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充滿了對饑餓的感悟， 在傳承千年的歌詞詩賦之中， 或是在老少皆知的革命記憶。
現如今的我們也體會過饑餓的感覺， 大抵是為了減肥熬了幾天， 嘴便饞得受不了。
又或是看到饑荒的報導， 會為螢幕那端瘦骨嶙峋的受難者感到過心痛。
但即使如此， 我們所認識的饑餓依然淺薄。
見慣了小麥、水稻的我們， 想到土豆（馬鈴薯）也就想到：
燉土豆、炸薯條、土豆牛肉、土豆燜雞， 美食能列出一大串……
但土豆還有更重要的角色， 在我國的調研中發現， 土豆種植區與貧困地區高度重合。
早在一個半世紀前的愛爾蘭，
愛爾蘭土豆烘焙
但一場天災誘發了饑荒，
原本產量穩定的土豆連年歉收，
底層的愛爾蘭民眾徹底失去了唯一的口糧。
他們沒有多餘的錢買糧食， 哪怕救濟院裡最便宜的麵包也買不起， 更無力支付地主的租金。
原本搖搖欲墜的家庭失去了唯一的來源， 只能賣掉孩子換取有限的糧食。
但持續7年的災難沒有放過任何人， 原本800萬人口的殖民地人口銳減1/4。
近百萬人饑腸轆轆地死去， 另外百萬人為了生存遠渡大洋漂泊到世界各地。
他們有的會在旅程中無助的死去，
但更多的人流亡異國， 只能在不待見當中再度過上勉強度日的生活。
愛爾蘭大饑荒紀念碑， 座標都柏林
土豆是這一切的罪魁禍首，
但大家卻恨不起這一種作物。
在愛爾蘭有一句諺語：窮人的餐點——除了小土豆就是大土豆。
17世紀， 愛爾蘭只是個有著50萬人的貧窮小國， 正是土豆的到來改變了這個國家。
愛爾蘭人愛極了土豆， 幾乎只要有土豆就能度過一生。
再加上愛爾蘭獨特的社會構成， 他們沒有中產階級， 除了地主、神職人員，
據統計， 直到19世紀40年代， 愛爾蘭靠著好吃、耐飽、有營養的土豆， 讓人口增長了17倍之多， 達到了空前的830萬人。
人口越來越多， 能夠滿足八百萬張嘴的更是只有土豆。
接近三分之二的人以種植土豆維持生活， 土豆種植面積占去1/70的國土面積。
如此單一的生態圈看似穩定，其實未必是好事。
果不其然，一場馬鈴薯晚疫病讓愛爾蘭的農業徹底崩盤。
感染馬鈴薯晚疫病的土豆
1845年，秋天的微風佐以陽光，簡直讓人預料到一個好收成的到來。
愛爾蘭好久沒有這麼好的天氣，只是誰也沒想到，晚疫病的病原馬鈴薯晚疫菌最喜歡的恰恰也是這種天氣。
病原菌們感受到天氣的召喚，孢子囊散發出大量孢子借著風、雨傳向遠方。
孢子落在一片片土豆地上，芽管穿入植株，感染了這些續命的糧食。
植株葉背逐漸出現肉眼可見的白色黴斑，迅速擴展到葉柄和莖上。
晴朗的天氣加劇了病情擴散，能夠躲過一劫的土豆少之又少。
病斑逐漸乾枯成褐色，埋在土裡的土豆塊莖形狀出現凹陷，變得越發畸形。
一場讓愛爾蘭人膽寒的土豆晚疫病刹那間席捲了愛爾蘭島。
晚疫病迅速蔓延，遠在美洲的美國東海岸同樣出現了嚴重的病情。
但農作物單一的愛爾蘭成了最大的犧牲品，1845年土豆減產了1/3。
災情繼續蔓延，第二年減產高達2/3，隨後災情不斷提升，成為了大饑荒最初的導火索。
愛爾蘭農民幾乎嘗試所有的手段。
他們將翻了一遍土，舊的土豆植株或是燒了或是掩埋在土裡。
犧牲一整季度的收成是一件勇敢的事情，這意味著家中可憐巴巴的妻兒需要極為拮据地度過一大段空檔期。
但是勇敢並沒有換來晚疫病的結束，新種植的土豆依然出現了乾枯、黴斑。
對這一切無能為力的農民只能看著那一畝三分地發愁。
他們從沒有嘗試種植其他作物，更妄論所應有的種植經驗了。
除了身後一間只容得下幾口人的小屋，門外只有寥寥炊煙和遍地的病株。
最糟心的是，身側站著的妻兒與老母親，已經大半年沒有吃上一餐飽飯了。
這種事情要是擱在今時今日，政府的儲備糧將會是窮人最後的稻草。
可惜這對於愛爾蘭並不適用，當時的愛爾蘭沒有掌有實權的政府。
他們正處於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愛爾蘭顯官達貴都會在英聯邦謀得一職。
無論是顯官達貴還是萬人之上的神職人員，都無法理解農民的疾苦。
搶奪政府的麵包店
愛爾蘭是英國的第一個殖民地，但愛爾蘭卻是個“糟糠之妻”。
將近百分之八十的愛爾蘭人是天主教徒，對於英國人這群新教徒而言，他們簡直就是慵懶、愚蠢的代名詞。
信仰是他們之間無形的隔閡，而土豆則是另一種見證。
土豆來自美洲的安第斯山脈，或許是某個人的一念之差，它被當做“戰利品”帶回了歐洲，從此落地生根。
但它的到來顯然遠不如甘蔗受歡迎，它依然伴隨著致命的成見。
即使這種新作物能夠在更少的土地上產出更多的糧食，在歐洲人看來也只是被殖民者或是未開化的民族才會吃的下等作物。
他們就是有一萬種理由不喜歡土豆。
因為《聖經》沒有記載過土豆；或是它們埋在土裡，有著古怪的外形，還帶著泥土的腥味；又或者它會帶來麻風病和不道德。
在《植物的欲望》一書中，將土豆與小麥做對比，如果小麥金黃色的外表與太陽相照應，那麼土豆毫無以為就是黑暗的代名詞。
成見早已根深蒂固，在英國人眼裡吃著土豆長大的愛爾蘭人該是多麼下賤的民族呀！
但愛爾蘭畢竟是英國人的殖民地，英國政府再怎麼也不能寒了殖民們的心。
他們組建了科學委員會，調查評估作物受損情況，採取多種措施保存受損作物。
並且借機廢除《穀物法》，打破了進口國外穀物的限制。
除此以外，他們還成立了一個救濟委員會，負責安頓災民。
不過細究起來，這些有模有樣的救濟措施在當時也只是有個模樣罷了。
此時距離巴斯德發現微生物還有十年，對微觀世界的認知局限了科技委員會的調研。
只有植物病理學之父安東·德貝裡將孢子接種在土豆上，確定了病害是由這種微觀致病物引起的。
但這也只能讓科技委員會直到與其他黴病相似罷了，以至於他們沒有儘快給出足以改變現狀的提案。
《穀物法》的廢除則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進口穀物降低了國內糧食的價格。
但這只是暫時的，英國本土的種植者漸漸不再從事收益平平的耕種，轉而投身畜牧業。
糧食越來越趕不上需求，糧食價格不久又開始回升。
真正在《穀物法》收益恐怕只有資本家，趁著糧食價格降溫，就連勞工價格都變得低廉了。
救濟委員會大抵是整個救援過程中最糟糕的一環。
貧富差距巨大的愛爾蘭，窮人們連買個麵包的錢都掏不出。
直接救濟又違反了當時執政者所奉行的“政府不干涉市場”思想，他們只打算花費英國年產值的0.5%，其餘的採取“以工代賑”。
愛爾蘭公園，紀念1845~48逝去的人們
只不過就業崗位只有70萬個，救濟委員會又另外設立了濟貧院。
濟貧院能為災民提供住宿、糧食，只是受限於場地、經費，最高只能承載10萬人。
濟貧院作為主要救濟手段，瞬間人滿為患，惡劣的環境滋生了疾病，傷寒、霍亂、壞血病四處橫行。
直至1848年，饑荒中的逝者五分之一死於條件很差的濟貧院。
不過相比那些沒有得到任何救助的100萬人來說，到也算是得了些好處。
門內的人面臨死亡，門外的人拼命想進去
時任殖民地大臣的格雷伯爵在此時提出了一個“富有建設性”的計畫。
他決定將濟貧院裡的女孩送往流放罪犯的殖民地——澳大利亞，史稱“饑荒孤女”。
不僅是孤女們，許多人也選擇遠渡海洋，去到美國、加拿大等地。
直到愛爾蘭大饑荒結束，死亡人數達到86萬，移民人數超100萬。
自由女神像凝聚了大量愛爾蘭人的血汗
大饑荒對人口結構的影響是永久性的，愛爾蘭人口在之後再也沒有達到1841年的峰值。
1911年，愛爾蘭的人口約為440萬左右，2011年，愛爾蘭人口為458萬。
不過目前全世界愛爾蘭後裔人數卻達到驚人的7000萬人，真如古話所說：無心插柳柳成蔭。
美國五任總統甘迺迪、尼克森、雷根、克林頓和奧巴馬都是愛爾蘭人的後裔。
人口驟減成了大饑荒的宣洩口，糧食提供和糟糕的救濟行動總算將餘下的人安定下來。
恰如黑死病大流行，馬鈴薯晚疫病也在恰當時機逐漸消失，但也從此開始它的“世界之旅”。
20世紀80年代再度爆發一次世界級大流行，這一次的病菌被稱作A2雜交型，全新的病菌具有更強的感染性。
1950年，我國許多土豆種植區也曾爆發過晚疫病，直到60年代進口抗病品種，症狀才得到控制。
2017年7月，雲南昆明
事實上愛爾蘭所爆發的馬鈴薯晚疫病與之後所有晚疫病流行相比，已經是最容易控制的。
在當時如此多地方都有晚疫病肆虐時，卻只有愛爾蘭爆發了大饑荒。
這是因為愛爾蘭太過依賴土豆這種收益豐厚的農作物，幾乎全國就只依靠這麼一種農作物、一種品種。
這毫無疑問是人們有史以來嘗試過的最大規模的單一栽培，其災難性的後果也證明了單一栽培的可怕之處。
同一塊田裡，單一栽培是傳統的種植的方法，但在現代農業中已經不夠科學。
有研究發現，單一種植人工馬尾松林容易引發嚴重毛蟲的災害，如果混合其他植物就能有效防止這種情況發生。
不同的樹木會吸引不同的昆蟲、鳥類，複雜的生態鏈更加穩固不容易遭受毀滅性破壞。
即使回歸經濟作物種植，也有間種、套種這類方式。
通過在同一塊田內間隔種植相同生長期的不同作物，不但能增產，還能利用不同植物起到一定隔離效果，預防蟲災、病害。
同時，更為複雜的作物關係有時還能提高土地肥力，減少農藥、化肥的使用。
例如與花生伴生的根瘤菌，能夠起到固氮的作用，提高土壤裡的氮含量，足量的氮能使作物生長更加茂密。
花生與蘿蔔間種
歷經大饑荒後的愛爾蘭，正是缺乏對作物混種的農業思想。
所幸，因為貧民無力種植，大量土地流入了地主手中。
這為之後管理種植提供了便利，在農產品品類上的豐富讓愛爾蘭再也沒有爆發如此規模的饑荒。
許多人高聲大罵英國政府的殘忍無道，忘了追究一切的根源，以至於忽視了農業知識的重要性。
正如愛爾蘭的土豆種植，為了一時吃飽卻忘了為長遠打算。
不過沒關係，大自然會投出它的反對票。
*參考資料
Late Blight in Potato, PUBLICATIONS.
許彩麗, 馬鈴薯與愛爾蘭大饑荒 ——農作物單一種植引起的災難.
楊天虎. 英國政府對19世紀中葉愛爾蘭大饑荒的對策研究[D].南開大學,2013.
如此單一的生態圈看似穩定，其實未必是好事。
果不其然，一場馬鈴薯晚疫病讓愛爾蘭的農業徹底崩盤。
感染馬鈴薯晚疫病的土豆
1845年，秋天的微風佐以陽光，簡直讓人預料到一個好收成的到來。
愛爾蘭好久沒有這麼好的天氣，只是誰也沒想到，晚疫病的病原馬鈴薯晚疫菌最喜歡的恰恰也是這種天氣。
病原菌們感受到天氣的召喚，孢子囊散發出大量孢子借著風、雨傳向遠方。
孢子落在一片片土豆地上，芽管穿入植株，感染了這些續命的糧食。
植株葉背逐漸出現肉眼可見的白色黴斑，迅速擴展到葉柄和莖上。
晴朗的天氣加劇了病情擴散，能夠躲過一劫的土豆少之又少。
病斑逐漸乾枯成褐色，埋在土裡的土豆塊莖形狀出現凹陷，變得越發畸形。
一場讓愛爾蘭人膽寒的土豆晚疫病刹那間席捲了愛爾蘭島。
晚疫病迅速蔓延，遠在美洲的美國東海岸同樣出現了嚴重的病情。
但農作物單一的愛爾蘭成了最大的犧牲品，1845年土豆減產了1/3。
災情繼續蔓延，第二年減產高達2/3，隨後災情不斷提升，成為了大饑荒最初的導火索。
愛爾蘭農民幾乎嘗試所有的手段。
他們將翻了一遍土，舊的土豆植株或是燒了或是掩埋在土裡。
犧牲一整季度的收成是一件勇敢的事情，這意味著家中可憐巴巴的妻兒需要極為拮据地度過一大段空檔期。
但是勇敢並沒有換來晚疫病的結束，新種植的土豆依然出現了乾枯、黴斑。
對這一切無能為力的農民只能看著那一畝三分地發愁。
他們從沒有嘗試種植其他作物，更妄論所應有的種植經驗了。
除了身後一間只容得下幾口人的小屋，門外只有寥寥炊煙和遍地的病株。
最糟心的是，身側站著的妻兒與老母親，已經大半年沒有吃上一餐飽飯了。
這種事情要是擱在今時今日，政府的儲備糧將會是窮人最後的稻草。
可惜這對於愛爾蘭並不適用，當時的愛爾蘭沒有掌有實權的政府。
他們正處於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愛爾蘭顯官達貴都會在英聯邦謀得一職。
無論是顯官達貴還是萬人之上的神職人員，都無法理解農民的疾苦。
搶奪政府的麵包店
愛爾蘭是英國的第一個殖民地，但愛爾蘭卻是個“糟糠之妻”。
將近百分之八十的愛爾蘭人是天主教徒，對於英國人這群新教徒而言，他們簡直就是慵懶、愚蠢的代名詞。
信仰是他們之間無形的隔閡，而土豆則是另一種見證。
土豆來自美洲的安第斯山脈，或許是某個人的一念之差，它被當做“戰利品”帶回了歐洲，從此落地生根。
但它的到來顯然遠不如甘蔗受歡迎，它依然伴隨著致命的成見。
即使這種新作物能夠在更少的土地上產出更多的糧食，在歐洲人看來也只是被殖民者或是未開化的民族才會吃的下等作物。
他們就是有一萬種理由不喜歡土豆。
因為《聖經》沒有記載過土豆；或是它們埋在土裡，有著古怪的外形，還帶著泥土的腥味；又或者它會帶來麻風病和不道德。
在《植物的欲望》一書中，將土豆與小麥做對比，如果小麥金黃色的外表與太陽相照應，那麼土豆毫無以為就是黑暗的代名詞。
成見早已根深蒂固，在英國人眼裡吃著土豆長大的愛爾蘭人該是多麼下賤的民族呀！
但愛爾蘭畢竟是英國人的殖民地，英國政府再怎麼也不能寒了殖民們的心。
他們組建了科學委員會，調查評估作物受損情況，採取多種措施保存受損作物。
並且借機廢除《穀物法》，打破了進口國外穀物的限制。
除此以外，他們還成立了一個救濟委員會，負責安頓災民。
不過細究起來，這些有模有樣的救濟措施在當時也只是有個模樣罷了。
此時距離巴斯德發現微生物還有十年，對微觀世界的認知局限了科技委員會的調研。
只有植物病理學之父安東·德貝裡將孢子接種在土豆上，確定了病害是由這種微觀致病物引起的。
但這也只能讓科技委員會直到與其他黴病相似罷了，以至於他們沒有儘快給出足以改變現狀的提案。
《穀物法》的廢除則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進口穀物降低了國內糧食的價格。
但這只是暫時的，英國本土的種植者漸漸不再從事收益平平的耕種，轉而投身畜牧業。
糧食越來越趕不上需求，糧食價格不久又開始回升。
真正在《穀物法》收益恐怕只有資本家，趁著糧食價格降溫，就連勞工價格都變得低廉了。
救濟委員會大抵是整個救援過程中最糟糕的一環。
貧富差距巨大的愛爾蘭，窮人們連買個麵包的錢都掏不出。
直接救濟又違反了當時執政者所奉行的“政府不干涉市場”思想，他們只打算花費英國年產值的0.5%，其餘的採取“以工代賑”。
愛爾蘭公園，紀念1845~48逝去的人們
只不過就業崗位只有70萬個，救濟委員會又另外設立了濟貧院。
濟貧院能為災民提供住宿、糧食，只是受限於場地、經費，最高只能承載10萬人。
濟貧院作為主要救濟手段，瞬間人滿為患，惡劣的環境滋生了疾病，傷寒、霍亂、壞血病四處橫行。
直至1848年，饑荒中的逝者五分之一死於條件很差的濟貧院。
不過相比那些沒有得到任何救助的100萬人來說，到也算是得了些好處。
門內的人面臨死亡，門外的人拼命想進去
時任殖民地大臣的格雷伯爵在此時提出了一個“富有建設性”的計畫。
他決定將濟貧院裡的女孩送往流放罪犯的殖民地——澳大利亞，史稱“饑荒孤女”。
不僅是孤女們，許多人也選擇遠渡海洋，去到美國、加拿大等地。
直到愛爾蘭大饑荒結束，死亡人數達到86萬，移民人數超100萬。
自由女神像凝聚了大量愛爾蘭人的血汗
大饑荒對人口結構的影響是永久性的，愛爾蘭人口在之後再也沒有達到1841年的峰值。
1911年，愛爾蘭的人口約為440萬左右，2011年，愛爾蘭人口為458萬。
不過目前全世界愛爾蘭後裔人數卻達到驚人的7000萬人，真如古話所說：無心插柳柳成蔭。
美國五任總統甘迺迪、尼克森、雷根、克林頓和奧巴馬都是愛爾蘭人的後裔。
人口驟減成了大饑荒的宣洩口，糧食提供和糟糕的救濟行動總算將餘下的人安定下來。
恰如黑死病大流行，馬鈴薯晚疫病也在恰當時機逐漸消失，但也從此開始它的“世界之旅”。
20世紀80年代再度爆發一次世界級大流行，這一次的病菌被稱作A2雜交型，全新的病菌具有更強的感染性。
1950年，我國許多土豆種植區也曾爆發過晚疫病，直到60年代進口抗病品種，症狀才得到控制。
2017年7月，雲南昆明
事實上愛爾蘭所爆發的馬鈴薯晚疫病與之後所有晚疫病流行相比，已經是最容易控制的。
在當時如此多地方都有晚疫病肆虐時，卻只有愛爾蘭爆發了大饑荒。
這是因為愛爾蘭太過依賴土豆這種收益豐厚的農作物，幾乎全國就只依靠這麼一種農作物、一種品種。
這毫無疑問是人們有史以來嘗試過的最大規模的單一栽培，其災難性的後果也證明了單一栽培的可怕之處。
同一塊田裡，單一栽培是傳統的種植的方法，但在現代農業中已經不夠科學。
有研究發現，單一種植人工馬尾松林容易引發嚴重毛蟲的災害，如果混合其他植物就能有效防止這種情況發生。
不同的樹木會吸引不同的昆蟲、鳥類，複雜的生態鏈更加穩固不容易遭受毀滅性破壞。
即使回歸經濟作物種植，也有間種、套種這類方式。
通過在同一塊田內間隔種植相同生長期的不同作物，不但能增產，還能利用不同植物起到一定隔離效果，預防蟲災、病害。
同時，更為複雜的作物關係有時還能提高土地肥力，減少農藥、化肥的使用。
例如與花生伴生的根瘤菌，能夠起到固氮的作用，提高土壤裡的氮含量，足量的氮能使作物生長更加茂密。
花生與蘿蔔間種
歷經大饑荒後的愛爾蘭，正是缺乏對作物混種的農業思想。
所幸，因為貧民無力種植，大量土地流入了地主手中。
這為之後管理種植提供了便利，在農產品品類上的豐富讓愛爾蘭再也沒有爆發如此規模的饑荒。
許多人高聲大罵英國政府的殘忍無道，忘了追究一切的根源，以至於忽視了農業知識的重要性。
正如愛爾蘭的土豆種植，為了一時吃飽卻忘了為長遠打算。
不過沒關係，大自然會投出它的反對票。
*參考資料
Late Blight in Potato, PUBLICATIONS.
許彩麗, 馬鈴薯與愛爾蘭大饑荒 ——農作物單一種植引起的災難.
楊天虎. 英國政府對19世紀中葉愛爾蘭大饑荒的對策研究[D].南開大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