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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週刊》 記者 徐豪 | 北京、廣東報導
責編：陳惟杉
的誕生， 為粵港澳協同發展的全面推進奠定了基礎。
隨著這些年來的經貿、人員往來， 粵港澳大灣區內的聯通越來越緊密， 尤其是廣州、深圳、香港、澳門4個大灣區核心城市間。 以深港跨境往來為例，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 2016年香港和內地之間日均有65萬人次跨境往來。 目前大灣區配套基礎設施正在加速建設， 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深中通道等重大專案正在推進， 未來也將落成啟用， 粵港澳大灣區也將有望建成“一小時城軌交通圈”。
“粵港澳大灣區的設施連通建設， 不僅是基礎交通的連通， 而且是形成了高效率的網路， 把粵港澳和世界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說。
“通過大灣區的建設， 打造世界級城市群， 不是簡單的9+2=11， 應該說9+2>11， 可以起到疊加或者乘數效應。 ”何立峰說， 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規模、經濟總量背後是非常豐富的人才資源和雄厚的物質基礎， 包括比較發達的交通網絡， 與國內、國外經濟交往密切， 互相之間有優勢互補， 這為大灣區建設提供了客觀的可能。
在廣東省科技廳廳長王瑞軍看來， 在“一二三四”格局下實現“錢過境、稅平衡、人往來”仍存在體制機制障礙。
張燕生向記者介紹，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實際上是對標現代製造的東京灣區、現代金融的紐約灣區、現代創新的三藩市灣區， “通過粵港澳的合作， 在現代製造、現代金融、現代創新方面探索未來發展的合作模式。 因此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 就是一個面向未來30年、40年的合作規劃， 把香港、澳門的優勢和廣東的優勢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發揮， 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和世界級新增長極，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4月9日表示， “一國兩制”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優勢， 粵港澳將發揮各自優勢， 形成互補， 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香港擁有自己的經濟、社會制度， 加上優良的法治傳統以及和國際標準高度接軌的營商環境， 可以將國際企業引進大灣區， 並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
“澳門作為大灣區裡面相對來說比較小規模的一個小弟弟， 我們當然不能只靠合作夥伴的照顧， 還需要考慮我們在整個區域合作裡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我們提出‘澳門+’這個概念， 澳門加上這個地區， 對整個地區產生什麼樣積極的作用？有什麼樣的增值？我們通常是從這樣的角度考慮問題的。
“從廣東來看， 現代化的產業體系、創新體系、市場體系在一步步形成。 廣東的研發強度超過2.6%， 高於OECD國家的平均值2.4%， 其中深圳超過4.1%。 這是廣東的優勢。 ”張燕生說， 從世界範圍看， 研發強度較高的經濟體包括以色列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表示， 實現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創新， 要實現大灣區內部要素流動的便利化， 形成“2+3”自由貿易區聯盟， 還應該具備一個相對統一的法律制度框架。 “只有這樣， 才能使民眾生活和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真正融合起來， 制度的融合最終決定著一個區域的各種經濟行為的融合。 ”
馬興瑞表示， 廣東將加快建立大灣區建設協調機構，
林鄭月娥則表示， 香港將積極促進現有的醫療、教育等優勢產業落戶大灣區， 同時將加快促進高新科研成果的產業轉化， 並為內地科創企業提供境外融資平臺。 大灣區將協助香港突破土地和人力資源瓶頸， 提升發展動能。 香港完全可以與珠三角9市優勢互補， 避免同質化競爭。
深圳市市長陳如桂表示， 要建立國家層面的粵港澳大灣區統籌協調機制， 加快推動深圳、香港、廣州等城市空港、海港、高鐵、城軌、地鐵等設施建設的互聯互通。王瑞軍向記者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國家戰略，需要有一個國務院層面的統籌協調機制。“還應該有粵港澳三地形成的有效的聯動、溝通和互動機制以及廣泛的社會聯繫、互動機制。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需要一個開放的、充滿活力的、有包容性的體制機制。”
對於如何進一步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內人才要素流動，深圳大學校長李清泉建議，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粵港澳三地政府和大學合作、社會參與創建一所新時代新型聯合大學，作為區域高等教育合作平臺與樞紐。他告訴記者，粵港澳三地合作創建一所“灣區聯合大學”，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可以突破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體制壁壘，推動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與跨越式發展，為促進粵港澳合作和大灣區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人才智力支撐。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如何抓住機遇？“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過程中，多個城市可以‘並船出海’，共同開拓‘一帶一路’機遇，打造‘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支點，成為國家和全球連接的門戶，有利於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種空間資源，實現更高水準的開放、更高品質的發展。”惠州市市長麥教猛接受《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採訪時表示。
麥教猛說，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過程中，惠州將加強與香港、深圳等地在產業發展、科技創新、金融服務、國際貿易等方面的合作，推動惠州企業與國際市場接軌。
他表示，惠州將從幾個方面發力：一是推動“香港前沿+惠州腹地”，全面融入大灣區東岸“半小時生活圈”。二是推動“香港創新+惠州智造”，共築全球科技產業創新中心。三是推動“香港資本+惠州市場”，共推產業轉型升級發展。四是推動“香港經驗+惠州探索”，進一步增創營商環境新優勢。五是推動“香港服務+惠州生態”，共築宜居宜業宜遊宜創優質生活圈。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三個都市圈，第一個是廣州、佛山、肇慶，第二個是深圳、東莞、惠州，第三個是珠海、中山、江門。灣區內的城市要研究如何通過與港澳的對接合作，形成自己的差異化優勢和定位。”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就要解決首位城市的合作問題，香港、廣州、深圳、澳門要發揮各自的優勢，來形成首位城市的合力。
“構建江門全面開放新格局，重點是以更寬的視野和更高的要求，積極謀劃和推進深度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江門將抓住國家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機遇，全方位加強與大灣區各城市的對接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西翼樞紐門戶城市和粵港澳合作重大創新發展平臺。”江門市市長劉毅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
“改革開放政策對香港過去幾十年的發展起到巨大作用，香港未來的發展要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於香港年輕人來講，是一個不可錯過的機遇。可以通過聯合舉辦大型國際體育賽事的形式，促進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交流和融合。”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霍啟剛說。
粵港澳大灣區未來暢想：自貿區、擴容……張燕生分析說，粵港澳大灣區要進一步釋放內生動力，就要打造高標準的投資環境、營商環境和市場環境。“過去40年改革開放中可以看出，凡是發展好的地方都有一個重要經驗，就是把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和政府這只有形的手、社會這個和諧的手和開放這個壓力的手，變成一個合作的機制。把這‘四隻手’形成合力，我們的經濟、社會就會取得更快的發展。”
“我們要打造一個一流的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需要有一個強大的產業做支撐，包括廣州、深圳，也包括珠江西岸先進裝備產業帶，世界級大灣區構建離不開實體經濟支撐。” 廣東省工商聯副主席張傳衛說，製造業非常重要，三藩市大灣區發展那麼多年，製造業仍然占比20%以上，東京大灣區製造業占比達23%。
“大灣區的目標是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必然需要廣闊的經濟腹地支撐，現階段規劃涉及的重大基礎設施、重點發展平臺、重要經貿合作等將會延伸、輻射到內地。”廣東德愛教育集團董事長繆國樂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隨著未來的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可以“擴容”，“可以將粵東西北的河源市等地市納入統一規劃，進一步發揮這些城市群的區位優勢，建設成為珠三角連接長三角、輻射內陸的重要樞紐，進而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東北部核心城市、產業延伸重要腹地。”
張燕生表示，在當前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條件下，粵港澳大灣區推動跨境一體化合作至關重要。對此有三個著力點：一是在周邊地區，也就是亞太地區和東南亞地區推動自由貿易合作。二是自由貿易區戰略的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要輻射“一帶一路”。三是要面對全球，在全球構建一個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網路，推動整個地區乃至整個世界貿易投資的開放。
“粵港澳大灣區同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之間要考慮如何建立起合作夥伴關係，因為我們需要向這些世界級灣區學習借鑒。粵港澳大灣區下一步的發展應該講是新的30年、40年的開始，到2035年、2050年，粵港澳大灣區在整個世界經濟的格局中會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這方面也是需要我們共同來研究和回答的。”張燕生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
加快推動深圳、香港、廣州等城市空港、海港、高鐵、城軌、地鐵等設施建設的互聯互通。王瑞軍向記者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國家戰略，需要有一個國務院層面的統籌協調機制。“還應該有粵港澳三地形成的有效的聯動、溝通和互動機制以及廣泛的社會聯繫、互動機制。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需要一個開放的、充滿活力的、有包容性的體制機制。”對於如何進一步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內人才要素流動，深圳大學校長李清泉建議，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粵港澳三地政府和大學合作、社會參與創建一所新時代新型聯合大學，作為區域高等教育合作平臺與樞紐。他告訴記者，粵港澳三地合作創建一所“灣區聯合大學”，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可以突破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體制壁壘，推動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與跨越式發展，為促進粵港澳合作和大灣區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人才智力支撐。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如何抓住機遇？“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過程中，多個城市可以‘並船出海’，共同開拓‘一帶一路’機遇，打造‘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支點，成為國家和全球連接的門戶，有利於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種空間資源，實現更高水準的開放、更高品質的發展。”惠州市市長麥教猛接受《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採訪時表示。
麥教猛說，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過程中，惠州將加強與香港、深圳等地在產業發展、科技創新、金融服務、國際貿易等方面的合作，推動惠州企業與國際市場接軌。
他表示，惠州將從幾個方面發力：一是推動“香港前沿+惠州腹地”，全面融入大灣區東岸“半小時生活圈”。二是推動“香港創新+惠州智造”，共築全球科技產業創新中心。三是推動“香港資本+惠州市場”，共推產業轉型升級發展。四是推動“香港經驗+惠州探索”，進一步增創營商環境新優勢。五是推動“香港服務+惠州生態”，共築宜居宜業宜遊宜創優質生活圈。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三個都市圈，第一個是廣州、佛山、肇慶，第二個是深圳、東莞、惠州，第三個是珠海、中山、江門。灣區內的城市要研究如何通過與港澳的對接合作，形成自己的差異化優勢和定位。”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就要解決首位城市的合作問題，香港、廣州、深圳、澳門要發揮各自的優勢，來形成首位城市的合力。
“構建江門全面開放新格局，重點是以更寬的視野和更高的要求，積極謀劃和推進深度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江門將抓住國家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機遇，全方位加強與大灣區各城市的對接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西翼樞紐門戶城市和粵港澳合作重大創新發展平臺。”江門市市長劉毅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
“改革開放政策對香港過去幾十年的發展起到巨大作用，香港未來的發展要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於香港年輕人來講，是一個不可錯過的機遇。可以通過聯合舉辦大型國際體育賽事的形式，促進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交流和融合。”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霍啟剛說。
粵港澳大灣區未來暢想：自貿區、擴容……張燕生分析說，粵港澳大灣區要進一步釋放內生動力，就要打造高標準的投資環境、營商環境和市場環境。“過去40年改革開放中可以看出，凡是發展好的地方都有一個重要經驗，就是把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和政府這只有形的手、社會這個和諧的手和開放這個壓力的手，變成一個合作的機制。把這‘四隻手’形成合力，我們的經濟、社會就會取得更快的發展。”
“我們要打造一個一流的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需要有一個強大的產業做支撐，包括廣州、深圳，也包括珠江西岸先進裝備產業帶，世界級大灣區構建離不開實體經濟支撐。” 廣東省工商聯副主席張傳衛說，製造業非常重要，三藩市大灣區發展那麼多年，製造業仍然占比20%以上，東京大灣區製造業占比達23%。
“大灣區的目標是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必然需要廣闊的經濟腹地支撐，現階段規劃涉及的重大基礎設施、重點發展平臺、重要經貿合作等將會延伸、輻射到內地。”廣東德愛教育集團董事長繆國樂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隨著未來的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可以“擴容”，“可以將粵東西北的河源市等地市納入統一規劃，進一步發揮這些城市群的區位優勢，建設成為珠三角連接長三角、輻射內陸的重要樞紐，進而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東北部核心城市、產業延伸重要腹地。”
張燕生表示，在當前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條件下，粵港澳大灣區推動跨境一體化合作至關重要。對此有三個著力點：一是在周邊地區，也就是亞太地區和東南亞地區推動自由貿易合作。二是自由貿易區戰略的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要輻射“一帶一路”。三是要面對全球，在全球構建一個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網路，推動整個地區乃至整個世界貿易投資的開放。
“粵港澳大灣區同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之間要考慮如何建立起合作夥伴關係，因為我們需要向這些世界級灣區學習借鑒。粵港澳大灣區下一步的發展應該講是新的30年、40年的開始，到2035年、2050年，粵港澳大灣區在整個世界經濟的格局中會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這方面也是需要我們共同來研究和回答的。”張燕生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