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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國產專家一號”,何以成為我國氫彈之父?

編者按

20世紀50年代、60年代是極不尋常的時期, 當時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 為抵制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和核訛詐, 50年代中期,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 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 為了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 高瞻遠矚, 果斷地作出了獨立自主研製"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

大批優秀的科技工作者, 包括許多在國外已經有傑出成就的科學家, 以身許國, 懷著對新中國的滿腔熱愛, 回應黨和國家的召喚, 義無反顧地投身到這一神聖而偉大的事業中來。 他們和參與"兩彈一星"研製工作的廣大幹部、工人、解放軍指戰員一起,

在當時國家經濟、技術基礎薄弱和工作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 自力更生, 發憤圖強, 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 用較少的投入和較短的時間, 突破了核彈、導彈和人造衛星等尖端技術, 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1964年10月16日, 原子彈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 導彈核子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 人造衛星發射成功。

1999年9月18日, 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之際, 由中共中央、 國務院及中央軍委製作了“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授予給鄧稼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 追授王淦昌、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等(按姓氏筆劃排序)23位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

江澤民同志在表彰大會上, 將“兩彈一星”精神進一步概括為“熱愛祖國、無私奉獻,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大力協同、勇於登攀”。 兩彈一星”精神, 成為20世紀中國人民自強不息艱苦奮鬥的可貴民族精神。

從今日起, 科協改革進行時“致敬”欄目將分5個篇章, 講述“兩彈一星”元勳的故事, 敬請關注!

兩會期間,

本土人才和海外引進人才的待遇差別問題,

再次成為委員們熱議的話題。

多位代表委員建議,

對大批持續奮鬥在國家科研專案上的“土專家”要給予足夠重視,

為他們開闢上升通道,

還要從根本上改變人才觀念,

以才識人、以才辨人。

而我們今天要分享的這位大科學家,

絕對稱得上是“國產專家一號”,

他就是兩彈一星元勳之一,

中國氫彈之父

于敏

於敏有多厲害?

核武器專家認為,

目前全世界可行的氫彈構型只有兩種:

一種是美國的T-U構型,

另一種就是中國的於敏構型。

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核武器分冊》中,

“於敏”的條目下寫著:

“在氫彈原理突破中起了關鍵作用。 ”

1926年8月16日,

於敏出生在河北省甯河縣蘆台鎮(今屬天津市)。

他在天津耀華中學念高中時,

就以各科第一聞名全校。

1944年, 于敏順利考入北京大學工學院機電系,

但他發現那兒的老師

並不喜歡刨根問底和追本溯源,

難掩失落。

更失落的是, 強調動手能力的工科,

並不適合“心靈手不巧”的他。

他喜歡沉浸在“純粹”的理論之中,

高深的物理學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著他。

1946年, 於敏轉到理學院物理系,

他的學號1234013常年在成績排行榜的第一位。

有一次全年級考近世代數(他的選修課程),

數學系成績最好的一個學生也只得60分,

於敏卻得了100分。

在學習討論中,

於敏見解獨到, 常常語驚四座。

被公認為是“北大多年未見過的好學生”。

1949年, 于敏考取研究生,

選擇量子場論作為專業方向,

先後師從張宗燧、胡甯和彭桓武,

並在北大兼任助教。

畢業後, 他被慧眼識才的錢三強、彭桓武

調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

當時, 國內沒人懂原子核理論,

於敏的研究對於中國來說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

他很快就掌握了國際原子核子物理的發展情況和研究焦點,

在平均場獨立粒子運動方面發表了

《關於重原子核的殼結構理論》

《關於原子核獨立粒子結構的力學基礎》等頗有分量的論文。

1955年, 以朝永振一郎(後因量子力學研究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為團長的

日本原子核子物理和場論方面的代表團訪華,

對於敏的才華和研究成果大為驚歎,

稱於敏為中國的“國產專家一號”。

丹麥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玻爾訪問北京時,

于敏擔任翻譯,兩人探討過學術問題。

玻爾稱讚於敏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

親自邀請他去哥本哈根主持工作,

於敏婉言謝絕。

1961年,於敏的原子核理論研究正處於

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關鍵時期,

然而一次與錢三強的秘密談話,

讓他的人生改變了軌道。

那天,於敏被叫到錢三強的辦公室。

錢三強告訴他,經研究批准,

決定讓他作為副組長領導“輕核理論組”,

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工作。

於敏感到很突然。

他一貫喜歡基礎科學研究,

不喜歡搞應用研究,

自認為不適宜從事研製氫彈這樣的大系統科學工程。

但國家需要擺在眼前,

於敏接受了這項沉重的使命。

他說:

“我們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

就不能有真正的獨立。

面對這樣龐大而嚴肅的題目,

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

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強國的事業之中,

也就足以自慰了。”

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心有念想:

“等突破氫彈原理,我國自己有了氫彈以後,

再回去搞基礎科學研究。”

此時的他不會想到,他的一生,

從此和中國核武器研究緊密相連,

再也無法分開。

國內當時僅有一台每秒萬次的電子管電腦,

並且95%的時間分配給有關原子彈的計算,

只剩下5%的時間留給於敏用來設計氫彈。

于敏和小組成員每人一把計算尺,

廢寢忘食地計算,

一篇又一篇的論文交到了錢三強的手裡。

從1961年到1965年,

小組成員完成報告69篇,

對氫彈的很多現象和規律有了深刻認識。

1965年9月底,

於敏和50多名科研人員抵達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

這裡擁有國產最新型的J501電腦,

運算速度達每秒5萬次。

他們此次來上海的任務,

是完成加強型原子彈的優化設計。

加強型原子彈雖然含有熱核材料,

但是熱核燃燒不充分,

只起加強原子彈威力的輔助作用,並非氫彈。

當時的科研人員希望通過加強型原子彈的攻關,

探索設計氫彈的道路。

日復一日繁雜地計算,

日復一日不斷地思考。

最偉大的突破,

往往孕育在最平淡無奇的看似

重複、枯燥的勞動之中。

一天,於敏注意到了解決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的關鍵問題,

由此出發,他又設計出了精巧的結構,

使熱核反應可以持續進行下去,

氫彈原理的“牛鼻子”被牽住了!

于敏興奮地給鄧稼先打了電話。

為了保密,於敏使用的是只有他們才能聽懂的隱語。

於敏:“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隻松鼠。”

鄧稼先:“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

於敏:“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標本……但我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

鄧稼先:“好,我立即趕到你那裡去!”

于敏和鄧稼先在一起

1967年6月17日早晨,

載有氫彈的飛機進入羅布泊上空。

8時整,隨著指揮員“起爆”的指令,

機艙隨即打開,

氫彈攜著降落傘從空中急速落下。

十幾秒鐘後,一聲巨響,

碧藍的天空隨即翻騰起熊熊烈火,

傳來滾滾的雷鳴聲……

當日,新華社向全世界莊嚴宣告:

中國的第一顆氫彈在中國的西部地區上空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產生的蘑菇雲

朱光亞評價,

在突破氫彈的技術難關的過程中,

“於敏發揮了關鍵作用”。

20世紀80年代,在原子彈、氫彈等技術相繼突破後,

彭桓武、鄧稼先、周光召、黃祖洽、秦元勳等

曾經共同奮戰在核武器研製一線的骨幹相繼離開。

錢三強也數次問於敏是否想回科學院,

於敏也想過離開,

但“估計自己走不了”。

他知道,第一代熱核武器雖然解決了“有無”問題,

但性能還需提高,

必須發展第二代核武器。

於是,他留了下來,

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術和中子彈技術。

在那些日子,於敏會常常想起諸葛亮,

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于敏與鄧榢先在核子試驗基地

1986年,於敏對世界核武器發展趨勢作了深刻分析,

認為美國核戰鬥部的設計水準已接近極限,

再多做核子試驗,

其性能不會有很大提高;

為了保持自己的核優勢,

限制別人發展,

他們很可能會加快核裁軍談判進程,

全面禁止核子試驗。

倘若那時我國該做的熱核子試驗還沒做,

該掌握的資料還未得到,

核武器事業可能功虧一簣。

于敏向鄧稼先表達了自己的憂慮,

鄧稼先也有同感。

於敏建議上書中央。

於是,由於敏起草,鄧稼先修改,胡思得執筆,

向中央遞交報告,

希望加快熱核子試驗進程。

後面發生的事果然如於敏所料。

1992年,美國提出進行全面禁止核子試驗的談判。

1996年,全面禁核試條約簽署。

那次上書為我國爭取了10年的熱核子試驗時間。

接著,於敏又提出,

用精密電腦類比來保證核武器的安全、可靠和有效。

這個建議被採納並演化為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指導思想。

1992年11月在中物院發展戰略研究研討會上(左起: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亞、於敏)

1988年,于敏名字解密。

他的夫人孫玉芹說,

“沒想到老於是搞這麼高級的秘密工作”。

于敏與夫人孫玉芹(20世紀90年代初)

1999年9月18日,

於敏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2015年1月9日,

於敏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習近平總書記為獲得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于敏頒獎

於敏喜歡安靜,

他畢生信奉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

他說,所謂寧靜,

對於科學家就是,

不為物欲所惑,

不為權勢所屈,

不為利害所移。

始終保持嚴格的科學精神。

與於敏深交並共事三十餘年的鄧稼先曾說:

“於敏是很有骨氣的人。他堅持真理,從不說假話。”

與同時期從事核武器研製的大多數同仁不同,

於敏不曾出國留學或進修,

他對此有些許遺憾。

於敏認為,

“土專家”不足為法,

科學需要開放交流和廣闊視野,

但留學後須“回國再給國家做點事兒”,

並且不要到落葉歸根時才回來,

應該在開花結果的時候就回來。

參考資料

北京日報《於敏:驚天的事業 沉默的人生》

北京大學新聞網《於敏:民族的脊樑 北大人的榜樣》

中國教育報《於敏傳奇》

光明日報《於敏:願將一生獻宏謀》

中國科學報《于敏院士的“神眼”》

稱於敏為中國的“國產專家一號”。

丹麥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玻爾訪問北京時,

于敏擔任翻譯,兩人探討過學術問題。

玻爾稱讚於敏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

親自邀請他去哥本哈根主持工作,

於敏婉言謝絕。

1961年,於敏的原子核理論研究正處於

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關鍵時期,

然而一次與錢三強的秘密談話,

讓他的人生改變了軌道。

那天,於敏被叫到錢三強的辦公室。

錢三強告訴他,經研究批准,

決定讓他作為副組長領導“輕核理論組”,

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工作。

於敏感到很突然。

他一貫喜歡基礎科學研究,

不喜歡搞應用研究,

自認為不適宜從事研製氫彈這樣的大系統科學工程。

但國家需要擺在眼前,

於敏接受了這項沉重的使命。

他說:

“我們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

就不能有真正的獨立。

面對這樣龐大而嚴肅的題目,

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

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強國的事業之中,

也就足以自慰了。”

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心有念想:

“等突破氫彈原理,我國自己有了氫彈以後,

再回去搞基礎科學研究。”

此時的他不會想到,他的一生,

從此和中國核武器研究緊密相連,

再也無法分開。

國內當時僅有一台每秒萬次的電子管電腦,

並且95%的時間分配給有關原子彈的計算,

只剩下5%的時間留給於敏用來設計氫彈。

于敏和小組成員每人一把計算尺,

廢寢忘食地計算,

一篇又一篇的論文交到了錢三強的手裡。

從1961年到1965年,

小組成員完成報告69篇,

對氫彈的很多現象和規律有了深刻認識。

1965年9月底,

於敏和50多名科研人員抵達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

這裡擁有國產最新型的J501電腦,

運算速度達每秒5萬次。

他們此次來上海的任務,

是完成加強型原子彈的優化設計。

加強型原子彈雖然含有熱核材料,

但是熱核燃燒不充分,

只起加強原子彈威力的輔助作用,並非氫彈。

當時的科研人員希望通過加強型原子彈的攻關,

探索設計氫彈的道路。

日復一日繁雜地計算,

日復一日不斷地思考。

最偉大的突破,

往往孕育在最平淡無奇的看似

重複、枯燥的勞動之中。

一天,於敏注意到了解決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的關鍵問題,

由此出發,他又設計出了精巧的結構,

使熱核反應可以持續進行下去,

氫彈原理的“牛鼻子”被牽住了!

于敏興奮地給鄧稼先打了電話。

為了保密,於敏使用的是只有他們才能聽懂的隱語。

於敏:“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隻松鼠。”

鄧稼先:“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

於敏:“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標本……但我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

鄧稼先:“好,我立即趕到你那裡去!”

于敏和鄧稼先在一起

1967年6月17日早晨,

載有氫彈的飛機進入羅布泊上空。

8時整,隨著指揮員“起爆”的指令,

機艙隨即打開,

氫彈攜著降落傘從空中急速落下。

十幾秒鐘後,一聲巨響,

碧藍的天空隨即翻騰起熊熊烈火,

傳來滾滾的雷鳴聲……

當日,新華社向全世界莊嚴宣告:

中國的第一顆氫彈在中國的西部地區上空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產生的蘑菇雲

朱光亞評價,

在突破氫彈的技術難關的過程中,

“於敏發揮了關鍵作用”。

20世紀80年代,在原子彈、氫彈等技術相繼突破後,

彭桓武、鄧稼先、周光召、黃祖洽、秦元勳等

曾經共同奮戰在核武器研製一線的骨幹相繼離開。

錢三強也數次問於敏是否想回科學院,

於敏也想過離開,

但“估計自己走不了”。

他知道,第一代熱核武器雖然解決了“有無”問題,

但性能還需提高,

必須發展第二代核武器。

於是,他留了下來,

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術和中子彈技術。

在那些日子,於敏會常常想起諸葛亮,

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于敏與鄧榢先在核子試驗基地

1986年,於敏對世界核武器發展趨勢作了深刻分析,

認為美國核戰鬥部的設計水準已接近極限,

再多做核子試驗,

其性能不會有很大提高;

為了保持自己的核優勢,

限制別人發展,

他們很可能會加快核裁軍談判進程,

全面禁止核子試驗。

倘若那時我國該做的熱核子試驗還沒做,

該掌握的資料還未得到,

核武器事業可能功虧一簣。

于敏向鄧稼先表達了自己的憂慮,

鄧稼先也有同感。

於敏建議上書中央。

於是,由於敏起草,鄧稼先修改,胡思得執筆,

向中央遞交報告,

希望加快熱核子試驗進程。

後面發生的事果然如於敏所料。

1992年,美國提出進行全面禁止核子試驗的談判。

1996年,全面禁核試條約簽署。

那次上書為我國爭取了10年的熱核子試驗時間。

接著,於敏又提出,

用精密電腦類比來保證核武器的安全、可靠和有效。

這個建議被採納並演化為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指導思想。

1992年11月在中物院發展戰略研究研討會上(左起: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亞、於敏)

1988年,于敏名字解密。

他的夫人孫玉芹說,

“沒想到老於是搞這麼高級的秘密工作”。

于敏與夫人孫玉芹(20世紀90年代初)

1999年9月18日,

於敏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2015年1月9日,

於敏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習近平總書記為獲得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于敏頒獎

於敏喜歡安靜,

他畢生信奉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

他說,所謂寧靜,

對於科學家就是,

不為物欲所惑,

不為權勢所屈,

不為利害所移。

始終保持嚴格的科學精神。

與於敏深交並共事三十餘年的鄧稼先曾說:

“於敏是很有骨氣的人。他堅持真理,從不說假話。”

與同時期從事核武器研製的大多數同仁不同,

於敏不曾出國留學或進修,

他對此有些許遺憾。

於敏認為,

“土專家”不足為法,

科學需要開放交流和廣闊視野,

但留學後須“回國再給國家做點事兒”,

並且不要到落葉歸根時才回來,

應該在開花結果的時候就回來。

參考資料

北京日報《於敏:驚天的事業 沉默的人生》

北京大學新聞網《於敏:民族的脊樑 北大人的榜樣》

中國教育報《於敏傳奇》

光明日報《於敏:願將一生獻宏謀》

中國科學報《于敏院士的“神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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