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走出去， 似乎風頭日健。 今年2月， 一批國內文壇大家亮相哈瓦那國際書展， 使人們對於中國文學在世界中的位置， 再次報以期盼和探究的目光。
這其中， 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攜他的作品《青鳥故事集》西班牙文版首次在古巴亮相， 這是該書繼法文版之後又一次在國外出版。
李敬澤將其視為一次珍貴的文學交流：“我的希望是中國文學能成為一隻‘青鳥’， 來自遙遠的東方， 翩然棲至地球的另一端， 並將飛往世界更廣闊的天空。 ”
►技術給我們“一切盡收眼底”的幻覺， 但誤解依然存在
作為文學批評家、中國作協副主席、《人民文學》雜誌的前主編，
《讀無盡歲月》《小春秋》《致理想讀者》《反遊記》……以幾乎每年一本的速度不急不緩地推出， 他從沒放棄對寫作的探索。 憑藉2017年的兩部作品《青鳥故事集》《詠而歸》， 他的作家身份更讓人們熟識， 也用文字吸引了更多的人。
《青鳥故事集》像是一本“志異錄”， 寫形形色色的外國人在中國“迷路”的故事：不遠萬里來華的傳教士， 莫名流落福建海岸的印度水手， 16世紀大明王朝的葡萄牙囚犯……李敬澤漫步茫茫史料中， 把歷史考據與文學想像放在一個寫作熔爐裡鍛造。
而《詠而歸》， 從孔子、莊子等“巨人”開始， 重現古人在精神上的風采和風姿， 引領讀者重新走進歷史上最了不起的， 但可能也是人們最不熟悉的文學時代。
李敬澤將這兩部作品看作寫給自己的兩本“小書”， 但他覺得， “小書”也是“大”的———“你能感受到人性和生命的寬闊。 ”
上觀新聞：在剛剛結束的哈瓦那國際書展上， 中國以主賓國的身份派出近130位代表參展。 面對中國文學， 古巴的讀者有怎樣反應？
李敬澤：中國文學吸引了相當多的當地讀者， 在中國圖書銷售區， 古巴民眾排起了長隊， 不少是專門前來的， 他們對中國文化表現出了極大興趣。 中國在這個世界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所以， 越來越多世界各國的讀者對中國懷有好奇和認識的熱情。
上觀新聞：近年來， 隨著莫言摘得“諾貝爾文學獎”、曹文軒榮獲“國際安徒生獎”、劉慈欣獲得“雨果獎”， 我們的文學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認可。 這是否意味著， 中國文學走出去之路變得越來越順暢了？
李敬澤：我們經常講中國文學“走出去”， 文學又沒有長腿， 怎麼“走出去”呢？對一名歐美或拉美的讀者來說， 他不會說今天我要買一本中國文學的書， 一定會說， 我今天想買一本莫言的書， 或者劉震雲的書。
對他有效的是一個個中國作家， 所以， 中國文學走出去， 實際上就是讓中國那一個、兩個、十幾個乃至更多的作家走出去， 讓他們的人和作品一起被認識。 當然， 這條路還是很漫長的， 比如在美國， 出版的虛構類和詩歌作品中，
上觀新聞：這次帶著您“走出去”的這本《青鳥故事集》， 講的卻是中西交流間的誤解？
李敬澤：對，
因為書中的各個故事都與誤解有關，
我也稱它為“誤解小史”。
《飛鳥的譜系》則是翻譯的“鬧劇”集錦。 當一場戰爭迫在眉睫時， 道光皇帝所批閱的英國人發來的“最後通牒”， 卻因為華而不實的“改譯”變成了請求中國皇帝主持申冤的“陳情狀”；
還有知府、通事、印度水手和工匠之間交流的荒誕劇。 工匠沒有奉命翻譯， 而是借機向水手推銷自己的店鋪生意， 然後胡謅些糊弄知府的回話， 這一幕分明是把誤解當理解的寓言。
上觀新聞：您覺得， 國外讀者能從這些關於誤解的中國歷史故事中感受到什麼？
李敬澤：誤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 不僅僅存在於歷史之中， 也不僅僅存在於一個國家之中。時至今日，世界各國對中國依然有著種種誤解，我們也在誤解著別人。
我覺得，在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中，誤解可以說是命定的、一定存在的。為什麼呢？就說一個最簡單的事：你如果和一個操不同語言的人對話，需要翻譯，這裡面就肯定存在誤差，一百年前是這樣，一百年後還是這樣。
這樣的誤解能不能克服？有些是可以逐漸克服的，但有些誤解要克服是非常非常難的，或者說不是你努力就能克服的。說白了，一種文化與另一種文化間的交流就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樣，哪怕同樣是中國人、同樣說漢語，也不能百分百地達成理解，這種理解甚至夫妻、父子、母女都常常做不到。
誤解的產生也和更大的政治經濟背景有關。就拿文學來說，我們在和外國相關人士的接觸中確實感受到，他們會因為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而對你的文學感興趣。另一方面，比如在一些西方國家，你會感到一些媒體和評論者並不是真的把你的文學當作文學來看，而是只作政治解讀，對作家的評價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這裡面既充滿著誤解和誤讀，也存在著偏見乃至敵意。
上觀新聞：誤讀的普遍和易發生，是否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交流的重要與艱巨？
李敬澤：為了儘量消除這種誤解，我們確實要做出更持久的努力。文化交流是一個水滴石穿的過程，沒有什麼捷徑可走，它考驗著我們的耐心和毅力。在交往的過程中，我們也要堅定文化自信，有一個積極的、坦然的、寬闊的心態，不必抱怨別人不理解我們，每種文化都是從自身的背景乃至利益出發去理解別人的。
雖然今天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但是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的誤解未必就比嘉靖或乾隆時代更少。世界好像更開放了，技術給我們一切盡收眼底的幻覺。但其實誤解依然存在著，只不過我們習以為常，失去警覺，意識不到了，長此以往，是很危險的。
在這個全球化時代，中國正在日益走進世界的中心，就像我最近去古巴、智利，中間在巴黎轉機，一路上都能夠鮮明地感受到中國的存在，中國的“存在感”非常強，中國日益成為世界性的中國。在這樣的時代，如何作出努力，與不同文化、不同國家的人民之間達到盡可能接近於真的相互理解，並在這種理解中擴展我們的自我認識，這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如果充滿了不敬，在眾聲喧嘩之後，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留下
熟識李敬澤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很“講究”的人。他每天的衣著搭配都很精心———西裝一定要修身，領帶的色彩要和諧，還善於使用配飾。所以，他一站在那裡，就會引人注目，用符號學的一個概念，叫“標出性”很強。
在李敬澤看來，對衣著的講究其實藏著一個“敬”字。他的名字中有個“敬”，他覺得這個“敬”就是“面對任何事情，要有一種敬意，對他人對自己都要有一種敬意，莊敬自強，“儒家的根本精神就有這一份敬意，這是傳統中好的那個東西”。
他的“敬”還體現在對工作的認真、對自己的認知上。即便是各種會議發言的時候，他也能保持個人的風格和學者的識見；公開講話時基本沒拿過發言稿，但同時分寸感又很準確。他會讓在場的各方都舒心，但又絕不會讓人感覺到刻意。
確實，“敬”不僅是出門前要對鏡整衣冠，更重要的是，對人有敬意，更要臨事而敬。“就像一個鞋匠，對鞋取一個敬的態度，把鞋做好補好。沒有這個，天天想著做大事，覺得做眼前那點事委屈你了，這個就真的有問題了。”
“我們這個時代，所多的、所重的都是‘敬’的反面，是不敬、粗率、輕浮、潦草等。過去的文人，他們的‘不敬’是有‘敬’做底子；而現在，我們本就沒這個底子，很容易就只剩下粗糙浮浪了。”
上觀新聞：您給人的普遍印象是紳士儒雅，但作家畢飛宇卻形容您說，“這個人絕不像大多數人所看到的那樣溫文爾雅，在精神上，他狂野，囂張。”對於這樣的說法，您認同嗎？
李敬澤：人都是蠻複雜的，我現在坐在這裡，就把能拿出來見人的一面擺在這裡，但你放心，每個人都有不好拿出來見人的那一面。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知道我脾氣有些暴躁，還有人批評我傲慢。我經常照鏡子，發現這個臉一吊，真是讓人夠受的，我這張臉確實不夠親和。但我覺得從總體來說，暴躁也是在某一件具體的事情上，這是對於認真的固執。我經常講一句話：人生何其短，堅決不湊合。
我從20歲開始工作，就是和作家打交道，我深知，投身到這個行當中，確實是要付出代價的。寫作其實是非常孤獨的事情，這是一個創造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很難得到什麼支持，別人也幫不上，只能自己面對壓力。所以，作家內心都是高度糾結、緊張、脆弱的。我老是說要對作家好一點，他們真的是把最好的那部分放到了作品裡。
上觀新聞：您是文學批評家、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這三種身份是如何在您身上協調，並彼此間相互促進的？
李敬澤：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逐漸習慣于一個人單一的專業的身份，這實際上不是常態，你看中國傳統不是這樣的。比如說魯迅，他是小說家、雜文家、研究古代小說史的學者，他還曾是教育部的官員、教授、社會活動家、中國現代美術的推動者，等等。現代史上很多作家，第一身份是革命者，更不用說古代了。
我自己從來也沒有覺得同時是中國作協副主席以及作家、批評家是一件不協調的事。文人常發的牢騷是不屑於具體事務，覺得受委屈，案牘勞形、大材小用。我不認為自己是什麼大材，同時我也覺得做事情其實也是在修行。
上觀新聞：您曾提到，“敬”是一個人對自己的要求，也是當今時代人們該有的品質。這也說明，社會上確實還存在著許多“不敬”與“粗糙”之處。
李敬澤：我不喜歡粗糙，我們也遠沒有精緻到需要粗糙一下、不粗糙不足以平民憤的程度。同時，我相信，時間將會證明，任何人類成就都不是容易的，如果我們真的以為容易，那不過是表明了我們的輕浮。
文學也一樣，需要沉潛一點，安靜一點，需要鄭重其事，如果充滿了不敬，在眾聲喧嘩之後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留下？一個時代可能很熱鬧，但是熱鬧之後，留不下什麼真正的果實，這是很正常的文化生態。社會上有很多喧囂的存在，但真正從藝術上和創作上來講，恐怕需要大作家、大藝術家來做。但同時，藝術家或者作家也許會從巨大的喧鬧中獲取力量，獲取啟示，甚至目睹一個新的可能性的出現。
文化是個大自然。什麼叫大自然？就是野山上什麼都有，可能有一棵很高的大樹。你要是把草給拔了，把灌木砍了，等著大樹出來，大樹卻出不來了，大樹一定得在萬木蔥蘢的地方長出來。
►回到強健充沛、元氣淋漓的文化源頭，把它變成自己的燃料和能源
李敬澤在文學圈更受關注的一個身份，是文學批評家。但按他的說法，寫文學批評是被朋友、編輯“逼上梁山”的，“一開始偶爾寫，一些朋友、一些編輯說寫得好，紛紛約稿而且催債，然後就越寫越多”。
他評論《廢都》裡的莊之蝶：“他很像一個傳統生態下的‘文人’：結交達官，摻和政事，詩酒酬唱，訪僧問卜，就差開壇講學了。”他寫《花與舌頭》：“黃驚濤恰恰有一條不服管理的舌頭，這條舌頭太能忽悠了，它只顧了有趣和快感，躲閃和嘲諷他有力的大腦，它要舌燦蓮花，要讓天花亂墜。”他說莫言是一個超級動物，“小動物的細微觸感不在他的世界尺度之內，即使是小動物，在他筆下也像龐然大物”。
他的評論以“不罵人”著稱，這些年發現並鼓勵了很多文學新人，畢飛宇、阿乙、李娟、馮唐等都曾得益於他的評薦。“我常常想，一個作家就算寫了一部不靠譜的書，能是多大的罪呢？值得你去痛加修理嗎？”
如果硬讓他說出一條年輕作家的普遍缺點，他指出：“面對當下時，很多寫作者都‘漂’著，一個人在真空中沒法發力，他需要立足點。解決辦法也很簡單：回到傳統，傳統給了作家發力的一面牆。”
上觀新聞：很多青年作家說您是一位“理想的讀者”。一個文學批評家在當代的文學現場能起到什麼作用？
李敬澤：對一個文學批評家來說，他必須是個學者，同時也是一個當今文化現狀的參與者。
文學批評家的職責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經典化，把這個時代最好的作品、最好的作家辨認出來，並通過有力的闡釋讓大家能夠瞭解；另一方面，在文學中，肯定有部分因素是模糊的、正在探索的，它們會逐步成型但還沒有完全獲得強烈的自我意識，文學批評家要辨認、發現、肯定這些因素，幫助它們獲得自我意識，幫助它們浮出水面。
在這個意義上，後面這個職責更難，因為辨認好的東西面對的是已知，而發現未成型的因素面對的是未知。我們在向前走，自己也不知道路在哪兒。而也就因為是迷茫的，文學批評家才要幫助文學尋找到一個創新和前進的新的方向，這是非常重要的。
上觀新聞：從現在的年輕作家身上，能否看到中國文學的未來？
李敬澤：我們國家改革開放已經40年了，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新時期文學幾乎是和改革開放同時萌生的。這40年裡，我們的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18年的中國和1978年的中國，從最基本的日常經驗、日常景觀，到人們的觀念、生活方式，說翻天覆地是一點也不誇張的，但是我們的文學呢？可以說文學的基本邏輯、基本觀念，大致上是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確立下來的，一直持續到了現在，沒怎麼變。
我們現在讀者心目中的重要作家，大部分都是上世紀80年代起來的，從文學意義上來講，他們可以說是“立法者”，他們立的“法”一直管到了現在。但實際上呢，對於90後、00後來說，他們對這個世界的感受，他們的背景和資源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所以我完全確信，隨著新的一代的出現，我們的文學面臨著巨大的變革的壓力。
我們現在無法準確地辨認出他們誰是未來的莫言、余華或賈平凹，但是我相信會重新出現一批人，他們不僅僅年輕，還會為中國的文學帶來新的觀念和路徑。這就是我對年輕作家的期待。
上觀新聞：除了扶持新人之外，您也認為自己是“新銳作家”，但您的書大多是講歷史、講傳統的，傳統與新銳之間有衝突嗎？
李敬澤：完全不衝突。我們是現代人，但同時，骨子裡、根本上，我們也並未走出傳統。你可能一本經典也沒讀過，但你的人生態度、看問題的方法，甚至你的姿態和表情，都源自傳統。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有自覺，認識傳統是為了自我認識，是為了活得更明白、更清楚。
很多人一談傳統就覺得，那麼多書、那麼多典籍，沒文化看不懂啊。但傳統不能僅僅是做學問的材料，也不是你成了錢鍾書你才有資格談傳統，傳統應該是活的，它有生機和活力，它所蘊藏的巨大的創造性資源，需要一代一代人、每個文化人從各自的層面、角度去體會、闡發、理解，把它變成我們自己的燃料和能源，支援我們去進行新的創造。幾千年來，中國文學每每山重水複的時候，作家就要回到那強健充沛、元氣淋漓的源頭上去。
上觀新聞：在作家和作品不斷“走出去”的背景下，對中國當代作家而言，傳統的重要性是否也更加突出了？
李敬澤：確實如此。中國文學在新的時代面對新的創作背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很少有作家會想到寫的書有中國讀者也有外國讀者，除了中文，還會被翻成多種語言。而現在的作家，至少對於一部分作家來說，他們的預想讀者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化，因為讀者不僅僅在中國，還在全世界。
所以，對於我們這代作家，如何立足於中國經驗，保持著對民族文化的深刻認同，同時，又如何面向世界並滿懷自信，是全新的考驗。我覺得對於這一點，中國的作家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文化準備。
李敬澤
1964年生於天津。文學評論家、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曾任《人民文學》主編，創辦英文文學期刊《Pathlight》。出版文學評論專著及文集《顏色的名字》《讀無盡歲月》《目光的政治》等，散文集《看來看去或秘密交流》《河邊的日子》《小春秋》等。
欄目主編：顧學文 文字編輯：顧學文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朱瓅 也不僅僅存在於一個國家之中。時至今日，世界各國對中國依然有著種種誤解，我們也在誤解著別人。我覺得，在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中，誤解可以說是命定的、一定存在的。為什麼呢？就說一個最簡單的事：你如果和一個操不同語言的人對話，需要翻譯，這裡面就肯定存在誤差，一百年前是這樣，一百年後還是這樣。
這樣的誤解能不能克服？有些是可以逐漸克服的，但有些誤解要克服是非常非常難的，或者說不是你努力就能克服的。說白了，一種文化與另一種文化間的交流就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樣，哪怕同樣是中國人、同樣說漢語，也不能百分百地達成理解，這種理解甚至夫妻、父子、母女都常常做不到。
誤解的產生也和更大的政治經濟背景有關。就拿文學來說，我們在和外國相關人士的接觸中確實感受到，他們會因為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而對你的文學感興趣。另一方面，比如在一些西方國家，你會感到一些媒體和評論者並不是真的把你的文學當作文學來看，而是只作政治解讀，對作家的評價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這裡面既充滿著誤解和誤讀，也存在著偏見乃至敵意。
上觀新聞：誤讀的普遍和易發生，是否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交流的重要與艱巨？
李敬澤：為了儘量消除這種誤解，我們確實要做出更持久的努力。文化交流是一個水滴石穿的過程，沒有什麼捷徑可走，它考驗著我們的耐心和毅力。在交往的過程中，我們也要堅定文化自信，有一個積極的、坦然的、寬闊的心態，不必抱怨別人不理解我們，每種文化都是從自身的背景乃至利益出發去理解別人的。
雖然今天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但是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的誤解未必就比嘉靖或乾隆時代更少。世界好像更開放了，技術給我們一切盡收眼底的幻覺。但其實誤解依然存在著，只不過我們習以為常，失去警覺，意識不到了，長此以往，是很危險的。
在這個全球化時代，中國正在日益走進世界的中心，就像我最近去古巴、智利，中間在巴黎轉機，一路上都能夠鮮明地感受到中國的存在，中國的“存在感”非常強，中國日益成為世界性的中國。在這樣的時代，如何作出努力，與不同文化、不同國家的人民之間達到盡可能接近於真的相互理解，並在這種理解中擴展我們的自我認識，這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如果充滿了不敬，在眾聲喧嘩之後，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留下
熟識李敬澤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很“講究”的人。他每天的衣著搭配都很精心———西裝一定要修身，領帶的色彩要和諧，還善於使用配飾。所以，他一站在那裡，就會引人注目，用符號學的一個概念，叫“標出性”很強。
在李敬澤看來，對衣著的講究其實藏著一個“敬”字。他的名字中有個“敬”，他覺得這個“敬”就是“面對任何事情，要有一種敬意，對他人對自己都要有一種敬意，莊敬自強，“儒家的根本精神就有這一份敬意，這是傳統中好的那個東西”。
他的“敬”還體現在對工作的認真、對自己的認知上。即便是各種會議發言的時候，他也能保持個人的風格和學者的識見；公開講話時基本沒拿過發言稿，但同時分寸感又很準確。他會讓在場的各方都舒心，但又絕不會讓人感覺到刻意。
確實，“敬”不僅是出門前要對鏡整衣冠，更重要的是，對人有敬意，更要臨事而敬。“就像一個鞋匠，對鞋取一個敬的態度，把鞋做好補好。沒有這個，天天想著做大事，覺得做眼前那點事委屈你了，這個就真的有問題了。”
“我們這個時代，所多的、所重的都是‘敬’的反面，是不敬、粗率、輕浮、潦草等。過去的文人，他們的‘不敬’是有‘敬’做底子；而現在，我們本就沒這個底子，很容易就只剩下粗糙浮浪了。”
上觀新聞：您給人的普遍印象是紳士儒雅，但作家畢飛宇卻形容您說，“這個人絕不像大多數人所看到的那樣溫文爾雅，在精神上，他狂野，囂張。”對於這樣的說法，您認同嗎？
李敬澤：人都是蠻複雜的，我現在坐在這裡，就把能拿出來見人的一面擺在這裡，但你放心，每個人都有不好拿出來見人的那一面。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知道我脾氣有些暴躁，還有人批評我傲慢。我經常照鏡子，發現這個臉一吊，真是讓人夠受的，我這張臉確實不夠親和。但我覺得從總體來說，暴躁也是在某一件具體的事情上，這是對於認真的固執。我經常講一句話：人生何其短，堅決不湊合。
我從20歲開始工作，就是和作家打交道，我深知，投身到這個行當中，確實是要付出代價的。寫作其實是非常孤獨的事情，這是一個創造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很難得到什麼支持，別人也幫不上，只能自己面對壓力。所以，作家內心都是高度糾結、緊張、脆弱的。我老是說要對作家好一點，他們真的是把最好的那部分放到了作品裡。
上觀新聞：您是文學批評家、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這三種身份是如何在您身上協調，並彼此間相互促進的？
李敬澤：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逐漸習慣于一個人單一的專業的身份，這實際上不是常態，你看中國傳統不是這樣的。比如說魯迅，他是小說家、雜文家、研究古代小說史的學者，他還曾是教育部的官員、教授、社會活動家、中國現代美術的推動者，等等。現代史上很多作家，第一身份是革命者，更不用說古代了。
我自己從來也沒有覺得同時是中國作協副主席以及作家、批評家是一件不協調的事。文人常發的牢騷是不屑於具體事務，覺得受委屈，案牘勞形、大材小用。我不認為自己是什麼大材，同時我也覺得做事情其實也是在修行。
上觀新聞：您曾提到，“敬”是一個人對自己的要求，也是當今時代人們該有的品質。這也說明，社會上確實還存在著許多“不敬”與“粗糙”之處。
李敬澤：我不喜歡粗糙，我們也遠沒有精緻到需要粗糙一下、不粗糙不足以平民憤的程度。同時，我相信，時間將會證明，任何人類成就都不是容易的，如果我們真的以為容易，那不過是表明了我們的輕浮。
文學也一樣，需要沉潛一點，安靜一點，需要鄭重其事，如果充滿了不敬，在眾聲喧嘩之後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留下？一個時代可能很熱鬧，但是熱鬧之後，留不下什麼真正的果實，這是很正常的文化生態。社會上有很多喧囂的存在，但真正從藝術上和創作上來講，恐怕需要大作家、大藝術家來做。但同時，藝術家或者作家也許會從巨大的喧鬧中獲取力量，獲取啟示，甚至目睹一個新的可能性的出現。
文化是個大自然。什麼叫大自然？就是野山上什麼都有，可能有一棵很高的大樹。你要是把草給拔了，把灌木砍了，等著大樹出來，大樹卻出不來了，大樹一定得在萬木蔥蘢的地方長出來。
►回到強健充沛、元氣淋漓的文化源頭，把它變成自己的燃料和能源
李敬澤在文學圈更受關注的一個身份，是文學批評家。但按他的說法，寫文學批評是被朋友、編輯“逼上梁山”的，“一開始偶爾寫，一些朋友、一些編輯說寫得好，紛紛約稿而且催債，然後就越寫越多”。
他評論《廢都》裡的莊之蝶：“他很像一個傳統生態下的‘文人’：結交達官，摻和政事，詩酒酬唱，訪僧問卜，就差開壇講學了。”他寫《花與舌頭》：“黃驚濤恰恰有一條不服管理的舌頭，這條舌頭太能忽悠了，它只顧了有趣和快感，躲閃和嘲諷他有力的大腦，它要舌燦蓮花，要讓天花亂墜。”他說莫言是一個超級動物，“小動物的細微觸感不在他的世界尺度之內，即使是小動物，在他筆下也像龐然大物”。
他的評論以“不罵人”著稱，這些年發現並鼓勵了很多文學新人，畢飛宇、阿乙、李娟、馮唐等都曾得益於他的評薦。“我常常想，一個作家就算寫了一部不靠譜的書，能是多大的罪呢？值得你去痛加修理嗎？”
如果硬讓他說出一條年輕作家的普遍缺點，他指出：“面對當下時，很多寫作者都‘漂’著，一個人在真空中沒法發力，他需要立足點。解決辦法也很簡單：回到傳統，傳統給了作家發力的一面牆。”
上觀新聞：很多青年作家說您是一位“理想的讀者”。一個文學批評家在當代的文學現場能起到什麼作用？
李敬澤：對一個文學批評家來說，他必須是個學者，同時也是一個當今文化現狀的參與者。
文學批評家的職責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經典化，把這個時代最好的作品、最好的作家辨認出來，並通過有力的闡釋讓大家能夠瞭解；另一方面，在文學中，肯定有部分因素是模糊的、正在探索的，它們會逐步成型但還沒有完全獲得強烈的自我意識，文學批評家要辨認、發現、肯定這些因素，幫助它們獲得自我意識，幫助它們浮出水面。
在這個意義上，後面這個職責更難，因為辨認好的東西面對的是已知，而發現未成型的因素面對的是未知。我們在向前走，自己也不知道路在哪兒。而也就因為是迷茫的，文學批評家才要幫助文學尋找到一個創新和前進的新的方向，這是非常重要的。
上觀新聞：從現在的年輕作家身上，能否看到中國文學的未來？
李敬澤：我們國家改革開放已經40年了，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新時期文學幾乎是和改革開放同時萌生的。這40年裡，我們的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18年的中國和1978年的中國，從最基本的日常經驗、日常景觀，到人們的觀念、生活方式，說翻天覆地是一點也不誇張的，但是我們的文學呢？可以說文學的基本邏輯、基本觀念，大致上是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確立下來的，一直持續到了現在，沒怎麼變。
我們現在讀者心目中的重要作家，大部分都是上世紀80年代起來的，從文學意義上來講，他們可以說是“立法者”，他們立的“法”一直管到了現在。但實際上呢，對於90後、00後來說，他們對這個世界的感受，他們的背景和資源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所以我完全確信，隨著新的一代的出現，我們的文學面臨著巨大的變革的壓力。
我們現在無法準確地辨認出他們誰是未來的莫言、余華或賈平凹，但是我相信會重新出現一批人，他們不僅僅年輕，還會為中國的文學帶來新的觀念和路徑。這就是我對年輕作家的期待。
上觀新聞：除了扶持新人之外，您也認為自己是“新銳作家”，但您的書大多是講歷史、講傳統的，傳統與新銳之間有衝突嗎？
李敬澤：完全不衝突。我們是現代人，但同時，骨子裡、根本上，我們也並未走出傳統。你可能一本經典也沒讀過，但你的人生態度、看問題的方法，甚至你的姿態和表情，都源自傳統。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有自覺，認識傳統是為了自我認識，是為了活得更明白、更清楚。
很多人一談傳統就覺得，那麼多書、那麼多典籍，沒文化看不懂啊。但傳統不能僅僅是做學問的材料，也不是你成了錢鍾書你才有資格談傳統，傳統應該是活的，它有生機和活力，它所蘊藏的巨大的創造性資源，需要一代一代人、每個文化人從各自的層面、角度去體會、闡發、理解，把它變成我們自己的燃料和能源，支援我們去進行新的創造。幾千年來，中國文學每每山重水複的時候，作家就要回到那強健充沛、元氣淋漓的源頭上去。
上觀新聞：在作家和作品不斷“走出去”的背景下，對中國當代作家而言，傳統的重要性是否也更加突出了？
李敬澤：確實如此。中國文學在新的時代面對新的創作背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很少有作家會想到寫的書有中國讀者也有外國讀者，除了中文，還會被翻成多種語言。而現在的作家，至少對於一部分作家來說，他們的預想讀者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化，因為讀者不僅僅在中國，還在全世界。
所以，對於我們這代作家，如何立足於中國經驗，保持著對民族文化的深刻認同，同時，又如何面向世界並滿懷自信，是全新的考驗。我覺得對於這一點，中國的作家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文化準備。
李敬澤
1964年生於天津。文學評論家、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曾任《人民文學》主編，創辦英文文學期刊《Pathlight》。出版文學評論專著及文集《顏色的名字》《讀無盡歲月》《目光的政治》等，散文集《看來看去或秘密交流》《河邊的日子》《小春秋》等。
欄目主編：顧學文 文字編輯：顧學文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朱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