我們只能去沖個涼，然後跑回去睡一會兒，要不然睡不著。
但是，這樣有個好處，曾經滄海難為水，到後面，再苦的事情、再沉重的擔子、再艱巨的挑戰，不也就是這樣麼，就不怕了。我後來最不怕的就是考試，像夏道行老師這樣的考試我都考過了，而且還是八九十分，不差。
大學給予你的不光是知識。還有，第一，給予你一種進取精神；第二，給予你一種研究方法；第三，給予你一種科學思路。當時孫芳烈老師介紹我們看一本書，叫《科學研究的藝術》。這本書非常好，是俄國科學家寫的。很薄一個小冊子，可是講了很多很好的東西，進取精神、研究方法、科學思路。
大學學數學讓我們學了一套理性思維。什麼事情人家講好，我總是說：“怎麼好？好在哪裡？”說富了富了，我說：“收入是多少？哪一類是多少？”分類，量化，這些都是學數學學出來的。很多人對我說：“你這個數學的邏輯思維特別強。”這就是學習的結果。
復旦幫助我走進了理性思維之門，在進復旦之前是沒這種感覺的。能改變一個人命運最大的最普遍的方式，就是進入大學。在復旦，入學就表示我的人生轉向另外一條路了。當時還是準備回去的，進了復旦以後才知道要統一分配，就不能指望回去了。統一分配，那希望做什麼呢？當時是希望留在學校裡，因為崇拜老師，所以想做大學教授。
但事實上呢，在復旦轉了一條路，並沒有像自己預想的那樣。因為我是共產黨員，進校後就被指定做團支部書記。後來團總支改選，照例團總支書記都是教師做的，我是團總支副書記的候選人。但由於種種原因，團總支書記候選人在選支委的時候落選了，系黨總支只能臨時把我推上去選團總支書記。選上團總支書記以後就一發不可收拾。
雖然大學畢業後留校，在管理系也做了一段教師，但還是走上了這條道路，做了五級團的書記，做了五個單位的党的書記。就此，這個書記就沒再離身。後來即使我到了國家部委，做了副部長，也是兼機關黨委書記。然後到省裡做副書記，到市里做書記，到省裡做書記。
反正在復旦之前沒做過書記，從進了復旦，到現在為止一直都是書記，也有二十七八年了，做了十個書記。但這個不是我進復旦的初衷。你本來想走進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人的一生，還是要服從社會的需要，不服從社會的需要，什麼事情也做不起來。
談起當時復旦的學風，我覺得主要是兩條：第一叫做勤奮踏實，第二叫做追求真理。勤奮踏實，第一是非常勤奮，第二是非常踏實，沒有人想弄點什麼花頭，而且從來沒有。哪怕你考試考得不好，也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就是自己功夫不到家。
學習從來不敢分心，考試之前去打個電話就可能考不好，就是一點都不能分心，叫做目不旁視。到考試期間，特別到後來考實變函數這種，真的目不旁視。複習階段，最後的考研究生的階段，有的同學，你對面看到他，他卻沒看到你，他腦子完全集中在思考數學問題上。
我們在二號樓，離數學樓很遠，考試期間去數學樓考場，一路上大家都不講話。不能講話，你一講話也許就把你腦子裡記的那些定理公式都沖跑了。沖跑了二十個公式裡的一個，你不就做不下去了嘛。
同時，大家也追求真理。大家不只是學習，我們也非常關心社會，關心真理。我們進校時還沒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儘管學業繁忙，但我和世經系的王戰，還是一起成立了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小組。盧新華寫的《傷痕》，影響很大，這都是我們身邊的同屆同學。
當時整個大學裡面就是一種處變不驚的氛圍，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做了什麼事情也沒什麼了不起。哪一個大人物你都能接觸，像過去我們只能在書上看到的蘇步青先生，你也能跟他接觸，跟他討論問題，但是你還是那個普通的學生。大學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場所，有一種包容與活躍，有一種自由進取的氛圍，有不論權威還是新生之間的討論和交融，這在社會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
現在的復旦比我入校時，一個是大了，校園大了；一個是高了，那些教學樓高了；還有就是廣了，復旦教授研究的範圍廣了。至於復旦的精神，我認為是“旦復旦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一個學校的優良傳統，一個民族的優秀精神，會長久地發揮作用。
我希望復旦人保持一種創業的熱情，創新的勇氣，創優的追求。現在復旦人這麼多，我相信要比我們那一代有更大的作為，但是最終還要靠實踐的檢驗。
晚上能當白天用。如果說上帝要恩賜的話，我們需要的就是時間。時間流逝了十年，才知道時間之寶貴；因為沒有機會能夠進學堂，所以才覺得能進學府的不易。這是那時一代人的感情，一代人的思想。
儘管後來知道中國的高考就此開了閘門，但當時78級有沒有還不知道呢。十年裡能進入大學的人，連百分之一都沒有，更不要說進復旦了。所以大家特別珍惜這樣的機會，拼命地學習。學校老師講，解放後從來沒有見到過這麼勤奮的一屆學生。開始的時候是晚上十點半熄燈。大家吵著說，十點半怎麼行呢？功課做不完，怎麼辦？難道讓大家都打電筒啊？
我當時還作為學生代表，專門找了蘇步青校長，把這個事情和他說了。蘇校長說，來日方長，既要學習，還要注重身體，健康也是學生必要的。後來還是把熄燈時間延遲了一點，教室十點半熄燈，寢室十一點熄燈。
十一點鐘熄燈以後，一、二號樓前面的路燈下面全是人，都是數學系的。我們大部隊都在路燈底下，大家讀外語什麼的，學習非常勤奮。晚上夜深人靜，容易集中精神，問題是早上起不來。我記得當時每天早上我們寢室裡面都要睡懶覺，全部睡到最後一分鐘。
但是又不能不吃早飯。所以，每天早上派一個人去食堂裡買饅頭，一人一個。離上課還差五分鐘的時候，打第一遍鈴，大家起來，拿著饅頭往教室跑。所以我養成了一個習慣，晚上熬夜，早上起不來，不吃早飯，至今還是這個習慣。
我現在外語也還可以，人家都以為我出去留學過。後來，我是在哈佛學過一段時間，不過我的外語不是在國外學的，而是在復旦學的，完全是“路燈底下的外語”。那個時候學外語很難，最難的就是單詞記不住。不過也好，一旦把它記住了，就比較牢固，過了幾十年還能用。
我最喜歡兩門課。一是數學分析。數學分析是最有用的學問。所有你能夠感覺到的問題，用數學分析一分析，很多事情難的就變成容易的了。二是概率論。概率論是最奇妙的學問。
當時教數學分析的老師，一位是李賢平老師，一位是歐陽光中老師。歐陽老師教課教得最好，同學們第一愛聽。他講課清晰，吸引人，讓你覺得不僅是進入了一個科學殿堂，也是進入了一個藝術殿堂。他把數學的美全部講出來了。他的課，那不叫講課，是講課藝術。李賢平老師、教概率論的汪嘉岡老師，還有很多老師，課也講得很好。
講得很好的老師中，有的也很讓我們害怕，比如像夏道行老師。夏道行老師是一個很有特點的老師。他教實變函數，課講得很好，但考試特難。考試前他不給大家複習，也不說要複習什麼，就說不難不難。
到考試的時候卻不得了，一共只考一個半題目，叫你證明一個定理，還有半個題目大概是送分的。他叫我們證明一個類似書上的定理，書上用了二十多頁來證明。我記得實變函數是很厚的一本書，是夏老師自己寫的，一共就學三個定理，一個定理要講好多次，從這個引理引到那個引理，引來引去，最後得出一個結論。考試考到兩個小時，大家誰也不交卷，都沒考出來。
夏道行老師雖然題目出得很難，但人很隨和，便說“好，你們不交，那你們就再考吧”，一直考到吃飯，“十二點都過了，你們還是交吧。”最後，大家都交了，求著說“夏先生，這個太難了，你把我們都考糊了”。夏先生不緊不慢地說：“你們別害怕，我讓你們都及格。”過去二三十年了，這門課的內容我現在已經印象不深了，但夏道行老師的風格給我的印象還是比較深的。
印象比較深的還有哥德巴赫猜想。我們進校的時候，老師就說：“你們千萬不要碰哥德巴赫猜想，這東西害人的。你們現在的水準，根本就不可能做這個東西。等你們四年畢業，有你們研究的。”我們都記下了。
但是社會上寄到數學系來的東西不得了啊，說哥德巴赫猜想他解決了。我還看到一個人以哲學的方式來解決“1＋1＝2”。系裡就把這些東西發給學生看，說：“你們的任務就是把它看出問題來。”我當時還看了好幾份這樣的東西。你完全可以不睬他，但他不就永遠鑽牛角尖了嗎？所以你要給他找出問題，讓他死了心。
當時，學校裡有兩位老師給我印象很深。一位是我們的系主任谷超豪老師。有一次，我們去聽丘成桐教授的講座，講的是微積分的思想。講座結束後，谷先生出來介紹丘成桐，隨後就和大家一起出來了。當時我向他問了一個我們沒學過的問題，谷先生就問我怎麼注意到這個問題的。我說是在《希爾伯特的抽象幾何》中看到的。
課堂上的谷超豪教授
谷先生聽了之後說：“你能看這個，不錯啊！”他就建議我看《數學的思想意義和方法》，一共三卷。這是他在莫斯科留學的時候看的書，是很經典的著作。我和他就這樣認識了，一直到現在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他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學問很深，為人非常謙和，待人非常厚道。
第二位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老師，叫孫芳烈。這個老師確實非常好，非常關心愛護學生，從學業到身心，一直到做人，真正是學生的導師。數學系許許多多老師對我的幫助都很大，但是對我們整個班級學生幫助最大的，首推孫芳烈老師。我們這個班上現在成名的也不少，數學系前後兩任系主任雍炯敏老師和吳宗敏老師都是我的同學，在外國的也有很多。要說大家在學校裡對哪個老師印象最深，能有交集、能取得共識的一定是孫芳烈老師。
孫老師對學生非常好，一是她有一顆母儀之心，寬愛所有的學生，不管是年紀大還是年紀小的學生；二是她確實非常認真負責，一心撲在學生身上，幫助學生適應大學生活。在這一點上，我們全班同學都很感激她。她既是班主任，又是數學教師，輔導我們數學分析。當時在數學系教我們的都是名教授，但孫老師是做輔導課做得最好的。
所以，第一學年我們班數學分析考試有14個100分。蘇校長為什麼對我們印象深，包括我在內？就是這個原因。他說：“他們這個班不得了啊，14個100分。”那時我們都不知道數學分析考試14個100分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大家的要求也很高，要是考85分，那就完了，就抬不起頭來了。80分以下，就覺得是不及格了。所以，當時大家學習很努力。那個時候在大學裡學數學，你不進取就等著落後吧。你一個環節不進取，全學期就下來了；你一個學期下來，全學年就下來了；一個學年下來，大學就全下來了。這個就是山外青山樓外樓，爭得上游莫驕傲，還有英雄在前頭。就是這樣，大家都往前走。
要說復旦歷史上我最佩服的，那還是蘇步青先生。他博學厚德，為人師表。我在復旦的幾年，蘇先生一直是我們的校長。他最關心的或者說他的寵兒就是數學系。在數學系裡他最驕傲的，就是我們這一屆學生。他對我們的要求也很嚴格。谷超豪、李大潛這些老師都是他的弟子。所以，在數學系，他是鼻祖，我們學生都很崇拜他。
我經常去看他，畢業以後我也每年都去看他。他給我們很多很好的教誨，不僅是怎麼做學問，而且是怎麼做人。蘇步青、夏道行、穀超豪，這些大知識份子，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特點，跟他們在一起，確實是感覺不一樣，給你一種人生的心理磨練。你就覺得是和一種精神境界高的人在一起，見賢思齊，與聖賢為伍。然後你就會不斷地提高自己，不僅提高自己的知識境界，也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當時在學校裡的很多老師，我們都很喜歡，特別尊重，甚至是崇拜。
時任復旦大學校長的蘇步青和李源潮聊天
從第一年起，我就是校三好學生，後面三年都是市三好學生。市三好學生每個系只有一個。我的考試沒有下過85分，只要有一門低於85分就不能評市三好學生。那個時候學習是非常艱苦的，很苦很累。我們七個人一個寢室，夏天非常熱，沒有電扇，熱得睡不著。我們只能去沖個涼，然後跑回去睡一會兒，要不然睡不著。
但是，這樣有個好處，曾經滄海難為水，到後面，再苦的事情、再沉重的擔子、再艱巨的挑戰，不也就是這樣麼，就不怕了。我後來最不怕的就是考試，像夏道行老師這樣的考試我都考過了，而且還是八九十分，不差。
大學給予你的不光是知識。還有，第一，給予你一種進取精神；第二，給予你一種研究方法；第三，給予你一種科學思路。當時孫芳烈老師介紹我們看一本書，叫《科學研究的藝術》。這本書非常好，是俄國科學家寫的。很薄一個小冊子，可是講了很多很好的東西，進取精神、研究方法、科學思路。
大學學數學讓我們學了一套理性思維。什麼事情人家講好，我總是說：“怎麼好？好在哪裡？”說富了富了，我說：“收入是多少？哪一類是多少？”分類，量化，這些都是學數學學出來的。很多人對我說：“你這個數學的邏輯思維特別強。”這就是學習的結果。
復旦幫助我走進了理性思維之門，在進復旦之前是沒這種感覺的。能改變一個人命運最大的最普遍的方式，就是進入大學。在復旦，入學就表示我的人生轉向另外一條路了。當時還是準備回去的，進了復旦以後才知道要統一分配，就不能指望回去了。統一分配，那希望做什麼呢？當時是希望留在學校裡，因為崇拜老師，所以想做大學教授。
但事實上呢，在復旦轉了一條路，並沒有像自己預想的那樣。因為我是共產黨員，進校後就被指定做團支部書記。後來團總支改選，照例團總支書記都是教師做的，我是團總支副書記的候選人。但由於種種原因，團總支書記候選人在選支委的時候落選了，系黨總支只能臨時把我推上去選團總支書記。選上團總支書記以後就一發不可收拾。
雖然大學畢業後留校，在管理系也做了一段教師，但還是走上了這條道路，做了五級團的書記，做了五個單位的党的書記。就此，這個書記就沒再離身。後來即使我到了國家部委，做了副部長，也是兼機關黨委書記。然後到省裡做副書記，到市里做書記，到省裡做書記。
反正在復旦之前沒做過書記，從進了復旦，到現在為止一直都是書記，也有二十七八年了，做了十個書記。但這個不是我進復旦的初衷。你本來想走進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人的一生，還是要服從社會的需要，不服從社會的需要，什麼事情也做不起來。
談起當時復旦的學風，我覺得主要是兩條：第一叫做勤奮踏實，第二叫做追求真理。勤奮踏實，第一是非常勤奮，第二是非常踏實，沒有人想弄點什麼花頭，而且從來沒有。哪怕你考試考得不好，也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就是自己功夫不到家。
學習從來不敢分心，考試之前去打個電話就可能考不好，就是一點都不能分心，叫做目不旁視。到考試期間，特別到後來考實變函數這種，真的目不旁視。複習階段，最後的考研究生的階段，有的同學，你對面看到他，他卻沒看到你，他腦子完全集中在思考數學問題上。
我們在二號樓，離數學樓很遠，考試期間去數學樓考場，一路上大家都不講話。不能講話，你一講話也許就把你腦子裡記的那些定理公式都沖跑了。沖跑了二十個公式裡的一個，你不就做不下去了嘛。
同時，大家也追求真理。大家不只是學習，我們也非常關心社會，關心真理。我們進校時還沒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儘管學業繁忙，但我和世經系的王戰，還是一起成立了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小組。盧新華寫的《傷痕》，影響很大，這都是我們身邊的同屆同學。
當時整個大學裡面就是一種處變不驚的氛圍，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做了什麼事情也沒什麼了不起。哪一個大人物你都能接觸，像過去我們只能在書上看到的蘇步青先生，你也能跟他接觸，跟他討論問題，但是你還是那個普通的學生。大學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場所，有一種包容與活躍，有一種自由進取的氛圍，有不論權威還是新生之間的討論和交融，這在社會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
現在的復旦比我入校時，一個是大了，校園大了；一個是高了，那些教學樓高了；還有就是廣了，復旦教授研究的範圍廣了。至於復旦的精神，我認為是“旦復旦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一個學校的優良傳統，一個民族的優秀精神，會長久地發揮作用。
我希望復旦人保持一種創業的熱情，創新的勇氣，創優的追求。現在復旦人這麼多，我相信要比我們那一代有更大的作為，但是最終還要靠實踐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