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海門市人民檢察院 管軍軍
老一輩檢察官在時間的長河裡見證了檢察機關的成長和發展， 有艱辛、有歡笑， 也有反思。 然而由於時間不可逆轉，
翻開歷史檔案， 海門檢察院新的起點定格在1978年10月13日。 那一天， 中共海門縣委根據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的通知， 決定重建海門縣人民檢察院， 同時調海門縣公安局局長沈彬、副局長金福星分別擔任縣檢察院檢察長和副檢察長。 沈彬臨危受命， 服從組織調遣， 成為文革後恢復重建的海門縣人民檢察院第一任檢察長。
筆者有幸和沈老有過一次深入的交談， 退休在家的沈老精神還不錯， 和他交談的時候， 他的思維很活躍， 能詳細的給我們講述當時和他離任後的情況， 有時甚至還能糾正我們對歷史的誤讀。
新生的“三無”檢察院
當時縣委任命我和金福星擔任檢察長和副檢察長時， 我們就是個光杆司令， 只有大印一顆， 其他要什麼沒什麼， 沒錢、沒人、沒場所， 被兄弟單位稱為“三無檢察院”。
我上任一個月後， 縣裡才從企業、教師隊伍中抽調了4名同志過來應急。 當時公檢法擠在一個大院裡辦公。 我們檢察院只有兩個辦公室， 我一人一個辦公室， 其他幹警擠在另一個辦公室。 雖然整個院子房屋破舊， 辦公擁擠不堪， 整天吵雜聲、當事人哭鬧聲不斷， 但三家單位擠在一塊還是比較熱鬧的， 在交通不便的當時唯一的好處就是案件運轉得比較快， 移送案件、討論案件不必跑很長的路， 程式上也省了很多時間。
△檢察院恢復重建之初簡陋的辦公條件
那時我們公檢法三家不但同住一個院落， 而且還共用一個食堂， 每到吃飯的時候上百號人要排很長的隊打飯， 大家蹲在地上圍成一個個小圈邊吃邊聊， 有說有笑， 結下了很深的革命友誼。 這是當時特定歷史時期的一個特色。
辦公場所簡陋，
下鄉辦案自帶乾糧
1979年底， 中共海門縣委給檢察院編制了32人的架構。 80年代初， 縣裡又給檢察院建了一個四層辦公樓， 海門縣檢察院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家。
辦公條件改善了，
△檢察機關參與當時的“嚴打”鬥爭
外出辦案就更加困難了，“一張紙、一支筆，下鄉辦案跑斷腿”是那個時候的真實寫照。院裡只有兩輛自行車，誰有事誰就騎。當時不論是偏遠鄉村路途遙遠，路況多麼糟糕，還是颳風下雨、雪花紛飛，只要有辦案任務，就提前準備好乾糧，自己掏錢住宿。所以大家能省就省，早上四五點就起床出發，晚上八九點能趕回來就趕回來，不能趕回來就幾個人擠在鄉鎮幹部臨時宿舍裡。辦一個案子，院裡才給幾毛錢的補助，根本不能填補整個案子的開銷。
我記得有一次任務比較緊急，南通市檢察院要我們馬上上報一個案子，當時已經臨近下班時間，外面又下著大雨，去南通一天一班的公車中午就走了。怎麼辦？當時陳錫慶同志站出來說我去。他剛分來檢察院三個多月，我有些擔心，沒想到他胸脯一拍，說保證完成任務。當時正值深秋，那個雨涼颼颼的。他剛走，書記員王德群焦急地說了聲不行，就匆匆披了雨衣向黑影追去，他們回來後都發了高燒。試想，現在快客到南通都要近一個小時，騎自行車得四五個小時，更何況在當時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徒步呢？
△檢察院的辦案用車（長江750摩托車）
出庭公訴曾是擺設
恢復重建以後，憲法明確了檢察機關的地位，享有批准逮捕權，但在初期，這個批捕權也不是真正的享有。首先要由公安局具體偵查，檢察院參與重大案子，提出逮捕與否的意見，再分別報海門縣委或者南通地委批准。
假如海門縣委或者南通地委批准了，在法庭上也沒有辯護，我們的起訴詞也只有幾行字，主要由法官發問、判決，檢察官沒有事情，連起訴詞都有審判員代念。整個庭審過程，出庭公訴人員一言不發都行，完全是擺設，甚至不去也可以。法院也比較自由，想怎麼判就怎麼判，討論討論，判個多少年，大約給個數，估摸估摸就出來了。
△檢察官參加公判大會
後來到80年“兩法”出臺了，我們才真正享有批捕起訴權。但那個時候，檢察人員科班出生的少，公安、法院調來的還好，還有企業的、部隊轉業的，都是門外漢，而且又沒有先例可供參考，只能按照上頭髮的一些材料自學。共和國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批檢察官，難啊。
檢察事業薪火相傳
放慢腳步，回望過去，歷史賦予了我們另一種視野。1949年至1978年的這段檢察歲月說明，民主法治興則檢察興，民主法治衰則檢察衰；沒有健全的檢察制度，沒有獨立的檢察機關，國家權力無法得到有效監督和制約；沒有完整的檢察權體系，人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鑒於此慘痛教訓，1978年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全體代表一致通過了新中國第三部社會主義憲法，規定重新設置人民檢察院，歷經磨難的人民檢察制度，又一次獲得新生。
△第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一致通過新中國第三部社會主義憲法，規定重新設置人民檢察院
毋庸置疑，沈老所經歷的是檢察機關恢復重建後最艱苦的三年，當他從縣公安局長位置上調任檢察長時，他沒有拒絕和埋怨，而是將自己的滿腔熱血都傾注到了新生的檢察事業上。如今，當年建院的6人中已有三人去世，但時間的無情流逝，沒有沖淡30多年的檢察往事在沈老記憶中留下的深刻烙印。這段時期，檢察事業伴隨著我們社會主義法治進程而浮沉，從無到有，從弱到強，最終走向規範和繁榮，點點滴滴都是老一輩檢察人拼搏和奮鬥而來。當老一輩檢察人把這一神聖事業交給我們的時候，是何等的令人敬畏，也是正是這種敬畏，讓我們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殫精竭慮、前赴後繼、薪火相傳。
△檢察機關參與當時的“嚴打”鬥爭
外出辦案就更加困難了，“一張紙、一支筆，下鄉辦案跑斷腿”是那個時候的真實寫照。院裡只有兩輛自行車，誰有事誰就騎。當時不論是偏遠鄉村路途遙遠，路況多麼糟糕，還是颳風下雨、雪花紛飛，只要有辦案任務，就提前準備好乾糧，自己掏錢住宿。所以大家能省就省，早上四五點就起床出發，晚上八九點能趕回來就趕回來，不能趕回來就幾個人擠在鄉鎮幹部臨時宿舍裡。辦一個案子，院裡才給幾毛錢的補助，根本不能填補整個案子的開銷。
我記得有一次任務比較緊急，南通市檢察院要我們馬上上報一個案子，當時已經臨近下班時間，外面又下著大雨，去南通一天一班的公車中午就走了。怎麼辦？當時陳錫慶同志站出來說我去。他剛分來檢察院三個多月，我有些擔心，沒想到他胸脯一拍，說保證完成任務。當時正值深秋，那個雨涼颼颼的。他剛走，書記員王德群焦急地說了聲不行，就匆匆披了雨衣向黑影追去，他們回來後都發了高燒。試想，現在快客到南通都要近一個小時，騎自行車得四五個小時，更何況在當時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徒步呢？
△檢察院的辦案用車（長江750摩托車）
出庭公訴曾是擺設
恢復重建以後，憲法明確了檢察機關的地位，享有批准逮捕權，但在初期，這個批捕權也不是真正的享有。首先要由公安局具體偵查，檢察院參與重大案子，提出逮捕與否的意見，再分別報海門縣委或者南通地委批准。
假如海門縣委或者南通地委批准了，在法庭上也沒有辯護，我們的起訴詞也只有幾行字，主要由法官發問、判決，檢察官沒有事情，連起訴詞都有審判員代念。整個庭審過程，出庭公訴人員一言不發都行，完全是擺設，甚至不去也可以。法院也比較自由，想怎麼判就怎麼判，討論討論，判個多少年，大約給個數，估摸估摸就出來了。
△檢察官參加公判大會
後來到80年“兩法”出臺了，我們才真正享有批捕起訴權。但那個時候，檢察人員科班出生的少，公安、法院調來的還好，還有企業的、部隊轉業的，都是門外漢，而且又沒有先例可供參考，只能按照上頭髮的一些材料自學。共和國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批檢察官，難啊。
檢察事業薪火相傳
放慢腳步，回望過去，歷史賦予了我們另一種視野。1949年至1978年的這段檢察歲月說明，民主法治興則檢察興，民主法治衰則檢察衰；沒有健全的檢察制度，沒有獨立的檢察機關，國家權力無法得到有效監督和制約；沒有完整的檢察權體系，人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鑒於此慘痛教訓，1978年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全體代表一致通過了新中國第三部社會主義憲法，規定重新設置人民檢察院，歷經磨難的人民檢察制度，又一次獲得新生。
△第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一致通過新中國第三部社會主義憲法，規定重新設置人民檢察院
毋庸置疑，沈老所經歷的是檢察機關恢復重建後最艱苦的三年，當他從縣公安局長位置上調任檢察長時，他沒有拒絕和埋怨，而是將自己的滿腔熱血都傾注到了新生的檢察事業上。如今，當年建院的6人中已有三人去世，但時間的無情流逝，沒有沖淡30多年的檢察往事在沈老記憶中留下的深刻烙印。這段時期，檢察事業伴隨著我們社會主義法治進程而浮沉，從無到有，從弱到強，最終走向規範和繁榮，點點滴滴都是老一輩檢察人拼搏和奮鬥而來。當老一輩檢察人把這一神聖事業交給我們的時候，是何等的令人敬畏，也是正是這種敬畏，讓我們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殫精竭慮、前赴後繼、薪火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