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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長的一天”:維爾納·普盧斯卡特少校目睹的諾曼地登陸

季我努學社

整理出版中國近代史料, 傳播歷史知識

七十年前, 也就是1944年6月6日淩晨4點不到, 駐守在法國諾曼第地區聖洛附近的德國352步兵師炮兵團第一營營長維爾納·普盧斯卡特少校正在位於聖奧諾裡訥-德佩爾泰鎮一個可以俯視整個海灘的WN-59號觀察所暗堡裡,

用那裡的炮隊鏡如同往日一樣, 朝左側那黑黝黝的科坦丹半島緩緩地進行著觀察。 在鏡頭裡還是那一如既往籠罩著霧氣的低岸, 還是那一如既往被銀色的月光照耀得微微發亮的土地, 還是那一如既往飛濺著白色浪花, 洶湧起伏著的大海。 仿佛還將迎來一個寧靜的日子。

但是, 當他順著海平線向右慢慢掃視, 將鏡頭對準海灣的正中央之時, 普洛斯克特少校停住了炮隊鏡, 全身繃緊, 瞪大了雙眼。

透過逐漸消散的暮靄, 海平線上宛如變戲法般的, 佈滿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船隻, 艦這些艦船看似成千上萬, 仿佛是從地下冒出來的幽靈。 “他們來了……”普盧斯卡特嘟噥著, 心中受到了一種從未感到過的巨大震撼, 這位歷經百戰磨練的軍人也忽然感到了崩潰, 他的心靈深處甚至出現了這樣的直覺:“德國完了!”

這是目前有據可查最初發現盟軍大艦隊的德國軍人,

他面前的這片海灣被盟軍稱為“俄馬哈海灘”, 他所在的觀察所位於這個海灘的東端。 那支讓他震撼的船隊擁有2艘戰列艦、3艘巡洋艦、12艘驅逐艦與105其他船隻, 這些船隻上運載的部隊主要是美國的第1以及第29步兵師共34250名步兵。 然而, 這個“俄馬哈海灘”還只是盟軍五個登陸灘頭中的一個, 僅僅是整個作戰行動的一部分, 他所面對的乃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登陸作戰。

這一場景只是七十年前那“最長一天”中的序幕。 在這個被稱為D-day的日子裡, 以美國與英國為主, 匯同加拿大、自由法國、波蘭、澳大利亞、比利時、紐西蘭、荷蘭、挪威、捷克自由軍以及希臘各國, 開始對法國進行大規模的登陸行動。

在6月6日的當天, 所投入的艦船便有6艘戰列艦、2艘淺水重炮艦、23艘巡洋艦、135艘驅逐艦與護航艦、506艘包括掃雷艦艇在內的軍用艦艇。 而兩栖作戰艦艇與運兵船只則大小合計共達4126艘之多, 而且這其中還不包括英國國內的預備艦艇、在西部航道進行巡邏的艦艇、各種商船以及將作為“桑葚”人工港而自沉的船艦。 在第一天總共登陸了156115名官兵, 其中從海上登陸的有57500名美軍、75215名英國和加拿大軍人, 而15500名美軍和7900名英軍則從天而降。

盟軍在確保了灘頭陣地之後, 又在諾曼第地區進行了岡城、聖洛以及法萊士等一系列激戰, 終於擊潰了德國防守部隊, 並於8月25日解放了巴黎。 諾曼第戰役因此也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為著名的戰役之一而青史留名。

加里波利的陰影

然而, 在諾曼地登陸成功的背後, 離不開29年前的又一次著名的, 但也是慘敗的登陸作戰, 加里波利戰役。 事實上, 提出加里波利戰役的設想倒是一種典型的英國式作戰思路, 因為英國並不是一個傳統的陸上大國, 不過由於英國控制著大海, 因此可以在適當的地區隨心所欲投入力量而不必擔心自己的國土受到威脅。 所以從歷史上看, 英國並不會派出規模龐大的陸軍與陸上強國進行對稱性作戰, 而是派出小規模的分遣隊打擊對手柔軟的腹部, 使這支有限的力量作為大陸盟友無限戰爭的有機組成部分來發揮戰略作用。 這種作戰方式有時候被稱為英國式對大陸事務的有限干預戰爭, 也有人稱其為邊緣性戰爭。這也可以被看作是英國制海權的派生物,曾經擔任過外交大臣的格雷爵士更是形象地將英國陸軍形容為“有待海軍發射的一發炮彈”,這個比喻甚至讓英國近代海軍之父費舍爾勳爵也津津樂道。

然而遺憾的是,由於費舍爾離開了英國海軍第一海務大臣的職務,陸軍部單獨制定了一個派遠征軍到法國以支援法軍左翼的計畫,這樣使得原本英國陸軍原本應該具有的柔弱性頓然全失,而且費舍爾離去後的海軍也贊同陸軍部的計畫,對於原本應該強化的兩栖作戰艦艇的開發也並未投入力量進行研究,對於武器技術急遽發展下的兩栖作戰理論研究也荒廢了。在邱吉爾擔任海軍大臣,重新請出費舍爾官復原職後,費舍爾曾經再度投入巨大力量,研究在戰爭爆發後在波羅的海進行登陸,並為此開發了大量的特殊兩栖作戰艦艇,但是這一切都來不及改變局面了。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形成了膠著狀態後,海軍大臣邱吉爾為了打開這個頹勢,試圖重新揮舞邊緣性戰爭這一英國的傳家寶刀,積極宣導突破達達尼爾海峽直逼當時土耳其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迫使土耳其退出戰爭而打通前往黑海支援俄國的海上交通線,以完全贏得戰爭。

然而不幸的是,由於武器發展的進步,使得防禦一方得以更加有效地發揮戰鬥力,而且更為不幸的是,由於陸軍的主力已經深深陷入西線塹壕戰的泥潭而難以及時抽調部隊來執行突破達達尼爾海峽的行動計畫,使得整個戰役中陸海軍完全陷入了各自為戰的荒唐局面。戰役的前半部分戰列艦會在缺乏陸軍的情況下強行突破海峽,然而此時半島上很少的水兵便能自由自在的炸毀炮臺,但是卻找不出半支像樣的部隊從陸地上攻佔讓海軍掃雷艦艇頭痛的炮臺;而後半段則完全是陸軍在半島的崇山峻嶺中再度陷入新的攻堅戰謎局,海軍卻只得在海上一籌莫展。

在實施登陸的過程中,儘管已經有諢號為“黑甲蟲”的登陸艇雛形,有經過專門改裝的“克萊德河”號運兵船,但從總體而言登陸艦艇可以說幾乎還處於白紙狀態,因此,將部隊、裝備以及補給物資卸下後到可以投入使用必須耗費極為漫長的時間,這些寶貴時間的浪費便使得守軍的增援不斷得以加強,整個攻勢陷入僵局。

加里波利戰役在執行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各種失當,作戰計畫不周、準備不足、陸海軍完全脫節、對土耳其軍隊的戰鬥能力嚴重低估,兩栖登陸艦艇與設備不完善,而且戰役的突然性也沒有達成等等。最終英法聯軍的傷亡人數多達14.6萬人,使得這個原本正確的戰略理念最終遭到了慘痛的失敗。

鍛造現代兩栖作戰之劍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加里波利戰役的慘痛教訓一方面使得英軍心有餘悸,同時,也讓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人們呼籲建立一種跨軍種的委員會和訓練與發展中心,以便於對兩栖作戰進行全面研究,同時,還研製適當的特製器材,並且就海軍艦艇在對岸支援的作用以及航空力量如何發揮最佳效用等方面進行了探討。雖然花費了漫長的時間,但是這種跨軍種的訓練與發展中心最終還是得以成立,這個中心不負眾望,完成了大量包括適於運送坦克上陸、攜帶登陸艇跨洋航行等多種兩栖艦船的設計工作,還完成了指揮艦、浮碼頭、水陸兩用坦克和海灘障礙物等等的設計方案。

除了英國以外,隔著太平洋的日本與美國海軍也分別將對方看作潛在敵手,由於太平洋戰場更是離不開兩栖作戰,因此,這兩個國家大力投入兩栖作戰的研究。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從1920年代開始,將兩栖作戰的理論進行徹底的研究,並在短短的幾年形成了一種完整的理念。對於兩栖作戰的指揮關係、艦炮支援、航空支援、海陸移動、灘頭陣地的確保、航運、補給、通訊等等這種重要的因素有機地加以組織,在1934年編成了《兩栖作戰的教範》。同時,對海軍陸戰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編和重新訓練,使得這支原本僅僅是起著殖民地警備用的力量,真正成為了美國兩栖作戰的核心。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通過美英之間的互相協調,雙方對於兩栖作戰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廣泛的交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所發明各種步兵登陸艦、坦克登陸艦、船塢登陸艦等,卻得以在造船能力更為強大的美國真正得到了大批量的建造。而這些五花八門的登陸艦艇,則自然成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進行海上運輸與兩栖攻擊的重要力量。

通向諾曼第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了1943年以後,盟軍就開始籌畫反攻歐洲大陸的作戰行動。當時聯合計畫參謀部在英國陸軍中將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主持下負責調查從挪威到葡萄牙一帶可進行登陸的海灘,最終他們最為看好英吉利海峽,因為此地水路距離最短,盟軍的突擊艦艇可迅速往返。他們還分析研究了與整個登陸行動相關的各種問題,諸如登陸艦艇的運輸能力、航空力量的戰術制空能力等等。

但是,要將這些準備工作化作實際的作戰行動還具有相當遙遠的距離。首先由於這次在法國的登陸與是以結束戰爭為最終目的進行計畫的,因此這次行動計畫的制定可能是有史以來最為複雜的。

由於這次行動的主力是英美兩國,因此,作戰協同中,除了通常的海陸空軍協同以外,兩國軍隊的協同更為重要和敏感,由於美軍最終軍力更強,於是聯軍的最高統帥選擇的便是美軍將領,而其麾下的三軍最高指揮官則都由英國人擔任,這其中便看出了濃厚的政治因素。而且最高指揮官的人選最後選擇的也是富有協調能力的艾森豪將軍。指揮系統的妥善地得以構建便是成功的開端。

與加里波利戰役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此時盟軍最高司令部對於整個登陸行動的細節便進行了極為詳盡的探討。就拿最為基本的登陸地點與登陸時間的選定這一點,就進行了反復的斟酌。首先要確定的是地點,當時主要候選地是加萊和諾曼第地區,前者的最大魅力在於海峽寬度最小,這樣對於登陸船隻的周轉是具有最為決定性意義的,同時,其海岸的條件也適合登陸,附近還有荷蘭和比利時的重要港口,況且此地距離德國的工業中心魯爾地區最為接近;諾曼第海灘條件也比較優越,法國的重要港口勒阿弗爾就在附近。從總體上看加萊的優勢要明顯得多,但是登陸優勢越明顯,防禦方也一定會重點防守。所以最終盟軍將登陸地點選在了諾曼第,同時又架空一個以名將巴頓將軍為司令官的集團軍群,部署於加萊附近起到迷惑敵手的作用。

而在時間上,首先便必須對能見度、氣候和裝備的配備等情況進行充分的預測和核算,而為了獲得更多的登陸艦艇設備,在計畫的制定過程中還將行動推遲過一個月!對於具體的登陸時刻,參謀部最為關注的是潮汐的狀況。比如,剛登陸之時越是高潮越有利,登陸艇越是不會有擱淺之虞。而為了對德軍布下的障礙物進行爆破,登陸時又要求潮水低到能暴露出水下障礙物的高度。最後,參謀人員選擇了低潮後一小時實施最初的登陸。這樣這些先頭部隊可以首先清除障礙,而後隨著漲潮,後續各波所要渡過的海灘將越來越短。同時,月齡也是重要因素,參謀人員希望登陸的前一夜有月光,這便於空降兵可于日出前到達指定的目標。同時,他們又希望海軍艦艇部隊和登陸輸送隊能在夜暗中橫渡英吉利海峽,這樣可以達到盡可能隱蔽自己、又能夠發揮支援火力的作用。這樣,滿足所有這些條件的一個月內僅三天而已,於是。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選定了6月5日,而五個登陸灘頭由於潮汐狀況不同,具體登陸時間則分別選在6時30分至7時55分。

除此以外,在諾曼地登陸作戰中值得一提還有所謂“桑葚”行動。雖然盟軍選擇的登陸地點附近有重要港口,但是一方面背後奪取港口比較費時,港口設施也將被德軍在放棄前破壞,為了應對這種不測,盟軍還投入了一支奇特的船隊。

這支船隊中,有代號為“醋栗”的老式商船,有分別代號為“鳳凰”與“低音大號”,由拖船拖曳的巨大的混凝土沉箱與一種頂部浮出水面的大型十字形浮動鋼制構件,還有其他輔助船隻。這支船隊構成了設置人工港的元件,其基本構造是,船隊到達指定地點後,先讓一列“醋栗”老船沉在海岸附近,然後再沉入“鳳凰”混凝土沉箱以延長“醋栗”的長度,在其外部則以系留方式沉下一排“低音大號”來作為浮動防波堤。港內,則具備一系列浮碼頭直接用於卸載人員貨物。在實際的登陸行動中,這些人工港的使用,使得車輛卸載達到了38分鐘78輛的速度,物資卸載速度也從登陸開始時的每天600噸猛增到1500噸。儘管其中一個在不久後的一場巨大風暴中毀損,但是另一個則一直使用了十個月,僅這一個人工港250萬人、50萬台車輛和400萬噸物資成功得到卸載。

編輯 | 閆紅

也有人稱其為邊緣性戰爭。這也可以被看作是英國制海權的派生物,曾經擔任過外交大臣的格雷爵士更是形象地將英國陸軍形容為“有待海軍發射的一發炮彈”,這個比喻甚至讓英國近代海軍之父費舍爾勳爵也津津樂道。

然而遺憾的是,由於費舍爾離開了英國海軍第一海務大臣的職務,陸軍部單獨制定了一個派遠征軍到法國以支援法軍左翼的計畫,這樣使得原本英國陸軍原本應該具有的柔弱性頓然全失,而且費舍爾離去後的海軍也贊同陸軍部的計畫,對於原本應該強化的兩栖作戰艦艇的開發也並未投入力量進行研究,對於武器技術急遽發展下的兩栖作戰理論研究也荒廢了。在邱吉爾擔任海軍大臣,重新請出費舍爾官復原職後,費舍爾曾經再度投入巨大力量,研究在戰爭爆發後在波羅的海進行登陸,並為此開發了大量的特殊兩栖作戰艦艇,但是這一切都來不及改變局面了。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形成了膠著狀態後,海軍大臣邱吉爾為了打開這個頹勢,試圖重新揮舞邊緣性戰爭這一英國的傳家寶刀,積極宣導突破達達尼爾海峽直逼當時土耳其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迫使土耳其退出戰爭而打通前往黑海支援俄國的海上交通線,以完全贏得戰爭。

然而不幸的是,由於武器發展的進步,使得防禦一方得以更加有效地發揮戰鬥力,而且更為不幸的是,由於陸軍的主力已經深深陷入西線塹壕戰的泥潭而難以及時抽調部隊來執行突破達達尼爾海峽的行動計畫,使得整個戰役中陸海軍完全陷入了各自為戰的荒唐局面。戰役的前半部分戰列艦會在缺乏陸軍的情況下強行突破海峽,然而此時半島上很少的水兵便能自由自在的炸毀炮臺,但是卻找不出半支像樣的部隊從陸地上攻佔讓海軍掃雷艦艇頭痛的炮臺;而後半段則完全是陸軍在半島的崇山峻嶺中再度陷入新的攻堅戰謎局,海軍卻只得在海上一籌莫展。

在實施登陸的過程中,儘管已經有諢號為“黑甲蟲”的登陸艇雛形,有經過專門改裝的“克萊德河”號運兵船,但從總體而言登陸艦艇可以說幾乎還處於白紙狀態,因此,將部隊、裝備以及補給物資卸下後到可以投入使用必須耗費極為漫長的時間,這些寶貴時間的浪費便使得守軍的增援不斷得以加強,整個攻勢陷入僵局。

加里波利戰役在執行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各種失當,作戰計畫不周、準備不足、陸海軍完全脫節、對土耳其軍隊的戰鬥能力嚴重低估,兩栖登陸艦艇與設備不完善,而且戰役的突然性也沒有達成等等。最終英法聯軍的傷亡人數多達14.6萬人,使得這個原本正確的戰略理念最終遭到了慘痛的失敗。

鍛造現代兩栖作戰之劍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加里波利戰役的慘痛教訓一方面使得英軍心有餘悸,同時,也讓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人們呼籲建立一種跨軍種的委員會和訓練與發展中心,以便於對兩栖作戰進行全面研究,同時,還研製適當的特製器材,並且就海軍艦艇在對岸支援的作用以及航空力量如何發揮最佳效用等方面進行了探討。雖然花費了漫長的時間,但是這種跨軍種的訓練與發展中心最終還是得以成立,這個中心不負眾望,完成了大量包括適於運送坦克上陸、攜帶登陸艇跨洋航行等多種兩栖艦船的設計工作,還完成了指揮艦、浮碼頭、水陸兩用坦克和海灘障礙物等等的設計方案。

除了英國以外,隔著太平洋的日本與美國海軍也分別將對方看作潛在敵手,由於太平洋戰場更是離不開兩栖作戰,因此,這兩個國家大力投入兩栖作戰的研究。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從1920年代開始,將兩栖作戰的理論進行徹底的研究,並在短短的幾年形成了一種完整的理念。對於兩栖作戰的指揮關係、艦炮支援、航空支援、海陸移動、灘頭陣地的確保、航運、補給、通訊等等這種重要的因素有機地加以組織,在1934年編成了《兩栖作戰的教範》。同時,對海軍陸戰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編和重新訓練,使得這支原本僅僅是起著殖民地警備用的力量,真正成為了美國兩栖作戰的核心。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通過美英之間的互相協調,雙方對於兩栖作戰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廣泛的交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所發明各種步兵登陸艦、坦克登陸艦、船塢登陸艦等,卻得以在造船能力更為強大的美國真正得到了大批量的建造。而這些五花八門的登陸艦艇,則自然成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進行海上運輸與兩栖攻擊的重要力量。

通向諾曼第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了1943年以後,盟軍就開始籌畫反攻歐洲大陸的作戰行動。當時聯合計畫參謀部在英國陸軍中將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主持下負責調查從挪威到葡萄牙一帶可進行登陸的海灘,最終他們最為看好英吉利海峽,因為此地水路距離最短,盟軍的突擊艦艇可迅速往返。他們還分析研究了與整個登陸行動相關的各種問題,諸如登陸艦艇的運輸能力、航空力量的戰術制空能力等等。

但是,要將這些準備工作化作實際的作戰行動還具有相當遙遠的距離。首先由於這次在法國的登陸與是以結束戰爭為最終目的進行計畫的,因此這次行動計畫的制定可能是有史以來最為複雜的。

由於這次行動的主力是英美兩國,因此,作戰協同中,除了通常的海陸空軍協同以外,兩國軍隊的協同更為重要和敏感,由於美軍最終軍力更強,於是聯軍的最高統帥選擇的便是美軍將領,而其麾下的三軍最高指揮官則都由英國人擔任,這其中便看出了濃厚的政治因素。而且最高指揮官的人選最後選擇的也是富有協調能力的艾森豪將軍。指揮系統的妥善地得以構建便是成功的開端。

與加里波利戰役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此時盟軍最高司令部對於整個登陸行動的細節便進行了極為詳盡的探討。就拿最為基本的登陸地點與登陸時間的選定這一點,就進行了反復的斟酌。首先要確定的是地點,當時主要候選地是加萊和諾曼第地區,前者的最大魅力在於海峽寬度最小,這樣對於登陸船隻的周轉是具有最為決定性意義的,同時,其海岸的條件也適合登陸,附近還有荷蘭和比利時的重要港口,況且此地距離德國的工業中心魯爾地區最為接近;諾曼第海灘條件也比較優越,法國的重要港口勒阿弗爾就在附近。從總體上看加萊的優勢要明顯得多,但是登陸優勢越明顯,防禦方也一定會重點防守。所以最終盟軍將登陸地點選在了諾曼第,同時又架空一個以名將巴頓將軍為司令官的集團軍群,部署於加萊附近起到迷惑敵手的作用。

而在時間上,首先便必須對能見度、氣候和裝備的配備等情況進行充分的預測和核算,而為了獲得更多的登陸艦艇設備,在計畫的制定過程中還將行動推遲過一個月!對於具體的登陸時刻,參謀部最為關注的是潮汐的狀況。比如,剛登陸之時越是高潮越有利,登陸艇越是不會有擱淺之虞。而為了對德軍布下的障礙物進行爆破,登陸時又要求潮水低到能暴露出水下障礙物的高度。最後,參謀人員選擇了低潮後一小時實施最初的登陸。這樣這些先頭部隊可以首先清除障礙,而後隨著漲潮,後續各波所要渡過的海灘將越來越短。同時,月齡也是重要因素,參謀人員希望登陸的前一夜有月光,這便於空降兵可于日出前到達指定的目標。同時,他們又希望海軍艦艇部隊和登陸輸送隊能在夜暗中橫渡英吉利海峽,這樣可以達到盡可能隱蔽自己、又能夠發揮支援火力的作用。這樣,滿足所有這些條件的一個月內僅三天而已,於是。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選定了6月5日,而五個登陸灘頭由於潮汐狀況不同,具體登陸時間則分別選在6時30分至7時55分。

除此以外,在諾曼地登陸作戰中值得一提還有所謂“桑葚”行動。雖然盟軍選擇的登陸地點附近有重要港口,但是一方面背後奪取港口比較費時,港口設施也將被德軍在放棄前破壞,為了應對這種不測,盟軍還投入了一支奇特的船隊。

這支船隊中,有代號為“醋栗”的老式商船,有分別代號為“鳳凰”與“低音大號”,由拖船拖曳的巨大的混凝土沉箱與一種頂部浮出水面的大型十字形浮動鋼制構件,還有其他輔助船隻。這支船隊構成了設置人工港的元件,其基本構造是,船隊到達指定地點後,先讓一列“醋栗”老船沉在海岸附近,然後再沉入“鳳凰”混凝土沉箱以延長“醋栗”的長度,在其外部則以系留方式沉下一排“低音大號”來作為浮動防波堤。港內,則具備一系列浮碼頭直接用於卸載人員貨物。在實際的登陸行動中,這些人工港的使用,使得車輛卸載達到了38分鐘78輛的速度,物資卸載速度也從登陸開始時的每天600噸猛增到1500噸。儘管其中一個在不久後的一場巨大風暴中毀損,但是另一個則一直使用了十個月,僅這一個人工港250萬人、50萬台車輛和400萬噸物資成功得到卸載。

編輯 | 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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