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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3歲以下幼兒超355萬,誰來帶?省人大代表吳旭:或探索公辦社區托育網點

媽媽們的產假休不了那麼久,幼稚園又不接收3歲以下的嬰幼兒。 隨著全面兩孩政策的放開, 誰來帶孩子, 成為中國家庭面臨的新問題。

資料顯示, 截至目前, 四川全省3歲以下嬰幼兒的總人數已經超過355.23萬人, 為歷年以來的最高值。 嬰幼兒照護的家庭負擔過重問題突出, 0-3歲嬰幼兒照護社會化的需求巨大, 相應的托育服務供給不足。

基於大量走訪和調研, 四川省人大代表、四川省婦聯主席吳旭提出, 幼兒托育需求國內普遍供給不足, 這個問題不能單憑政府的力量就能解決的。 她希望由政府主導, 明確主管部門, 多部門協作, 制定公共托育服務的法規政策以及規範標準, 吸引各方力量參與進來。 儘快構建四川省0-3歲嬰幼兒公共托育服務體系。

調查

超過二成女性被迫中斷或者辭去工作

六成以上家庭希望孩子能接受專業托育

通過省婦聯對成都、綿陽、廣元、涼山等十個市州5千多個家庭的調查顯示,

全省95%以上的0-3歲嬰幼兒由家庭成員進行照顧, 嬰幼兒家庭照護負擔導致了家庭二孩生育意願偏低、女性工作和育兒難以平衡以及祖輩生活品質下降等諸多問題。

隨著生育新政的落地, 二孩生育率有了明顯提升, 但仍低於全國平均水準。 調查資料顯示, 照料壓力大是育齡夫婦不願生育二孩的最主要原因;在已生育一孩的家庭中, 有60.7%是由於孩子無人照料而不再生育。

受傳統養育觀念的影響, 女性是幼兒家庭照顧的絕對主力。 被調查家庭中, 有81.13%的母親表示因為照顧3歲以下的嬰幼兒而嚴重影響了工作;其中, 有22.88%的女性被迫中斷或者辭去工作;超過3/4的全職母親表示,

如有人幫助帶孩子, 將會重新就業。 祖輩照料嬰幼兒所衍生出的老年夫妻兩地分居、老年人閒暇時間受影響、生活品質下降等問題不斷加深。 被調查家庭中, 近八成的3歲以下嬰幼兒主要由祖輩參與看護, 其中近50%的祖輩感到“無可奈何”, 有67.2%的老人表示因為看護孩子造成了身體健康的問題。 特別是照顧過“一孩”的祖輩不願再照顧“二孩”的比例在上升, 他們更希望將孩子送往專業的托育機構。

現狀

四川公立托幼機構入託率僅為2.9%

商業托育機構缺乏統一管理標準

一方面是幼兒托育需求龐大, 一方面, 則面臨著需求供給的缺失。

根據規定, 四川公辦幼稚園只接受3歲以上的幼兒入託。 只有少數社會托幼機構接收3歲以下幼兒、且普遍要求不小於2歲。

這使得3歲以下尤其是0-2歲的嬰幼兒托育資源顯得很匱乏。 吳旭提供的調查資料顯示, 0-3歲嬰幼兒在四川各類公立托幼機構的入託率僅為2.9%, 遠低於一些發達國家50%的比例, 也大大低於天津(14.71%)、上海(11.8%)等國內其他地區。

在巨大的家庭托育需求刺激下, 商業化運作的托育服務大量湧現。 呈現出發展迅速、分佈不均、收費昂貴、托育服務缺乏標準, 托育過程缺乏監管等特點。 吳旭表示, 以成都為例, 截至2017年全市共有超過300家機構提供各類托育服務, 其中近八成機構為最近三年新增。 這些機構大都只是在工商部門註冊, 以教育諮詢、教育培訓等形式存在, 並不具備幼兒托育的資格。 但由於公共托育資源的供給缺失,

絕大部分有托育需求的家庭只能選擇這類托育機構。 帶來的結果, 一是高額保教費, 二是, 由於缺乏服務標準以及監管體系, 還面臨環境、食品、衛生等安全隱患。 去 “隨著全面兩孩政策的推進, 這類問題會越加凸顯。 ”吳旭說, 構建完備的公共托育服務體系, 已成為刻不容緩的社會議題和民生問題。

對策

明確職能管理 構建公共托育頂層設計

0到3歲的幼兒托育怎麼辦?基於大量走訪和調研, 吳旭表示, 3歲以下幼兒托育總體水準偏低, 即便是在我國最發達地區也是普遍存在。 為此, 她也開出了多個藥方, 滿足幼兒托育不同層次的需求。 首當其衝的就是, 從政府層面, 由政府主導, 多部門協作, 制定公共托育服務的法規政策以及規範標準。 建議加大政府對0-3歲嬰幼兒托育工作的重視程度和支持力度,由教育、衛計委等部門聯手牽頭,針對0-3歲幼兒公共托育體系進行頂層設計,儘快制定適應四川省城市發展和人口佈局的托育服務發展規劃,推動0-3歲公共托育法規政策的制定,完善婦女生育和家庭發展的相關政策措施,出臺相關服務技術的標準和規範,明確0-3歲幼兒托育服務的技術流程。明確主管部門,建議由衛計委、教育部牽頭,多部門協作、多層次聯動,強調衛計委、教育、民政、公安、食藥監等單位分工合作,形成市、區、街道層次分明的嬰幼兒托育服務管理網路。

建議1

2至3歲兒童托幼服務納入學前教育規劃

建議將2至3歲兒童托幼服務納入四川省學前教育規劃,通過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公辦民辦並舉的辦園體制,統籌推進落實。鼓勵公益性、普惠性幼稚園根據自己的容納能力,開辦托班,招收3歲以下幼童。通過制定政策與標準,規範現有的市場化托育服務機構,同時鼓勵集團化幼稚園和早教中心,創辦托兒所,實現托幼一體化,滿足公共托育服務的需求。

建議2

建立公辦性社區嬰幼兒托育網點

建議3

鼓勵企業自辦或者合辦托育機構的激勵政策

建議研究出臺鼓勵企業自辦或者合辦托育機構的激勵政策,將開展嬰幼兒托育服務的成本納入企業成本,享受稅收上的優惠;地方政府可成立托育專項基金用於發放托育津貼以及支援有條件的園區、樓宇、企業開展托育服務。同時,完善嬰幼兒托育發展的社會環境,成立托育意外保險制度等等,支持引導社會力量有序參與托育公共服務,滿足不同家庭的各類需求。

教育專家熊丙奇:為“幼有所育”立法的時機到了

0到3歲的孩子誰來帶? 長期從事教育領域研究的教育專家熊丙奇更是專門撰文談了這個問題。他提到,從2010年起,我國為解決入園難、入園貴問題,推出了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畫。經過兩期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畫,我國學前教育毛入園率於2016年達到77.4%,提前實現了2020年教育規劃綱要的目標。但是要實現“幼有所育”,還必須啃硬骨頭。

熊丙奇提出,首先,0-3歲托幼教育亂象紛呈。目前,我國對0到3歲的托育,沒有清晰的認識,也沒有明確的監管體系,基本處在誰辦誰管,最終大家都不管的狀態。參與托幼機構舉辦、管理的基本都不是地方教育部門,社會的早教機構多實行工商註冊,而工商部門很難對早教機構提供的保育服務進行專業的監管。從全國範圍看,有托幼需求的孩子高達3000萬。

其次,合格幼師缺口巨大。由於長期來政府對學前教育的投入不足,缺乏長遠規劃,我國當前幼師的缺口巨大。

當前,國家也在加大力度對學前教育培訓。2018年開年,《北京市市級財政支持學前教育事業發展補助資金管理使用實施細則(暫行)》實施,根據該細則,公辦幼稚園和普惠性民辦幼稚園每擴充1個學位,將得到1萬元市級補貼。這被認為是建設普惠園的大手筆,表明地方政府在解決“幼有所育”問題方面的積極作為。但是,僅僅依靠地方政府的自覺是不夠的。要全面做到“幼有所育”,針對學前教育的“短板”問題,需要加快制訂學前教育法,明確政府的投入責任,明確幼兒教師的待遇標準,並理順對托幼機構、幼稚園的監管體系。如此,方能做到“幼有所育”,讓幼兒能享有公平而有品質的學前教育,令家長對托幼機構、幼稚園放心、滿意。

2016年年初,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對學前教育立法做出回應稱,已完成學前教育法專家建議稿。也許出於種種原因,學前教育法經過近20年的調研、討論一直沒能出臺,但現在應該時機成熟了。

幼兒托育的“四川方案”

解決0到3歲幼兒托育問題,其實,四川也在積極試點。

案例一:早在2015年由國家衛計委確定為試點單位的成都市青羊區衛計委,于當年8月啟動實施0~3歲科學育兒試點工作,本著“全面部署、組建隊伍、制訂規範、試點先行、專家指導、健全完善、扎實推進”的總體原則,已經開始將科學育兒工作納入到托育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中。

根據四川省首個由政府投資建設的社區公益早教基地公開公佈的資料,從 2008年啟動免費公益早教試點以來,持續8年為區域內的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0~3歲嬰幼兒家庭免費提供近6萬人次早教課程和親子活動。基地教學以開辦親子講堂、母親學校、社區活動等形式,指導和幫助家長、看護人員,為區域內0-3歲嬰幼兒提供語言、音樂、認知、感統、社交等方面的培訓和開發。貼心服務獲得點贊。

案例二:2013年由教育部確定為0-3歲嬰幼兒早期教育試點區的宜賓市翠屏區,確定了“政府主導、社區組織、幼稚園搭台、早教機構唱戲”的思路,構建了區早教服務中心——幼稚園親子中心——民辦早教機構三級服務網路,目前已初步探索出嬰幼兒全日制集中教養模式、公辦園的親子教育和公(民)辦早教機構等多種模式。

建議加大政府對0-3歲嬰幼兒托育工作的重視程度和支持力度,由教育、衛計委等部門聯手牽頭,針對0-3歲幼兒公共托育體系進行頂層設計,儘快制定適應四川省城市發展和人口佈局的托育服務發展規劃,推動0-3歲公共托育法規政策的制定,完善婦女生育和家庭發展的相關政策措施,出臺相關服務技術的標準和規範,明確0-3歲幼兒托育服務的技術流程。明確主管部門,建議由衛計委、教育部牽頭,多部門協作、多層次聯動,強調衛計委、教育、民政、公安、食藥監等單位分工合作,形成市、區、街道層次分明的嬰幼兒托育服務管理網路。

建議1

2至3歲兒童托幼服務納入學前教育規劃

建議將2至3歲兒童托幼服務納入四川省學前教育規劃,通過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公辦民辦並舉的辦園體制,統籌推進落實。鼓勵公益性、普惠性幼稚園根據自己的容納能力,開辦托班,招收3歲以下幼童。通過制定政策與標準,規範現有的市場化托育服務機構,同時鼓勵集團化幼稚園和早教中心,創辦托兒所,實現托幼一體化,滿足公共托育服務的需求。

建議2

建立公辦性社區嬰幼兒托育網點

建議3

鼓勵企業自辦或者合辦托育機構的激勵政策

建議研究出臺鼓勵企業自辦或者合辦托育機構的激勵政策,將開展嬰幼兒托育服務的成本納入企業成本,享受稅收上的優惠;地方政府可成立托育專項基金用於發放托育津貼以及支援有條件的園區、樓宇、企業開展托育服務。同時,完善嬰幼兒托育發展的社會環境,成立托育意外保險制度等等,支持引導社會力量有序參與托育公共服務,滿足不同家庭的各類需求。

教育專家熊丙奇:為“幼有所育”立法的時機到了

0到3歲的孩子誰來帶? 長期從事教育領域研究的教育專家熊丙奇更是專門撰文談了這個問題。他提到,從2010年起,我國為解決入園難、入園貴問題,推出了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畫。經過兩期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畫,我國學前教育毛入園率於2016年達到77.4%,提前實現了2020年教育規劃綱要的目標。但是要實現“幼有所育”,還必須啃硬骨頭。

熊丙奇提出,首先,0-3歲托幼教育亂象紛呈。目前,我國對0到3歲的托育,沒有清晰的認識,也沒有明確的監管體系,基本處在誰辦誰管,最終大家都不管的狀態。參與托幼機構舉辦、管理的基本都不是地方教育部門,社會的早教機構多實行工商註冊,而工商部門很難對早教機構提供的保育服務進行專業的監管。從全國範圍看,有托幼需求的孩子高達3000萬。

其次,合格幼師缺口巨大。由於長期來政府對學前教育的投入不足,缺乏長遠規劃,我國當前幼師的缺口巨大。

當前,國家也在加大力度對學前教育培訓。2018年開年,《北京市市級財政支持學前教育事業發展補助資金管理使用實施細則(暫行)》實施,根據該細則,公辦幼稚園和普惠性民辦幼稚園每擴充1個學位,將得到1萬元市級補貼。這被認為是建設普惠園的大手筆,表明地方政府在解決“幼有所育”問題方面的積極作為。但是,僅僅依靠地方政府的自覺是不夠的。要全面做到“幼有所育”,針對學前教育的“短板”問題,需要加快制訂學前教育法,明確政府的投入責任,明確幼兒教師的待遇標準,並理順對托幼機構、幼稚園的監管體系。如此,方能做到“幼有所育”,讓幼兒能享有公平而有品質的學前教育,令家長對托幼機構、幼稚園放心、滿意。

2016年年初,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對學前教育立法做出回應稱,已完成學前教育法專家建議稿。也許出於種種原因,學前教育法經過近20年的調研、討論一直沒能出臺,但現在應該時機成熟了。

幼兒托育的“四川方案”

解決0到3歲幼兒托育問題,其實,四川也在積極試點。

案例一:早在2015年由國家衛計委確定為試點單位的成都市青羊區衛計委,于當年8月啟動實施0~3歲科學育兒試點工作,本著“全面部署、組建隊伍、制訂規範、試點先行、專家指導、健全完善、扎實推進”的總體原則,已經開始將科學育兒工作納入到托育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中。

根據四川省首個由政府投資建設的社區公益早教基地公開公佈的資料,從 2008年啟動免費公益早教試點以來,持續8年為區域內的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0~3歲嬰幼兒家庭免費提供近6萬人次早教課程和親子活動。基地教學以開辦親子講堂、母親學校、社區活動等形式,指導和幫助家長、看護人員,為區域內0-3歲嬰幼兒提供語言、音樂、認知、感統、社交等方面的培訓和開發。貼心服務獲得點贊。

案例二:2013年由教育部確定為0-3歲嬰幼兒早期教育試點區的宜賓市翠屏區,確定了“政府主導、社區組織、幼稚園搭台、早教機構唱戲”的思路,構建了區早教服務中心——幼稚園親子中心——民辦早教機構三級服務網路,目前已初步探索出嬰幼兒全日制集中教養模式、公辦園的親子教育和公(民)辦早教機構等多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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