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現代經濟體系 夯實市場經濟基礎
——2017中國各省市經濟增長分析
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進一步釋放市場活力， 宏觀調控措施有力， 外需增長超出預期， 中國經濟呈現穩中向好的良好勢頭， 為邁向高品質發展夯實了基礎。
廣東創新能力突出， 特別是一大批創新型企業、一批世界級企業在深圳問世， 成為引領廣東乃至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一股重要力量。
要推進北方諸省市的經濟發展， 重要的是落實黨的十九大提出的要求， 加快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 夯實市場經濟基礎， 讓市場真正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2017年，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 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 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進一步釋放市場活力， 宏觀調控措施有力， 外需增長超出預期， 中國經濟呈現穩中向好、結構優化、動力增強、效益提升的良好勢頭， 為邁向高品質發展夯實了基礎。
2017年中國全年GDP達到82.7萬億元， 增長6.9%， 超出原先預期0.2%。 這其中， 外需增長超出預期接近0.7%， 是中國經濟增長超出預期的重要因素。
中國各省經濟增長分析
分析中國各省市區經濟， 2017年中國各省市區經濟增速， 各地表現差別較大。
(一)粵蘇爭霸已無懸念， 廣東穩居中國第一
2017年， 廣東、江蘇以8.99萬億元和8.59萬億元佔據GDP總值的前二位。 廣東比江蘇高出0.4萬億元。
廣東省多年來穩居中國總量第一， 連續28年居全國首位。 近年來江蘇增速迅速， 步步緊逼。 但2017年廣東的資料卻超出預期。 資料顯示， 廣東經濟增長喜人， 諸多指標領先全國各省， 主要指標全面領先江蘇。 至少今後五年， 江蘇如果沒有大的發展動作， 很難超越廣東。 資料顯示， 廣東的企業創新、創新環境及創新績效均排名全國第一位。 廣東創新能力突出， 具體表現為創新的開放度高、外貿經濟發達， 且市場活力較好， 寬鬆的創業環境， 使創新創業活動十分活躍。 特別是一大批創新型企業、一批世界級企業在深圳問世， 成為引領廣東乃至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一股重要力量。 2017年， 深圳經濟總量2.2萬億， 已經超過廣州， 成為中國四個一線城市的第三位。
(二)西南省份增速搶眼
中國的西南省份， 包括四川、雲南、貴州、重慶、西藏5個省級行政區。 2017年增速前四名的貴州、西藏、雲南和重慶， 都屬於中國西南地區。 四川增長速度也達到8.1%， 高出全國平均水準1.2個百分點。 近年來， 中國西南省份表現搶眼可以說得益于西部大開發等國家戰略。 除了四川之外，
在西南省份中， 四川和重慶需要單獨分析。 近幾年， 四川和重慶增長勢頭強勁。 特別是四川省會城市成都和重慶， 作為長江經濟帶下游成渝城市群的雙雄， 發展勢頭令人矚目。 以成都為例， 無論是經濟總量和科技創新水準， 都已經進入中國二線城市之首， 僅次於京滬廣深。 特別是科技創新水準， 本身就有很好的基礎， 近年來更有長足的發展。 由於有著廣闊的發展腹地， 成都未來發展前景不可估量。
(三)中部崛起勢頭強勁
中部崛起是指促進中國中部經濟區——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6省共同崛起的一項中央政策。
2017年中部崛起所涉及的6省市， 都有相對較好的表現。 增長速度全都超過全國平均水準。 江西最高為8.9%， 其次安徽8.5%， 湖南8.0%， 湖北和河南同為7.8%， 山西7.0%。 應當對山西的增速給予特別高的評價。 近幾年， 山西經濟增速一直居於全國倒數後三位。 2017年山西增速7%高於全國0.1個百分點， 比年初制定的5.5%的目標更是高出1.5個百分點， 這是十分不容易的。 山西長期以來一煤獨大， 隨著工業轉型向縱深推進， 非煤產業成為山西省新的經濟增長點， 經濟結構呈現積極變化，這是山西經濟走出困境的重要原因。
安徽的表現也是可圈可點。近幾年全省經濟發展增速迅速，這與安徽積極融入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經濟圈有密切關聯。按照目前發展態勢，2018年安徽經濟總量有望超過北京。特別是安徽省省會城市合肥，2017年實際增速8.8%，名義增速超過11%，成為中國省會城市增長最快的城市。作為三個(上海，北京和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合肥自身發展潛力以及合肥乃至安徽在全國創新大格局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成為代表國家參與全球科技競爭與合作的重要力量，未來合肥發展勢頭潛力巨大。
(四)東三省經濟回暖，但後勁似乎不足
2017年東三省經濟回暖。特別是遼寧GDP增速從2016年的副2.5%觸底反彈至4.2%，較2016年回升了6.7個百分點，給人們看到希望。遼寧GDP由負轉正，既受益于中央振興政策，也有賴於內在發展的驅動。儘管如此，東北三省GDP增速仍居中國31省(區、市)後列，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列倒數第4、第5、第6。遼寧將2018年GDP預期增長目標定為6.5%左右，與2017年的預期目標一致，彰顯出遼寧要發展振興的信心。但由於整體營商環境不佳，民營經濟相對弱小，市場經濟基礎薄弱以及人口結構失衡和人口淨流出等因素，東北經濟發展後勁顯得不足。
(五)上海和北京，邁向高品質發展
2017年上海經濟增長與全國持平，增速為6.9%，總量躋身“3萬億俱樂部”，成為中國首個GDP超3萬億城市。以上海為龍頭的華東六省一市(山東、江蘇、安徽、浙江、上海、江西、福建)，其中有三個省位居中國經濟各省市區的前四位。特別是其中的浙江，一直是中國經濟最具活力，對中國市場經濟貢獻最大的省份。2017年華東區GDP總量約為30.1萬億元，占全國的36.4% ，超過全國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華東、華南、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六個大區中，穩坐第一。這與上海龍頭作用的發揮有著重要的關聯。
2017年北京經濟增速為6.7%，低於全國水準0.2%，經濟總量僅次於上海，達到2.8萬億元。對於北京來說，這一增速符合其年初制定的目標。
上海和北京經濟結構已經較為成熟，2個城市多項指標在全國位居前列。以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例，2017年上海為69%，北京為80.6%等。都比全國2016平均水準51.6%高出近20個百分點。作為中國的世界級城市，上海和北京重要的是提升城市發展品質，實現中央對這2個城市的功能定位，進而發揮對周邊乃至全國全球的影響作用。
(六)京津冀在全國經濟版圖占比下降
近年來由於河北產業結構“去產能”的影響以及環境整治帶來的陣痛，京津冀地區在全國經濟版圖所占比重不升反降，從2014年京津冀經濟總量占全國的10.4%，2015年下降到10.2%，2016年進一步下降到10.02%。2017年，由於天津出人意料的增速3.6%墊底，河北6.7%，北京6.7%，都低於全國平均水準，這也導致京津冀地區在全國的比重進一步下降，下降到9.9%。也就是說，連續四年，京津在全國每年下降1至2個千分點。
2017年天津增速墊底超出人們的預期。近10年來，天津經濟增速一直在10%以上，2016年天津GDP增速9.1%，排名全國第四，2017年則以3.6%的增速墊底。且經濟總量上也被後起直轄市重慶超過。雖然天津此次經濟失速很大程度上是天津主動“擠水分”所致，但仍然引發人們思考 。2017年天津濱海新區將2016年GDP由10,002億元下調為6,654億元，GDP核減幅度至少超過30%，而濱海新區GDP總量約占天津的一半以上。這似乎是天津GDP增速滑坡的原因。但從更深層次考察，天津經濟增速墊底，實際是天津發展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所致。
天津民營經濟比重低、規模小、活力不足。而政府所屬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長期投資重化工業，這導致重化工業在天津經濟中比例過重。由於重化工業市場環境的變化，直接導致整個產業鏈條的震盪。天津今日增速墊底，實際是政府主導下的投資拉動這一增長模式，不能夠適應變化的市場環境要求的又一例證。
中國經濟：“南高北低”現象特徵突顯
對2017年中國各省市區經濟進行分析可以看出，2017年有22個省市增速超過了全國增速均值6.9%。低於全國的省市有：河北6.7%、北京6.7%、遼寧4.2%、內蒙古4%、天津3.6%、黑龍江6.4%、吉林5.3%、甘肅3.6%共計8個省市，且全部為北方省市。這說明，中國經濟“南高北低”現象已經成為事實。
2017年3月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在山東團審議時，首次提出一個概念“黃河南北的差距”；2017年4月李克強總理視察山東時，再次提出這個問題，就是走勢分化的情況從“東西差距”變成了以黃河為界的“南北差距”。
黃河南北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筆者以為， 由於文化的差異性，導致南北區域市場經濟基礎有著顯著的差異。市場經濟基礎主要有三部分內容組成：經濟自由度、產權保護和企業家精神的弘揚。正是在上述三個方面，黃河以南和黃河以北的差距較為明顯。無論是東三省或是京津冀，或是西北諸省，比照珠三角或長三角等南方省份，就市場經濟的基礎，特別是經濟自由度而言，北方省份顯然落後於南方省份。東北三省更是典型。這個中國計劃經濟色彩最為強烈的地區，在面向市場經濟大潮中，顯露出的諸多困境，正是其不適應的表現。東北地區對民營經濟的各種限制，使得民營經濟不僅數量少，還普遍缺乏活力，反映出這一地區市場意識商業文化的欠缺。在市場經濟基礎方面，京津冀或許好於東三省，但與中國兩個最具有活力的地區相比，其差異也十分顯著。例如，民營企業發展在諸多領域受到限制，政府對經濟的過多管制和對經濟的過多干預，影響了正常的市場運營環境和要素的自由流動。 因而，要推進北方諸省市的經濟發展，重要的是落實黨的十九大提出的要求，加快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夯實市場經濟基礎，讓市場真正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研究員)
經濟結構呈現積極變化，這是山西經濟走出困境的重要原因。安徽的表現也是可圈可點。近幾年全省經濟發展增速迅速，這與安徽積極融入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經濟圈有密切關聯。按照目前發展態勢，2018年安徽經濟總量有望超過北京。特別是安徽省省會城市合肥，2017年實際增速8.8%，名義增速超過11%，成為中國省會城市增長最快的城市。作為三個(上海，北京和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合肥自身發展潛力以及合肥乃至安徽在全國創新大格局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成為代表國家參與全球科技競爭與合作的重要力量，未來合肥發展勢頭潛力巨大。
(四)東三省經濟回暖，但後勁似乎不足
2017年東三省經濟回暖。特別是遼寧GDP增速從2016年的副2.5%觸底反彈至4.2%，較2016年回升了6.7個百分點，給人們看到希望。遼寧GDP由負轉正，既受益于中央振興政策，也有賴於內在發展的驅動。儘管如此，東北三省GDP增速仍居中國31省(區、市)後列，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列倒數第4、第5、第6。遼寧將2018年GDP預期增長目標定為6.5%左右，與2017年的預期目標一致，彰顯出遼寧要發展振興的信心。但由於整體營商環境不佳，民營經濟相對弱小，市場經濟基礎薄弱以及人口結構失衡和人口淨流出等因素，東北經濟發展後勁顯得不足。
(五)上海和北京，邁向高品質發展
2017年上海經濟增長與全國持平，增速為6.9%，總量躋身“3萬億俱樂部”，成為中國首個GDP超3萬億城市。以上海為龍頭的華東六省一市(山東、江蘇、安徽、浙江、上海、江西、福建)，其中有三個省位居中國經濟各省市區的前四位。特別是其中的浙江，一直是中國經濟最具活力，對中國市場經濟貢獻最大的省份。2017年華東區GDP總量約為30.1萬億元，占全國的36.4% ，超過全國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華東、華南、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六個大區中，穩坐第一。這與上海龍頭作用的發揮有著重要的關聯。
2017年北京經濟增速為6.7%，低於全國水準0.2%，經濟總量僅次於上海，達到2.8萬億元。對於北京來說，這一增速符合其年初制定的目標。
上海和北京經濟結構已經較為成熟，2個城市多項指標在全國位居前列。以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例，2017年上海為69%，北京為80.6%等。都比全國2016平均水準51.6%高出近20個百分點。作為中國的世界級城市，上海和北京重要的是提升城市發展品質，實現中央對這2個城市的功能定位，進而發揮對周邊乃至全國全球的影響作用。
(六)京津冀在全國經濟版圖占比下降
近年來由於河北產業結構“去產能”的影響以及環境整治帶來的陣痛，京津冀地區在全國經濟版圖所占比重不升反降，從2014年京津冀經濟總量占全國的10.4%，2015年下降到10.2%，2016年進一步下降到10.02%。2017年，由於天津出人意料的增速3.6%墊底，河北6.7%，北京6.7%，都低於全國平均水準，這也導致京津冀地區在全國的比重進一步下降，下降到9.9%。也就是說，連續四年，京津在全國每年下降1至2個千分點。
2017年天津增速墊底超出人們的預期。近10年來，天津經濟增速一直在10%以上，2016年天津GDP增速9.1%，排名全國第四，2017年則以3.6%的增速墊底。且經濟總量上也被後起直轄市重慶超過。雖然天津此次經濟失速很大程度上是天津主動“擠水分”所致，但仍然引發人們思考 。2017年天津濱海新區將2016年GDP由10,002億元下調為6,654億元，GDP核減幅度至少超過30%，而濱海新區GDP總量約占天津的一半以上。這似乎是天津GDP增速滑坡的原因。但從更深層次考察，天津經濟增速墊底，實際是天津發展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所致。
天津民營經濟比重低、規模小、活力不足。而政府所屬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長期投資重化工業，這導致重化工業在天津經濟中比例過重。由於重化工業市場環境的變化，直接導致整個產業鏈條的震盪。天津今日增速墊底，實際是政府主導下的投資拉動這一增長模式，不能夠適應變化的市場環境要求的又一例證。
中國經濟：“南高北低”現象特徵突顯
對2017年中國各省市區經濟進行分析可以看出，2017年有22個省市增速超過了全國增速均值6.9%。低於全國的省市有：河北6.7%、北京6.7%、遼寧4.2%、內蒙古4%、天津3.6%、黑龍江6.4%、吉林5.3%、甘肅3.6%共計8個省市，且全部為北方省市。這說明，中國經濟“南高北低”現象已經成為事實。
2017年3月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在山東團審議時，首次提出一個概念“黃河南北的差距”；2017年4月李克強總理視察山東時，再次提出這個問題，就是走勢分化的情況從“東西差距”變成了以黃河為界的“南北差距”。
黃河南北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筆者以為， 由於文化的差異性，導致南北區域市場經濟基礎有著顯著的差異。市場經濟基礎主要有三部分內容組成：經濟自由度、產權保護和企業家精神的弘揚。正是在上述三個方面，黃河以南和黃河以北的差距較為明顯。無論是東三省或是京津冀，或是西北諸省，比照珠三角或長三角等南方省份，就市場經濟的基礎，特別是經濟自由度而言，北方省份顯然落後於南方省份。東北三省更是典型。這個中國計劃經濟色彩最為強烈的地區，在面向市場經濟大潮中，顯露出的諸多困境，正是其不適應的表現。東北地區對民營經濟的各種限制，使得民營經濟不僅數量少，還普遍缺乏活力，反映出這一地區市場意識商業文化的欠缺。在市場經濟基礎方面，京津冀或許好於東三省，但與中國兩個最具有活力的地區相比，其差異也十分顯著。例如，民營企業發展在諸多領域受到限制，政府對經濟的過多管制和對經濟的過多干預，影響了正常的市場運營環境和要素的自由流動。 因而，要推進北方諸省市的經濟發展，重要的是落實黨的十九大提出的要求，加快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夯實市場經濟基礎，讓市場真正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