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遭遇假記者敲詐勒索的現象近年來逐漸減少， 但“真記者假監督”現象仍然不少， 而且套路更深， 手法更精。 面對這樣狐假虎威的記者， 基層為何敢怒不敢言？怎樣才能給基層一個健康良性的輿論監督環境？
消息很靈通， 敲詐有套路
“我一個記者到環保局來辦事， 你們就這態度！如果普通老百姓來了會怎麼樣！”回憶起去年一次接待某記者的經歷， 王進說。
“假監督”團夥消息靈通是出了名的。 “剛和一撥溝通協調完， 就又來了一撥。 他們之間會共用資訊。 ”淮安市委宣傳部工作人員王昕（化名）說。 不僅如此，
“他們動機非常明確， 就是來找你毛病的。 ”王昕說， “假監督”團夥在反映問題時往往都不惜長篇大論， “小題大做、生造懸念， 打所謂的‘深度’牌， 就是想讓你怕”。
“還有的人根本不來， 直接在網上拼湊一些東西發過來。 ”王進說， 這樣， 他們就可以“一稿多吃”， 幾乎同樣的內容可以向五六個不同的省份“開炮”。
花錢消災怕惹事， 取證投訴也很難
半月談記者調研瞭解到， “假監督”團夥敲詐基層現象之所以屢禁不絕， 是因為他們抓住了地方怕事情鬧大而不惜“破財消災”的心理。
徐州一基層宣傳幹部告訴半月談記者， 為保全當地政府形象和營商環境， 花錢買平安是最經濟最有效的應對辦法。 “上了熱點， 基層一線就要準備好接受問責了， 而且領導要求很明確， 從重從嚴從快處理。 ”
此外， 地方基層換屆的時候， “假監督”團夥來的次數明顯增多。 “都知道新領導怕的就是重大負面輿情， 搞不好一年的工作會被一票否決。
取證投訴難也讓一些地方宣傳幹部應對此類敲詐時束手無策。 王進表示， “假監督”團夥行動幾乎“滴水不漏”， 為了搜集證據， 他專門買了錄音筆和執法記錄儀。 “但他們一般不跟你討價還價， 收錢的時候， 有記者證的那個人不出面， 而是讓隨同的其他人來收”。
最近， 這些“假監督”團夥騷擾基層又有了新幌子， 往往打著“談合作”的旗號。 “以前三千五千就能打發走， 現在要我們買版面、投廣告， 少的要三五萬， 多的要十萬。 ”王進說， 其實他們報刊的版面早已由個人承包， 往往是一個記者帶著幾個助手在外“經營”。
鼓勵真正的監督， 遏制虛假的輿情
“說實話， 我們處理這些事情其實風險挺大的， 經費支出管理越來越嚴，
“正常的輿論監督能非常有效提高基層黨政工作效率。 一些多年沒解決的問題， 經媒體反映後， 有時很快就有了轉機。 ”王進說， 歡迎媒體對地方基層的輿論監督， 但監督應該著眼於社會公眾利益而非一己私利， 應該以建設性為底色， 而非無事生非。
自媒體發佈資訊門檻低， 讓“假監督”團夥不愁沒有“負面輿情”的出口。 “有些人說， 報紙上發不了， 但是他有網站可以發， 如果網站不能發的話， 自媒體可以發， 比如註冊今日頭條號、百家號或者一點資訊， 這個是最要命的。
“打擊新聞敲詐不能像打擊黃牛一樣， 勢頭猖獗起來才整治一下。 要把這個刹車一直踩下去， 儘量不給它留空間。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張濤甫認為， 要標本兼治， 明確執法依據， 建立長效機制， 還基層一個風清氣正的輿論監督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