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管兼有現代公安、消防、工商、物價、稅務等部門職能， 是真正的“綜合執法”， 權力也比現代城管大。
城管， 維護城市良好環境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其實， 早在幾千年前， “城管”難題就已經存在， 歷朝歷代也都制定了相應的辦法， 有的甚至還寫入了法律。
古代城管身兼數職， “綜合執法”職權大說到城管， 首先得說一下“城市”。 從現代考古發現來看， 中國至少在夏商周“三代”時期就有城市了。 但和現代功能較為接近的城市， 到春秋戰國時期才出現， 如齊國的首都臨淄， 當時就有7萬戶人家。
漢長安城（今西安）， 比同時代歐洲最大的發達城市羅馬，
城市大了， 人口多了， 治安、衛生、交通等一系列問題也就多了。 在這種情況下， 古代城管應運而生。 《莊子》一書中提到， 戰國時代有“監市”， 這個監市便可以看作是中國古代城管的雛形。
不過， 古代城管與現代城管的概念和職能並不完全一致， 古代城管的職權範圍相對較廣。 從史料上看， 古代城管除負責環衛、拆除違章建築、禁止占道經營外， 還得“防火緝盜”， 就像現代的消防隊員、聯防隊員一樣，
那麼， 古代“城管”都是些什麼人呢？
古代的城管隊員叫法不少， 或稱“胥”， 或稱“卒”， 還有稱“市吏”、“監市”等等。
在明代的北京， 由相當於今天北京衛戍區或武警部隊的“五城兵馬司”來承擔城管的大部分職能。 清代的北京， 還專設了“督理街道衙門”， 其部分職能也與現代城管局比較接近。 到了晚清， 西方的城管制度被引入中國， 由員警承擔起了現代城管的工作。 如中國歷史上首個員警機構天津員警廳， 除了負責當地社會治安外， 管理市容市貌、交通、市場秩序等， 都是其分內工作。
在古代， 現代城市管理中的兩大難題——違章搭建和占道經營， 同樣十分突出， 且歷代不絕。 其中， 最典型的當屬宋代。
北宋商業十分繁榮， 京城汴梁（今河南開封）更是商販雲集， 商鋪林立。 隨之而來出現了嚴重的違章搭建和占道經營現象， 當時叫作“侵街”。汴梁城裡侵街現象十分嚴重，以至偌大一個京城找不到一條稍寬的巷子，街面上無法通行車馬（“坊無廣巷，市不通騎”）。
《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說，開寶九年（976年），宋太祖趙匡胤在會節園宴請大臣之後，經通利坊返回宮殿。出人意料的是，途經通利坊時，擁擠的街道竟然使堂堂皇家儀仗無法展開。趙匡胤勃然大怒，第二天便下令要狠狠整治侵街現象。
對此，宋代還制定了專門處罰侵街行為的法規。《宋刑統·侵巷街阡陌》規定，凡是侵佔街道、巷道、鄉道來搭建經營的，都要罰以70大板。除此之外，宋代還在京城組建了類似于現代城管的專職執法隊伍——“街道司”。成建制的街道司由500人組成，統一穿“青衫子”制服，負責維持市場秩序和街道衛生，還要疏導交通、治理侵街等。
《東京夢華錄》記載說，遇到公主大婚或者王公貴族出行的時候，街道司還要派出人員在途經的街道上突擊搞衛生，充當儀仗隊前導人員指揮車馬人等。一句話，宋代的街道司承擔了現代城管的部分工作，但他們的職責權力要比現代城管大得多。
然而，從史料記載來看，至少在北宋，京城侵街現象嚴重且屢禁不止，街道司和侵街現象之間的執法與反執法纏鬥，幾乎與北宋一朝相始終。《清明上河圖》描繪了北宋末年汴河兩岸的街市繁華情景。畫上一個門洞前，有一群很像街道司的人在歪著身子睡大覺。面對侵街占道現象，他們是不想作為還是難以作為？我們不得而知。
說到這裡，人們不禁要問：北宋京城為什麼會出現上述現象呢？答案似乎很簡單：商業的繁榮與城市的發展，要求城市適應形勢需要，適時擴建擴容。當兩者不能同步時，侵街現象也就在所難免。在這樣的情境下，城管工作自然就不容易做了。
《清明上河圖》
“暴力執法”不宜提倡，“城管立法”值得借鑒城市管理光憑嘴說是不行的，中國古人為此想出了不少管理手段。其中，最值得現代城管借鑒的是“城管立法”。
唐代在城管立法方面是頗為成熟的，為後世效仿。《唐律》規定：“距府十丈無市，商於舍外半丈，監市職治之”，就是說擺攤設點至少要遠離政府辦公地30米，也不能離民房太近，要在1.5米以外，由監市負責督管。同時，對占道經營有嚴厲的懲罰：“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種植墾食者，笞五十。各令複故。”挨打後，還要把街道恢復原狀。
《宋刑統》也有類似的規定，“侵巷街阡陌”條規定：“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對亂倒垃圾、影響環境衛生也有規定：“其有穿穴垣牆以出穢汙之物於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無罪。主司不禁與同罪。”把尿屎垃圾弄到街上，影響了公共衛生，不只當事人倒楣，連“城管隊長”都跟著挨杖打。
宋仁宗在搞城管方面頗有創意，他在要求開封府官員強拆違章的同時，特別指示相當於現代法院的左、右軍巡院，配合“開封城管”行動，“懲治侵街者”。
明太祖朱元璋治國以狠著稱，明朝的城管也不含糊。據《明會典》，在京城，“凡侵佔道路，而起蓋房屋，及為園圃者，杖六十，各令復舊”；對往街上丟垃圾、放污水的，“其穿牆而出污穢之物於街巷者，笞四十。出水者勿論”。
另外，明代對破壞公共設施、不按規定行車，以及在禁區內擺攤設點、取土作坯、隨地大小便等行為，也一律“問罪”，涉事者要被強行戴上刑具，在街頭示眾一個月，即所謂“枷號一個月發落”。這樣的城管手段不可謂不嚴。
雖然古時這些城市管理的方法在今天顯然不適用，嚴厲的處罰手段更有“暴力執法”的嫌疑，但將城市管理作為國家法律制度明確下來，還是值得肯定的。
《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說，開寶九年（976年），宋太祖趙匡胤在會節園宴請大臣之後，經通利坊返回宮殿。出人意料的是，途經通利坊時，擁擠的街道竟然使堂堂皇家儀仗無法展開。趙匡胤勃然大怒，第二天便下令要狠狠整治侵街現象。
對此，宋代還制定了專門處罰侵街行為的法規。《宋刑統·侵巷街阡陌》規定，凡是侵佔街道、巷道、鄉道來搭建經營的，都要罰以70大板。除此之外，宋代還在京城組建了類似于現代城管的專職執法隊伍——“街道司”。成建制的街道司由500人組成，統一穿“青衫子”制服，負責維持市場秩序和街道衛生，還要疏導交通、治理侵街等。
《東京夢華錄》記載說，遇到公主大婚或者王公貴族出行的時候，街道司還要派出人員在途經的街道上突擊搞衛生，充當儀仗隊前導人員指揮車馬人等。一句話，宋代的街道司承擔了現代城管的部分工作，但他們的職責權力要比現代城管大得多。
然而，從史料記載來看，至少在北宋，京城侵街現象嚴重且屢禁不止，街道司和侵街現象之間的執法與反執法纏鬥，幾乎與北宋一朝相始終。《清明上河圖》描繪了北宋末年汴河兩岸的街市繁華情景。畫上一個門洞前，有一群很像街道司的人在歪著身子睡大覺。面對侵街占道現象，他們是不想作為還是難以作為？我們不得而知。
說到這裡，人們不禁要問：北宋京城為什麼會出現上述現象呢？答案似乎很簡單：商業的繁榮與城市的發展，要求城市適應形勢需要，適時擴建擴容。當兩者不能同步時，侵街現象也就在所難免。在這樣的情境下，城管工作自然就不容易做了。
《清明上河圖》
“暴力執法”不宜提倡，“城管立法”值得借鑒城市管理光憑嘴說是不行的，中國古人為此想出了不少管理手段。其中，最值得現代城管借鑒的是“城管立法”。
唐代在城管立法方面是頗為成熟的，為後世效仿。《唐律》規定：“距府十丈無市，商於舍外半丈，監市職治之”，就是說擺攤設點至少要遠離政府辦公地30米，也不能離民房太近，要在1.5米以外，由監市負責督管。同時，對占道經營有嚴厲的懲罰：“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種植墾食者，笞五十。各令複故。”挨打後，還要把街道恢復原狀。
《宋刑統》也有類似的規定，“侵巷街阡陌”條規定：“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對亂倒垃圾、影響環境衛生也有規定：“其有穿穴垣牆以出穢汙之物於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無罪。主司不禁與同罪。”把尿屎垃圾弄到街上，影響了公共衛生，不只當事人倒楣，連“城管隊長”都跟著挨杖打。
宋仁宗在搞城管方面頗有創意，他在要求開封府官員強拆違章的同時，特別指示相當於現代法院的左、右軍巡院，配合“開封城管”行動，“懲治侵街者”。
明太祖朱元璋治國以狠著稱，明朝的城管也不含糊。據《明會典》，在京城，“凡侵佔道路，而起蓋房屋，及為園圃者，杖六十，各令復舊”；對往街上丟垃圾、放污水的，“其穿牆而出污穢之物於街巷者，笞四十。出水者勿論”。
另外，明代對破壞公共設施、不按規定行車，以及在禁區內擺攤設點、取土作坯、隨地大小便等行為，也一律“問罪”，涉事者要被強行戴上刑具，在街頭示眾一個月，即所謂“枷號一個月發落”。這樣的城管手段不可謂不嚴。
雖然古時這些城市管理的方法在今天顯然不適用，嚴厲的處罰手段更有“暴力執法”的嫌疑，但將城市管理作為國家法律制度明確下來，還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