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 “民工荒”的問題引起普遍關注， 所謂路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問題的討論也此起彼伏。 然而， 就在人們對“民工荒”問題給予注意的同時， 卻將藏匿于“民工荒”背後的另一種“勞工荒”現象“農民荒”給有意無意地忽視和遮罩掉了。 一個農業大國出現了“農民荒”， 這是一個重大的國情變化。
“誰來種糧”的疑問仍縈繞腦海， 時下， “農民荒”又成為備受關注的議題。 一個農業大國出現了“農民荒”， 這是一個重大的國情變化， 如是說。 二十載時光流逝， 倏忽而已， 而從“民工潮”至“民工荒”再到“農民荒”， 一系列社會變遷卻“步步驚心”， 無數普通人的生活在這一進程中發生滄桑巨變。
“農民荒”似乎遠比“民工荒”更讓人錯愕不及。 長久以來， 人們腦海中存儲的農民形象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個龐大的群體， 如果用數位表達， 這個數位不久前是九億， 現在是七億。 因而， 即使考慮到數量眾多的進城務工農民，
最近， 黑龍江農民劉貴夫因自曝“年收入二三十萬”被廣泛關注和質疑。 事實表明劉貴夫是國營農場的職工， 不是普通農民;年收入二三十萬靠的也是大面積承租， 機械化耕種。 雖然劉貴夫並不能代表目前普通的農業狀態， 但事實上， 這卻表明農民群體正發生著巨大分化：在糧食主產區特別是平原地區， 越來越多類似劉貴夫的“農民”正在湧現， 他們很多都不是農村集體經濟內部成員，
僅把農民看作一種職業， 有助於正確認識“農民荒”這一現象。 我們對“農民”的認識和劃分，
真正需要非常重視的是糧食主產區的“農民荒”。 糧食主產區更多的是隱性的“農民荒”， 即很多農民平時在城市打工，
應該認識到， “農民荒”是農業本質上是弱勢產業， 我國獨特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及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城市化道路綜合作用的結果。 對農業扶持不強，對農民保護不夠，對農村建設不足，產業和城鄉差距則是“農民荒”產生的直接原因。在意識中，我們輕視作為身份的農民，在經濟上，我們卻極端關注其價值。農民個體雖然卑微，但匯成整體，既是工業化的重要勞動力資源要素，又擔當著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推進城市化的重任，同時擔負為農業規模經營掃除障礙的潛在使命。事實證明，農民的前兩大價值得到了充分的發揮，進城務工農民不僅創造了中國經濟的輝煌和城市的繁榮，還轉移了數以億計的勞動力，有研究表明：我國欠發達農村地區剩餘的或不剩餘的勞動力都轉移了，發達地區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比重已到或超過70%。然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些農民卻很難融入城市，因而依舊保留土地作為保障，農村土地規模經營的景象，並沒有按照國家政策、制度和人們的預期出現，反而是農村土地拋荒嚴重，呈現“無人種糧”和“農民荒”的局面。
“農民荒”並不突然，實是必然。恰如有人所說，“農民荒”是因為農民慌。“農民荒”這一矛盾狀態，恰是農民內心矛盾糾結的現實作用。離開耕作，走向城鎮和非農產業的農民，身份與職業產生了背離，他們在竭力擺脫收入低微的農民職業之外，也更渴望擺脫烙在身上，受到歧視，不光彩的農民身份，成為城市居民。然而，由於在就業、居住、教育、社保等方面收到“特殊對待”，根本難以與城市居民共用發展成果，加之戀土情結及殘存的小農心理等諸多矛盾糾結，這些農民難以放棄“農民”身份，丟掉以農村戶籍為基礎的土地保障。城市生活的吸引力固然巨大，但現實因素卻不足以讓農民進行土地轉讓。而對那些“留守”的農民來說，種糧效益雖低，但總可以食無憂，非農收入則用來養家，他們雖耕種，也主要是為吃飯，不是增收，因而不但耕作粗放，更不願意多種地。農民這一矛盾狀態，形成了“務工不離土、離鄉不離土、進城不離土”和“兼業化農業”的現狀，造成農民職業與身份的背離，形成當下“有地無人種”的局面。
我國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的產生，最初恰恰是為了在延長承包期和穩定承包權後，解決“有地無人中，有人無地種”的問題，優化資源配置。但從現實來看，現有的土地制度特別是流轉制度很難將穩定農民承包權和實現規模經營落到實處，無法發揮制度價值，更不能很好解決“有地無人種”即“農民荒”的問題。這既與現行土地制度特別是流轉制度存在諸多缺陷和局限有關，更與經濟和社會體制深層次上的矛盾有關。
解決“農民荒”問題是一個結構和系統問題。首先，我們亟需厘清作為職業的農民與作為身份的農民。農民的真正意義和歸宿在於農業，而所有人都在工業化、城市化中迷失，包括農民自身，對很多地方的農民來說，他們保有農田已經不再是為了耕種，也不會好好耕種，而是期待國家征地補償。無論在城在鄉，政府和社會都需要營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環境，撕掉農民的身份標籤，讓人口、資本和資源自由、順暢流動，使進城者安居樂業，使在鄉者篤於耕作。只要農民不再成為灰色標籤，相信人們會將農民職業作為適合自己的位置並努力實現價值。
其次，真正做到工業反哺農業，統籌區域和城鄉發展，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農業不再是工業的“提款機”，農村也不再是剩餘勞動力的蓄水池，要花大力氣扶持農業，補貼農民，建設農村。只要農村設施完備，充滿現代化的活力，新一代農民子弟就不會因對鄉村生活失望而拋棄土地。
再次，完善土地基本制度及土地流轉制度，在鞏固農戶承包經營權的基礎上，賦予並切實保障農民更多土地權益，建立規範有序、交易順暢、監管可控的土地流轉制度和流轉市場，形成農民自願、社會人員和資本廣泛無障礙參與的土地流轉格局。土地作為資源性財產，對於農民的意義重大，因此只有切實保障農民權益，流轉才能順利進行，才能產生積極效果。土地流轉，政府監管尤為重要，既要保護農民，平衡各方利益，又要防止土地“非農化”。
應該承認，“農民荒”不是壞事，危機尚未發生，風險提示尤為重要。“農民荒”至少讓政府和社會更加重視農民等“三農”問題，進而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賦予農民更多切實權利和愛護，更加重視農業和糧食安全。誠如專家所言，“農民荒”宣告一個時代結束，中國正在告別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正在告別勞動力極其廉價的時代。
“農民荒”更不是一場可怕的不可避免的危機，而是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業國邁向工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過程中的暫時失衡現象。只要國家堅持統籌改革，作出合理的結構調整，理順各種要素的關係，打破二元社會體制，“農民荒”就不會變成一場影響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危機，反而會變成我國社會不斷進步，走向富強文明的契機。
對農業扶持不強，對農民保護不夠，對農村建設不足，產業和城鄉差距則是“農民荒”產生的直接原因。在意識中，我們輕視作為身份的農民，在經濟上，我們卻極端關注其價值。農民個體雖然卑微，但匯成整體，既是工業化的重要勞動力資源要素，又擔當著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推進城市化的重任，同時擔負為農業規模經營掃除障礙的潛在使命。事實證明，農民的前兩大價值得到了充分的發揮，進城務工農民不僅創造了中國經濟的輝煌和城市的繁榮，還轉移了數以億計的勞動力，有研究表明：我國欠發達農村地區剩餘的或不剩餘的勞動力都轉移了，發達地區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比重已到或超過70%。然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些農民卻很難融入城市，因而依舊保留土地作為保障，農村土地規模經營的景象，並沒有按照國家政策、制度和人們的預期出現，反而是農村土地拋荒嚴重，呈現“無人種糧”和“農民荒”的局面。
“農民荒”並不突然，實是必然。恰如有人所說，“農民荒”是因為農民慌。“農民荒”這一矛盾狀態，恰是農民內心矛盾糾結的現實作用。離開耕作，走向城鎮和非農產業的農民，身份與職業產生了背離，他們在竭力擺脫收入低微的農民職業之外，也更渴望擺脫烙在身上，受到歧視，不光彩的農民身份，成為城市居民。然而，由於在就業、居住、教育、社保等方面收到“特殊對待”，根本難以與城市居民共用發展成果，加之戀土情結及殘存的小農心理等諸多矛盾糾結，這些農民難以放棄“農民”身份，丟掉以農村戶籍為基礎的土地保障。城市生活的吸引力固然巨大，但現實因素卻不足以讓農民進行土地轉讓。而對那些“留守”的農民來說，種糧效益雖低，但總可以食無憂，非農收入則用來養家，他們雖耕種，也主要是為吃飯，不是增收，因而不但耕作粗放，更不願意多種地。農民這一矛盾狀態，形成了“務工不離土、離鄉不離土、進城不離土”和“兼業化農業”的現狀，造成農民職業與身份的背離，形成當下“有地無人種”的局面。
我國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的產生，最初恰恰是為了在延長承包期和穩定承包權後，解決“有地無人中，有人無地種”的問題，優化資源配置。但從現實來看，現有的土地制度特別是流轉制度很難將穩定農民承包權和實現規模經營落到實處，無法發揮制度價值，更不能很好解決“有地無人種”即“農民荒”的問題。這既與現行土地制度特別是流轉制度存在諸多缺陷和局限有關，更與經濟和社會體制深層次上的矛盾有關。
解決“農民荒”問題是一個結構和系統問題。首先，我們亟需厘清作為職業的農民與作為身份的農民。農民的真正意義和歸宿在於農業，而所有人都在工業化、城市化中迷失，包括農民自身，對很多地方的農民來說，他們保有農田已經不再是為了耕種，也不會好好耕種，而是期待國家征地補償。無論在城在鄉，政府和社會都需要營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環境，撕掉農民的身份標籤，讓人口、資本和資源自由、順暢流動，使進城者安居樂業，使在鄉者篤於耕作。只要農民不再成為灰色標籤，相信人們會將農民職業作為適合自己的位置並努力實現價值。
其次，真正做到工業反哺農業，統籌區域和城鄉發展，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農業不再是工業的“提款機”，農村也不再是剩餘勞動力的蓄水池，要花大力氣扶持農業，補貼農民，建設農村。只要農村設施完備，充滿現代化的活力，新一代農民子弟就不會因對鄉村生活失望而拋棄土地。
再次，完善土地基本制度及土地流轉制度，在鞏固農戶承包經營權的基礎上，賦予並切實保障農民更多土地權益，建立規範有序、交易順暢、監管可控的土地流轉制度和流轉市場，形成農民自願、社會人員和資本廣泛無障礙參與的土地流轉格局。土地作為資源性財產，對於農民的意義重大，因此只有切實保障農民權益，流轉才能順利進行，才能產生積極效果。土地流轉，政府監管尤為重要，既要保護農民，平衡各方利益，又要防止土地“非農化”。
應該承認，“農民荒”不是壞事，危機尚未發生，風險提示尤為重要。“農民荒”至少讓政府和社會更加重視農民等“三農”問題，進而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賦予農民更多切實權利和愛護，更加重視農業和糧食安全。誠如專家所言，“農民荒”宣告一個時代結束，中國正在告別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正在告別勞動力極其廉價的時代。
“農民荒”更不是一場可怕的不可避免的危機，而是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業國邁向工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過程中的暫時失衡現象。只要國家堅持統籌改革，作出合理的結構調整，理順各種要素的關係，打破二元社會體制，“農民荒”就不會變成一場影響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危機，反而會變成我國社會不斷進步，走向富強文明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