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
法治週末記者 武傑
在侯欣一的書房裡， 直達牆頂的書架上擠滿了各種類型的法律書籍， 放不下的就堆在寫字臺的旁邊，
天津財經大學近現代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學家侯欣一說， 自己熱衷文學、喜歡體育， 一動一靜， “平衡一下學究般的工作”。 正如他在微信個性簽名中的自我介紹：“用生命賣萌， 一種對什麼都感興趣的猴。 ”
此外， 在過去的20年間，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他， 每年的提案都能引起外界的關注。 人們在參政議政中看到他的思考與活躍的身影， 又從《從司法為民到人民司法——陝甘寧邊區大眾化司法制度研究》和《中華大典·法律典·民法分典》的編撰中看出他的專業和定力。
侯欣一說， 他不是一個高產的學者， 他不介意這個過程慢，
檔案裡的迷人世界
“檔案館是一個絕妙的去處：安靜， 有利於思考；可以穿越時空與前輩對話， 傾聽他們關於中國司法制度的期許和牢騷；充滿了未知， 在哪些發黃的宗卷裡面， 你不知道會遇到什麼樣的人物， 演繹出什麼樣的人世悲歡。 ”這是侯欣一回憶起20年前在檔案館查閱資料時寫下的一段話。
20年的時間， 上萬冊檔案資料的閱讀研究， 反反復複地驗證結論， 寫作結構的不斷調整， 侯欣一最後寫完了這部以西安地方法院為研究物件、覆蓋整個民國時期的著作。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辦公室規劃處處長何帆稱， 此書“是瞭解中國司法前世今生繞不過去的佳作”。 他還特地指出， 晚清以降， 司法改革向來是主政者們面臨的棘手問題。 如何立足本土需求， 實現傳統衙門向現代審判機關的轉化， 進而防止其被陋俗陳規異化， 困擾過數代改革者。 侯欣一耗20年之功， 爬梳史料， 縝密考證， 透過西安地方法院的創制、運行與變異， 全景呈現了中國法院在法制初創時經歷的內憂外患、困頓糾結。
1997年左右， 正在西北政法學院(現西北政法大學)執教的侯欣一獲評教授職稱， 不需要再為職稱奮鬥的他有過一陣短暫迷茫的日子， “在中國的高校， 如果不是過分地為了一些名分上的東西， 日子還是相對比較寬鬆的”。 對於侯欣一來說， 他並不期望用各種名號證明自己， 他更希望有一本像樣的作品能夠在學界立身。 “每當獨處時， 自己卻無法釋懷：何以在學界立身？對於一個學者， 名利不過是浮雲， 最終靠的是作品。 ”這是侯欣一當時的心境。
為此， 他給自己的著作定下了基調：“討論真實的中國問題， 使用第一手資料， 思慮論證盡可能周延， 不作媚俗浮誇之詞。 ”歷史專業出身的侯欣一， 對檔案有著天然的偏愛。 當時雖然還不知道要用怎樣的一件作品“立身”，
在中國學者中， 侯欣一算是較早利用司法檔案研究法制史的學者之一。 讓許多學者羡慕的是， 侯欣一有調閱西安地區歷史文獻資料的便利條件， 當時他有位同學在西安檔案館任職， 給了他很大的幫助和支持。 為了避開因為頻繁調取檔案而增添檔案管理員的工作， 侯欣一後來每天就在同學的辦公室閱讀文獻， 需要什麼， 就請同學幫忙調取。 後來， 每天檔案館沒開門他就去了， 人家關門了他還不願意走。
但是在陝西省檔案館就沒有這麼多便利了， 因為民國檔案的紙張比較脆弱，想要複印資料還需額外繳納高於複印費兩倍的檔案保管費，沒有課題資助的侯欣一只好選擇手抄的方式。但是，即使抄也不能隨心所欲，檔案館裡對每天抄寫的頁數都是有限制的，檔案館的工作人員每天會來數，並在上面寫上幾月幾日，抄寫了幾頁。侯欣一只好慎重再慎重，特別有價值、特別重要的才抄寫下來。
兩年的時間裡，侯欣一在這樣的條件下，幾乎把陝西省檔案館和西安市檔案館的法律文書全部看了一遍，閱讀並整理了一萬余份司法文書。搜集整理一萬份司法文書究竟是怎樣的工作量？安徽大學法學院教授高尚舉例說，有一次她和兩名學者去檔案館調閱司法文書，3個人一下午才整理完成了40卷。
整理上萬份的資料，一定是個枯燥而辛苦的過程。聽到這樣的說法，侯欣一擺擺手說，其實看那些司法檔案是非常有意思的，通過訴訟卷看雙方當事人在法庭上的辯護，就像看小說一樣；如果在檔案中看到熟悉的地方和人事物，就會產生更大的興趣，想知道更多的故事；又或者通過檔案裡面法官、書記員的照片，去想像這個人的生活、經歷，還會琢磨能不能通過什麼相關資料，把他更多的資訊找出來。
“外人可能會覺得很辛苦，但並不是這樣的，檔案裡面其實有一個非常豐富的世界。”提起查閱檔案的樂趣，侯欣一打開了話匣子，“在檔案裡，你可以看到一些特別真實原始的內容，你可以看到那些法官之間的往來通信，他們會在信件中講一些特別真實的東西，對一些專業問題的討論，對社會問題的抱怨，對當時生活的不滿等。這不是我們通過材料能夠知道的想法。”說著說著，侯欣一又重複了一遍，“其實是挺有意思的事。”
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侯欣一始終堅持自己動手，沒有找自己的學生協助。一來他擔心學生們收集的資料會帶有各自的觀點，另一方面他也是希望在這個過程中厘清自己的思路。
一個不合時宜的人
在當下，為了一本書，十數年間幾乎用盡自己可以支配的一切時間，這樣做多少有些不合時宜。侯欣一便是這樣一個不合時宜的人。
總也沒有作品問世的，同行們、學生們總是問侯欣一在忙什麼，起初他也總是如實相告。然而經過五年、十年卻總是聽得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時間久了，問得次數多了，詢問者的眼神中難免會有一種怪異的成分，侯欣一說，那時候很多人會覺得，“他這是廉頗老矣，用這事給自己找臺階呢”，到後來大家甚至有些憐憫了，覺得這人已經老了，幹不出活了，但是又不願意承認，只好一直這麼搪塞。
侯欣一倒也不著急，“反正已經這麼多年了，早一點晚一點也沒什麼”。對他來說，唯一值得焦慮的就是怎麼把這本書寫好。
以一個基層法院為個案進行系統考察，特別是考察其實際運行情況，此類研究尚無先例可循，缺乏通用的分析框架。不僅如此，到目前為止，民國時期的西安地方審判機關還從未進入過學者們的研究視線，包括資料的整理、搜集與鑒別都需要研究者從頭做起。如何將這些淩亂的歷史碎片連成一個整體，也是侯欣一必須要解決好的難題。
侯欣一儘量把國內外有關法院的書籍都找到，但是發現沒有人做過這樣的研究，因此他需要完全創造一個新的體例。在寫作中他不斷對結構進行調整，不斷地嘗試新的、合理並可行的分析框架，反反復複地對結論進行驗證，寫寫停停，停停寫寫，直到相對滿意，前後竟然用了近20年的時間。簽約幾年都等不來書稿，商務印書館編審王蘭萍只好常常催促著，“你這書什麼時間能夠交稿，我退休之前能不能交稿”。
最終這本近60萬字的著作，將侯欣一20年的思考展現了出來，通過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的有機結合，從器物、制度、人、思想和觀念等多個角度揭示現代審判機關與近代中國的契合及游離，再現民國時期地方司法權運行的真實狀況，並闡釋這一過程背後的原因，深化人們對中國近代司法制度的認知與理解。
這60萬字，還是侯欣一克制住把所有的資料都“炫耀”出來的衝動完成的。整本書782頁，近些年來，學者一個人完成篇幅如此之巨的原創書，已經非常少見。而他為了讀者閱讀的完整性，堅持不分冊，商務印書館為此還專門從國外進口了印書紙張。
侯欣一說，其實做學者，都是有野心，希望能夠創造出一個可供別人參考、效仿的分析框架。這本書出來以後，有許多同行表示，“顛覆了我們以往對民國的司法知識”。而這其實也在侯欣一的意料之中，“我寫的時候第一個期望也是如此，過去我們對這段歷史的描述大部分是負面的，希望大家對民國時期司法走過的這段歷史有一個清晰的瞭解，這是我們的歷史，不要回避它”。
同時他也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實際的作用，比如為以後研究法院提供範本。他表示，對法院做前景觀察的話，不妨嘗試用這樣的框架去分析，可能會更加的全面、科學、準確。
即便如此，侯欣一表示，這本書還是留下幾個遺憾。書稿動筆時，趕上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重新修建，對外停止查閱，而清末、民國期間的司法檔案正是保存在此處。即使想盡各種辦法，如親自上門求情，托熟人找關係，但收效不大，因而書中涉及到國家層面的司法問題時，侯欣一不得不使用了一些間接的資料。
另一方面則是構思此書時，侯欣一表示自己尚不懂得口述史的價值，待懂得了，與此書有關的人物都已謝世，只能借助回憶錄來彌補。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說真話，是他對自己的要求
以往介紹侯欣一的時候，在教授之前，總會有一個全國政協委員的頭銜。在外人看來，全國政協委員比一個學者更響亮、更有影響力。其實對於侯欣一來說，他最喜歡的還是學者的身份，最想做的還是學術研究。
但是凡事做都要做好的態度，讓他在擔任政協委員這20年來，也值得稱道。“這個確實成了我一個挺大的壓力。因為我不想做一個‘花瓶’，我想在現有的空間裡邊說點真話，對這個國家的法制建設，做點實實在在的事。”侯欣一說。
說真話，是他對自己的要求，也是對知識份子的期待。擔任政協委員這20年來，從提倡“憲法日”，推進勞教制度的廢除，包括現在沈家本故居的修復、再利用等，侯欣一都積極參與其中。
改變政協開會的方式，他更是從西安一直提到了天津，他希望“政協委員的提案只要能公開的，一律在權威媒體上公開；被提案單位的答覆也同樣要全部公開”。他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去倒逼政協委員，能夠提出有意義、有價值的提案，同時相關部門也能夠認真對待，積極答覆。
天津政協研究了他的建議後答覆認為，將提案和答覆全面公開的條件還不成熟。儘管如此，從那以後，天津政協還是選擇了個別品質比較好的提案和答覆在報紙和電視上公開。近年來，全國政協會議的開放性也進一步提升，例如全國政協每年都會編輯一本優秀提案彙編和優秀答覆彙編，而政協會場也向國內外一些媒體開放了。
當然，也有些始終難以推進的提案，對此，歷史專業出身的侯欣一並不著急，“我們對歷史的看法是按照幾十年、幾百年為尺度，並不追求一天兩天就能夠改變什麼，另一方面，我是從事法制工作的，我知道越是重大的改革需要的時間越長，所以我有足夠的韌性”。
即使侯欣一偶爾也會享受，政協委員能夠一定程度上改變社會的成就感，但是他還是想當一個純粹的學者，過一種學術人生。“作政協委員，提出這些提案，換做別的學者也能做，但是換個學者，這樣的書就不一定能寫的了了。”這正是侯欣一的滿足之處。
現在侯欣一終於能夠完完全全將自己的時間用於學術研究。對於政協委員，侯欣一有的是責任，對於學術，侯欣一則更加充滿興趣。
“你要看看我的書房嗎？我正在修改稿子。”侯欣一對法治週末記者說。在書房的一角，他的電腦上放著正在修改的稿子，侯欣一主動介紹說，他現在正在修訂《從司法為民到人民司法：陝甘寧邊區大眾化司法制度研究》，這本被何帆評價為中國司法制度的入門書籍，很快就會以新的面貌與讀者見面。
此後他還想做一本關於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的專著，但是瞭解侯欣一的人都知道，這可能又是一個“慢工程”，“廉頗老矣”的感歎也許又會頻頻響起。但是侯欣一有自己的節奏，也有自己的底線，“演好自己，別辜負自己，別辜負時代”。
責任編輯：高恒濤
因為民國檔案的紙張比較脆弱，想要複印資料還需額外繳納高於複印費兩倍的檔案保管費，沒有課題資助的侯欣一只好選擇手抄的方式。但是，即使抄也不能隨心所欲，檔案館裡對每天抄寫的頁數都是有限制的，檔案館的工作人員每天會來數，並在上面寫上幾月幾日，抄寫了幾頁。侯欣一只好慎重再慎重，特別有價值、特別重要的才抄寫下來。兩年的時間裡，侯欣一在這樣的條件下，幾乎把陝西省檔案館和西安市檔案館的法律文書全部看了一遍，閱讀並整理了一萬余份司法文書。搜集整理一萬份司法文書究竟是怎樣的工作量？安徽大學法學院教授高尚舉例說，有一次她和兩名學者去檔案館調閱司法文書，3個人一下午才整理完成了40卷。
整理上萬份的資料，一定是個枯燥而辛苦的過程。聽到這樣的說法，侯欣一擺擺手說，其實看那些司法檔案是非常有意思的，通過訴訟卷看雙方當事人在法庭上的辯護，就像看小說一樣；如果在檔案中看到熟悉的地方和人事物，就會產生更大的興趣，想知道更多的故事；又或者通過檔案裡面法官、書記員的照片，去想像這個人的生活、經歷，還會琢磨能不能通過什麼相關資料，把他更多的資訊找出來。
“外人可能會覺得很辛苦，但並不是這樣的，檔案裡面其實有一個非常豐富的世界。”提起查閱檔案的樂趣，侯欣一打開了話匣子，“在檔案裡，你可以看到一些特別真實原始的內容，你可以看到那些法官之間的往來通信，他們會在信件中講一些特別真實的東西，對一些專業問題的討論，對社會問題的抱怨，對當時生活的不滿等。這不是我們通過材料能夠知道的想法。”說著說著，侯欣一又重複了一遍，“其實是挺有意思的事。”
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侯欣一始終堅持自己動手，沒有找自己的學生協助。一來他擔心學生們收集的資料會帶有各自的觀點，另一方面他也是希望在這個過程中厘清自己的思路。
一個不合時宜的人
在當下，為了一本書，十數年間幾乎用盡自己可以支配的一切時間，這樣做多少有些不合時宜。侯欣一便是這樣一個不合時宜的人。
總也沒有作品問世的，同行們、學生們總是問侯欣一在忙什麼，起初他也總是如實相告。然而經過五年、十年卻總是聽得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時間久了，問得次數多了，詢問者的眼神中難免會有一種怪異的成分，侯欣一說，那時候很多人會覺得，“他這是廉頗老矣，用這事給自己找臺階呢”，到後來大家甚至有些憐憫了，覺得這人已經老了，幹不出活了，但是又不願意承認，只好一直這麼搪塞。
侯欣一倒也不著急，“反正已經這麼多年了，早一點晚一點也沒什麼”。對他來說，唯一值得焦慮的就是怎麼把這本書寫好。
以一個基層法院為個案進行系統考察，特別是考察其實際運行情況，此類研究尚無先例可循，缺乏通用的分析框架。不僅如此，到目前為止，民國時期的西安地方審判機關還從未進入過學者們的研究視線，包括資料的整理、搜集與鑒別都需要研究者從頭做起。如何將這些淩亂的歷史碎片連成一個整體，也是侯欣一必須要解決好的難題。
侯欣一儘量把國內外有關法院的書籍都找到，但是發現沒有人做過這樣的研究，因此他需要完全創造一個新的體例。在寫作中他不斷對結構進行調整，不斷地嘗試新的、合理並可行的分析框架，反反復複地對結論進行驗證，寫寫停停，停停寫寫，直到相對滿意，前後竟然用了近20年的時間。簽約幾年都等不來書稿，商務印書館編審王蘭萍只好常常催促著，“你這書什麼時間能夠交稿，我退休之前能不能交稿”。
最終這本近60萬字的著作，將侯欣一20年的思考展現了出來，通過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的有機結合，從器物、制度、人、思想和觀念等多個角度揭示現代審判機關與近代中國的契合及游離，再現民國時期地方司法權運行的真實狀況，並闡釋這一過程背後的原因，深化人們對中國近代司法制度的認知與理解。
這60萬字，還是侯欣一克制住把所有的資料都“炫耀”出來的衝動完成的。整本書782頁，近些年來，學者一個人完成篇幅如此之巨的原創書，已經非常少見。而他為了讀者閱讀的完整性，堅持不分冊，商務印書館為此還專門從國外進口了印書紙張。
侯欣一說，其實做學者，都是有野心，希望能夠創造出一個可供別人參考、效仿的分析框架。這本書出來以後，有許多同行表示，“顛覆了我們以往對民國的司法知識”。而這其實也在侯欣一的意料之中，“我寫的時候第一個期望也是如此，過去我們對這段歷史的描述大部分是負面的，希望大家對民國時期司法走過的這段歷史有一個清晰的瞭解，這是我們的歷史，不要回避它”。
同時他也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實際的作用，比如為以後研究法院提供範本。他表示，對法院做前景觀察的話，不妨嘗試用這樣的框架去分析，可能會更加的全面、科學、準確。
即便如此，侯欣一表示，這本書還是留下幾個遺憾。書稿動筆時，趕上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重新修建，對外停止查閱，而清末、民國期間的司法檔案正是保存在此處。即使想盡各種辦法，如親自上門求情，托熟人找關係，但收效不大，因而書中涉及到國家層面的司法問題時，侯欣一不得不使用了一些間接的資料。
另一方面則是構思此書時，侯欣一表示自己尚不懂得口述史的價值，待懂得了，與此書有關的人物都已謝世，只能借助回憶錄來彌補。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說真話，是他對自己的要求
以往介紹侯欣一的時候，在教授之前，總會有一個全國政協委員的頭銜。在外人看來，全國政協委員比一個學者更響亮、更有影響力。其實對於侯欣一來說，他最喜歡的還是學者的身份，最想做的還是學術研究。
但是凡事做都要做好的態度，讓他在擔任政協委員這20年來，也值得稱道。“這個確實成了我一個挺大的壓力。因為我不想做一個‘花瓶’，我想在現有的空間裡邊說點真話，對這個國家的法制建設，做點實實在在的事。”侯欣一說。
說真話，是他對自己的要求，也是對知識份子的期待。擔任政協委員這20年來，從提倡“憲法日”，推進勞教制度的廢除，包括現在沈家本故居的修復、再利用等，侯欣一都積極參與其中。
改變政協開會的方式，他更是從西安一直提到了天津，他希望“政協委員的提案只要能公開的，一律在權威媒體上公開；被提案單位的答覆也同樣要全部公開”。他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去倒逼政協委員，能夠提出有意義、有價值的提案，同時相關部門也能夠認真對待，積極答覆。
天津政協研究了他的建議後答覆認為，將提案和答覆全面公開的條件還不成熟。儘管如此，從那以後，天津政協還是選擇了個別品質比較好的提案和答覆在報紙和電視上公開。近年來，全國政協會議的開放性也進一步提升，例如全國政協每年都會編輯一本優秀提案彙編和優秀答覆彙編，而政協會場也向國內外一些媒體開放了。
當然，也有些始終難以推進的提案，對此，歷史專業出身的侯欣一並不著急，“我們對歷史的看法是按照幾十年、幾百年為尺度，並不追求一天兩天就能夠改變什麼，另一方面，我是從事法制工作的，我知道越是重大的改革需要的時間越長，所以我有足夠的韌性”。
即使侯欣一偶爾也會享受，政協委員能夠一定程度上改變社會的成就感，但是他還是想當一個純粹的學者，過一種學術人生。“作政協委員，提出這些提案，換做別的學者也能做，但是換個學者，這樣的書就不一定能寫的了了。”這正是侯欣一的滿足之處。
現在侯欣一終於能夠完完全全將自己的時間用於學術研究。對於政協委員，侯欣一有的是責任，對於學術，侯欣一則更加充滿興趣。
“你要看看我的書房嗎？我正在修改稿子。”侯欣一對法治週末記者說。在書房的一角，他的電腦上放著正在修改的稿子，侯欣一主動介紹說，他現在正在修訂《從司法為民到人民司法：陝甘寧邊區大眾化司法制度研究》，這本被何帆評價為中國司法制度的入門書籍，很快就會以新的面貌與讀者見面。
此後他還想做一本關於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的專著，但是瞭解侯欣一的人都知道，這可能又是一個“慢工程”，“廉頗老矣”的感歎也許又會頻頻響起。但是侯欣一有自己的節奏，也有自己的底線，“演好自己，別辜負自己，別辜負時代”。
責任編輯：高恒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