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頁>正文

梁曉聲:那麼多好書不讀,為啥有人甘願沉迷低俗內容?

當下, 我們似乎進入了一個“文化速食”的時代。 各種電子產品、網路遊戲佔領了人們大多數課餘、業餘時間。

年輕人大喊著“詩與遠方”的口號, 卻很少有人願意經常逛逛書店、靜下心來讀一本好書。

當代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北京語言大學中文系教授梁曉聲做客庫叔說, 他說:

“仔細想來, 書籍影響了我。 閱讀已經成為一種接近生理反應的習慣——睡覺之前如果不翻幾頁書, 會很難入眠;如果出行沒帶讀物, 就像煙民沒帶煙。 ”

1

書籍, 最好的啟蒙老師

我很幸運, 我的外祖父喜歡讀書, 為母親讀了很多唱本,

所以, 雖然母親是文盲, 但能給我講故事。

到少年時期, 我認識了一些字, 看小人書、連環畫。

那個年代, 小人書鋪的店主會把每本新書的書皮扯下來, 像穿糖葫蘆一樣穿成一串, 然後編上號、掛在牆上, 供讀者選擇。

由於囊中羞澀, 你要培養起一種能力——看書皮兒,

瞭解這本書講的故事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是古代的還是當代的, 從而作出判斷, 決定究竟要不要花2分錢來讀它。

小學四、五年級, 我開始看文學類書籍。

從1949年到1966年我上中學, 全國出版的比較著名的長篇小說也就二十幾部, 另外還有一些翻譯的外國小說, 加在一起不會超過五六十部。 我差不多在那個時期把這些書都讀完了, 下鄉之後就成了一個心中有故事的人。

從聽故事、看小人書到讀名著, 可以說這是一脈相承的——沒有聽過故事的人很難對小人書發生興趣, 長大以後自然也不會愛讀書。 可見, 家庭環境對培養子女閱讀習慣有多重要!

好人是個什麼概念?好人是天生的嗎?我想, 有一部分是跟基因有關的, 就像我們常說的“善根”。

但是, 大多數人後天是要變化的, 正如三字經所講的“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習相遠”。

當年, 我們拿起的任何一本書, 有個最基本的命題, 就是善, 或者說人道主義。 我們讀書時, 會對書中的正面人物產生敬意, 繼而以其為榜樣, 他們怎麼做, 我們也會學著做。 學的多了, 也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這條路。

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一個人讀了很多好書, 他很可能是個好人。

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書籍對自己的改變, 在“底色”的層面影響了我。 因此, 我對書籍的感激超越常人。

2

兵團時期的幸運際遇

佳木斯市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總部所在地, 兵團戰士報也在那。 當時我們的文藝氛圍也非常好, 文化生活非常豐富。

當時全國有很多兵團,

但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和其他地方的太不一樣。 黑龍江兵團有48萬多人, 主要是來自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哈爾濱等大城市的知青, 有老高三還有大學生。 同時, 還吸收了部隊重視文藝和文化工作的傳統。

我們不但有兵團戰士報,

甚至每個連隊都有宣傳隊;團一級的宣傳隊水準很高, 有的甚至可以排全本的樣板戲, 包括舞劇;師一級宣傳隊, 可以和市級的歌舞團相媲美, 甚至水準更高。

有一年, 9、10月份, 哈爾濱市舉行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各師團的文藝大匯演, 將近一千多兵團宣傳隊員集中在這裡, 穿著草綠的軍裝, 雖然沒有肩章帽徽, 按今天的說法, 都是顏值很高的男女知青, 甚至驚豔了當時正在哈爾濱訪問的西哈努克親王。

我們辦油畫班、國畫班、版畫班、小說創作班、詩歌創作班、曲藝班, 這些知青後來大多當了音樂學院、戲劇學院的教授, 或是進入了國家各類的演出團, 還出了許多畫家。

另外, 我們不但有自己的報紙、組織知青進行創作, 而且還被外文局的工作人員翻譯成外文, 與人民畫報等知名刊物一起上了飛往外國的航班,在那個時期就“走出去”了。

然而,我的同代人十之七八可能除了課本沒有摸過任何書籍——由於各種困難,他們終其一生都沒有與書籍建立起這種親密關係,非常遺憾!

那時候,書可是寶貝!當年的人口是7億5千萬,假設當年的一本最暢銷的書籍發行100萬冊,這意味著700個人裡才有1個人可能買到這本書。

但是,實際情況是,在普通中學裡,一千四五百名學生中,喜歡讀書的最多不會超過10個。

這常常使我思考:如果當年愛讀書的青年比例更高一些,中國社會的情況會不會不一樣?

3

命運因“華山論劍”而改變

復旦的老師從上海飛到佳木斯,在兵團戰士報上看到了我的一篇小說,就從佳木斯到哈爾濱、再到黑河、再到我們團。

那時,我正在木材加工場抬木頭,團裡通知我,有一位上海來的朋友要見你,要跟你聊一聊。我以為是搞外調的,可能和我父親有什麼關係。

我沒聽說過復旦大學,也不認為它是好大學。而且,我對上海的印象也不是很好,所以也沒有當回事。

他跟我談文學——你知道車爾尼雪夫斯基嗎? 又問我怎麼評價他的著作。

兩個人可以在那麼高的層面上沒有顧忌地談論這個問題,有點華山論劍的感覺,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後,他囑咐我,以後不要說任何類似的話,在三四個月內你不要做什麼錯事。但是,他沒告訴我三四個月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我回到連隊時,有上海同學問,你見的是上海什麼人?我說復旦大學來的。

我複述了一下當時的情況,他們扼腕歎息,你錯過了一次機會,那肯定是面試。

幾個月後,我們團就接到了通知書,而且通知書注明必須是我。

在當時,如果團裡認為這個人不適合,可以把這個名額給別人。

但是,既然注明必須是我,就意味著不能轉讓——如果我不去,這個名額就沒了。你想,這是多大的幸運!

現在想,機會青睞有準備的人。

復旦大學老師為中文系招生時,和我談文學,若講不出來,就將錯過這個機會;當你的言談內使他多少有些驚訝的時候,這個機會和你就發生了關係。而我正好讀過一些書。

4

說到底,跟錢有關

在互聯網時代,我們看到很多暴力、色情等不良內容。

這是網路文化產生以後,全世界所面臨的共同性問題。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一點,外國人很快就從這個泡沫中擺脫出來了——他們過了一把癮,明白電腦和手機只不過是工具,沒營養的內容很浪費時間;而且,這些不良內容就像無形的繩子,套住你品位使勁往下拽,往往還是“下無止境”的。

如果我們的親人和朋友們也成了這種低俗文化娛樂的愛好者,你也會感到悲哀。

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新文學時期”,那些情況基本沒有。當時,我們這代作家30歲左右,鐵凝和張煒等人二十六七歲。他們現在依然在寫作,基本上還是秉持著那個時期的原則。

後來,文學現象出現了一些變化,這跟版稅有關。到了網路時代,歸根到底,還是跟錢有關。

當然,不能一概而論,我們不能說一個人在寫作的時候想著錢就是一件羞恥的事情,好萊塢那些編劇和導演們,在決定拍什麼電影之前算得很精,他們會考慮票房。

從寫作動機來看,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作者判斷受眾最愛看什麼、潛意識裡盼著看什麼,進一步思考如何在作品中加入這些元素,從而提高發行量和版稅。

第二種作者不甘於一味討好受眾,而是希望影響受眾、提高他們的品位。那麼,就不能僅僅作為一個批評者,要作為一個高品質內容的提供者。這麼做,讀者可能會少一些,作者的收入也就會減少。

第三種作者只管寫自己想表達的內容,其他一概不論。

我們這代作家大部分是後兩種。我本人傾向於第二種,還想要去影響讀者——文學應該是真善美的,我就有幸受到過這樣的影響。

5

文化良心更重要

上文提到的這個問題,找出原因並不難。但是,要拿出辦法來實在是太難了,現在我們能做的恐怕首先是限制。

一個作者口中說出“限制”時,會引起吐槽,網上罵人很流行。

但是,每一個國家對於這些負面的內容都有所限制,尤其是對那些可能導致青少年墮落的不良內容,每個國家都是毫不手軟的。

西方曾經比我們更嚴格。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好多西方作家及其作品都曾經被禁過,而且,有些作家還因此被判刑或驅逐出國。

以前我在新浪網上有個博客,發一些散文什麼的,點擊量很好。但是後來我發現有一些很垃圾的東西進了我的博客——我本來想打理一個非常乾淨的文字花園,後來發現它太髒了,幾乎有一部分像廁所。因此我就跟新浪說,把它關掉。從那時起,我堅決不和這種狀態發生聯繫。

不過,咱們的電視節目跟五六年前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僅僅以“逗樂”為唯一目的了,加進了友情、親情的溫暖和對是非對錯的判斷。這些正面的社會價值觀開始不斷進入我們的視野。當然,節目本身的品質也是重點。

要相信,我們的大多數創作者會逐漸體會到:不應該只停留在“逗樂”的層次上。至於網路上的不良內容和受眾人群,我感到遺憾——有那麼多好的書、好的文章給讀者帶來各種美好的可能性,你為什麼偏要往那麼低下的方向走呢?

娛樂也是需要體面的。

看一本《金瓶梅》說明不了什麼,但如果只找這類書和片段來看就有問題了。這樣做人不就毀了嗎?在當代社會,這樣的人已經和那些文字垃圾變成同一堆了。

現在,有些青年就願意沉浸在那樣的泡沫裡,那就不要抱怨你的人生沒有希望。

6

個人和國家都需要文化自信

個人有沒有文化自信?當然有。

在日常生活中,我經常看到就有許多人處於自卑的狀態,哪怕他們成了有錢人、當了官,一談到文化,他們就不自信了。

而我也接觸過一些普通人,他在文化上是自信的,可以和任何人平等地談某一段歷史、某一個話題。

書和人的關係就在這兒——在教育資源、社會資源等方面,你無法跟那樣出身于上層社會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但在讀書這件事上,你們是平等的。無論你端盤子、開飯館,或是工廠裡的普通工人,那麼多的好書就擺在那供你選擇。

與其怨天尤人——我沒有一個好爸爸、好家庭,連朋友都在同樣層面,不如看看眼前這條路,路上鋪滿了書。

讀書是最對得起付出的一件事,你多讀一本好書,就會對你產生影響。

實際上,除了書籍,沒有其它的方式能夠使普通青年朝向學者、作家這條路走過去。只要你曾經花過十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去讀好書,無論做什麼,都有自信。

我們年輕時手頭很緊,花8角錢買一本書也會猶豫。現在的經濟條件好了太多,一本書即便是四五十元,也不過就是一場電影票的錢,可年輕人卻不願意讀書了。

現在,中國人口已經超過14億,而我們的讀書人口比例的世界排名卻是很靠後的,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很大。

在地鐵上,滿眼望去,在一萬個人裡可能都挑不到一個有讀書習慣的人。

在現實生活中,從一個人的言行中就能看到他們的父母與家庭,以及更深層次的文化背景。那些“追星族”還能活到什麼高度?

其實,我這麼說的時候,包含著一種心疼。

與人民畫報等知名刊物一起上了飛往外國的航班,在那個時期就“走出去”了。

然而,我的同代人十之七八可能除了課本沒有摸過任何書籍——由於各種困難,他們終其一生都沒有與書籍建立起這種親密關係,非常遺憾!

那時候,書可是寶貝!當年的人口是7億5千萬,假設當年的一本最暢銷的書籍發行100萬冊,這意味著700個人裡才有1個人可能買到這本書。

但是,實際情況是,在普通中學裡,一千四五百名學生中,喜歡讀書的最多不會超過10個。

這常常使我思考:如果當年愛讀書的青年比例更高一些,中國社會的情況會不會不一樣?

3

命運因“華山論劍”而改變

復旦的老師從上海飛到佳木斯,在兵團戰士報上看到了我的一篇小說,就從佳木斯到哈爾濱、再到黑河、再到我們團。

那時,我正在木材加工場抬木頭,團裡通知我,有一位上海來的朋友要見你,要跟你聊一聊。我以為是搞外調的,可能和我父親有什麼關係。

我沒聽說過復旦大學,也不認為它是好大學。而且,我對上海的印象也不是很好,所以也沒有當回事。

他跟我談文學——你知道車爾尼雪夫斯基嗎? 又問我怎麼評價他的著作。

兩個人可以在那麼高的層面上沒有顧忌地談論這個問題,有點華山論劍的感覺,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後,他囑咐我,以後不要說任何類似的話,在三四個月內你不要做什麼錯事。但是,他沒告訴我三四個月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我回到連隊時,有上海同學問,你見的是上海什麼人?我說復旦大學來的。

我複述了一下當時的情況,他們扼腕歎息,你錯過了一次機會,那肯定是面試。

幾個月後,我們團就接到了通知書,而且通知書注明必須是我。

在當時,如果團裡認為這個人不適合,可以把這個名額給別人。

但是,既然注明必須是我,就意味著不能轉讓——如果我不去,這個名額就沒了。你想,這是多大的幸運!

現在想,機會青睞有準備的人。

復旦大學老師為中文系招生時,和我談文學,若講不出來,就將錯過這個機會;當你的言談內使他多少有些驚訝的時候,這個機會和你就發生了關係。而我正好讀過一些書。

4

說到底,跟錢有關

在互聯網時代,我們看到很多暴力、色情等不良內容。

這是網路文化產生以後,全世界所面臨的共同性問題。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一點,外國人很快就從這個泡沫中擺脫出來了——他們過了一把癮,明白電腦和手機只不過是工具,沒營養的內容很浪費時間;而且,這些不良內容就像無形的繩子,套住你品位使勁往下拽,往往還是“下無止境”的。

如果我們的親人和朋友們也成了這種低俗文化娛樂的愛好者,你也會感到悲哀。

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新文學時期”,那些情況基本沒有。當時,我們這代作家30歲左右,鐵凝和張煒等人二十六七歲。他們現在依然在寫作,基本上還是秉持著那個時期的原則。

後來,文學現象出現了一些變化,這跟版稅有關。到了網路時代,歸根到底,還是跟錢有關。

當然,不能一概而論,我們不能說一個人在寫作的時候想著錢就是一件羞恥的事情,好萊塢那些編劇和導演們,在決定拍什麼電影之前算得很精,他們會考慮票房。

從寫作動機來看,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作者判斷受眾最愛看什麼、潛意識裡盼著看什麼,進一步思考如何在作品中加入這些元素,從而提高發行量和版稅。

第二種作者不甘於一味討好受眾,而是希望影響受眾、提高他們的品位。那麼,就不能僅僅作為一個批評者,要作為一個高品質內容的提供者。這麼做,讀者可能會少一些,作者的收入也就會減少。

第三種作者只管寫自己想表達的內容,其他一概不論。

我們這代作家大部分是後兩種。我本人傾向於第二種,還想要去影響讀者——文學應該是真善美的,我就有幸受到過這樣的影響。

5

文化良心更重要

上文提到的這個問題,找出原因並不難。但是,要拿出辦法來實在是太難了,現在我們能做的恐怕首先是限制。

一個作者口中說出“限制”時,會引起吐槽,網上罵人很流行。

但是,每一個國家對於這些負面的內容都有所限制,尤其是對那些可能導致青少年墮落的不良內容,每個國家都是毫不手軟的。

西方曾經比我們更嚴格。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好多西方作家及其作品都曾經被禁過,而且,有些作家還因此被判刑或驅逐出國。

以前我在新浪網上有個博客,發一些散文什麼的,點擊量很好。但是後來我發現有一些很垃圾的東西進了我的博客——我本來想打理一個非常乾淨的文字花園,後來發現它太髒了,幾乎有一部分像廁所。因此我就跟新浪說,把它關掉。從那時起,我堅決不和這種狀態發生聯繫。

不過,咱們的電視節目跟五六年前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僅僅以“逗樂”為唯一目的了,加進了友情、親情的溫暖和對是非對錯的判斷。這些正面的社會價值觀開始不斷進入我們的視野。當然,節目本身的品質也是重點。

要相信,我們的大多數創作者會逐漸體會到:不應該只停留在“逗樂”的層次上。至於網路上的不良內容和受眾人群,我感到遺憾——有那麼多好的書、好的文章給讀者帶來各種美好的可能性,你為什麼偏要往那麼低下的方向走呢?

娛樂也是需要體面的。

看一本《金瓶梅》說明不了什麼,但如果只找這類書和片段來看就有問題了。這樣做人不就毀了嗎?在當代社會,這樣的人已經和那些文字垃圾變成同一堆了。

現在,有些青年就願意沉浸在那樣的泡沫裡,那就不要抱怨你的人生沒有希望。

6

個人和國家都需要文化自信

個人有沒有文化自信?當然有。

在日常生活中,我經常看到就有許多人處於自卑的狀態,哪怕他們成了有錢人、當了官,一談到文化,他們就不自信了。

而我也接觸過一些普通人,他在文化上是自信的,可以和任何人平等地談某一段歷史、某一個話題。

書和人的關係就在這兒——在教育資源、社會資源等方面,你無法跟那樣出身于上層社會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但在讀書這件事上,你們是平等的。無論你端盤子、開飯館,或是工廠裡的普通工人,那麼多的好書就擺在那供你選擇。

與其怨天尤人——我沒有一個好爸爸、好家庭,連朋友都在同樣層面,不如看看眼前這條路,路上鋪滿了書。

讀書是最對得起付出的一件事,你多讀一本好書,就會對你產生影響。

實際上,除了書籍,沒有其它的方式能夠使普通青年朝向學者、作家這條路走過去。只要你曾經花過十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去讀好書,無論做什麼,都有自信。

我們年輕時手頭很緊,花8角錢買一本書也會猶豫。現在的經濟條件好了太多,一本書即便是四五十元,也不過就是一場電影票的錢,可年輕人卻不願意讀書了。

現在,中國人口已經超過14億,而我們的讀書人口比例的世界排名卻是很靠後的,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很大。

在地鐵上,滿眼望去,在一萬個人裡可能都挑不到一個有讀書習慣的人。

在現實生活中,從一個人的言行中就能看到他們的父母與家庭,以及更深層次的文化背景。那些“追星族”還能活到什麼高度?

其實,我這麼說的時候,包含著一種心疼。

同類文章
Next Article
喜欢就按个赞吧!!!
点击关闭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