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吳秋婷 從年初開始， 楊廣鐘便和培訓機構結束了合作關係， 受當地教委對教師在培訓機構兼職督察趨嚴的影響，
楊廣鐘是河南鄭州一所普通高中的數學老師， 有著6年教齡。 近段時間， 各地公開通報有償補課案例的消息頻頻傳來， 他考慮暫時停止補習。 “其實課外補習都是體力活， 也很辛苦， 最近又管的嚴， 先避一下風頭。 ”
4月8日上午， 安徽合肥市教育局在網站首頁的頭條位置， 通報了幾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查處案例， 3名正式教師、1名代課教師因有償補課被通報批評。 這是合肥市首次公開通報有償補課查處典型案例， 合肥市教育局表示：“這是第一次， 但絕不是最後一次。 ”
不僅安徽省， 北京、福建、江蘇等多省市的教育部門也在發聲， 表達了對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的督察決心，
4月10日公佈的2018年北京教育督導任務清單中， 北京市教委明確提出， 中小學校教師有償補課專項治理將建立長效機制。 並且從4月下旬到5月上旬， 北京將開展市級層面的重點督查， 督查範圍將覆蓋全市每一所中小學校和每一位教師。
事實上， 全面禁止教師有償補課的規定由來已久， 近期則作為“師德建設”的專項治理內容之一反復被提及。 4月以來， 各地接連以各類政策、機制和督察的形式， 對教師有償補課重拳整治， 呈強化趨勢。
然而， “禁補戰”仍看不到盡頭。
禁補戰
2017年以來， 魏楓所在的學校已經向在校老師傳達過三次教育部門的禁補令。 他在福建一座四線城市最好的高中教書， “小縣城是人情社會，
這與教育部去年關於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現象的調研抽查結果相一致。
去年上半年， 教育部對遼寧、吉林等六省的11所中小學實地調研抽查。 在督察過程中， 教育部工作組發現， “部分地方行政部門、學校、教師認識還不到位， 一味強調學生和家長需求， 不能準確理解有償補課治理有關規定， 工作重點不明、方向不清、敷衍應付。 ”
有償補課是教師在校外進行與教學相關的有償兼職活動的總稱， 近幾年作為一類社會問題， 遭到輿論的批評與圍剿， 甚至由此衍生出“師腐”的新名詞。
成都市武侯實驗中學校長李鎮西表示了對“師腐”一詞的不贊同：“不能將個別現象放大為普遍現象，
教師課外補習不是中國社會的特例， 在許多發達國家也存在類似現象， 不同國家的管理方式存在一定差別。
在以公務人員對待公立中小學教師的國家， 公立學校的教師普遍受到嚴格管理， 有償補課被絕對禁止， 比如日本、德國、韓國等。 而美國各地對於公立中小學教師的有償補課行為通常採取“有條件禁止”的規制模式， 即禁止公立中小學教師在一定範圍內進行有償補課活動， 包括不能給本班或本校學生補課。
在此之前的2015年， 教育部便頒佈了《嚴禁中小學校和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的規定》，
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張冉看來， “限制教師有償補課是因為其潛在的道德風險，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課內不講課外講’的問題， 這是一種直接的腐敗。 ”。
經濟觀察報在調查中發現， “課內不講課外講”的現象的確存在。
一位元北京的家長告訴記者， 自己的兒子在上高三時， 基本一個班級都參加了老師辦的補習班， “也不是硬性規定必須參加， 但是老師明確說了， 補習班的內容是課堂上不會講的， 如果你不上， 肯定不會呀， 而且離高考已經不遠了。 ”但她同時表示， “不能確定‘課上不講’是因為老師客觀上講不了， 還是主觀上不願意講。”
對於這種現象，北京通州一所中學教書的陳敏君老師，給出了另一種解釋。“北京新課程改革以後，提倡學生的學習自主性，老師在課堂講授的時間普遍縮減了。在課堂上講得過多，成為對老師的一種批評。一些教育部門甚至用紅頭文件的形式，對老師的課堂講授時間進行了硬性規定。”
楊廣鐘認為，不能排除有的老師“課內不講課外講”，但輿論以此作為教師有償補課的有罪推定，實際上是對一線教師的真實工作環境缺乏瞭解。
楊廣鐘每學期除了正常的教學活動外，還需要填寫各類考核表格。學校對老師採取量化考核方式進行排名，排名的波動會影響到績效工資，嚴重者甚至會被辭退。
除了教學成績外，評教評學、學生家長滿意度等也被納入到老師的量化考核體系中。在層層的考核壓力下，“課內不講課外講”實際上存在一定風險。“中學的課程難度比較高，如果為了補課而故意課內少講，就可能使全班成績下滑，造成的影響會很明顯。”楊廣鐘說道。
但張冉認為，不排除有的教師能夠做到“課內的歸課內、課外的歸課外”，即使如此，也應當禁止教師在校外給自己班上的同學補課。“班上未參加有償補課的同學，可能會懷疑教師的公正性，這侵害了公眾對教師職業的信任。從背後學理上來講，這體現的是教師利益衝突避免的義務。”
各地教育部門對教師有償補課採取了“無條件禁止”的管理方式。
安徽合肥教育局在3月底修訂的《師德考核負面清單》中，將教師有償補課寫入其中，並且強調“零容忍”的態度；4月10日，北京教育督導部門也將有償補課作為治理重點，列入2018年督察任務清單中。
但，教育部門的相關規定仍然存在著模糊地帶。
北京東城一所中學的校長告訴記者，自己贊同教育部門的禁補規定，可對於什麼樣的補課行為屬於違規，教育部門尚沒有清晰的界定。“少年宮老師在外面補課、足球老師到其他學校兼職，以及普通老師在網上開課，這些應不應該禁止？現在還沒有明確的說法。”
實際的督察也存在一定難度。“禁止教師有償補課文件一直有發，教育部門也有在會議上提到過，但目前還沒有具體的督察措施。而且補課老師很多是在家裡補習，很難查到，估計會以家長舉報的形式為主。”上述中學校長表示。
利益驅動？
在教育部2015年出臺《嚴禁中小學校和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的規定》，魏楓主動停止了課外補習。
他第一次給學生辦補習班是在2013年，補習生涯只持續了短短一年的時間。2013年，魏楓在在成為高三歷史老師之後，班上陸續有幾名學生家長找他補習。為“稻粱謀”是他選擇給學生補習的重要原因。魏楓坦言，當時決定補課：“一是因為學生家長的要求，二是因為給錢。”一對一的補習，一次1.5個小時，可以獲得300元的勞動報酬，平均半個小時100元。這樣的回報比對於一個剛入職兩年且囊中羞澀的新老師而言，無疑具有著誘惑力。
這一點得到了楊廣鐘的認同。楊廣鐘從2015年開始與培訓機構合作，每週末到培訓機構講課，一節課能夠獲得500元的收入。而在校內上課，一節課不到五十元。
國內的公立學校教師一般屬於事業性編制，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小學和中學，沒有學費收入，教師工資基本屬於完全的財政性支付。
李鎮西認為，教師群體在薪資待遇上與公務員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儘管《教育法》明文規定，“確保中小學教師平均工資收入不低於或高於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收入水準”，真正落實仍有一定難度。
公立中小學教師的績效薪資與職稱評級直接掛鉤。魏楓今年剛剛評上中級職稱，在此之前，他一年的工資，包括住房公積金及各類獎金在內，只有不到七萬。學校的高級教師薪資能夠達到15萬，但這已經屬於高級教師中的最高檔，一般只有教齡長、臨近退休的老師才有資格升至高級教師的最高級別。
魏楓並不認為，靠補課賺取外快已經成為學校老師中的普遍風氣，也不認為利益是老師有償補課的最大驅動力。“學校以女老師為主，經濟壓力相對沒有那麼大，搞副業並非教師常態。少數家庭條件較差的老師，可能會以補課作為兼職。”
在他看來，補課屬於低水準的重複性勞動，在教育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四線城市裡性價比並不高。“不否認個別老師能夠在假期內短時間獲得較多收益，但天花板很低。因為福州廈門有專業的補習機構，形成巨大的分流作用，本地老師的補課價格無法提高。”
補習需求
在教師的課外補習市場中，供給端的樣態主要由需求端塑造而成。
據楊廣鐘觀察，小學教師的補習以在校外辦託管班和興趣班為主，中學教師則以課程類補習為主。自己開小班的占到多數，與培訓機構合作的老師相對較少。而在中學的補習課程中，數理化這三門理科的補習需求佔據主體。
魏楓對補習市場中不同學科的受歡迎程度進行了排序，學科難度、高考權重以及補習效果是三大影響因素。“補習科目以數學、物理為主，這兩科對高中生智力傷害最大，考試經常出慘案。其次是英語，家長重視度高，然後是語文、生物、化學，語文是難出效果，生物化學是較簡單且高考權重少。最次是政治、歷史、地理，其中地理在三者中又最有市場。”
應試教育的身影在有償補課的背後若隱若現。陳敏君認為，補課風起，究其根源，還需要歸結於應試的教育體制。“初三、高三學生都面臨著升學的問題，常規的班課教學並不夠，一般需要額外的複習和補課，才能應對高考。所以，一些家長甚至會主動要求老師給孩子補課。”
2017年7月，教育部公佈了上半年有償補課治理與督察情況，指出“有償補課行為在一定範圍內仍然存在。高中特別是高三年級受高考升學率驅使，存在組織學生補課並收取補課費的現象，一些初三年級也不同程度存在這些問題。”
近兩年，福建省的老師與學生對高考升學壓力感受地尤為明顯。
在2016年，福建省高考改用全國卷，但成績不佳。“自從福建省考全國卷以來，連續兩年出慘案，現在全省很多學校都啟動了週六上課的模式。”魏楓介紹。
“考試的壓力一直存在，而且傳統的學校教育很難滿足每個學生的個性化需求，找老師校外補課的現象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把補習一棍子打死也不現實。”陳敏君說道。
一位元家長則向記者表示：“家長肯定都願意孩子不用那麼辛苦的學習、不用交額外的費用，然後孩子能考上理想的大學，但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國家整體教育體制不變、高考模式不變，校外補課就不會變。”
北京市教委作為疏導思路的先行者，在4月6日出臺了《北京市中學教師開放型線上輔導計畫》。根據這一計畫，北京市將搭建線上平臺，招募區級及以上骨幹教師，為全市中學生線上免費輔導，輔導費由市級財政保障。
北京市第五十四中學副校長張建軍告訴記者：“之前有聽說過這個計畫，但目前學校還沒有收到教委的正式通知。”
還是主觀上不願意講。”對於這種現象，北京通州一所中學教書的陳敏君老師，給出了另一種解釋。“北京新課程改革以後，提倡學生的學習自主性，老師在課堂講授的時間普遍縮減了。在課堂上講得過多，成為對老師的一種批評。一些教育部門甚至用紅頭文件的形式，對老師的課堂講授時間進行了硬性規定。”
楊廣鐘認為，不能排除有的老師“課內不講課外講”，但輿論以此作為教師有償補課的有罪推定，實際上是對一線教師的真實工作環境缺乏瞭解。
楊廣鐘每學期除了正常的教學活動外，還需要填寫各類考核表格。學校對老師採取量化考核方式進行排名，排名的波動會影響到績效工資，嚴重者甚至會被辭退。
除了教學成績外，評教評學、學生家長滿意度等也被納入到老師的量化考核體系中。在層層的考核壓力下，“課內不講課外講”實際上存在一定風險。“中學的課程難度比較高，如果為了補課而故意課內少講，就可能使全班成績下滑，造成的影響會很明顯。”楊廣鐘說道。
但張冉認為，不排除有的教師能夠做到“課內的歸課內、課外的歸課外”，即使如此，也應當禁止教師在校外給自己班上的同學補課。“班上未參加有償補課的同學，可能會懷疑教師的公正性，這侵害了公眾對教師職業的信任。從背後學理上來講，這體現的是教師利益衝突避免的義務。”
各地教育部門對教師有償補課採取了“無條件禁止”的管理方式。
安徽合肥教育局在3月底修訂的《師德考核負面清單》中，將教師有償補課寫入其中，並且強調“零容忍”的態度；4月10日，北京教育督導部門也將有償補課作為治理重點，列入2018年督察任務清單中。
但，教育部門的相關規定仍然存在著模糊地帶。
北京東城一所中學的校長告訴記者，自己贊同教育部門的禁補規定，可對於什麼樣的補課行為屬於違規，教育部門尚沒有清晰的界定。“少年宮老師在外面補課、足球老師到其他學校兼職，以及普通老師在網上開課，這些應不應該禁止？現在還沒有明確的說法。”
實際的督察也存在一定難度。“禁止教師有償補課文件一直有發，教育部門也有在會議上提到過，但目前還沒有具體的督察措施。而且補課老師很多是在家裡補習，很難查到，估計會以家長舉報的形式為主。”上述中學校長表示。
利益驅動？
在教育部2015年出臺《嚴禁中小學校和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的規定》，魏楓主動停止了課外補習。
他第一次給學生辦補習班是在2013年，補習生涯只持續了短短一年的時間。2013年，魏楓在在成為高三歷史老師之後，班上陸續有幾名學生家長找他補習。為“稻粱謀”是他選擇給學生補習的重要原因。魏楓坦言，當時決定補課：“一是因為學生家長的要求，二是因為給錢。”一對一的補習，一次1.5個小時，可以獲得300元的勞動報酬，平均半個小時100元。這樣的回報比對於一個剛入職兩年且囊中羞澀的新老師而言，無疑具有著誘惑力。
這一點得到了楊廣鐘的認同。楊廣鐘從2015年開始與培訓機構合作，每週末到培訓機構講課，一節課能夠獲得500元的收入。而在校內上課，一節課不到五十元。
國內的公立學校教師一般屬於事業性編制，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小學和中學，沒有學費收入，教師工資基本屬於完全的財政性支付。
李鎮西認為，教師群體在薪資待遇上與公務員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儘管《教育法》明文規定，“確保中小學教師平均工資收入不低於或高於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收入水準”，真正落實仍有一定難度。
公立中小學教師的績效薪資與職稱評級直接掛鉤。魏楓今年剛剛評上中級職稱，在此之前，他一年的工資，包括住房公積金及各類獎金在內，只有不到七萬。學校的高級教師薪資能夠達到15萬，但這已經屬於高級教師中的最高檔，一般只有教齡長、臨近退休的老師才有資格升至高級教師的最高級別。
魏楓並不認為，靠補課賺取外快已經成為學校老師中的普遍風氣，也不認為利益是老師有償補課的最大驅動力。“學校以女老師為主，經濟壓力相對沒有那麼大，搞副業並非教師常態。少數家庭條件較差的老師，可能會以補課作為兼職。”
在他看來，補課屬於低水準的重複性勞動，在教育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四線城市裡性價比並不高。“不否認個別老師能夠在假期內短時間獲得較多收益，但天花板很低。因為福州廈門有專業的補習機構，形成巨大的分流作用，本地老師的補課價格無法提高。”
補習需求
在教師的課外補習市場中，供給端的樣態主要由需求端塑造而成。
據楊廣鐘觀察，小學教師的補習以在校外辦託管班和興趣班為主，中學教師則以課程類補習為主。自己開小班的占到多數，與培訓機構合作的老師相對較少。而在中學的補習課程中，數理化這三門理科的補習需求佔據主體。
魏楓對補習市場中不同學科的受歡迎程度進行了排序，學科難度、高考權重以及補習效果是三大影響因素。“補習科目以數學、物理為主，這兩科對高中生智力傷害最大，考試經常出慘案。其次是英語，家長重視度高，然後是語文、生物、化學，語文是難出效果，生物化學是較簡單且高考權重少。最次是政治、歷史、地理，其中地理在三者中又最有市場。”
應試教育的身影在有償補課的背後若隱若現。陳敏君認為，補課風起，究其根源，還需要歸結於應試的教育體制。“初三、高三學生都面臨著升學的問題，常規的班課教學並不夠，一般需要額外的複習和補課，才能應對高考。所以，一些家長甚至會主動要求老師給孩子補課。”
2017年7月，教育部公佈了上半年有償補課治理與督察情況，指出“有償補課行為在一定範圍內仍然存在。高中特別是高三年級受高考升學率驅使，存在組織學生補課並收取補課費的現象，一些初三年級也不同程度存在這些問題。”
近兩年，福建省的老師與學生對高考升學壓力感受地尤為明顯。
在2016年，福建省高考改用全國卷，但成績不佳。“自從福建省考全國卷以來，連續兩年出慘案，現在全省很多學校都啟動了週六上課的模式。”魏楓介紹。
“考試的壓力一直存在，而且傳統的學校教育很難滿足每個學生的個性化需求，找老師校外補課的現象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把補習一棍子打死也不現實。”陳敏君說道。
一位元家長則向記者表示：“家長肯定都願意孩子不用那麼辛苦的學習、不用交額外的費用，然後孩子能考上理想的大學，但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國家整體教育體制不變、高考模式不變，校外補課就不會變。”
北京市教委作為疏導思路的先行者，在4月6日出臺了《北京市中學教師開放型線上輔導計畫》。根據這一計畫，北京市將搭建線上平臺，招募區級及以上骨幹教師，為全市中學生線上免費輔導，輔導費由市級財政保障。
北京市第五十四中學副校長張建軍告訴記者：“之前有聽說過這個計畫，但目前學校還沒有收到教委的正式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