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高端訪談
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廣東代表團審議時， 習近平總書記充分肯定廣東工作， 並賦予廣東“四個走在全國前列”的新時代新使命。 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節點上， 其對於廣東未來發展意義何在？廣東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應把握哪些重點環節？加快構建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體制機制， 廣東有何優勢？如何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一抓手， 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記者就此採訪了廣東省社科院王珺院長。
文/本報評論員 譚敏
廣州日報：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
廣東省社科院院長王珺：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節點上， 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提出“四個走在全國前列”， 首先是對於廣東轉型升級、快速發展的一種肯定。 近幾年， 廣東從“騰籠換鳥”、高新技術企業發展， 到全面進入創新發展階段， 在這一輪轉型升級中走在全國前列， 一是因為“走得早”， 產業佈局早；二是“走得快”， 2017年廣東省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9516.92億元， 增長13.2%， 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28.8%， 比全國高16個百分點。
這幾年， 從以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為主轉向高新技術產業佔有一定比重， 看得出來，
深化改革的重點是轉變政府職能， 優化營商環境
廣州日報：當前改革開放的核心與關鍵在哪裡？
王珺：2008年以來，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 這是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據資料統計， 從1978年至今， 中國經濟的內部因素發生了變化， 勞動力、土地等要素與資源價格上升， 影響到經濟增速。 在這種情況下，
經濟的增長主要靠企業來推動， 企業的生存和發展， 主要看扣除成本後的剩餘， 剩餘越多， 企業就生存得越好。 企業的成本大致有三個方面， 一是生產成本， 二是運輸成本， 三是交易成本。 生產成本主要靠企業自身的創新加以降低。 運輸成本可以通過運輸條件的改善來降低， 目前隨著高鐵等基礎設施的大量建設， 運輸成本也降下來了。
現在就是要千方百計地降低交易成本。 所謂交易成本就是企業在產權的轉讓、認購， 以及企業與政府和客戶打交道過程中的費用。 怎麼降低交易成本？就是大幅度減少行政審批程式， 減少審批與辦事環節， 把企業與政府以及客戶打交道的時間與成本降下來。
我們看到， 從2012年以來， 國家就開始把重心轉到逐步通過“放管服”來轉變政府職能、大幅縮短行政審批的環節， 讓企業更加好辦事。 今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 “最多跑一次”， 說的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問題。 下一步改革開放的關鍵就是要千方百計降低社會的交易成本。
世界銀行去年11月公佈了190個經濟體營商環境的排名。 營商環境實際上就是註冊一個企業要花多長時間多少錢， 這是實實在在的交易成本的體現。 2013年中國排在第91位， 去年排第78位， 和過去相比， 中國雖然有進步， 但和排名靠前的國家和地區相比， 還是有一定差距。
黨的十八大以來， 李克強總理每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都談到營商環境。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推動高新技術產業成長為主導產業
廣州日報：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事關我們能否引領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潮流、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 事關我們能否順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 廣東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應該把握哪些重點環節？
王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核心是現代化產業體系， 產業體系的關鍵是主導產業。 主導產業的轉換涉及到優化經濟結構、新舊動能轉換、轉變發展方式。 主導產業變化越快， 就意味著新舊動能轉換越快，經濟結構調整得越快。中國，包括廣東在內，這40年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主導產業的快速調整。上世紀80年代生產手錶、縫紉機，上世紀90年代生產冰箱、彩電、洗衣機，21世紀初生產電腦、空調、行動電話，接下來就是滿足汽車進入家庭等需求。這一系列主導產業的變化，一方面反映消費不斷升級，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利用後發優勢，把發達國家成熟的產業引進來、不斷縮小差距的過程。
中國發展到現在，與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逐漸縮小，消費層次趨於相同。隨著收入水準差距縮小，技術引進空間越來越有限，而經濟發展對技術的需求越來越大，所以必須加強自主創新，這也就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強調創新驅動發展的原因。
廣東在創新驅動發展方面走在全國前列。2016年，廣東高新技術企業數量為1.98萬家，穩居全國第一位，去年年底超3.3萬家。這是創新驅動的結果。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廣東高新技術產業有了良好的開局，但還未成長為主導產業。實現新舊動能轉換，還需要提高高新技術產業的份額與比重。這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談到的，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廣東要加快構築產業體系新支柱。
如何讓新產業成為支柱型產業？一是加快推動中小科技企業上市、並購與重組，使一部分有競爭力的中小企業儘快走向大企業，讓大企業成為帶動整個行業走向支柱型產業的重要力量。目前廣東的高新技術企業比北京多，但是“獨角獸”企業遠遠少於北京，這表明了廣東市場化整合發展的潛力很大。二是消除要素與資源跨地區、跨部門流動的體制障礙，促進要素從低收益領域更便捷地流向高收益領域。三是要鼓勵催生更多的高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越多，整個社會發展基礎越雄厚，作為新興產業推動整個社會發展的動力就越強。
配套性改革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加快打造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營商環境；二是將產權保護，特別是智慧財產權保護落實到位；三是加大公共性知識的投入，諸如公共性基礎研究與應用基礎研究等方面的投入。研發的占比和研發中政府用於基礎性、公共性知識的比重能夠明顯增大，科技創新的力量就會越強勁。對於廣州來說，這方面的基礎是十分雄厚的，高校與科研院所眾多，適宜的生活與工作環境仍然在源源不斷地吸引高素質人才與創新資源流入，持續創新發展的後勁會很強。我相信，隨著創新的持續發展，特別是創新體制機制的激勵作用日益顯現，科研成果的轉化能力不斷提高，廣州的創新能力會越來越強。
構建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體制機制，真正讓市場發揮作用
廣州日報：什麼是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的體制機制？加快構建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體制機制，廣東有哪些優勢？難點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王珺：所謂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的體制機制，就是激勵要素與資源向高收益與高技術含量的領域流動的體制機制。我認為可從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來理解。所謂微觀，就是說高品質發展首先要有高收益領域。通過創新使企業有一個高收益的來源，高品質發展的基礎是高收益企業的數量和規模不斷擴大。中觀是生產要素流動，通過價格導向，引導要素從低收益產業流向高收益產業，優化資源配置，使高收益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而低收益產業所占比重不斷收縮。宏觀就是解決好各種關係，實現動態平衡。諸如解決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生態環保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公平與效率的關係等等。當然，核心是市場和政府關係。我經常用水流與水渠來比喻兩者之間的關係，市場中的要素流動是一種水流，政府的規則是水渠，水流是灌溉土地還是損害良田，取決於政府水渠的引導。微觀是基礎，中觀是核心，宏觀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推動發展。
構建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體制機制，就要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目前，市場經濟有效運行還存在各種掣肘，接下來的問題是怎麼打破這種掣肘。“水流”怎麼走，取決於“水渠”怎麼築。
相對於內陸地區來說，廣東市場基礎較好，但和國際先進地區相比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要求相比，還有差距，廣東發展走在全國前列，還需要下大力氣解決好這些問題，怎麼解決這些差距，還是要靠改革來解決。具體來說，構建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體制機制，核心問題還是怎麼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既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發揮政府宏觀引導的“水渠建設”的作用。
廣州日報：全面開放新格局有什麼新的涵義？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廣東提出2018年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麼？
王珺：過去是出口導向為主，現在是製造業與服務業同步放開，沿海與內地同步放開，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同步推動，這是跟以前不同的地方。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為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抓手，一方面因為這個灣區裡涵蓋了過去所有的開放區域，諸如經濟特區、經濟開發區、自貿區和自由貿易港等，所以，這是我國最開放的區域。同時，這個灣區裡有不同的體制，有三種貨幣，三個關稅區，把這些不同體制下的地區發展協調好，既是有利於港澳地區持續繁榮穩定與內地共同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向全球展示我國處理不同體制下的地區協調能力與發展成效的一個重要標誌，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具有全球性意義。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重點是協調，難點也是協調。9+2能不能大於11，關鍵取決於跨地區的要素能不能有效流動。跨越不同體制，難度比區域內更大，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也要落腳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就意味著新舊動能轉換越快，經濟結構調整得越快。中國，包括廣東在內，這40年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主導產業的快速調整。上世紀80年代生產手錶、縫紉機，上世紀90年代生產冰箱、彩電、洗衣機，21世紀初生產電腦、空調、行動電話，接下來就是滿足汽車進入家庭等需求。這一系列主導產業的變化，一方面反映消費不斷升級，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利用後發優勢，把發達國家成熟的產業引進來、不斷縮小差距的過程。中國發展到現在，與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逐漸縮小，消費層次趨於相同。隨著收入水準差距縮小，技術引進空間越來越有限，而經濟發展對技術的需求越來越大，所以必須加強自主創新，這也就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強調創新驅動發展的原因。
廣東在創新驅動發展方面走在全國前列。2016年，廣東高新技術企業數量為1.98萬家，穩居全國第一位，去年年底超3.3萬家。這是創新驅動的結果。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廣東高新技術產業有了良好的開局，但還未成長為主導產業。實現新舊動能轉換，還需要提高高新技術產業的份額與比重。這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談到的，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廣東要加快構築產業體系新支柱。
如何讓新產業成為支柱型產業？一是加快推動中小科技企業上市、並購與重組，使一部分有競爭力的中小企業儘快走向大企業，讓大企業成為帶動整個行業走向支柱型產業的重要力量。目前廣東的高新技術企業比北京多，但是“獨角獸”企業遠遠少於北京，這表明了廣東市場化整合發展的潛力很大。二是消除要素與資源跨地區、跨部門流動的體制障礙，促進要素從低收益領域更便捷地流向高收益領域。三是要鼓勵催生更多的高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越多，整個社會發展基礎越雄厚，作為新興產業推動整個社會發展的動力就越強。
配套性改革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加快打造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營商環境；二是將產權保護，特別是智慧財產權保護落實到位；三是加大公共性知識的投入，諸如公共性基礎研究與應用基礎研究等方面的投入。研發的占比和研發中政府用於基礎性、公共性知識的比重能夠明顯增大，科技創新的力量就會越強勁。對於廣州來說，這方面的基礎是十分雄厚的，高校與科研院所眾多，適宜的生活與工作環境仍然在源源不斷地吸引高素質人才與創新資源流入，持續創新發展的後勁會很強。我相信，隨著創新的持續發展，特別是創新體制機制的激勵作用日益顯現，科研成果的轉化能力不斷提高，廣州的創新能力會越來越強。
構建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體制機制，真正讓市場發揮作用
廣州日報：什麼是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的體制機制？加快構建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體制機制，廣東有哪些優勢？難點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王珺：所謂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的體制機制，就是激勵要素與資源向高收益與高技術含量的領域流動的體制機制。我認為可從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來理解。所謂微觀，就是說高品質發展首先要有高收益領域。通過創新使企業有一個高收益的來源，高品質發展的基礎是高收益企業的數量和規模不斷擴大。中觀是生產要素流動，通過價格導向，引導要素從低收益產業流向高收益產業，優化資源配置，使高收益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而低收益產業所占比重不斷收縮。宏觀就是解決好各種關係，實現動態平衡。諸如解決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生態環保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公平與效率的關係等等。當然，核心是市場和政府關係。我經常用水流與水渠來比喻兩者之間的關係，市場中的要素流動是一種水流，政府的規則是水渠，水流是灌溉土地還是損害良田，取決於政府水渠的引導。微觀是基礎，中觀是核心，宏觀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推動發展。
構建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體制機制，就要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目前，市場經濟有效運行還存在各種掣肘，接下來的問題是怎麼打破這種掣肘。“水流”怎麼走，取決於“水渠”怎麼築。
相對於內陸地區來說，廣東市場基礎較好，但和國際先進地區相比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要求相比，還有差距，廣東發展走在全國前列，還需要下大力氣解決好這些問題，怎麼解決這些差距，還是要靠改革來解決。具體來說，構建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體制機制，核心問題還是怎麼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既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發揮政府宏觀引導的“水渠建設”的作用。
廣州日報：全面開放新格局有什麼新的涵義？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廣東提出2018年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麼？
王珺：過去是出口導向為主，現在是製造業與服務業同步放開，沿海與內地同步放開，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同步推動，這是跟以前不同的地方。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為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抓手，一方面因為這個灣區裡涵蓋了過去所有的開放區域，諸如經濟特區、經濟開發區、自貿區和自由貿易港等，所以，這是我國最開放的區域。同時，這個灣區裡有不同的體制，有三種貨幣，三個關稅區，把這些不同體制下的地區發展協調好，既是有利於港澳地區持續繁榮穩定與內地共同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向全球展示我國處理不同體制下的地區協調能力與發展成效的一個重要標誌，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具有全球性意義。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重點是協調，難點也是協調。9+2能不能大於11，關鍵取決於跨地區的要素能不能有效流動。跨越不同體制，難度比區域內更大，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也要落腳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