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毛克疾】
在新德里時間3月11日結束的印度邦立法會選舉中， 總理莫迪領銜的印度人民黨（BJP）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取得壓倒性勝利， 在邦立法會的403個席位中贏得了324個之多——在人口眾多、宗教多元、種姓割裂的北方邦， 印度人民黨能夠取得如此絕對多數， 可以說是史上罕見。 莫迪政府在歷經了2015年比哈爾邦邦和德里地區選舉失利和2016年末的廢鈔風波以後， 這場大勝意義非同小可。
北方邦人口超過2億， 不僅僅是印度人口規模最大的邦， 而且也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次國家級行政單位，
紅色部分為以貧窮和種族分裂著稱的印度北方邦
僅僅在5年前的2012邦立法會選舉中， 社會黨（The Samajwadi Party， SP）曾取得過224席的巨大優勢， 因此成為了北方邦的執政黨；而到了2017年， 社會黨-國大黨組成的聯盟加在一起才取得了55個席位。 在北方邦代表賤民身份認同的政黨大眾社會黨(Bahujan Samaj Party, BSP)2012年獲得了80個席位， 2017年僅取得了19個席位，
莫迪憑什麼能吸引取向各異的選票？印度人民黨靠什麼戰勝強大的本地政黨？為什麼又能在破碎的北方邦政治版圖中獲得普遍的支持？
從施政方針的角度來說， 莫迪本人旗幟鮮明的“發展主義”， 對於北方邦這種族群政治盛行的地區有獨特的吸引力， 為厭倦了反反復複“零和博弈”的選民提供了實現族群和解和達成“帕累托改進”的機遇。 從選舉策略的角度來說， 印度人民黨成功推出低種姓、穆斯林、婦女候選人， 以淡化印度人民黨的“富裕-高種姓-男性”特徵，
在這次地方選舉中，
“發展主義”敘事打破族群政治窠臼
北方邦的人口結構呈現交叉割裂的形態：穆斯林約占總人口的2成；賤民約占總人口的2成；包括婆羅門在內的較高種姓又占了總人口的二成；其餘是占總人口40%的中低務農種姓， 而他們又可以被繼續細分為200多個更小次等種姓。 由於這種交叉割裂， 北方邦長期盛行族群政治， 而由身份認同集結成的社群就是進行政治動員和政治參與的基本單位。
北方邦的這種利益格局其實代表了一種“零和博弈”：在社會福利的“蛋糕”總量一定的前提下， 一個族群如果能夠動員越多的政治力量， 就能獲取更大塊的“蛋糕”， 而其他族群分得的“蛋糕”就會相應減少。 由於這種族群政治的核心在於分配而不是創造，因此很多政黨、政客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蛋糕掮客”——他們一方面通過代表特定族群來爭取“蛋糕”，比如以社群選票和政黨忠誠，從上級政客、政府的盤子中獲取扶貧資金、優惠電價、基建投入等等；另一方面，他們又用這些被切割出來的“蛋糕”收買、庇護具有特定身份族群，以鞏固自身的掮客地位不受挑戰。為了奪取更大的“蛋糕”，低種姓和高種姓的矛盾、賤民和其他種姓的矛盾、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矛盾就常常成為選舉的核心焦點，而各種族群暴力事件也常常在選舉之前集中發生。由於這種族群對立，本地政客只能通過增強族群凝聚力以維持自身代理人地位，他們對於這種社會割裂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暗中推波助瀾。
正因如此，北方邦的各個族群通常有較為固定的政治傾向和政黨選擇。比如，穆斯林長期傾向于投票給國大黨，因為世俗的國大党對於穆斯林社區較為容忍，且主張讓利；賤民傾向於給大眾社會黨（Bahujan Samaj Party, BSP）投票，因為BSP被認為是“真正”由賤民發起、代表賤民利益的黨派；中高種姓不滿針對賤民、穆斯林的優惠政策，主張取消特權，因此常常青睞代表保守和效率的印度人民黨；而其他中下種姓則常常選擇強調福利和平等的社會黨。然而，這種狀況為什麼會在這次選舉中改變？
北方邦是印度經濟發展水準最為落後的地區之一，再加上族群政治帶來的社會動盪和政治割裂，越來越多的選民對於這種低水準的選舉迴圈心生厭倦，“要安全”和“要工作”成為了很多選民的訴求。而這次印度人民黨之所以能夠獲得北方邦選民的青睞，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採取了超越“零和博弈”的政治敘事。莫迪的主張是“發展才是硬道理”——與其族群之間為了一個小蛋糕而爭的頭破血流，不如大家坐下來共商大計，做個大蛋糕再分。
經過長期族群政治的洗禮以後，大部分北方邦民眾發現他們的生活並沒有明顯的改善，因為蛋糕分來分去總共就那麼點大。此時，莫迪跳出族群的窠臼而推出的“發展主義”就顯得格外具有吸引力。“發展主義”的核心論點是創造財富，而不是分配財富，因此增加一個族群的福利完全可以不損害其他族群的利益。這樣一來，印度人民黨也就無需刻意通過“族群矛盾”來動員選民。相反，印度人民黨恰恰可以將“發展”作為超越族群界限的“最大公約數”來凝集共識，畢竟沒有人會反對更高的生活水準和更好的物質條件。
這樣以來，印度人民黨就把北方邦的選舉議程從“低種姓vs高種姓”、“賤民vs其他種姓”、“印度教徒vs穆斯林”的族群敘事，轉化為簡單而有力的“發展vs不發展”的發展敘事。與以往幾個族群爭權奪利相比，印度人民黨這種主張發展經濟、引入外資、活化市場的策略，對於渴望發展的民眾顯然更具吸引力，而任何強調“族群”認同的政黨則可能被視為“反對發展”，而難以獲得道義制高點。
此外，莫迪本人也是“發展主義”最好的代言人。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人民黨此次在北方邦並沒有推出強有力的本地候選人，而是把競選的焦點放在了總理莫迪身上。相比族群政治盛行、裙帶關係猖獗的北方邦本地政客，莫迪為官清廉、行事果斷的優點就凸顯出來。作為總理他又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進一步為這種正面印象背書，使其在選民面前顯得更加可信。通過引入莫迪的明星招牌，印度人民黨成功利用了當地民眾對北方邦政治現狀的失望和幻滅情緒，為他們提供了跳出本地政治的泥淖進行變革的機會。
印度人民黨的競選策略
僅靠莫迪的明星效應和“發展主義”的招牌，並不能完全解釋印度人民黨的大勝，畢竟北方邦的族群政治已經深入骨髓，且經濟發展的這套敘事也絕非印度人民黨一家的專利。如果僅僅靠強調“經濟發展”，印度人民黨反而容易成為眾矢之的：例如，穆斯林政黨就會援引莫迪治下古吉拉突邦的大規模騷亂，證明經濟發展會惡化少數宗教的處境；而賤民和低種姓政黨則可以強調經濟發展帶來的貧富分化會進一步傷害弱勢群體……面對北方邦根深蒂固的族群政治，印度人民黨的策略並不是直接藐視，而是先巧妙地融入其中，再展開其與眾不同的政治敘事。
印度人民黨的成功之處，首先在於拉近了選民的“心理距離”。由於濃厚的印度教保守主義色彩，印度人民黨長期以來都是“富裕、印度教、高種姓、男性”的代名詞，這種印象使得在北方邦為數眾多的穆斯林、中低種姓、賤民和婦女對印度人民黨甚為厭煩。然而，在這次選舉中，印度人民黨卻打出了一套組合拳，極為成功地淡化了民眾對於印度人民黨的負面印象。
印度執政人民黨支持者高舉總理莫迪肖像，慶祝該黨在地方選舉中取得勝利，包括贏得關鍵的北方邦
印度人民黨在北方邦大勝消息傳來後，人民黨總部外面一片熱烈歡騰氣氛
例如，雖然莫迪2016年底出臺的“廢鈔令”備受爭議，但是印度人民黨卻成功利用這一事件拉近了和底層民眾的距離。廢鈔令對擁有可觀財產的中產階級、富裕階層、腐敗官吏影響很大，但是對本來就沒有多少財產的平民卻影響很小，後者反而能通過替前者到銀行排隊、跑腿賺外快。當印度平民發現各種達官顯貴、鉅賈富賈都被莫迪逼著去銀行門口排隊時，一種“幸災樂禍”的快感就油然而生：“我吃點虧無所謂，反正我天天受氣，但是能看見這些平時趾高氣昂的人也受氣，我就開心了。”在“廢鈔令”的問題上，印度人民黨成功向中下階層占大多數的北方邦選民傳達了其“心系窮苦”的親民立場和“說到做到”的強大執行力。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印度人民黨在北方邦的競選活動中不厭其煩地再三提起“廢鈔令”。
此外，印度人民黨對於賤民、中下種姓和穆斯林的務實態度，也使它能夠做到先各個擊破，再整合統一。印度人民黨對於中下種姓的號召力很大程度上來源於莫迪自己。莫迪屬於Ghanchi種姓，被列為“其他落後種姓（Other Backward Caste, OBC）”之一，但是他卑賤的種姓背景並沒有影響他成為政黨領袖，而印度人民黨傳統上恰恰受到婆羅門等高種姓的支持。因此對於印度人民黨來說，莫迪就成了最好的選舉廣告，告訴選民印度人民黨可以跨過種姓的鴻溝。
與此類似，印度人民黨對於賤民群體的策略也頗為成功。賤民雖然在印度教體系中處於最底層，但大部分仍屬於印度教的生態系統之中，同樣崇拜印度教的神靈。因此，印度人民黨就通過宗教為紐帶對賤民社區開展工作:一方面強調印度人民黨與賤民群體的社會身份“相容性“；另一方面，發動附屬的義工組織和福利機構對賤民群體提供教育、醫療、救濟等社會服務。由於社會服務奇缺，印度人民黨的這種策略在賤民群體中取得很極好的效果。
與應對賤民和中低種姓的“吸收”策略不同，印度人民黨對於穆斯林群體以“分化”為主。由於印度人民黨的宗教保守色彩和莫迪本人的執政軌跡，穆斯林群體和印度人民黨幾乎不可能達成完全和解。2015年，一位北方邦穆斯林因為食用牛肉而被暴民殺害的“達德里慘案”更是增加了和解的難度。在這種背景下，通過不同議題分化的穆斯林選民就是印度人民黨最現實的策略。例如，印度人民黨在伊斯蘭教離婚（Triple talaq）的問題上採取了支持擴大穆斯林婦女權力的立場，這樣一來就得以分化自由派穆斯林與保守派穆斯林，穆斯林婦女與穆斯林男性。這樣一來，原本抱團投票穆斯林選民就可能因為意見不一而難以統一行動，降低了印度人民黨面臨的威脅。
結語
這次印度人民黨之所以在北方邦取得勝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施政方針的角度來說，莫迪本人旗幟鮮明的“發展主義”，對於北方邦這種族群政治盛行的地區有獨特的吸引力，為厭倦了反反復複“零和博弈”的選民提供了實現族群和解和達成“帕累托改進”的機遇。從選舉策略的角度來說，印度人民黨成功了針對低種姓、穆斯林的策略，淡化印度人民黨的“富裕-高種姓-男性”特徵，並成功利用“廢鈔令”等事件加強“平民化”色彩。從組織形態的角度來說，印度人民黨比其對手更為“先進”，憑藉強大的意識形態，嚴密的組織結構，以及豐富的統戰體系，獲得了更高的社會組織能力和資源動員能力。
由於這種族群政治的核心在於分配而不是創造，因此很多政黨、政客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蛋糕掮客”——他們一方面通過代表特定族群來爭取“蛋糕”，比如以社群選票和政黨忠誠，從上級政客、政府的盤子中獲取扶貧資金、優惠電價、基建投入等等；另一方面，他們又用這些被切割出來的“蛋糕”收買、庇護具有特定身份族群，以鞏固自身的掮客地位不受挑戰。為了奪取更大的“蛋糕”，低種姓和高種姓的矛盾、賤民和其他種姓的矛盾、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矛盾就常常成為選舉的核心焦點，而各種族群暴力事件也常常在選舉之前集中發生。由於這種族群對立，本地政客只能通過增強族群凝聚力以維持自身代理人地位，他們對於這種社會割裂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暗中推波助瀾。正因如此，北方邦的各個族群通常有較為固定的政治傾向和政黨選擇。比如，穆斯林長期傾向于投票給國大黨，因為世俗的國大党對於穆斯林社區較為容忍，且主張讓利；賤民傾向於給大眾社會黨（Bahujan Samaj Party, BSP）投票，因為BSP被認為是“真正”由賤民發起、代表賤民利益的黨派；中高種姓不滿針對賤民、穆斯林的優惠政策，主張取消特權，因此常常青睞代表保守和效率的印度人民黨；而其他中下種姓則常常選擇強調福利和平等的社會黨。然而，這種狀況為什麼會在這次選舉中改變？
北方邦是印度經濟發展水準最為落後的地區之一，再加上族群政治帶來的社會動盪和政治割裂，越來越多的選民對於這種低水準的選舉迴圈心生厭倦，“要安全”和“要工作”成為了很多選民的訴求。而這次印度人民黨之所以能夠獲得北方邦選民的青睞，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採取了超越“零和博弈”的政治敘事。莫迪的主張是“發展才是硬道理”——與其族群之間為了一個小蛋糕而爭的頭破血流，不如大家坐下來共商大計，做個大蛋糕再分。
經過長期族群政治的洗禮以後，大部分北方邦民眾發現他們的生活並沒有明顯的改善，因為蛋糕分來分去總共就那麼點大。此時，莫迪跳出族群的窠臼而推出的“發展主義”就顯得格外具有吸引力。“發展主義”的核心論點是創造財富，而不是分配財富，因此增加一個族群的福利完全可以不損害其他族群的利益。這樣一來，印度人民黨也就無需刻意通過“族群矛盾”來動員選民。相反，印度人民黨恰恰可以將“發展”作為超越族群界限的“最大公約數”來凝集共識，畢竟沒有人會反對更高的生活水準和更好的物質條件。
這樣以來，印度人民黨就把北方邦的選舉議程從“低種姓vs高種姓”、“賤民vs其他種姓”、“印度教徒vs穆斯林”的族群敘事，轉化為簡單而有力的“發展vs不發展”的發展敘事。與以往幾個族群爭權奪利相比，印度人民黨這種主張發展經濟、引入外資、活化市場的策略，對於渴望發展的民眾顯然更具吸引力，而任何強調“族群”認同的政黨則可能被視為“反對發展”，而難以獲得道義制高點。
此外，莫迪本人也是“發展主義”最好的代言人。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人民黨此次在北方邦並沒有推出強有力的本地候選人，而是把競選的焦點放在了總理莫迪身上。相比族群政治盛行、裙帶關係猖獗的北方邦本地政客，莫迪為官清廉、行事果斷的優點就凸顯出來。作為總理他又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進一步為這種正面印象背書，使其在選民面前顯得更加可信。通過引入莫迪的明星招牌，印度人民黨成功利用了當地民眾對北方邦政治現狀的失望和幻滅情緒，為他們提供了跳出本地政治的泥淖進行變革的機會。
印度人民黨的競選策略
僅靠莫迪的明星效應和“發展主義”的招牌，並不能完全解釋印度人民黨的大勝，畢竟北方邦的族群政治已經深入骨髓，且經濟發展的這套敘事也絕非印度人民黨一家的專利。如果僅僅靠強調“經濟發展”，印度人民黨反而容易成為眾矢之的：例如，穆斯林政黨就會援引莫迪治下古吉拉突邦的大規模騷亂，證明經濟發展會惡化少數宗教的處境；而賤民和低種姓政黨則可以強調經濟發展帶來的貧富分化會進一步傷害弱勢群體……面對北方邦根深蒂固的族群政治，印度人民黨的策略並不是直接藐視，而是先巧妙地融入其中，再展開其與眾不同的政治敘事。
印度人民黨的成功之處，首先在於拉近了選民的“心理距離”。由於濃厚的印度教保守主義色彩，印度人民黨長期以來都是“富裕、印度教、高種姓、男性”的代名詞，這種印象使得在北方邦為數眾多的穆斯林、中低種姓、賤民和婦女對印度人民黨甚為厭煩。然而，在這次選舉中，印度人民黨卻打出了一套組合拳，極為成功地淡化了民眾對於印度人民黨的負面印象。
印度執政人民黨支持者高舉總理莫迪肖像，慶祝該黨在地方選舉中取得勝利，包括贏得關鍵的北方邦
印度人民黨在北方邦大勝消息傳來後，人民黨總部外面一片熱烈歡騰氣氛
例如，雖然莫迪2016年底出臺的“廢鈔令”備受爭議，但是印度人民黨卻成功利用這一事件拉近了和底層民眾的距離。廢鈔令對擁有可觀財產的中產階級、富裕階層、腐敗官吏影響很大，但是對本來就沒有多少財產的平民卻影響很小，後者反而能通過替前者到銀行排隊、跑腿賺外快。當印度平民發現各種達官顯貴、鉅賈富賈都被莫迪逼著去銀行門口排隊時，一種“幸災樂禍”的快感就油然而生：“我吃點虧無所謂，反正我天天受氣，但是能看見這些平時趾高氣昂的人也受氣，我就開心了。”在“廢鈔令”的問題上，印度人民黨成功向中下階層占大多數的北方邦選民傳達了其“心系窮苦”的親民立場和“說到做到”的強大執行力。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印度人民黨在北方邦的競選活動中不厭其煩地再三提起“廢鈔令”。
此外，印度人民黨對於賤民、中下種姓和穆斯林的務實態度，也使它能夠做到先各個擊破，再整合統一。印度人民黨對於中下種姓的號召力很大程度上來源於莫迪自己。莫迪屬於Ghanchi種姓，被列為“其他落後種姓（Other Backward Caste, OBC）”之一，但是他卑賤的種姓背景並沒有影響他成為政黨領袖，而印度人民黨傳統上恰恰受到婆羅門等高種姓的支持。因此對於印度人民黨來說，莫迪就成了最好的選舉廣告，告訴選民印度人民黨可以跨過種姓的鴻溝。
與此類似，印度人民黨對於賤民群體的策略也頗為成功。賤民雖然在印度教體系中處於最底層，但大部分仍屬於印度教的生態系統之中，同樣崇拜印度教的神靈。因此，印度人民黨就通過宗教為紐帶對賤民社區開展工作:一方面強調印度人民黨與賤民群體的社會身份“相容性“；另一方面，發動附屬的義工組織和福利機構對賤民群體提供教育、醫療、救濟等社會服務。由於社會服務奇缺，印度人民黨的這種策略在賤民群體中取得很極好的效果。
與應對賤民和中低種姓的“吸收”策略不同，印度人民黨對於穆斯林群體以“分化”為主。由於印度人民黨的宗教保守色彩和莫迪本人的執政軌跡，穆斯林群體和印度人民黨幾乎不可能達成完全和解。2015年，一位北方邦穆斯林因為食用牛肉而被暴民殺害的“達德里慘案”更是增加了和解的難度。在這種背景下，通過不同議題分化的穆斯林選民就是印度人民黨最現實的策略。例如，印度人民黨在伊斯蘭教離婚（Triple talaq）的問題上採取了支持擴大穆斯林婦女權力的立場，這樣一來就得以分化自由派穆斯林與保守派穆斯林，穆斯林婦女與穆斯林男性。這樣一來，原本抱團投票穆斯林選民就可能因為意見不一而難以統一行動，降低了印度人民黨面臨的威脅。
結語
這次印度人民黨之所以在北方邦取得勝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施政方針的角度來說，莫迪本人旗幟鮮明的“發展主義”，對於北方邦這種族群政治盛行的地區有獨特的吸引力，為厭倦了反反復複“零和博弈”的選民提供了實現族群和解和達成“帕累托改進”的機遇。從選舉策略的角度來說，印度人民黨成功了針對低種姓、穆斯林的策略，淡化印度人民黨的“富裕-高種姓-男性”特徵，並成功利用“廢鈔令”等事件加強“平民化”色彩。從組織形態的角度來說，印度人民黨比其對手更為“先進”，憑藉強大的意識形態，嚴密的組織結構，以及豐富的統戰體系，獲得了更高的社會組織能力和資源動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