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5年開始， 他在杭州籌畫， 創建一所民辦大學， 即“西湖大學”。 一個月前， 他又放出“豪言”：到2019年年底， 西湖大學師資規模， 將超過擁有24位諾貝爾獎， 獲得者的洛克菲勒大學， 教師科研水準很可能成為中國之最；5年後， 教師科研水準比肩， 東京大學、清華、北大等知名學府， 成為亞洲一流；15年後， 在各項指標上， 和加州理工大學媲美， 成為世界範圍內最好的大學之一。
許多人以為他就是說說而已， 沒想到剛剛， 他居然請辭了， 多少人夢寐以求的清華副校長職務。 只為全職執掌西湖大學。
他說：這是為了將全部精力投入到，
1967年5月5日， 他生於河南鄭州， 父親是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讀的本科，
他出生時正趕上， 河南省“文革”高潮， 然後就是武鬥， 在那個人人給孩子取名叫“文革”、“敬東”、“頌東”的年代， 父親卻為他取名為“一公”， 希望他長大以後能一心為公。
他說：父親賦予我這個名字的寓意， 在我一生中的很多重要關頭， 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的選擇。
兩歲半時， 他跟隨父母下放到河南省， 駐馬店地區汝南縣老君廟鄉的小郭莊。 母親告訴他， 全家被下放的重要原因， 是受“走資派”爺爺的牽連和影響， “文革”期間爺爺在“四人幫”的監獄裡， 被關押折磨了整整4年半。 而他們全家被下放後就一直住在牛棚裡， 直到1972年離開鄭州小郭莊， 牛棚已成為他童年記憶裡， 最溫暖的第一個家。
他一生將父親視為最崇拜的偶像， 父親聰明， 性格爽朗， 無所不能， 為了讓家人住得更舒適一些， 父親弄來高粱杆、石灰、黃膠泥， 把牛棚裝修一新， 還隔出好幾個小房間。 父親還是個很出色的裁縫， 理髮師， 他說：“我從沒有去過理髮店，
到小學畢業， 也幾乎沒有買過一件衣服， 大多數是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 而哥哥姐姐的幾乎所有衣褲和我過年時， 偶爾驚喜獲得的新衣服， 都是由父親親手裁剪縫紉的。 ”
除了剪髮和裁衣， 父親還有一手好的木工手藝， 上世紀70年代， 他家裡用的， 床、櫃子、桌子、椅子等大部分傢俱， 都是父親親手製作的。 父親還當過老師， 數學物理都會......父親還很熱心， 鄰里鄉親遇到困難， 他總是第一時間去幫忙。
1977年恢復高考， 父親輔導表姐、表哥、大姐認真複習數理化， 給他們講解方程式、熱力學， X、Y、Z……他當時一點兒都聽不懂， 但感覺科學真酷， 父親對孩子們既慈祥又嚴格， 他總是希望孩子們能夠做得再好一點， 不能知足常樂。
這種耳濡目染的成長環境， 對他潛移默化的影響非常大。 他打小就不讓父母操心， 開啟了開掛模式， 是個妥妥的大！學！霸！從小學到高中成績都是第一名， 1985年被保送到清華生物系， 成為生物系複系後的首屆本科生。
即使是在眾星薈萃的清華園， 他仍然秒殺其他同學， 年年都名列年級第一，無人能夠撼動。有人說，成績好有什麼用？還不是書呆子嗎？可他徹底顛覆了你的想像。
他不僅成績好，還是運動健將，跑步、游泳、滑雪……都不在話下，他在清華校運動會上多次創下競走紀錄，一直到他從清華畢業五年後，紀錄才被人打破。
他說：他一直為了不讓父親失望，而努力學習和進取，從小到大一直到清華畢業至今，對他影響最深的人就是父親，而真正意識到這一點，是30年前的那一天，1987年，也成了他命運的轉捩點，一場悲劇深深地傷透了他的心。
1987年9月21日，當時他還在清華讀書，父親卻在河南老家意外被車撞倒，還好這位司機有良心，沒有肇事逃逸，以最快速度將父親送到醫院。剛到醫院時，父親的血壓心跳都正常，只要及時醫治完全能夠得救。但是，醫院急救室的那位醫生，卻告訴肇事司機：必須先交500元押金才能救人。
司機急得四處找人，用了4個半小時，才好不容易籌到500塊錢，可他父親的生命，卻在等待的過程中悄然消逝了……得知噩耗後，他悲痛欲絕，那是他多麼崇拜，多麼深愛的父親啊。而父親卻在醫院的急救室裡，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救治，沒有留下一句遺言，也再沒有睜開眼睛，看他兒子一眼，就離開了。
這個事對於當時還是學生的他，打擊太大了，他無法承受突然失去父親的痛苦，淩晨三四點跑到空曠的圓明園內，一個人抒發心中的悲憤，
他的世界傾覆、價值觀崩潰了。整整一年多時間，他常常夜不能寐，好不容易睡著也會做噩夢：醫護人員的天職不是救死扶傷嗎？為什麼見死不救？不救救我的父親？！
這個曾經積極向上的少年，開始怨恨痛恨整個中國社會，那時他還思考了許多辦法，想報復那家醫院和見死不救的醫生。可是，後來每當他想起，父親為自己取的名字時，他就抑制住了內心的衝動。
漸漸地，他想通了：這樣的悲劇不止於我一個家庭，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經歷像我一樣，生離死別的人為悲劇。
父親活著的時候，總是在不遺餘力地，幫助著鄰里鄉親和周邊許多人，以自己的善良付出給這個世界，帶來溫暖和關愛，我更應該子承父志，如果自己真的有抱負，敢擔當，就應該去用行動去改變社會，讓父親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
從此，他更加努力地學習，1989年，他從清華提前一年畢業。1990年初，他獲全額獎學金，入美國十大名校之一的霍普金斯大學。
1997年，還未完成博士後研究課題的他，就被美國常春藤八大名校之一的，普林斯頓大學聘為助理教授；1998年，他在普林斯頓創建了獨立實驗室，因為研究成果，他被國際蛋白質學會，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學家獎，他也成為該獎項設立以來的首位華裔學者。
2003年，年僅36歲的他又成為了，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他年輕且學術造詣深厚，成了世界各個頂級大學爭相競聘的物件，為了他這個難得的人才，普林斯頓給他，
提供了無比優厚的條件：他的實驗室面積是普林斯頓，分子生物學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他的科研基金是系裡最高的，除學校給予他穩定的資金支援外，他申請了11次美國國家基金，10次中標。
生活上就更不必說了，學校為他買了500平米的獨棟別墅，2007年，他又被授予普林斯頓大學，最高級別的教授職位，終身講席教授。
然而2008年，意氣風發的他，卻在眾人喝彩聲中突然掉頭，選擇“裸奔”回國，為清華大學全職工作，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教授、博導。
這個消息震驚了全世界，掀起軒然大波，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伯特·奧斯丁驚呼：“他是我們的明星，我覺得他完全瘋了。”
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更是極力挽留他：只要你願意在大學保留半職，你就能獲得高達1000萬美元的經費支持。作為一個科學家，美國可以為你，去為全人類做貢獻，提供最好的科研支援。
朋友們也都苦口婆心地勸他：“你現在豪情萬丈，但用不了兩年，就會被國內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顏色。”而在更多其他人的眼裡，擁有美國綠卡，那是多少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夢想啊。
可他卻堅定地說：科學無國界，但是科學家卻是有祖國的。回國就是回家，國內學術界的潛規則，改變不了我幾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兩年後不會改，20年後也不會改……
他回國後，也迅速引爆了輿論，許多人都懷疑他目的不純。有人說，他是回來撈錢的；有人說，他想帶回自己的學術親信。
面對質疑他感到很傷心，難以理解：回國就是出於一種特別樸素的感情，有什麼好奇怪的呢？想幹一些實事，懷著滿腔熱忱，為什麼會招來這些不明不白的非議？他決定，用事實和行動來證明這一切。
他在清華白手起家，從儀器都設備，一點一點開始重新創建實驗室。他不止一次地在公開場合提到過，自己回國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育人。
培養一批有理想、敢擔當的年輕人，在他們可塑性還較高的時候去影響他們，希望清華的學生在增強專業素質、追求個人價值的同時，讓他們清楚而堅定地從內心深處意識到，自己對於這個國家和民族義不容辭的責任，承載起中華民族實現強國大夢之重任！
他手把手地親自教學生做實驗，給本科生上課，每年將近100個課時。他的教育方法很另類，喜歡鼓勵學生有理有據地跟他唱“反調”，甚至慫恿學生挑戰他，盡力啟發學生的思維，在他看來，學生就應該有個性。
私底下，他還是學生的好朋友，他常常組織學生去爬山，課餘時間與學生討論任何問題，關心學生要吃好穿暖…在這個娛樂至死的年代，
他清醒地教育學生：讓價值觀回歸理性，不再用金錢作為衡量成功的唯一指標，而是去問自己，是否真正在為人類社會創造價值，對百姓、國家、乃至世界的意義何在？用科學報國，才是一個科學家最大的榮耀。
他說：現在學生受物質主義衝擊太厲害了，我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學生們覺得做科研很酷，而不是賺錢很酷。
在他的影響下，他的學生們，在為自己奮鬥的同時，心裡還裝著一些自己之外的東西，以天下事為己任，驅使他們堅定地往前走。
回國後除了育人，他在科學研究上也是碩果累累，在《細胞》《自然》《科學》這世界三大頂級刊物上發表論文十多篇。
2014年，還榮獲了瑞典皇家學院頒發的愛明諾夫獎，這是該獎第一次頒給中國科學家。更有研究成果，被國際同行，認為已經達到了“諾獎級”水準。
但是回國一段時間後，他一邊搞研究，一邊觀察國內實際狀況，他也親眼目睹、經歷了許多潛規則，從心裡深處為祖國感到焦急。
有話直說的他不止一次地，公開表達對國內教育與學術狀況的觀點：他說：當今中國是經濟強，但科技弱，如今我們的GDP已經全球第二，但是看技術革新和基礎研究的創新能力，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卻排在20名開外。
有人會說我們都上天攬月、下海捉鱉了，怎麼可能創新不夠，我們都高鐵遍地開花了，怎麼可能科技實力排在20名開外？
而他說：你看到的指標和現象，這是經濟實力決定的，不是科技實力決定的。我們占的是什麼優勢，我們占的是經濟體量的優勢。
而在學術上，一些學者利用自己的名望，在與自己無關的科研成果中掛名。不誠實比巨大的科學錯誤更可恥。有的教授帶了很多研究生，但忙於各種非學術類事務，根本沒時間指導學生。
這樣的國內環境，讓他憂心忡忡，於是他一肩挑起了三職：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校長助理、北京市衛計委副主任。
結果這讓他遭受了更大的質疑和攻擊，人們都罵他根本就是為了從政才回國的，更有記者犀利地問：“你究竟是更願意做一個體制的改革者，還是只做一個純粹的科學家？”
而他堅定地說：“為了科研能做好，有必要做一點前者。”他並不希望被行政事務捆住手腳，可不做的話，他就無法為學生，在人事改革、教學改革上盡一份力。
中國的教育到底有沒有毛病？他說：有！因為中國大學裡根本的導向出了大問題，那麼怎麼辦？
原來他回國除了為祖國搞科研，更是在醞釀一個，能撼動全中國的驚世計畫，那就是：在中國創建世界一流的大學。
他說：世界一流大學是一個國家，在世界舞臺上全面崛起的根本前提。一百多年前，美國沒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學，其大學實力遠在歐洲列強之後。
在隨後的一百年裡，美國利用其雄厚的財力國力，全力發展其大學體系。五十年前，美國高等教育已經稱雄世界。
如果沒有世界一流的大學，一個大國可以在某個方面取得突破，一個小國也可以達到全國富裕。但是縱觀近代世界歷史，沒有任何一個大國，科研在高等教育落後的情況下，能真正成為全面領先的世界強國。
他深深明白，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而中國的整體教授水準，和西方發達國家存在很大差距，於是，他向中央提交了關於引進高水準人才、實施新時期人才佈局的建議。隨後，中國才正式開始實施迄今為止，最高級別的大規模人才引進計畫：“千人計畫”。
在中國的大學體制上，他倡議：
教育部應該給大學鬆綁，大學多樣化，政府不要把手伸的太長，不要一刀切，不要每個學校都就業引導，每個學校都用就業這個指標考核領導，這對大學會有嚴重的干擾。
而他作為學術界的領軍人物，也引發了一場轟動的“施一公效應”，影響了一批批海外學者回到祖國效力。他們中很多人直言“施一公都回來了，我還有什麼可說的？”
就連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期間，培養的優秀學生顏甯、柴繼傑、吳嘉煒等也紛紛選擇回國。
清華大學的生命科學學科，今天在他的帶領下，從只有40多個獨立實驗室增加到了120多個。2010年，一支世界一流學者，組成的國際評估組來到清華，
評估的結果是：清華大學生命學科發展態勢很好，其中結構生物學學科已達到世界一流水準。短短5年，他就先後把全球70多名，優秀人才引回了清華大學全職工作。
從前都是中國痛呼人才流失，而現在因為他，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紐約時報》驚呼：“也許因為施一公，中國對美國的智力流失開始反轉了！”他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教育的曙光。
中國有這樣的，科學家，教育家，官員，那麼中國的教育，一定光明無限好！如今，在教育改革，科研改革的漫漫長途上，他還在繼續奮力前行著。
他曾說過：我深深地懷念我的父親，也希望自己能有，像父親一樣的大愛和情懷。父親的吟唱似乎就在我的耳邊：
今日痛飲慶功酒，壯志未酬誓不休；來日方長顯身手，甘灑熱血寫春秋！
科學為夢，一心為公，一個我們這個時代傑出的科學家，一個沸騰著熱血的風一樣的男子！
施一公，我們向你這樣的優秀中國科學家，致敬！點贊！
年年都名列年級第一，無人能夠撼動。有人說，成績好有什麼用？還不是書呆子嗎？可他徹底顛覆了你的想像。他不僅成績好，還是運動健將，跑步、游泳、滑雪……都不在話下，他在清華校運動會上多次創下競走紀錄，一直到他從清華畢業五年後，紀錄才被人打破。
他說：他一直為了不讓父親失望，而努力學習和進取，從小到大一直到清華畢業至今，對他影響最深的人就是父親，而真正意識到這一點，是30年前的那一天，1987年，也成了他命運的轉捩點，一場悲劇深深地傷透了他的心。
1987年9月21日，當時他還在清華讀書，父親卻在河南老家意外被車撞倒，還好這位司機有良心，沒有肇事逃逸，以最快速度將父親送到醫院。剛到醫院時，父親的血壓心跳都正常，只要及時醫治完全能夠得救。但是，醫院急救室的那位醫生，卻告訴肇事司機：必須先交500元押金才能救人。
司機急得四處找人，用了4個半小時，才好不容易籌到500塊錢，可他父親的生命，卻在等待的過程中悄然消逝了……得知噩耗後，他悲痛欲絕，那是他多麼崇拜，多麼深愛的父親啊。而父親卻在醫院的急救室裡，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救治，沒有留下一句遺言，也再沒有睜開眼睛，看他兒子一眼，就離開了。
這個事對於當時還是學生的他，打擊太大了，他無法承受突然失去父親的痛苦，淩晨三四點跑到空曠的圓明園內，一個人抒發心中的悲憤，
他的世界傾覆、價值觀崩潰了。整整一年多時間，他常常夜不能寐，好不容易睡著也會做噩夢：醫護人員的天職不是救死扶傷嗎？為什麼見死不救？不救救我的父親？！
這個曾經積極向上的少年，開始怨恨痛恨整個中國社會，那時他還思考了許多辦法，想報復那家醫院和見死不救的醫生。可是，後來每當他想起，父親為自己取的名字時，他就抑制住了內心的衝動。
漸漸地，他想通了：這樣的悲劇不止於我一個家庭，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經歷像我一樣，生離死別的人為悲劇。
父親活著的時候，總是在不遺餘力地，幫助著鄰里鄉親和周邊許多人，以自己的善良付出給這個世界，帶來溫暖和關愛，我更應該子承父志，如果自己真的有抱負，敢擔當，就應該去用行動去改變社會，讓父親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
從此，他更加努力地學習，1989年，他從清華提前一年畢業。1990年初，他獲全額獎學金，入美國十大名校之一的霍普金斯大學。
1997年，還未完成博士後研究課題的他，就被美國常春藤八大名校之一的，普林斯頓大學聘為助理教授；1998年，他在普林斯頓創建了獨立實驗室，因為研究成果，他被國際蛋白質學會，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學家獎，他也成為該獎項設立以來的首位華裔學者。
2003年，年僅36歲的他又成為了，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他年輕且學術造詣深厚，成了世界各個頂級大學爭相競聘的物件，為了他這個難得的人才，普林斯頓給他，
提供了無比優厚的條件：他的實驗室面積是普林斯頓，分子生物學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他的科研基金是系裡最高的，除學校給予他穩定的資金支援外，他申請了11次美國國家基金，10次中標。
生活上就更不必說了，學校為他買了500平米的獨棟別墅，2007年，他又被授予普林斯頓大學，最高級別的教授職位，終身講席教授。
然而2008年，意氣風發的他，卻在眾人喝彩聲中突然掉頭，選擇“裸奔”回國，為清華大學全職工作，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教授、博導。
這個消息震驚了全世界，掀起軒然大波，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伯特·奧斯丁驚呼：“他是我們的明星，我覺得他完全瘋了。”
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更是極力挽留他：只要你願意在大學保留半職，你就能獲得高達1000萬美元的經費支持。作為一個科學家，美國可以為你，去為全人類做貢獻，提供最好的科研支援。
朋友們也都苦口婆心地勸他：“你現在豪情萬丈，但用不了兩年，就會被國內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顏色。”而在更多其他人的眼裡，擁有美國綠卡，那是多少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夢想啊。
可他卻堅定地說：科學無國界，但是科學家卻是有祖國的。回國就是回家，國內學術界的潛規則，改變不了我幾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兩年後不會改，20年後也不會改……
他回國後，也迅速引爆了輿論，許多人都懷疑他目的不純。有人說，他是回來撈錢的；有人說，他想帶回自己的學術親信。
面對質疑他感到很傷心，難以理解：回國就是出於一種特別樸素的感情，有什麼好奇怪的呢？想幹一些實事，懷著滿腔熱忱，為什麼會招來這些不明不白的非議？他決定，用事實和行動來證明這一切。
他在清華白手起家，從儀器都設備，一點一點開始重新創建實驗室。他不止一次地在公開場合提到過，自己回國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育人。
培養一批有理想、敢擔當的年輕人，在他們可塑性還較高的時候去影響他們，希望清華的學生在增強專業素質、追求個人價值的同時，讓他們清楚而堅定地從內心深處意識到，自己對於這個國家和民族義不容辭的責任，承載起中華民族實現強國大夢之重任！
他手把手地親自教學生做實驗，給本科生上課，每年將近100個課時。他的教育方法很另類，喜歡鼓勵學生有理有據地跟他唱“反調”，甚至慫恿學生挑戰他，盡力啟發學生的思維，在他看來，學生就應該有個性。
私底下，他還是學生的好朋友，他常常組織學生去爬山，課餘時間與學生討論任何問題，關心學生要吃好穿暖…在這個娛樂至死的年代，
他清醒地教育學生：讓價值觀回歸理性，不再用金錢作為衡量成功的唯一指標，而是去問自己，是否真正在為人類社會創造價值，對百姓、國家、乃至世界的意義何在？用科學報國，才是一個科學家最大的榮耀。
他說：現在學生受物質主義衝擊太厲害了，我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學生們覺得做科研很酷，而不是賺錢很酷。
在他的影響下，他的學生們，在為自己奮鬥的同時，心裡還裝著一些自己之外的東西，以天下事為己任，驅使他們堅定地往前走。
回國後除了育人，他在科學研究上也是碩果累累，在《細胞》《自然》《科學》這世界三大頂級刊物上發表論文十多篇。
2014年，還榮獲了瑞典皇家學院頒發的愛明諾夫獎，這是該獎第一次頒給中國科學家。更有研究成果，被國際同行，認為已經達到了“諾獎級”水準。
但是回國一段時間後，他一邊搞研究，一邊觀察國內實際狀況，他也親眼目睹、經歷了許多潛規則，從心裡深處為祖國感到焦急。
有話直說的他不止一次地，公開表達對國內教育與學術狀況的觀點：他說：當今中國是經濟強，但科技弱，如今我們的GDP已經全球第二，但是看技術革新和基礎研究的創新能力，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卻排在20名開外。
有人會說我們都上天攬月、下海捉鱉了，怎麼可能創新不夠，我們都高鐵遍地開花了，怎麼可能科技實力排在20名開外？
而他說：你看到的指標和現象，這是經濟實力決定的，不是科技實力決定的。我們占的是什麼優勢，我們占的是經濟體量的優勢。
而在學術上，一些學者利用自己的名望，在與自己無關的科研成果中掛名。不誠實比巨大的科學錯誤更可恥。有的教授帶了很多研究生，但忙於各種非學術類事務，根本沒時間指導學生。
這樣的國內環境，讓他憂心忡忡，於是他一肩挑起了三職：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校長助理、北京市衛計委副主任。
結果這讓他遭受了更大的質疑和攻擊，人們都罵他根本就是為了從政才回國的，更有記者犀利地問：“你究竟是更願意做一個體制的改革者，還是只做一個純粹的科學家？”
而他堅定地說：“為了科研能做好，有必要做一點前者。”他並不希望被行政事務捆住手腳，可不做的話，他就無法為學生，在人事改革、教學改革上盡一份力。
中國的教育到底有沒有毛病？他說：有！因為中國大學裡根本的導向出了大問題，那麼怎麼辦？
原來他回國除了為祖國搞科研，更是在醞釀一個，能撼動全中國的驚世計畫，那就是：在中國創建世界一流的大學。
他說：世界一流大學是一個國家，在世界舞臺上全面崛起的根本前提。一百多年前，美國沒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學，其大學實力遠在歐洲列強之後。
在隨後的一百年裡，美國利用其雄厚的財力國力，全力發展其大學體系。五十年前，美國高等教育已經稱雄世界。
如果沒有世界一流的大學，一個大國可以在某個方面取得突破，一個小國也可以達到全國富裕。但是縱觀近代世界歷史，沒有任何一個大國，科研在高等教育落後的情況下，能真正成為全面領先的世界強國。
他深深明白，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而中國的整體教授水準，和西方發達國家存在很大差距，於是，他向中央提交了關於引進高水準人才、實施新時期人才佈局的建議。隨後，中國才正式開始實施迄今為止，最高級別的大規模人才引進計畫：“千人計畫”。
在中國的大學體制上，他倡議：
教育部應該給大學鬆綁，大學多樣化，政府不要把手伸的太長，不要一刀切，不要每個學校都就業引導，每個學校都用就業這個指標考核領導，這對大學會有嚴重的干擾。
而他作為學術界的領軍人物，也引發了一場轟動的“施一公效應”，影響了一批批海外學者回到祖國效力。他們中很多人直言“施一公都回來了，我還有什麼可說的？”
就連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期間，培養的優秀學生顏甯、柴繼傑、吳嘉煒等也紛紛選擇回國。
清華大學的生命科學學科，今天在他的帶領下，從只有40多個獨立實驗室增加到了120多個。2010年，一支世界一流學者，組成的國際評估組來到清華，
評估的結果是：清華大學生命學科發展態勢很好，其中結構生物學學科已達到世界一流水準。短短5年，他就先後把全球70多名，優秀人才引回了清華大學全職工作。
從前都是中國痛呼人才流失，而現在因為他，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紐約時報》驚呼：“也許因為施一公，中國對美國的智力流失開始反轉了！”他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教育的曙光。
中國有這樣的，科學家，教育家，官員，那麼中國的教育，一定光明無限好！如今，在教育改革，科研改革的漫漫長途上，他還在繼續奮力前行著。
他曾說過：我深深地懷念我的父親，也希望自己能有，像父親一樣的大愛和情懷。父親的吟唱似乎就在我的耳邊：
今日痛飲慶功酒，壯志未酬誓不休；來日方長顯身手，甘灑熱血寫春秋！
科學為夢，一心為公，一個我們這個時代傑出的科學家，一個沸騰著熱血的風一樣的男子！
施一公，我們向你這樣的優秀中國科學家，致敬！點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