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寫經體風格分類及其繁盛的原因

文/汪小玲

《攝大乘論釋論注疏》

敦煌寫經體楷書是晉唐時期書法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敦煌“遺書”的一部分，它的發現， “為中古書法史研究彌補了史不足征的缺憾”（沃興華語）。

敦煌寫經體楷書在具體作品的數量上是驚人的，僅《敦煌劫餘錄》所收錄的、被殖民強盜搶奪洗劫之後所剩下的佛經就有8679卷。同時，在書法風格上也是多樣的，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四類：一是具有隸法特徵、古雅稚拙的“隸楷”，如《譬喻經》（359年）、《法問經》（368年）、《十頌比丘戒本》（405年）、《大涅槃經》等，這些作品多為早期作品；二是點畫精工、求規重矩的“工楷”，如《持世經》（449年）、《金剛般若波羅蜜經》（564年）、《大般涅槃經第九》（北周）、《善見律經》（唐人國銓書）、《太上玉珮金璫太極金書上經》（唐）等；三是方筆斬截、鋒芒外現的碑體小楷，如《妙法蓮花經第三》、《勝鬘義記》（504年）、《誠實論卷第十四》（511年）等；四是不求工穩、信筆書寫的行楷，

如《大慈如來十月十二日告疏》（454年）、《佛說辨易經》（455年）、《無上秘要卷第廿九》（718年）、《華嚴經十地品十不善業道疏》（武周時期）等。通過風格劃分，我們可以發現：書法史上的各種楷書風格，包括南派古雅稚拙的鐘王作風、北派方正強勁的魏體作風、唐朝求規重矩的尚法風格、兩宋隨意所適的行楷風格等，在敦煌寫經體中都可以找到同類代表。因此，可以說敦煌寫經體是整部楷書風格史的縮影。同時，這也說明：民間書法家完全能夠創造出官僚書家所創造的藝術風格，二者之間只有政治、社會地位的差別，卻沒有藝術創造力高低的不同。

敦煌寫經蔚然成風，與該地當時濃厚的宗教風氣有關。它之所以選擇了楷書字體，不僅因為楷書形體工穩、識讀效率高，有利於“弘揚佛法”、“普渡眾生”，而且與漢字形體的發展規律和敦煌地區書法文字發展的實際情況有關。因為，漢字是人類用以交流思想的工具，但漢字形體的發展趨勢包含著草化（追求書寫效率）和正化（追求認讀效率）的矛盾，

在這組矛盾的推動和制約下，漢字形體的發展表現為如下規律：草化至極時，正化隨之而來；正化至極時，草化亦必步其後塵。而在晉唐以前的漢魏時期，敦煌地區漢字形體的發展呈現為草化趨勢：先是敦煌漢簡草隸興盛，而後章草和草書風靡一時（張芝和索靖這兩位草書大師的出現就是這種風氣的標誌）。草書是草化的至極形態，它的風行，預示著正化時代的到來。因此，到了晉唐時期，敦煌地區漢字形體的發展轉為正化趨勢，並最終使正化的至極形態——楷書盛行於世。於是，選用楷書抄寫佛經就成了非常自然的事。

當然，敦煌寫經體楷書的繁盛與南朝和中原楷書的影響是分不開的。敦煌寫經體中，一件《大般涅槃經卷》卷末題有“天監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佛弟子譙良顒奉為亡父于荊州竹林寺敬造《大般涅槃經》一部……”的字樣， “天監”系梁武帝蕭衍年號， “荊州”為南朝地名，這說明南朝小楷已傳到敦煌。結合敦煌寫經體中的“隸楷”風格，就可以斷定南朝小楷對敦煌寫經體有重大影響。同時，在敦煌“遺書”中，我們發現了柳公權《金剛經》早期拓本，褚遂良的《雁塔聖教序》臨本，與歐體形神逼似的《古文一篇》……這說明：敦煌人對中原楷書是非常仰慕的。

同時，在敦煌“遺書”中，我們發現了柳公權《金剛經》早期拓本，褚遂良的《雁塔聖教序》臨本，與歐體形神逼似的《古文一篇》……這說明：敦煌人對中原楷書是非常仰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