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一年， 我們共同看到了太多關於女性處境令人憤懣的新聞：著名大學教授公開表示女性不適合做學術；孕婦因無法剖腹產跳樓致死；女學生長期遭受導師性騷擾......儘管我們身處未來感十足的2018年， 但在女性問題上， 我們的許多想法仍然如同停留在前現代， 甚至不少人不敢大聲說出自己是女權主義者。
而有這樣一個故事， 寫出了女性魔幻而又真實的處境。 要盤點過去一年最受關注的美劇， 《使女的故事》一定榜上有名；第二季也已經攝製完成， 將在今年4月份播出。 消息一公佈， 不少劇迷已經開始翹首以待。
故事從一個叫奧芙弗雷德的女性展開， 她是基列共和國的一名使女， 還是這個國家中為數不多能夠生育的女性之一。 她被分配到沒有後代的指揮官家庭， 幫助他們生育子嗣。 和這個國家裡的其他女性一樣， 她沒有行動的自由， 被剝奪了財產、工作和閱讀的權利。 除了某些特殊的日子， 侍女們每天只被允許結伴外出一次購物， 她們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眼目”的監視。
在這個世界裡， 女性的身體不再屬於她自己， 而成為一個會移動的生育機器， 只被當作後代繁衍的容器。 女性在這個故事裡的處境和舉動， 之所以能觸動這麼多人， 正是因為它觸動了無數可以映照當下的思考：女性的生育自由、代孕、人口衰退、環境惡化......
而重要的是， 女性不是一個會移動的生育機器， 所以她們不應當如此被對待。 如同作者阿特伍德所寫：“為什麼說女性有趣且重要呢？因為她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確如此。 ”為什麼說女性不應當被認為只是一個容器， 而應該是一個跟男性一樣的立體的、豐富的、自主的人？因為她們的確如此。
撰文 | 李佳鈺
“
拉結說，
“有我的使女辟拉在這裡， 你可以與她同房， 使她生子在我膝下， 我便因她也得孩子。 ”
——《聖經·創世紀》第30章第1-3節
”
產日， 是伊莉莎白嬤嬤負責全程主持。
醫生和配備了各種儀器的救護車， 只能守在房外待命， 除非情況萬分危急。 整個住宅區的女人們都趕來了，
這是只會在基列共和國見到的生產場景。 產婦是兩個人， 產凳也因此設置成雙座的， 一前一後， 一下一上， 為的是讓二人在生產過程中合為一體：高居後座的是主教夫人， 雙腿叉開伸向兩旁， 仿佛臨盆在即；被夾坐在前方的則是挺著大肚， “像一隻碩大水果”的使女， 一邊痛苦呻吟， 一邊使勁用力。
《使女的故事》
作者：（加）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譯者：陳小慰
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7年12月
使女的身體不屬於自己， 只被當作“有用的容器”。
《使女的故事》裡， 加拿大小說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借《聖經·創世紀》中拉結和使女辟拉的故事， 構建了一個荒誕離奇卻有史可依的未來世界， 正如阿特伍德在新版序言中強調， 她“不會在書中放入任何詹姆斯·喬伊絲稱之為歷史的‘噩夢’中不曾發生過的事件，
聖潔容器
“要把自己當成種子”
過去就這樣消失了。 仿佛一夜之間， 卻又不是瞬間改變。 “就像躺在逐漸加熱的浴缸裡”， 等待噩耗慢慢降臨。
從前女人們還可以戴著大耳環， 身穿前面有一排紐扣的襯衫。 她們可以解開， 也可以不解開。 那個時候人們看起來還都可以做選擇。 可麗迪亞嬤嬤說， “從前那個社會毀就毀在有太多選擇”。
連奧芙弗雷德也開始漸漸懷疑， 自己是否真的曾經穿著泳衣在沙灘上待過。 對於這類事情， 人們的觀念總是轉變太快，她已經很久沒看見女人穿薄薄的絲襪和剛過膝蓋的短裙了。基列國的女人們不會這麼毫無顧忌，即便夫人們也是如此。使女的身份，更讓奧芙弗雷德不得不把自己裹進長及腳踝的裙裡。全身上下都是紅色，這是使女們的標誌。臉上裹著白色雙翼頭巾，是為了讓她們與世界隔離，而搭配紅裙紅鞋的紅斗篷、紅手套、紅雨傘，則讓她們看上去好像“浸在鮮血裡”。
《使女的故事》原作者，瑪格麗特·阿特伍德（1939- ），現居多倫多，被譽為“加拿大文學女王”。不僅是一位勤奮多產的作家，也是二十世紀加拿大文壇為數不多享有國際聲譽的詩人。她獲得過除諾貝爾文學獎之外的大多數重量級國際文學獎，並被多倫多大學等十多所院校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她的作品已被譯成三十多種文字。2017年，阿特伍德獲卡夫卡獎和德國書業和平獎。
“要把自己當成種子”，或是一隻訓練有素、直立行走的母豬。“紅色感化中心”裡，嬤嬤們要使女們銘記，“恭順站立等待的人也在侍奉上帝”，使女們要體諒夫人們的不幸與不易，做“聖潔的容器”，供她們生養，讓她們成為受難的母親。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劇照
要知道過去奧芙弗雷德也曾做過母親，那時盧克也還在身邊，一家人其樂融融。可有一天女兒卻和她時常在手裡把玩的毛絨兔子一同消失了，再也不見蹤影。盧克也不知道去了哪裡，從此了無音訊。奧芙弗雷德不知道自己該問誰，也不知道到底能問誰，如今到處都有隱藏真實身份的眼目，以及告密者。還有哨卡上方的探照燈，路兩旁埋伏的機關槍手，衛士們動不動就開槍，他們才不在乎什麼生命的意義。
甚至奧芙弗雷德以前根本不叫奧芙弗雷德。她有她自己的名字，只是現在被禁止使用。使女們的名字都是“奧芙”（of）開頭，表示從屬，後面的名字則指代她們所屬的大主教。這也意味著，今後無論是誰做了弗雷德主教的使女，都會被叫作奧芙弗雷德，而現在的奧芙弗雷德之後被叫作奧芙葛籣、或是奧芙查理斯也不一定。
無憂無慮
“可別小看這種自由”
不只奧芙弗雷德還時不時沉浸在原先的生存方式裡，很多人大概都一樣。
雖然一切都變了。歷經地震、核爆炸和有毒物質的侵襲，基列國環境不斷惡化，期間出生的非正常嬰兒占比也越來越大。他們這才在大劫難後提出把使女列入新頒佈的法律：將有生育功能的女人分配給沒有子嗣的大主教家裡，好幫助他們延續後代，繁衍生息。
《使女的故事》同名電視劇集，第一季、第二季海報。
授精儀式也成了每月家中必須進行的一項常規活動。鈴聲響過之後，房子裡的所有人都需要出現在起居室裡：著黑色制服的主教，穿天藍色裙子的夫人，還有使女、女傭和司機。由主教先行誦讀《聖經》中的段落，寓意多多生養，以及使女的正當。接著“一家人”便按照規矩行使各自職責：夫人躺在床頭上方，穿戴整齊，兩腿張開；使女夾在中間，頭底頂著夫人恥骨，裙子卷在腰部；下面主教則完成他的步驟，不帶絲毫感情，像行軍步調似的動作著。這裡所進行的一切都非消遣，而是嚴肅的儀式，由“一家人”共同參與的儀式。
麗迪亞嬤嬤常說，溫順的人有福了。因為順從，如今的人們都學會了“離開許多東西照常生活”，就像奧芙弗雷德再也沒有聽過盧克和女兒的消息；使女們也很難觸碰到布料和木頭以外的東西，更不用提煙和酒了；就連屋裡所有可以繫繩子的東西也被拿走了，牆上的鏡子也被取下，窗只能稍稍開啟，並裝了防碎玻璃；雜誌在很久以前就被燒毀了，因為閱讀和思想同牛奶和蜂蜜一樣需要限量配給；律師和大學教授們也都不見了，學校關閉，大門口設了哨卡和警報器，靠近大門的圍牆上掛著一排示眾的屍體。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劇照。
沒有什麼是不正常的。“所謂正常，麗迪亞嬤嬤說，就是習慣成自然的東西。眼下對你們來說，這一切可能顯得有些不太正常，但過上一段時間，你們就會習以為常，多見不怪了。”
按照麗迪亞嬤嬤的說法，女人們更該慶倖。因為如今遍佈的哨卡和機關槍，讓大街上再也沒有男人會對她們口出諱言，動手動腳。“自由有兩種，麗迪亞嬤嬤說。一種是隨心所欲，另一種是無憂無慮。在無政府的動亂時代，人們隨心所欲、任意妄為。如今你們則得以免受危險，再不用擔驚受怕。可別小看這種自由。”
難以置信
改變可以在一夜之間
基列國裡當然是有自由的，不過只屬於部分人。就像主教，房子裡只有他的辦公室可供男人們出入，連夫人都不可踏進半步。當然某些時候，主教會為奧芙弗雷德破例，他讓司機尼克為他傳話，晚上九點，他想見她。
這不是主教第一次召喚與奧芙弗雷德單獨相處了。之前另一個奧芙弗雷德就因這樣的私密幽會被夫人發現，自行了結。可其實無論是哪個奧芙弗雷德都沒有選擇的權利。她只能按照約定的時間來到門前，卻發現這裡有著“另一個天地，正常生活的天地”。
環繞四壁的全是書，還有正常生活裡應該有的一切。要知道曾經就是在一天之內，女人們被剝奪了所有這些東西：工作、經濟、還有閱讀。沒有人可以解釋這一切。上司只是告訴你，抱歉我不能留你工作了，法律讓你離開；而街頭小店收款的年輕人，也只是在反復輸入正確的卡號後告訴你，紅燈亮即意味著這張銀行卡已經永久失效。
《使女的故事》英文版《The Handmaid's Tale》
Margaret Atwood
Anchor Books,March 16th 1998
沒有什麼難以置信的事情，改變就是可以在一夜完成。當然，報紙上不是第一次才有這類消息，只是人們從不覺得自己就是新聞裡的人物，“我們生活在各種報導之間的空白裡。”直到報紙停業關閉，道路開始設卡，色情商場關門，人們才意識到水溫已然接近沸點，噩耗已經逼近。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劇照
當然，總有辦法能適應這一切，比如隨之興起的黑市交易，以及官員才能光臨的“蕩婦俱樂部”。再待久了會發現暗地裡每個人都在試探著跨越邊界：大主教渴望奧芙弗雷德陪他玩拼字遊戲，在臨別時溫柔地吻他，“就像真的一樣”；夫人則低聲提議，既然奧芙弗雷德肚子久久沒有動靜，不如讓司機尼克成為那個代替的人，“只要那個孩子健康”，一切似乎都不成問題。
還記得嬤嬤們在感化中心引導的問答：有過被輪奸經歷的珍妮被大家圍在中間，被異口同聲的高喊吞沒，“大家來說，這是誰的錯？”“她的錯，她的錯，她的錯。”“是誰引誘他們的？”“是她，是她，是她。”“上帝為什麼會允許這種事發生？”“為了教訓她，為了教訓她，為了教訓她。”僅僅經過一次珍妮就學會了，這次是她先開了口，“是我的錯。是我自己的錯，是我引誘他們的。我罪有應得。”教導和習得就是這麼容易。
脖子上掛著相機的外國遊客抱著獵奇的心態，想請翻譯幫忙問一下低頭走在路上，穿著紅衣的奧芙弗雷德，“你們快樂嗎？”“不錯，我們很快樂。”奧芙弗雷德喃喃，因為“我總得說些什麼。除此之外，我又能說什麼呢？”
附記：關於《使女的故事》的三個問題
1.《使女的故事》是一部“女性主義”小說嗎？
如果你指的是一本宣傳意識形態的小冊子，裡面所有女人都是天使，或是失去道德選擇能力的受害者，或者二者皆是，那麼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你說的是這樣一部小說，裡面的女性均為有趣且重要的人類——性格各異、舉止不同——在她們身上發生的一切對這本書的主題、結構和情節都至關重要，那麼，答案是肯定的。在這種意義上，許多書都是“女性主義”的。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劇照
為什麼說女性有趣且重要呢？因為她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確如此。她們並非自然造化事後添加的產物，也不是人類命運中無關緊要的參與者，對此，每個社會一直以來都再清楚不過。沒有女性生育，人類將不復存在。正因如此，對成年女性、少女、幼童的大規模強暴和謀殺長久以來都是種族滅絕戰爭以及其他意在征服和剝削某個群體的戰爭的特徵之一。
殺掉他們的嬰兒，用自己的來取代，貓類是這麼做的；讓女人生育孩子卻無力撫養，或者為了自己的目的將孩子從她們身邊奪走，偷盜嬰兒——這是一個廣為流傳、古已有之的主題。控制婦女和嬰兒，是地球上每一個專制政權的特徵。拿破崙和他的“炮灰”士兵，奴隸制及其手段花樣翻新的人口買賣——它們與此都同出一轍。對那些推行強制性生育的人，我們應該質問：這麼做“誰能獲利”？有時是這部分人，有時是那部分人。總有人獲益。
2.《使女的故事》是反宗教的嗎？
同樣，這取決於你問題的涵義。的確，一群專制主義的男人掌握政權，試圖重新建立一種極端的父系社會，禁止女性閱讀（就像十九世紀美國黑奴一樣）。更有甚者，她們無法掌管金錢，無法在外工作，連《聖經》裡的一些女性都不如。這種政權利用《聖經》裡的種種象徵標誌，任何掌管統治美國的獨裁政府都不會放過這些資源。
基列國的女性穿著的樸素服飾來自西方宗教標誌——大主教夫人們身著藍色，象徵純潔，源自聖母馬利亞；使女們身著紅色，象徵分娩時的出血，同時也源自抹大拉的馬利亞耶穌從其身上驅逐出7個惡鬼的女人。另外，如果你要出逃，紅色也更容易辨識。社會階層較低的男人們的妻子被稱為“經濟太太”，著條紋服裝。我得坦白說，那些遮擋臉部的系帶女帽，其靈感不僅來自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服飾以及修女服飾，還來源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某個老牌荷蘭清潔劑的外包裝，上面有個女人的臉被遮蓋住，孩提時我很懼怕這一形象。許多極權主義都曾採用服飾來識別和掌控人們，無論是禁止穿什麼還是強制穿什麼——想一想納粹時代強迫猶太人身上佩戴的黃色六角星符號和代表高貴身份的羅馬紫——它們中許多都打著宗教的旗號進行統治。這讓異教徒的欲加之罪更加輕而易舉。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劇照。
在這本書裡，占主導地位的“宗教”逐漸掌控大權，成為統治性教義，我們熟悉的宗教教派被逐漸廢除。通過秘密管道逃往加拿大，正如我所料。奧芙弗雷德本人也有一本私藏的《聖經》主禱文，她拒絕相信眼前這個政權是由一個公正、慈悲的上帝所授予。在當今的現實世界裡，一些宗教集團發起各類運動，保護弱勢群體，其中包括女性。
因此，這本書並不是“反宗教”的。它反對的是以宗教作為暴政的掩護；這就完全另當別論了。
3.《使女的故事》是預言小說嗎？
這是我被問到的第三個問題——甚至就在一九八四年，我正在寫這本小說時，隨著美國社會中的某些人掌權並通過法令，聲稱要做到什麼——這個問題就開始被問了又問，日趨頻繁。不，這不是預言小說，因為預知未來實在是不可能的事：有太多的可變因素，各種可能性都存在，根本無法預知。是否可以說這是一部反預言小說： 如果未來都能夠巨細靡遺地講述出來，或許就不會發生。但這種想當然的想法同樣也靠不住。
許許多多不同的材料孕育了《使女的故事》——集體處決，禁奢法令，焚書運動，党衛軍的“生命之源”計畫，阿根廷將軍偷竊幼童的行為，蓄奴制的歷史，美國一夫多妻制的歷史……林林總總，不勝枚舉。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劇照
但還有一種文學形式我尚未提到： 目擊者文學。奧芙弗雷德盡其所能地記錄了她的故事；然後將它藏匿起來，相信日後可能會被某人發現，而這人能夠看懂其深意並傳播出去。這是一個充滿希望之舉：每一個被記錄下的故事都暗含著一個未來的讀者。魯濱遜記日記。撒母耳·佩皮斯也寫日記，他詳細記錄了倫敦大火。黑死病瘟疫期間也有很多人這麼做，但他們的許多記錄常常戛然而止。還有羅密歐·達賴爾，他記下了盧旺達大屠殺，以及世界對這一事件的冷漠態度。還有安妮·弗蘭克，把日記藏在她的秘室裡。
有兩種讀者會讀奧芙弗雷德講述的故事： 一種是在本書的末尾，在未來的某場學術會議上，這種讀者能自由閱讀，但並不總是如我們所願的富有同情心；還有一種就是任何一個時代裡的個體讀者。這是“真正的”讀者，每個作家為之寫作的“親愛的讀者”。許多“親愛的讀者”自己也會成為作者。這正是所有我們這類寫作者的開端：從閱讀開始。我們聽到某本書正在發聲，向我們絮絮訴說。
最近的美國大選之後，恐懼與焦慮蔓延。人們普遍認為，基本的公民自由受到侵害，過去數十載、甚至幾個世紀以來女性贏得的許多權利也面臨危機。在這樣一種分裂的大氣候下，對許多群體的仇恨開始滋長，形形色色的極端主義者開始表達對民主政權的嘲諷。因此可以肯定，在某個地方，某個人——我想應該有許多人——正在寫下他們的親身經歷。或者他們將銘記在心，日後如有可能，將其記錄下來。
他們的訊息會被壓制和埋藏嗎？幾百年後，在一座老房子的一面牆後，會有人發現它們嗎？
讓我們希望一切不至於糟糕到那個地步。我堅信不會。
——選自阿特伍德為《使女的故事》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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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的觀念總是轉變太快，她已經很久沒看見女人穿薄薄的絲襪和剛過膝蓋的短裙了。基列國的女人們不會這麼毫無顧忌，即便夫人們也是如此。使女的身份，更讓奧芙弗雷德不得不把自己裹進長及腳踝的裙裡。全身上下都是紅色，這是使女們的標誌。臉上裹著白色雙翼頭巾，是為了讓她們與世界隔離，而搭配紅裙紅鞋的紅斗篷、紅手套、紅雨傘，則讓她們看上去好像“浸在鮮血裡”。《使女的故事》原作者，瑪格麗特·阿特伍德（1939- ），現居多倫多，被譽為“加拿大文學女王”。不僅是一位勤奮多產的作家，也是二十世紀加拿大文壇為數不多享有國際聲譽的詩人。她獲得過除諾貝爾文學獎之外的大多數重量級國際文學獎，並被多倫多大學等十多所院校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她的作品已被譯成三十多種文字。2017年，阿特伍德獲卡夫卡獎和德國書業和平獎。
“要把自己當成種子”，或是一隻訓練有素、直立行走的母豬。“紅色感化中心”裡，嬤嬤們要使女們銘記，“恭順站立等待的人也在侍奉上帝”，使女們要體諒夫人們的不幸與不易，做“聖潔的容器”，供她們生養，讓她們成為受難的母親。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劇照
要知道過去奧芙弗雷德也曾做過母親，那時盧克也還在身邊，一家人其樂融融。可有一天女兒卻和她時常在手裡把玩的毛絨兔子一同消失了，再也不見蹤影。盧克也不知道去了哪裡，從此了無音訊。奧芙弗雷德不知道自己該問誰，也不知道到底能問誰，如今到處都有隱藏真實身份的眼目，以及告密者。還有哨卡上方的探照燈，路兩旁埋伏的機關槍手，衛士們動不動就開槍，他們才不在乎什麼生命的意義。
甚至奧芙弗雷德以前根本不叫奧芙弗雷德。她有她自己的名字，只是現在被禁止使用。使女們的名字都是“奧芙”（of）開頭，表示從屬，後面的名字則指代她們所屬的大主教。這也意味著，今後無論是誰做了弗雷德主教的使女，都會被叫作奧芙弗雷德，而現在的奧芙弗雷德之後被叫作奧芙葛籣、或是奧芙查理斯也不一定。
無憂無慮
“可別小看這種自由”
不只奧芙弗雷德還時不時沉浸在原先的生存方式裡，很多人大概都一樣。
雖然一切都變了。歷經地震、核爆炸和有毒物質的侵襲，基列國環境不斷惡化，期間出生的非正常嬰兒占比也越來越大。他們這才在大劫難後提出把使女列入新頒佈的法律：將有生育功能的女人分配給沒有子嗣的大主教家裡，好幫助他們延續後代，繁衍生息。
《使女的故事》同名電視劇集，第一季、第二季海報。
授精儀式也成了每月家中必須進行的一項常規活動。鈴聲響過之後，房子裡的所有人都需要出現在起居室裡：著黑色制服的主教，穿天藍色裙子的夫人，還有使女、女傭和司機。由主教先行誦讀《聖經》中的段落，寓意多多生養，以及使女的正當。接著“一家人”便按照規矩行使各自職責：夫人躺在床頭上方，穿戴整齊，兩腿張開；使女夾在中間，頭底頂著夫人恥骨，裙子卷在腰部；下面主教則完成他的步驟，不帶絲毫感情，像行軍步調似的動作著。這裡所進行的一切都非消遣，而是嚴肅的儀式，由“一家人”共同參與的儀式。
麗迪亞嬤嬤常說，溫順的人有福了。因為順從，如今的人們都學會了“離開許多東西照常生活”，就像奧芙弗雷德再也沒有聽過盧克和女兒的消息；使女們也很難觸碰到布料和木頭以外的東西，更不用提煙和酒了；就連屋裡所有可以繫繩子的東西也被拿走了，牆上的鏡子也被取下，窗只能稍稍開啟，並裝了防碎玻璃；雜誌在很久以前就被燒毀了，因為閱讀和思想同牛奶和蜂蜜一樣需要限量配給；律師和大學教授們也都不見了，學校關閉，大門口設了哨卡和警報器，靠近大門的圍牆上掛著一排示眾的屍體。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劇照。
沒有什麼是不正常的。“所謂正常，麗迪亞嬤嬤說，就是習慣成自然的東西。眼下對你們來說，這一切可能顯得有些不太正常，但過上一段時間，你們就會習以為常，多見不怪了。”
按照麗迪亞嬤嬤的說法，女人們更該慶倖。因為如今遍佈的哨卡和機關槍，讓大街上再也沒有男人會對她們口出諱言，動手動腳。“自由有兩種，麗迪亞嬤嬤說。一種是隨心所欲，另一種是無憂無慮。在無政府的動亂時代，人們隨心所欲、任意妄為。如今你們則得以免受危險，再不用擔驚受怕。可別小看這種自由。”
難以置信
改變可以在一夜之間
基列國裡當然是有自由的，不過只屬於部分人。就像主教，房子裡只有他的辦公室可供男人們出入，連夫人都不可踏進半步。當然某些時候，主教會為奧芙弗雷德破例，他讓司機尼克為他傳話，晚上九點，他想見她。
這不是主教第一次召喚與奧芙弗雷德單獨相處了。之前另一個奧芙弗雷德就因這樣的私密幽會被夫人發現，自行了結。可其實無論是哪個奧芙弗雷德都沒有選擇的權利。她只能按照約定的時間來到門前，卻發現這裡有著“另一個天地，正常生活的天地”。
環繞四壁的全是書，還有正常生活裡應該有的一切。要知道曾經就是在一天之內，女人們被剝奪了所有這些東西：工作、經濟、還有閱讀。沒有人可以解釋這一切。上司只是告訴你，抱歉我不能留你工作了，法律讓你離開；而街頭小店收款的年輕人，也只是在反復輸入正確的卡號後告訴你，紅燈亮即意味著這張銀行卡已經永久失效。
《使女的故事》英文版《The Handmaid's Tale》
Margaret Atwood
Anchor Books,March 16th 1998
沒有什麼難以置信的事情，改變就是可以在一夜完成。當然，報紙上不是第一次才有這類消息，只是人們從不覺得自己就是新聞裡的人物，“我們生活在各種報導之間的空白裡。”直到報紙停業關閉，道路開始設卡，色情商場關門，人們才意識到水溫已然接近沸點，噩耗已經逼近。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劇照
當然，總有辦法能適應這一切，比如隨之興起的黑市交易，以及官員才能光臨的“蕩婦俱樂部”。再待久了會發現暗地裡每個人都在試探著跨越邊界：大主教渴望奧芙弗雷德陪他玩拼字遊戲，在臨別時溫柔地吻他，“就像真的一樣”；夫人則低聲提議，既然奧芙弗雷德肚子久久沒有動靜，不如讓司機尼克成為那個代替的人，“只要那個孩子健康”，一切似乎都不成問題。
還記得嬤嬤們在感化中心引導的問答：有過被輪奸經歷的珍妮被大家圍在中間，被異口同聲的高喊吞沒，“大家來說，這是誰的錯？”“她的錯，她的錯，她的錯。”“是誰引誘他們的？”“是她，是她，是她。”“上帝為什麼會允許這種事發生？”“為了教訓她，為了教訓她，為了教訓她。”僅僅經過一次珍妮就學會了，這次是她先開了口，“是我的錯。是我自己的錯，是我引誘他們的。我罪有應得。”教導和習得就是這麼容易。
脖子上掛著相機的外國遊客抱著獵奇的心態，想請翻譯幫忙問一下低頭走在路上，穿著紅衣的奧芙弗雷德，“你們快樂嗎？”“不錯，我們很快樂。”奧芙弗雷德喃喃，因為“我總得說些什麼。除此之外，我又能說什麼呢？”
附記：關於《使女的故事》的三個問題
1.《使女的故事》是一部“女性主義”小說嗎？
如果你指的是一本宣傳意識形態的小冊子，裡面所有女人都是天使，或是失去道德選擇能力的受害者，或者二者皆是，那麼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你說的是這樣一部小說，裡面的女性均為有趣且重要的人類——性格各異、舉止不同——在她們身上發生的一切對這本書的主題、結構和情節都至關重要，那麼，答案是肯定的。在這種意義上，許多書都是“女性主義”的。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劇照
為什麼說女性有趣且重要呢？因為她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確如此。她們並非自然造化事後添加的產物，也不是人類命運中無關緊要的參與者，對此，每個社會一直以來都再清楚不過。沒有女性生育，人類將不復存在。正因如此，對成年女性、少女、幼童的大規模強暴和謀殺長久以來都是種族滅絕戰爭以及其他意在征服和剝削某個群體的戰爭的特徵之一。
殺掉他們的嬰兒，用自己的來取代，貓類是這麼做的；讓女人生育孩子卻無力撫養，或者為了自己的目的將孩子從她們身邊奪走，偷盜嬰兒——這是一個廣為流傳、古已有之的主題。控制婦女和嬰兒，是地球上每一個專制政權的特徵。拿破崙和他的“炮灰”士兵，奴隸制及其手段花樣翻新的人口買賣——它們與此都同出一轍。對那些推行強制性生育的人，我們應該質問：這麼做“誰能獲利”？有時是這部分人，有時是那部分人。總有人獲益。
2.《使女的故事》是反宗教的嗎？
同樣，這取決於你問題的涵義。的確，一群專制主義的男人掌握政權，試圖重新建立一種極端的父系社會，禁止女性閱讀（就像十九世紀美國黑奴一樣）。更有甚者，她們無法掌管金錢，無法在外工作，連《聖經》裡的一些女性都不如。這種政權利用《聖經》裡的種種象徵標誌，任何掌管統治美國的獨裁政府都不會放過這些資源。
基列國的女性穿著的樸素服飾來自西方宗教標誌——大主教夫人們身著藍色，象徵純潔，源自聖母馬利亞；使女們身著紅色，象徵分娩時的出血，同時也源自抹大拉的馬利亞耶穌從其身上驅逐出7個惡鬼的女人。另外，如果你要出逃，紅色也更容易辨識。社會階層較低的男人們的妻子被稱為“經濟太太”，著條紋服裝。我得坦白說，那些遮擋臉部的系帶女帽，其靈感不僅來自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服飾以及修女服飾，還來源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某個老牌荷蘭清潔劑的外包裝，上面有個女人的臉被遮蓋住，孩提時我很懼怕這一形象。許多極權主義都曾採用服飾來識別和掌控人們，無論是禁止穿什麼還是強制穿什麼——想一想納粹時代強迫猶太人身上佩戴的黃色六角星符號和代表高貴身份的羅馬紫——它們中許多都打著宗教的旗號進行統治。這讓異教徒的欲加之罪更加輕而易舉。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劇照。
在這本書裡，占主導地位的“宗教”逐漸掌控大權，成為統治性教義，我們熟悉的宗教教派被逐漸廢除。通過秘密管道逃往加拿大，正如我所料。奧芙弗雷德本人也有一本私藏的《聖經》主禱文，她拒絕相信眼前這個政權是由一個公正、慈悲的上帝所授予。在當今的現實世界裡，一些宗教集團發起各類運動，保護弱勢群體，其中包括女性。
因此，這本書並不是“反宗教”的。它反對的是以宗教作為暴政的掩護；這就完全另當別論了。
3.《使女的故事》是預言小說嗎？
這是我被問到的第三個問題——甚至就在一九八四年，我正在寫這本小說時，隨著美國社會中的某些人掌權並通過法令，聲稱要做到什麼——這個問題就開始被問了又問，日趨頻繁。不，這不是預言小說，因為預知未來實在是不可能的事：有太多的可變因素，各種可能性都存在，根本無法預知。是否可以說這是一部反預言小說： 如果未來都能夠巨細靡遺地講述出來，或許就不會發生。但這種想當然的想法同樣也靠不住。
許許多多不同的材料孕育了《使女的故事》——集體處決，禁奢法令，焚書運動，党衛軍的“生命之源”計畫，阿根廷將軍偷竊幼童的行為，蓄奴制的歷史，美國一夫多妻制的歷史……林林總總，不勝枚舉。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劇照
但還有一種文學形式我尚未提到： 目擊者文學。奧芙弗雷德盡其所能地記錄了她的故事；然後將它藏匿起來，相信日後可能會被某人發現，而這人能夠看懂其深意並傳播出去。這是一個充滿希望之舉：每一個被記錄下的故事都暗含著一個未來的讀者。魯濱遜記日記。撒母耳·佩皮斯也寫日記，他詳細記錄了倫敦大火。黑死病瘟疫期間也有很多人這麼做，但他們的許多記錄常常戛然而止。還有羅密歐·達賴爾，他記下了盧旺達大屠殺，以及世界對這一事件的冷漠態度。還有安妮·弗蘭克，把日記藏在她的秘室裡。
有兩種讀者會讀奧芙弗雷德講述的故事： 一種是在本書的末尾，在未來的某場學術會議上，這種讀者能自由閱讀，但並不總是如我們所願的富有同情心；還有一種就是任何一個時代裡的個體讀者。這是“真正的”讀者，每個作家為之寫作的“親愛的讀者”。許多“親愛的讀者”自己也會成為作者。這正是所有我們這類寫作者的開端：從閱讀開始。我們聽到某本書正在發聲，向我們絮絮訴說。
最近的美國大選之後，恐懼與焦慮蔓延。人們普遍認為，基本的公民自由受到侵害，過去數十載、甚至幾個世紀以來女性贏得的許多權利也面臨危機。在這樣一種分裂的大氣候下，對許多群體的仇恨開始滋長，形形色色的極端主義者開始表達對民主政權的嘲諷。因此可以肯定，在某個地方，某個人——我想應該有許多人——正在寫下他們的親身經歷。或者他們將銘記在心，日後如有可能，將其記錄下來。
他們的訊息會被壓制和埋藏嗎？幾百年後，在一座老房子的一面牆後，會有人發現它們嗎？
讓我們希望一切不至於糟糕到那個地步。我堅信不會。
——選自阿特伍德為《使女的故事》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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