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家統計局最新資料， 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3.51。 在過去的20多年裡， 這個比例曾一度高於120， 是世界上最懸殊的出生性別比例之一， 這意味著， 每出生100個女孩， 會多出生20多個男孩。 如今， 那些在出生性別比最高的年代誕生的孩子正在陸續進入婚齡。
20多年來， 市場經濟發育， 城市化進程推進， 計劃生育政策實施， 所有的這些因素交織影響著中國的性別失衡問題。 作為一個曾高度城鄉二元化的國家， 其“婚姻擠壓”更多地擠向了邊遠、貧困地區， 數千萬“剩男”的婚戀難題正引發更嚴峻的社會問題。 這個問題事關發展， 事關權益， 在邁向全面小康的攻堅戰中， 不應被忽視。
多路記者分赴豫、冀、湘、鄂、皖、甘、桂等省區貧困農村， 並會同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和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專家， 歷時半年， 對中國農村剩男問題進行了全景調查，
臘月細碎的雪花化在了年味逐漸升騰的豫東韓朱崗村， 鄧孟興家裡格外熱鬧， 大多是頭髮花白的父母領著靦腆的後生， 話題只有一個：“他叔， 俺兒子年紀不小了， 你留意給尋個媳婦吧。 ”
56歲的鄧孟興嘴裡應著， 心裡卻直打鼓。 他在鎮上開了10年的婚介所早在2014年就關門了， 附近十裡八鄉的男孩太多， 女孩太少， 介紹物件的活兒沒法幹。
可老鄧10多年來當媒人的名聲還在， 家裡有男孩的還是會趁著年輕人打工回來過春節的機會， 在臘月和正月裡頻繁出入老鄧家， 拜託他幫著解決終身大事。
“還有6個小妮兒。 ”老鄧對村裡誰家有適婚的女孩瞭若指掌， 但他心裡明鏡似的， 這掰著指頭都數得過來的姑娘， 很難看得上村裡那40多個未婚男青年， “還有條件更好的小夥兒從外村找來呢”。
老鄧一年還能撮合成十幾對， 但似乎就是從那一年開始， 曾經密密麻麻記錄著男女青年資訊的小本上， 只有男孩兒的資訊在不斷增加，
老鄧總結說， 估摸著是20多年前出生的男孩遠遠多過女孩。 其實， 老鄧樸素的認知早已經是人口學家研究的重點。
過去的10多年， 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李樹茁和他的同事在不斷對人口普查資訊進行分析的同時， 還對全國28個省(區、市)300多個行政村的性別失衡情況進行了田野調查。
他們給出的結論是， 由於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市場化、城市化和計劃生育政策的複合影響， 中國人口性別結構已整體失衡。
近一二十年的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已厘清了一個事實：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就一路走高， 並持續高位徘徊。 最高峰的時候， 出生性別比高於120， 遠超107的正常值，
李樹茁等人根據幾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 以20世紀80代初我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為參照， 對我國1980年到2010年間出生人口的性別情況進行分析， 推算出這30年間， 出生的男性為2.9億， 女性為2.54億， 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約3600萬。
“如今， 這一代人正不斷進入適婚年齡， 失衡後果逐漸顯現。 ”李樹茁的判斷是， 從2010年開始， 中國將經歷長達幾十年的“男性婚姻擠壓”， “1980年代後出生的男性中， 將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 考慮到邊遠地區是婚姻擠壓的最後一級， 農村失婚青年的比例要高得多。 ”李樹茁說， “這輪危機規模大、來勢猛， 持續時間長， 必將構成困擾21世紀中國社會的一個突出問題。 ”
“被迫失婚”的大齡剩男密集出現
相親成為春節主旋律的遠不止河南的韓朱崗村。鄂中柴灣村的王飛龍夫婦提起3個兒子的婚事也是長籲短歎。
王飛龍自己有3兄弟，這3兄弟又分別有3個兒子，9個男孩都到了適婚年齡。這個人丁興旺的大家族，近四五年來春節前後的主題就一個，拜託能找到的一切社會關係，安排一場又一場的相親。
每年還不到臘月，王家的幾個妯娌就開始四處奔走，張羅相親的事，但能安排相親的女孩實在太少，大多數時候，男孩們只能在網吧裡無聊地度過。儘管各種網路社交工具也曾讓一些農村男青年有機會在虛擬的環境中實踐愛情兵法，但畢竟那大多是鏡花水月。
9個男孩的相親波折幾乎讓這個家族每年春節都被愁雲籠罩，大一點的那幾個孩子已經奔著30歲去了，按農村的習俗，過了30歲還沒娶上媳婦，打光棍幾乎就已成定局。
女孩稀缺，媒婆生意難做，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大齡剩男密集出現，不少剩男多的地方被戴上了“光棍村”的帽子。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燕舞近年來在國內多個村莊做田野調查，他觀察到，一些農村的光棍率之前較為平穩，但從80年代之後開始急劇上升，“這個現象非常顯著”。
他根據自己收集到的資訊計算出，一些村裡的剩男比例在3%左右，如果做個簡單的估算，全國農村在峰值期大約有2000萬左右的剩男，平均到68萬個行政村，每個村就將有近30個剩男。
李樹茁團隊對300多個行政村的實地調查顯示，每村平均大齡未婚男性達9.03人。其中，近80%的大齡未婚男性身體健康，沒有殘疾，“他們的失婚不是身體原因造成，屬於被迫失婚”。
每年春節，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都會要求研究人員寫篇回鄉記。在這些鄉村筆記中，幾乎所有學者都把經濟拮据列為農村剩男失婚的最根本成因。博士生劉銳曾講述過一個辛酸的過年故事。
春節，劉銳的同鄉、37歲的鄧長清沒有回家過年。鄧的母親曾生過幾場大病，家裡沒能積攢下多少積蓄，因此小鄧初中畢業後就南下打工，希望趁年輕掙點娶媳婦的錢。然而由於學歷低，只能靠打零工生存，幾年下來，仍然沒能脫貧。父母也曾找人介紹，但媒人看到小鄧的家境，都搖頭不願接單。
不知不覺人到30，小鄧逐漸感受到單身的壓力。最讓他難受的是，因為單身，年終回家不僅遭到兄弟奚落，而且鄰居也會指指點點，父母每談及此事就長歎。有一年，全家吃完團年飯，母親借著酒興提及此事，說著說著竟落下淚來。小鄧對家裡的愧疚感日重，次年大年三十，他給家裡打電話，決定不回來了。他說，現在找到一位帶著兩個小孩、即將離異的外省女人，希望年後人少時帶著媳婦回家。放下電話，母親大哭一場，覺得自己對不起兒子，愁雲籠罩了整個新年。
“現代婚姻鼓勵個人能力，但個人能力由家庭文化決定，當經濟上既處弱勢，家庭教育又不足時，光棍就會被慣性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劉銳寫道，“回到村裡，長輩說得最多的話是，農村人要面對現實。”
中國近來的人口普查資料及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顯示，婚姻擠壓在中國絕非個案，幾乎所有省份的農村地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女性缺失。更讓人憂慮的是，“目前危機還只是初現，隨著上世紀90年代以來出生的男性邁入婚齡，中國男性婚姻擠壓的程度還會加重。”已研究此問題十多年的李樹茁警告說：“更嚴重的危機還沒真正到來。”
“被迫失婚”的大齡剩男密集出現
相親成為春節主旋律的遠不止河南的韓朱崗村。鄂中柴灣村的王飛龍夫婦提起3個兒子的婚事也是長籲短歎。
王飛龍自己有3兄弟，這3兄弟又分別有3個兒子，9個男孩都到了適婚年齡。這個人丁興旺的大家族，近四五年來春節前後的主題就一個，拜託能找到的一切社會關係，安排一場又一場的相親。
每年還不到臘月，王家的幾個妯娌就開始四處奔走，張羅相親的事，但能安排相親的女孩實在太少，大多數時候，男孩們只能在網吧裡無聊地度過。儘管各種網路社交工具也曾讓一些農村男青年有機會在虛擬的環境中實踐愛情兵法，但畢竟那大多是鏡花水月。
9個男孩的相親波折幾乎讓這個家族每年春節都被愁雲籠罩，大一點的那幾個孩子已經奔著30歲去了，按農村的習俗，過了30歲還沒娶上媳婦，打光棍幾乎就已成定局。
女孩稀缺，媒婆生意難做，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大齡剩男密集出現，不少剩男多的地方被戴上了“光棍村”的帽子。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燕舞近年來在國內多個村莊做田野調查，他觀察到，一些農村的光棍率之前較為平穩，但從80年代之後開始急劇上升，“這個現象非常顯著”。
他根據自己收集到的資訊計算出，一些村裡的剩男比例在3%左右，如果做個簡單的估算，全國農村在峰值期大約有2000萬左右的剩男，平均到68萬個行政村，每個村就將有近30個剩男。
李樹茁團隊對300多個行政村的實地調查顯示，每村平均大齡未婚男性達9.03人。其中，近80%的大齡未婚男性身體健康，沒有殘疾，“他們的失婚不是身體原因造成，屬於被迫失婚”。
每年春節，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都會要求研究人員寫篇回鄉記。在這些鄉村筆記中，幾乎所有學者都把經濟拮据列為農村剩男失婚的最根本成因。博士生劉銳曾講述過一個辛酸的過年故事。
春節，劉銳的同鄉、37歲的鄧長清沒有回家過年。鄧的母親曾生過幾場大病，家裡沒能積攢下多少積蓄，因此小鄧初中畢業後就南下打工，希望趁年輕掙點娶媳婦的錢。然而由於學歷低，只能靠打零工生存，幾年下來，仍然沒能脫貧。父母也曾找人介紹，但媒人看到小鄧的家境，都搖頭不願接單。
不知不覺人到30，小鄧逐漸感受到單身的壓力。最讓他難受的是，因為單身，年終回家不僅遭到兄弟奚落，而且鄰居也會指指點點，父母每談及此事就長歎。有一年，全家吃完團年飯，母親借著酒興提及此事，說著說著竟落下淚來。小鄧對家裡的愧疚感日重，次年大年三十，他給家裡打電話，決定不回來了。他說，現在找到一位帶著兩個小孩、即將離異的外省女人，希望年後人少時帶著媳婦回家。放下電話，母親大哭一場，覺得自己對不起兒子，愁雲籠罩了整個新年。
“現代婚姻鼓勵個人能力，但個人能力由家庭文化決定，當經濟上既處弱勢，家庭教育又不足時，光棍就會被慣性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劉銳寫道，“回到村裡，長輩說得最多的話是，農村人要面對現實。”
中國近來的人口普查資料及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顯示，婚姻擠壓在中國絕非個案，幾乎所有省份的農村地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女性缺失。更讓人憂慮的是，“目前危機還只是初現，隨著上世紀90年代以來出生的男性邁入婚齡，中國男性婚姻擠壓的程度還會加重。”已研究此問題十多年的李樹茁警告說：“更嚴重的危機還沒真正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