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邊的運河故事”徵文選登 | 倪晴：這裡曾是“天下糧倉”，如今文藝感十足!

▲京杭大運河杭州段

人道是：“北有南新倉， 南有富義倉。 ”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 糧食的生產及儲存具有悠久的歷史。 中國的原始農業啟蒙於舊石器時代晚期，

發展於新石器時代(距今約一萬年左右)， 而糧食的儲藏是農業栽培的繼續， 儲藏技術是伴隨著農業的發展而發展的。 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後， 隨著原始農業的發展， 農業生產形成了一定的規模， 糧食出現了剩餘， 才逐漸由糧食加工發展到儲藏。 而糧倉是糧食儲藏的重要組成部分， 地上糧倉年代最早的是浙江河姆渡遺址出土的“杆欄式”糧倉， 倉中還盛有稻穀， 據考證距今已有七千年， 是至今發現的南方最早的儲糧設施。

▲民國時期的穀倉

自宋朝以來， 朝廷皆是以務農重榖(穀)為首。 南宋時期， 杭州作為京城， 人口從五十多萬持續增加到了一百多萬， 為了供應王室宗室及城市居民的每日口糧之需， 就需要建造一定數量的糧倉， 以保障供給。 南宋《咸淳臨安志》卷九記載的杭州南宋時期的糧倉就有九處， 分別是省倉上界、省倉中界、省倉下界、豊儲倉、豊儲西倉、端平倉、淳祐倉、平糴倉、鹹淳倉。 《咸淳臨安志》卷五八：“諺雲‘東菜西水， 南柴北米’”。 這幾個糧倉的位置大多在余杭門(今武林門)及東青門(今慶春門)內外，

即分佈在城市的北面及東北面， 這與大運河的運輸密不可分， 方便糧食的存儲與轉運。

▲富義倉老碼頭

到了清朝,朝廷對糧食的倉儲也非常重視， 糧倉積穀多寡也與地方官員功罪相聯繫。 同治三年(1864)正月二十九日，

同治皇帝下了一道上諭， 專門談到糧倉建設與管理問題。 內容為：“為政之要， 首在足食， 各直省州縣設立常平社倉， 國家承平留以備凶荒之用。 一旦有事， 恃以為緩急之需， 所以為未雨綢繆之計者， 法至善也。 嗣後各省常平社倉， 責成督撫大吏， 認真整頓， 廢者複之， 缺者補之， 隨時稽查。 官倉民倉未動之穀不得變價提用， 至於倉榖已缺， 紳民捐貲彌補者， 尤應加意保全， 務使倉榖豐盈， 以期有備無患。 ”到了光緒年間， 杭州省倉(專供杭州城區)有五處， 其中廣濟倉、南糧倉及鹽義倉皆廢而不用了， 真正用於日常供給的只有大倉和義倉。 大倉也叫永濟倉， 在仁和縣新橋之西北首(今寶善橋西)， 當時儲榖量十二萬石有奇。 義倉在武林門內， 舊為普濟堂隙地， 建于道光十七年(1837)， 儲榖兩萬余石， 後太平軍在咸豐末年佔領杭州， 兵燹過後， 義倉顆粒無存， 直到光緒五年(1879)複儲榖八百多石。

▲古老的富義倉， 繁忙的碼頭

僅僅依靠大倉和義倉兩個糧倉， 已經不能滿足杭城居民日常所需， 於是在光緒六年(1880)，當時剛上任不久的浙江巡撫譚鐘麟對糧食儲備問題非常關心，他先下令紳士出錢購榖十萬石分別存儲在大倉和義倉，可糧食還是不足且沒有能夠存儲的倉庫了，於是他又奏建富義倉于北關衙灣(今湖墅霞灣巷)。而衙灣這個地方，自宋朝以來便是東南貨物流通集散地，特別是入城之米，最多的時候達到數百萬斛。在天時地利人和皆備的情況下，富義倉於光緒六年十二月(1881)開建，落成於光緒十年(1884)七月，共花費白金一萬一千兩。建成的富義倉占地十畝，可容轂四、五萬石。除了四排倉房八十個廒房外，其東築樓三楹，司事者居之，相當於現在的辦公樓;其西創屋一區為礱場，是碾去稻穀谷皮的處所;向南葺屋為碓房，是為舂、揄、簸、揉之所，複峙一亭於其前列，是為舟楫之所艤而負戴之所休息也，也就是船舶停靠與勞動者休息的地方。建成糧倉沒多久後，譚鐘麟便調任陝甘總督，臨行前他將倉庫命名為富義倉。此後富義倉與大倉和義倉合稱“大富義”三倉，富義倉也成為了杭州百姓最主要的糧食供應地，也是江南谷米的集散地，與北京的南新倉並稱“天下糧倉”。這也正應運了它名字的含義——以仁致富，和則義達。

▲富義倉

歲月更替，當時的糧倉皆已完成了它們的歷史使命，唯一保存下來的只剩下富義倉，它也是運河文化、漕運文化的實物見證。空蕩蕩的礱場、碓房、司事房，已成為一個逝去時代的見證，它仿佛仍舊回蕩著舊日的繁華。隨著運河綜合保護工程推進，富義倉重新迎來了它的生機。2007年，杭州市政府以原有材料，按原有的歷史風貌，原汁原味對富義倉進行修復。2014年，作為大運河(杭州段)“申遺”成功的6個遺產點其中之一，富義倉是杭州運河文化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如今的富義倉已被打造成開放式的時尚創業園區，已然從“物質糧倉”華麗變身為杭州市民的“精神糧倉”。

▲改造後的富義倉文藝感十足

(作者：倪晴;單位：杭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本文為“大運河沿線八省市社科聯+北京市網信辦”聯合主辦的“我身邊的運河故事”徵集發佈活動來稿。)

於是在光緒六年(1880)，當時剛上任不久的浙江巡撫譚鐘麟對糧食儲備問題非常關心，他先下令紳士出錢購榖十萬石分別存儲在大倉和義倉，可糧食還是不足且沒有能夠存儲的倉庫了，於是他又奏建富義倉于北關衙灣(今湖墅霞灣巷)。而衙灣這個地方，自宋朝以來便是東南貨物流通集散地，特別是入城之米，最多的時候達到數百萬斛。在天時地利人和皆備的情況下，富義倉於光緒六年十二月(1881)開建，落成於光緒十年(1884)七月，共花費白金一萬一千兩。建成的富義倉占地十畝，可容轂四、五萬石。除了四排倉房八十個廒房外，其東築樓三楹，司事者居之，相當於現在的辦公樓;其西創屋一區為礱場，是碾去稻穀谷皮的處所;向南葺屋為碓房，是為舂、揄、簸、揉之所，複峙一亭於其前列，是為舟楫之所艤而負戴之所休息也，也就是船舶停靠與勞動者休息的地方。建成糧倉沒多久後，譚鐘麟便調任陝甘總督，臨行前他將倉庫命名為富義倉。此後富義倉與大倉和義倉合稱“大富義”三倉，富義倉也成為了杭州百姓最主要的糧食供應地，也是江南谷米的集散地，與北京的南新倉並稱“天下糧倉”。這也正應運了它名字的含義——以仁致富，和則義達。

▲富義倉

歲月更替，當時的糧倉皆已完成了它們的歷史使命，唯一保存下來的只剩下富義倉，它也是運河文化、漕運文化的實物見證。空蕩蕩的礱場、碓房、司事房，已成為一個逝去時代的見證，它仿佛仍舊回蕩著舊日的繁華。隨著運河綜合保護工程推進，富義倉重新迎來了它的生機。2007年，杭州市政府以原有材料，按原有的歷史風貌，原汁原味對富義倉進行修復。2014年，作為大運河(杭州段)“申遺”成功的6個遺產點其中之一，富義倉是杭州運河文化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如今的富義倉已被打造成開放式的時尚創業園區，已然從“物質糧倉”華麗變身為杭州市民的“精神糧倉”。

▲改造後的富義倉文藝感十足

(作者：倪晴;單位：杭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本文為“大運河沿線八省市社科聯+北京市網信辦”聯合主辦的“我身邊的運河故事”徵集發佈活動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