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勢下加快價值導向型醫療系統轉型的4個關鍵

2017年11月8日， 波士頓諮詢公司（BCG）和世界經濟論壇共同發佈了一份名為“醫療價值：為醫療體系轉型奠定基礎”的報告。 報告認為， 與全球醫療費用快速增長的大形勢吻合， 中國也面臨著醫療成本不斷攀升及醫療效果有待提升的雙重挑戰。 醫療成本繼續上漲， 對醫院預算造成持續的壓力。 醫院科室預算和臨床流程的嚴格管理則進一步增加了組織結構的複雜性， 導致醫務人員士氣低落、閒散鬆懈。 為避免走發達國家醫療支出不可持續發展的彎路， 中國亟待通過價值導向型醫療， 提高醫療流程和醫療效果的透明度，

推行價值導向型支付和醫保體系， 最終實現在可控醫療成本下提升人民群眾健康和醫療效果的目標。

一.資訊資料收集和療效標準的建立

價值導向型醫療系統從本質上而言是一個受大資料驅動的醫療體系。 通過採集、分析與共用大量有助於簡化療效、提升治療效果、降低醫療成本的資料， 從而説明醫生確定最佳治療方案。 這些資訊和資料應包含3個層面的內容：（1）系統衡量何為對患者重要的醫療效果以及為了確保這些療效而產生的必要成本；（2）持續追蹤各個細分患者群體的醫療效果和成本；（3）為細分患者群體量身定制干預措施， 提升醫療價值。 目前我國醫療行業內缺乏相關指標標準， 患者登記資料體系不健全，

需要以點帶面逐步建立指標體系和資料收集體系， 積極推進對標研究。 在這個過程中， 可以充分利用國際上已經建立的一些國際療效標準。 例如， 由哈佛商學院、瑞典卡羅林醫學院和波士頓諮詢公司共同創立的獨立非營利組織國際醫療效果衡量聯盟（ICHOM）， 從2012年開始召集由臨床醫生、患者代表和其他重要專家組成的全球工作組， 定義和發佈針對具體病況、疾病和患者群體的全球統一醫療效果指標。 世界越來越多的醫療機構積極採用ICHOM標準， 經合組織（OECD）和國際醫療效果衡量聯盟（ICHOM）也達成合作， 建立此等標準並用來比較經合組織成員國的醫療品質。 我國可以充分借鑒採用這一國際標準體系， 建立適合國內醫療機構使用的療效標準體系。

二.實驗室資訊系統的建立

實驗結果和資料對於臨床為病人提供安全、有效的照護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實驗資料的重要性具體表現：（1）為高效合理的臨床決定提供可靠支援；（2）為疾病的預防、診斷、治療、管理提供幫助；（3）作為個體及群體健康狀況的醫療指標。 為了使實驗資料更好地服務於臨床工作， 建立一套成熟的實驗室資訊系統顯得尤為必要[7]。 實驗室資訊系統能追蹤實驗全流程， 管理實驗資料， 同時還能與醫院資訊系統（HIS）、電子健康檔案（EHR）、藥物資料庫等相關電子資訊系統關聯， 為醫療工作的改進提供支援與幫助。 此外， 成熟的實驗室資訊系統能使病理醫生、實驗員也加入到價值導向型醫療的照護團隊中，

共同為提升醫療品質、降低醫療成本作出貢獻。

三.價值導向型支付

目前我國醫療保險支付以社保為主， 且主要按服務收費（fee-for-service， FFS）。 該模式易誘導醫務人員通過提高服務量和提供昂貴的醫療服務而增加收入， 且追求利潤的動機也可能刺激部分醫務人員提供不必要的服務， 造成過度醫療， 損害患者的利益。 與之相對應， 基於價值支付（value-based purchasing， VBP）能正向激勵醫務人員更加關注醫療表現或者醫療效果。 為適應醫療新形勢， 支付方應該積極創新價值導向型醫療保險方案， 為醫療體系轉型提供經濟層面的支援。 為了實現價值導向型支付模式， 支付方需要與醫療服務提供方、醫藥/醫療技術企業等積極合作進行資料獲取和共用，

為特定病人群體設計並提供創新的支付方案。 基本醫療保險和商業醫療保險可以從小範圍試點開始逐步探索價值導向型支付模式。 例如， 基本醫療保險報銷可選擇特定疾病在特定地區開展價值導向型支付試點， 將其嵌入現有支付體系改革。 商業醫療保險則可以推動發展針對特定疾病或特定藥物/設備的價值導向型保險支付方案。 然而， 基於價值的創新支付模式還需探索， 也存在著一些根本障礙。 推動創新的支付模式需要承擔相當的不確定性和風險， 而且在標準和資料欠缺、醫療服務機構尚未具備相應能力的情況下， 實施基於價值的創新支付模式還需時日。

四.醫療服務組織方式創新

目前我國尚缺少真正以患者為中心的醫療服務機構。一些醫院專注於短期利益，設置相關指標刺激醫生增加看病人次、開藥量以及手術量，還有部分醫院存在過度醫療的情況，有悖於患者利益。此外，針對特定患者群體（如腫瘤患者），以患者為中心的多學科診療體系尚未建立，只在一些領先醫院開始探索應用於複雜病例。總體而言，在沒有外部政策推動的情況下，醫療服務機構對於需要額外投入的價值導向型醫療變革的動力不強。我國分級診療體系和醫療聯合體建設還處在初期階段，基層醫療資源對一部分特定患者群體有重要作用但尚未充分利用起來，醫療機構之間缺乏縱向或橫向的整合。提高基層醫療資源利用率的政策和激勵措施雖然已經開始實施，但仍處於初級階段，發展整合式醫療網路還需投入更大的努力。

結語

隨著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從控制醫療成本到提升醫療品質，我國已經逐步開始強調以價值為導向的重要性。政府近期頒佈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十三五”衛生與健康規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等，均涵蓋醫聯體、分級診療、支付模式改革、醫療資訊化等相關政策，從本質上有利於促進價值導向型醫療體系關鍵要素的發展。然而，價值導向型醫療體系的重大轉型無法依託單一實體完成。需要通過利益相關方共同協作，從完善基本醫療資料登記、實現資料透明化著手，再到探索新的支付方案從而推動醫療體系變革，最後穩步實現我國價值導向型醫療體系的構建。

摘自《中國醫院》雜誌2018年第4期文章《新形勢下我國價值導向型醫療服務體系構建》，參考文獻略

（原標題：新形勢下加快價值導向型醫療系統轉型的4個關鍵）

目前我國尚缺少真正以患者為中心的醫療服務機構。一些醫院專注於短期利益，設置相關指標刺激醫生增加看病人次、開藥量以及手術量，還有部分醫院存在過度醫療的情況，有悖於患者利益。此外，針對特定患者群體（如腫瘤患者），以患者為中心的多學科診療體系尚未建立，只在一些領先醫院開始探索應用於複雜病例。總體而言，在沒有外部政策推動的情況下，醫療服務機構對於需要額外投入的價值導向型醫療變革的動力不強。我國分級診療體系和醫療聯合體建設還處在初期階段，基層醫療資源對一部分特定患者群體有重要作用但尚未充分利用起來，醫療機構之間缺乏縱向或橫向的整合。提高基層醫療資源利用率的政策和激勵措施雖然已經開始實施，但仍處於初級階段，發展整合式醫療網路還需投入更大的努力。

結語

隨著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從控制醫療成本到提升醫療品質，我國已經逐步開始強調以價值為導向的重要性。政府近期頒佈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十三五”衛生與健康規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等，均涵蓋醫聯體、分級診療、支付模式改革、醫療資訊化等相關政策，從本質上有利於促進價值導向型醫療體系關鍵要素的發展。然而，價值導向型醫療體系的重大轉型無法依託單一實體完成。需要通過利益相關方共同協作，從完善基本醫療資料登記、實現資料透明化著手，再到探索新的支付方案從而推動醫療體系變革，最後穩步實現我國價值導向型醫療體系的構建。

摘自《中國醫院》雜誌2018年第4期文章《新形勢下我國價值導向型醫療服務體系構建》，參考文獻略

（原標題：新形勢下加快價值導向型醫療系統轉型的4個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