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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危機”影響到的,是你我每一個人|《無止境的逃離》

全球化受到挑戰的時期, 讓很多人從穩定的幻夢中醒來。 歷史粗糲險惡的一面漸漸浮現, 以至於有人高呼歷史的轉折。 其實, 這個世界也許並沒有變, 只是原本積壓的矛盾突然變得明顯。 海洋上不只有度假遊艇, 也有裝滿難民的生銹船舶, 或許我們在安逸中待久了, 才對生銹的船舶大驚小怪。 它一直都在, 我們這世界上, 的確還有千百萬人活在“生銹的船舶裡”。

在這些兇險的地方, 哪裡有什麼希望, 不過是無止境的逃離。 為什麼逃離無止境?因為在這些難民危機中, 難民逃得出國度, 逃不出階層和戰爭留下的傷痕。

甚至, 那些互相折磨的人, 原來都只是底層的浮萍。 對於這些苦難, 有的人視而不見, 有的人不平則鳴, 還有的人, 選擇記錄。

哈坎·甘迪(Hakan Günday), 土耳其新銳小說家、戲劇家、地下寫作者。 1976年生人, 先就讀于哈西德佩大學法語翻譯專業, 隨後轉入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還曾在安卡拉大學主修政治學。 2000年, 出版處女作小說, 至今已出版十餘部作品。 其中《無止境的逃離》(土耳其名Daha, 英譯名More)出版於2013年, 榮膺2015年法國梅迪西斯外國作品獎。

土耳其作家哈坎·甘迪的新小說《無止境的逃離》, 以少年加薩的視角, 為讀者揭開了難民世界的日常生活。 它把血淋淋的部分未經粉飾地端上桌來。 主人公加薩的生命在13歲後就滑向深淵,嚴酷的環境造就了他冷血的性格。

甘迪通過加薩的故事, 點出難民危機的冰山一角, 讓讀者意識到:在這個世界上, 還有千百萬人活在生死線之中, 比痛苦更可怕的是沒有希望。

撰文 | 宗城

最近七年, 難民小說是文學界的熱點。 它肇始於2010年年末至2011年年初的阿拉伯世界政治危機, 受多種因素的影響, 埃及、利比亞、巴林、葉門和突尼斯等國掀起浪潮, 一時間, 政府變色、武裝四起, 恐怖組織和地方蛇頭趁機聒噪。 到2011年、2012年, 危機升級, 敘利亞成為焦點。 “3歲男童伏屍土耳其海灘”一幕讓世界默然。 阿拉伯世界生靈塗炭, 地中海對面的歐洲成為眾多人眼中的“天堂”, 於是, 偷渡逃難的人群激增, 環地中海一帶面臨嚴重的難民危機。 以此為藍本, 哈坎·甘迪致力於搜集資料、瞭解難民情況,

最終完成這一部現實主義小說。

難民題材屢見不鮮, 品質卻良莠不齊。 受限於市場與作者, 不少難民題材作品停留在一個“無辜者受罪”的故事套路中。 情節大抵是:善良無辜的人因為本國危機背井離鄉, 成為難民, 因此被不斷折磨, 最終逃出黑暗, 擁抱人性曙光。 然而, 《無止境的逃離》卻擺脫了這個框架。 一方面, 甘迪具有很好的問題意識;另一方面, 他對難民危機的樣本呈現脫離了二元對立的模式, 使不同的角色血肉充沛。

甘迪在小說中預設的問題是:難民的創傷, 會因為脫離戰亂而癒合嗎?當人們一遍遍贅述難民遭受的外部傷害, 甘迪更關心的是難民危機對不同人群(不只是難民)的衝擊,

以及難民群體內心的永久性創傷。 據德國學者研究, “大部分難民因為經過長時間的艱苦和充滿危險的跋涉來到德國, 中間很多人表現出來不同的‘創傷後應激障礙’。 ”這種現象不只發生在德國, 在難民人數多過敘利亞總人口的土耳其, 顛沛流離、薪資低廉並存在語言、文化、階層等障礙的難民, 心靈同樣有難以癒合的傷口。

深淵

加害者與被害者都是受害者

小說的敘述者加薩, 並不是一位無辜難民, 而是人販的兒子和蛇頭。 和傳統的旁觀敘述者相比, 加薩這一角色更有張力。 一方面, 他並不是純粹的被害者, 讀者對他難以迅速產生同情, 甚至有厭惡的可能。 另一方面, 加薩作為事件的重要參與者, 他的敘述是值得懷疑的,

這讓《無止境的逃離》成為一個曖昧的文本。

這個視角的高明之處還在於, 它是以孩子的眼光來看世界。 在一般的世俗觀念裡, 孩子比大人更單純直白。 小說以加薩為敘述者, 恰恰迎合了這種主流印象, 在敘述者的安排上賦予了小說“可信度”。 甘迪或許是受到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啟發。 《鐵皮鼓》中的奧斯卡-馬策拉特, 只有“三歲的個子”, 忘我地陶醉於他的樂器, 完全沒有理睬成年人的世界。 “他是在場者, 又是抽離者。 但他的觀察, 卻比任何大人都要赤誠。 ”

2015年9月2日,土耳其博多魯姆,前往希臘科斯島的移民船沉沒,3歲敘利亞難民艾蘭·庫爾迪的遺體被沖上海岸。圖/視覺中國

對少年加薩而言,愛成為一件艱難之事。他帶著仇恨來到這個世界,父親又將他作為共同行惡的工具,令這個孩子早早成為蛇頭,背負人命。這是一個以生存、逐利為最高目的的嗜血世界,加害者與被害者,其實都處於底層,而造成他們不幸的人,反而是隱於幕後、被金錢與名譽環繞的掌權者們。他們為各自利益枉顧他人性命,卻又不願為難民買單,於是互相推諉、轉嫁罪責。而難民則被視作文明社會的不安定因素,他們表面上得到尊重,其實當地人仍對他們存在深深的成見。

加薩自小生活在母親缺席的環境中,他的人生被暴脾氣、自以為是的父親所掌控,這種被控制的生活令他十分壓抑,直接影響了他的處世態度。當我們審視加薩的所作所為,並用道德棍棒指向他之前,我們要知道,對於早早被中斷教育的加薩而言,他的做事動機與其說是是非觀,毋寧說是一種“習慣”。久而久之,我們眼中的惡行,在他看來是“例行公事”。

借助難民危機,甘迪在講述一個罪與罰式的故事,他要探究一個孩子如何被環境異化,最終成為平庸之惡的幫手。加薩並非一開始就是惡人,甚至,透過一些細節,我們仍能感受到他身上的愧疚與善意,比如當他失手殺死阿富汗難民庫瑪後,他一直耿耿於懷,因為庫瑪曾親手送給加薩一隻紙青蛙,對加薩頗為友好。於是,加薩一直留著這只紙青蛙,甚至把自己的秘密分享給它。而作者也在這裡做出了一個奇妙設定——安排紙青蛙漸漸擁有靈魂。讀者不妨將它理解為一個隱喻:紙青蛙正是加薩惻隱之心的體現,是它讓加薩不至於淪為“惡魔”。只可惜,這樣的“善”過於薄弱。加薩的悲劇才真的是“生而為人,我很抱歉”。

逃離

難民危機對不同人群的衝擊

甘迪可貴的一點在於——他的寫作基於大量細節之上,沒有自上而下的口號式憐憫,也沒有對某一方的粉飾。甘迪盡可能遮掩自己的立場,只是透過少年加薩的視角將難民危機的方方面面呈現出來。其中既有發難民財的蛇頭,也有為了生存自相殘殺的底層;既有被人販雇傭的童工,也有在深淵裡期盼一縷光的流民。

不過,書中在處理人物對白時,或許還可以節制些。我能夠理解甘迪在平衡敘述視角與語言間的努力,他選擇加薩作為敘述者,不可避免要面對語言的直白與氾濫。但考驗小說家的也正在於此,有時候,營造氛圍、推動情節可以不靠對話,比說什麼更重要的是不說什麼。

《無止境的逃離》

作者:(土耳其)哈坎·甘迪

譯者:劉勇軍

版本:未讀|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8年4月

加薩不只是簡單的故事人物,也是甘迪傳達自己看法的“傳聲筒”。《無止境的逃離》裡有一段情節:已成蛇頭的加薩將一批難民關進“貯水池”,將這個水池想像成一個微型國家,利用難民對生存的渴望,來進行自己的“權力實驗”。他授意難民通過投票選出這個微型國家的領導者,再觀察這個領導者如何利用規則奴役其他難民,漸漸的,貯水池發展成一個人人敵視的環境,並呈現出螺旋狀的等級制度,女性成為性奴,男性也為了活下來互相爭鬥。

甘迪借主角之口說道:“貯水池中有組織的人的政治活動由一次民主選舉為始,卻在幾天以後轉變成了獨裁狀態……每個人都要聽命於他的上級。權力最大的人,也就是核心。”久而久之,“每個人都是不同等級上的獨裁者”。通過這個故事,甘迪生動地揭示出權力對人的影響。表面上的集體之惡,肇始於畸形的權力關係。無論是男女老幼,在這種關係裡都可能成為助紂為虐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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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日,土耳其博多魯姆,前往希臘科斯島的移民船沉沒,3歲敘利亞難民艾蘭·庫爾迪的遺體被沖上海岸。圖/視覺中國

對少年加薩而言,愛成為一件艱難之事。他帶著仇恨來到這個世界,父親又將他作為共同行惡的工具,令這個孩子早早成為蛇頭,背負人命。這是一個以生存、逐利為最高目的的嗜血世界,加害者與被害者,其實都處於底層,而造成他們不幸的人,反而是隱於幕後、被金錢與名譽環繞的掌權者們。他們為各自利益枉顧他人性命,卻又不願為難民買單,於是互相推諉、轉嫁罪責。而難民則被視作文明社會的不安定因素,他們表面上得到尊重,其實當地人仍對他們存在深深的成見。

加薩自小生活在母親缺席的環境中,他的人生被暴脾氣、自以為是的父親所掌控,這種被控制的生活令他十分壓抑,直接影響了他的處世態度。當我們審視加薩的所作所為,並用道德棍棒指向他之前,我們要知道,對於早早被中斷教育的加薩而言,他的做事動機與其說是是非觀,毋寧說是一種“習慣”。久而久之,我們眼中的惡行,在他看來是“例行公事”。

借助難民危機,甘迪在講述一個罪與罰式的故事,他要探究一個孩子如何被環境異化,最終成為平庸之惡的幫手。加薩並非一開始就是惡人,甚至,透過一些細節,我們仍能感受到他身上的愧疚與善意,比如當他失手殺死阿富汗難民庫瑪後,他一直耿耿於懷,因為庫瑪曾親手送給加薩一隻紙青蛙,對加薩頗為友好。於是,加薩一直留著這只紙青蛙,甚至把自己的秘密分享給它。而作者也在這裡做出了一個奇妙設定——安排紙青蛙漸漸擁有靈魂。讀者不妨將它理解為一個隱喻:紙青蛙正是加薩惻隱之心的體現,是它讓加薩不至於淪為“惡魔”。只可惜,這樣的“善”過於薄弱。加薩的悲劇才真的是“生而為人,我很抱歉”。

逃離

難民危機對不同人群的衝擊

甘迪可貴的一點在於——他的寫作基於大量細節之上,沒有自上而下的口號式憐憫,也沒有對某一方的粉飾。甘迪盡可能遮掩自己的立場,只是透過少年加薩的視角將難民危機的方方面面呈現出來。其中既有發難民財的蛇頭,也有為了生存自相殘殺的底層;既有被人販雇傭的童工,也有在深淵裡期盼一縷光的流民。

不過,書中在處理人物對白時,或許還可以節制些。我能夠理解甘迪在平衡敘述視角與語言間的努力,他選擇加薩作為敘述者,不可避免要面對語言的直白與氾濫。但考驗小說家的也正在於此,有時候,營造氛圍、推動情節可以不靠對話,比說什麼更重要的是不說什麼。

《無止境的逃離》

作者:(土耳其)哈坎·甘迪

譯者:劉勇軍

版本:未讀|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8年4月

加薩不只是簡單的故事人物,也是甘迪傳達自己看法的“傳聲筒”。《無止境的逃離》裡有一段情節:已成蛇頭的加薩將一批難民關進“貯水池”,將這個水池想像成一個微型國家,利用難民對生存的渴望,來進行自己的“權力實驗”。他授意難民通過投票選出這個微型國家的領導者,再觀察這個領導者如何利用規則奴役其他難民,漸漸的,貯水池發展成一個人人敵視的環境,並呈現出螺旋狀的等級制度,女性成為性奴,男性也為了活下來互相爭鬥。

甘迪借主角之口說道:“貯水池中有組織的人的政治活動由一次民主選舉為始,卻在幾天以後轉變成了獨裁狀態……每個人都要聽命於他的上級。權力最大的人,也就是核心。”久而久之,“每個人都是不同等級上的獨裁者”。通過這個故事,甘迪生動地揭示出權力對人的影響。表面上的集體之惡,肇始於畸形的權力關係。無論是男女老幼,在這種關係裡都可能成為助紂為虐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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