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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巴威:或許是全世界最美的地方

哈拉雷郊外的一些傳統建築。 圖/視覺中國

桃莉絲·萊辛的辛巴威

文/曹然

本文首發於總第848期《中國新聞週刊》

1982年, 桃莉絲·萊辛回到闊別25年的家鄉辛巴威。

她離開時還是個30歲的年輕女人, 帶著幼小的孩子, 去倫敦追尋文學理想。 那時, 這片土地還叫南羅德西亞, 是英國在風景壯麗、氣候適宜的南部非洲最富饒的殖民地。

她走後發生了很多事。 1965年, 為了對抗宗主國支持民族自決的浪潮, 南羅德西亞脫離英國成了獨立國家, 白人得以繼續他們的特權。 兩百多萬黑人農民被趕到高地和乾旱地區。 5000個大型白人農場占了全國農耕地的一半, 最大的號稱近百平方公里。 大農場主打著高爾夫, 享受著歐式草坪和花園。

他們的富足是桃莉絲從未經歷過的。 她父母只是一對失敗的小農, 一輩子在那一畝三分地上種玉米, 沒賺到過什麼錢。 在後來的作品裡, 她多次描寫過窮苦白人農民的茅草磚房和牲畜棚。

他們吃簡陋的飲食、用油膩的餐具, 身上臭氣熏天, 因為運水太貴了, 天氣又酷熱。 在這種境遇裡, 心懷知識份子情懷的女人抱怨連連, 變得刻薄冷漠, 男人則日漸衰弱, 對於無法滿足妻子的願望和自己的野心無可奈何。

成名作《野草在歌唱》就是這樣一個故事, 這對夫婦就是萊辛父母的真實寫照。 萊辛不想重複母親的悲劇, 因此決然地扔下三個孩子中的兩個, 一走了之。 後來, 她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但是民族解放的風已經刮遍了非洲大陸, 領袖們自叢林中橫空出世。 有溫和派的約書亞·恩科莫, 有穆佐雷瓦主教, 也有號稱奉行馬克思主義的羅伯特·穆加貝。

桃莉絲1982年終於能回到辛巴威,

就是因為穆加貝已經取代了白人政府。 後者在1956年正式禁止桃莉絲入境, 理由是她從事反種族隔離和共產主義運動。 起初, 她對禁令並不是很在乎。 她已經定居在文學之都——倫敦, 有了自己的社交圈, 南羅德西亞的親友總可以去倫敦探望。 但隨著時間流逝, 她感受到了割裂的痛苦。

“……整夜整夜, 我在睡夢中哭泣, 醒來後知道, 我同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分被無情拆散。 ”她在紀實作品《非洲的笑聲》中寫道, “我做同一個夢……我的同胞, 指那些和我一起長大的白人, 要把我押送出他們的國家, 而我的另一些同胞, 那些皮膚黝黑、性情和藹的人, 卻看不見我。 ”

在辛巴威首都哈拉雷的街上, 現在很少能看到白人。 上世紀70年代鼎盛時期全國有30萬白人,

現在只剩下兩萬多。 1982年萊辛回鄉, 發現很多人都準備離開, 包括她的親弟弟。 他對黑人政府充滿反感, 計畫到當時白人仍在掌權的南非去。 但是, 還有些人要在辛巴威終老。 在哈拉雷的幾個大型購物中心, 倒是經常能看見白人老人獨自駕駛著龐大的越野車來購物, 他們的子女早已飛向世界各地。 在從約翰尼斯堡到哈拉雷的航班上, 有一位元來處理退休事務的英國老太太。 她在辛巴威工作了一輩子, 要回英國養老了, 仍然有點猶豫——不少熟人選擇留下。 一位中國商人說, 英國房東來催他交房租, 說是著急給養老院交費。

辛巴威還剩下不到500個白人農場。 有的依靠技術、有的依靠和政府要人的關係倖存下來。

其餘的土地都在2000年後穆加貝的激進土改運動中分給了黑人。 “當年殖民者沒有任何補償就拿走了我們的土地, 今天我們只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拿走他們的土地也不給任何補償。 ”這似乎是遲來的正義, 然而, 很多最肥沃的農場落入了穆加貝的朋友手中。

新晉黑人農場主缺乏運營規模化農業的經驗, 接連虧損欠下無數債務。 他們被迫回頭雇傭白人管理者, 但這些人已七零八落, 人才缺口巨大。 很難想像, 在這樣的種族狀況下, 辛巴威該怎樣發展包容性經濟。 對外資的限制也接踵而至, 房地產、服務業等行當禁止外國人經營, 礦業、製造業之類也把外資限制在50%以內。 經濟一落千丈, 辛巴威曾引以為豪的農產品出口一度瀕臨毀滅。

但這裡還是那麼美麗。在桃莉絲看來,“或許是全世界最美的”。

哈拉雷市內商務中心的一處街區,藍花楹怒放。圖/視覺中國

叢林和山丘上繁花盛開,氣候溫暖但並不酷熱。哈拉雷這座城市在非洲獨樹一幟,如一座井井有條的花園。春夏之交,每一條街上藍花楹怒放,紫色花瓣厚厚地鋪滿地面。可以在寧靜的街上欣賞別人家的花園,可以在公園裡一睹各種奇異的非洲植物。每個角落都可以入畫,比例和色彩仿佛都經過精心設計,勝過康斯塔伯畫筆下的英國鄉村。那草木由淺綠到深綠錯落有致,即使在略顯荒蕪的園子裡也自有其風骨。三角梅花叢中必然有玫紅、深紅、肉粉幾種色彩,在城中點燃一片火焰。

但要在這裡做一個舒適的外國人,享受一千多美金一年的高爾夫球場,是否難免有“殖民色彩”呢?畢竟細想下來,維持這種舒適的是經濟衰敗造成的低房價和租金,是本地廉價的傭人、園丁和司機。

談論這個問題從來都不容易,就像談論日漸消失的原始叢林。當地人用不起其他燃料,砍樹燒飯,和桃莉絲同時返回辛巴威的白人們紛紛感歎:我深愛的樹林在哪兒?桃莉絲從不回避問題的複雜性:“人們得吃飯啊!”在弟弟的農場,她和一個勞動糾紛調解員聊起了新國家,後者承認黑人政府還需要很長時間學習管理國家。她回答說:即使時間再長點也沒人會怪你們。英國殖民者製造這個國家到現在才一個世紀,辛巴威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才短短數年。為什麼西方人總是嫌棄非洲國家的落後,卻不去思考自己走向現代化經過了多麼漫長的過程呢?

後來,她跟著婦女工作小組走遍辛巴威,鼓勵女性捍衛自己的權益,為她們編寫現代生活常識讀本、社會事務讀本。她們經歷過戰爭,有些還曾經是遊擊隊員,經歷過最殘酷的生活。桃莉絲覺得,沒有理由不相信她們會帶給辛巴威一個新時代。

但是,這些“黑皮膚同胞”的眼神和言行,仍然時不時讓她明白,他們“看不到她”。他們警惕地看著她,問:“你是想回來常住嗎?好白人戰爭時都跑光了。”而她,儘管遊歷過那麼多地方,還是承認非洲塑造了自己最初的文學內核。她對這裡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的記憶都是鮮活的,儘管並不都是愉快的。齷齪也好,美麗也罷,這裡永遠是她的故鄉。但有些家鄉人並不這麼想。在他們眼裡,她的善意值得感謝,但她只是一個“深深關切辛巴威的英國人”罷了。她沒有在黑人小耕農的茅草屋裡出生長大,她和他們的世界沒有交集。

有一次,我偶然走進了舊工業區的一個餐吧。它坐落在一個工藝品店旁邊,藏身于一片樹林中。夕陽西下,光線昏暗,紅色、粉色的牆壁和綠色門框被兩盞燈點亮,像懷舊電影。鐵藝桌上鋪著花布,屋裡有磨得鋥亮的木質吧台、金色裝飾壁板、帶污漬的沙發卡座和白地磚。屋裡空無一人。

音樂聲從屋後草坪上的露天酒吧傳來,聽起來是70年代的搖滾樂。三五個白髮蒼蒼的白人顧客坐在高腳凳上,等著同樣年邁的白人酒保給他們倒酒。一個五六十歲的黑人侍者給我們送來了功能表。可選的食物不多,排在最前面的仍然是炸魚薯條。他告訴我們,這裡都是老主顧,附近居民。

這片工業區荒涼至極,少有生產的跡象。生銹、扭曲的設備隨處堆放。道路已開裂,塵土飛揚,廠房紛紛大門緊閉,據說開工率不足20%。除了此處,沿路再沒有看到其他餐館和咖啡廳,連人煙都稀少。

我們的黑人司機吃著炸薯條,講起了戰時他母親帶著孩子們四處逃難、躲避白人軍隊的事。他的兩個兄弟死于戰火。過去,黑人是不允許進這樣的餐廳的,現在沒問題了,但要有錢。因為“某些人的錯誤”,國家都快破產了,當務之急是發展經濟。好在,那些人都白髮蒼蒼了,而他還年輕。

但這裡還是那麼美麗。在桃莉絲看來,“或許是全世界最美的”。

哈拉雷市內商務中心的一處街區,藍花楹怒放。圖/視覺中國

叢林和山丘上繁花盛開,氣候溫暖但並不酷熱。哈拉雷這座城市在非洲獨樹一幟,如一座井井有條的花園。春夏之交,每一條街上藍花楹怒放,紫色花瓣厚厚地鋪滿地面。可以在寧靜的街上欣賞別人家的花園,可以在公園裡一睹各種奇異的非洲植物。每個角落都可以入畫,比例和色彩仿佛都經過精心設計,勝過康斯塔伯畫筆下的英國鄉村。那草木由淺綠到深綠錯落有致,即使在略顯荒蕪的園子裡也自有其風骨。三角梅花叢中必然有玫紅、深紅、肉粉幾種色彩,在城中點燃一片火焰。

但要在這裡做一個舒適的外國人,享受一千多美金一年的高爾夫球場,是否難免有“殖民色彩”呢?畢竟細想下來,維持這種舒適的是經濟衰敗造成的低房價和租金,是本地廉價的傭人、園丁和司機。

談論這個問題從來都不容易,就像談論日漸消失的原始叢林。當地人用不起其他燃料,砍樹燒飯,和桃莉絲同時返回辛巴威的白人們紛紛感歎:我深愛的樹林在哪兒?桃莉絲從不回避問題的複雜性:“人們得吃飯啊!”在弟弟的農場,她和一個勞動糾紛調解員聊起了新國家,後者承認黑人政府還需要很長時間學習管理國家。她回答說:即使時間再長點也沒人會怪你們。英國殖民者製造這個國家到現在才一個世紀,辛巴威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才短短數年。為什麼西方人總是嫌棄非洲國家的落後,卻不去思考自己走向現代化經過了多麼漫長的過程呢?

後來,她跟著婦女工作小組走遍辛巴威,鼓勵女性捍衛自己的權益,為她們編寫現代生活常識讀本、社會事務讀本。她們經歷過戰爭,有些還曾經是遊擊隊員,經歷過最殘酷的生活。桃莉絲覺得,沒有理由不相信她們會帶給辛巴威一個新時代。

但是,這些“黑皮膚同胞”的眼神和言行,仍然時不時讓她明白,他們“看不到她”。他們警惕地看著她,問:“你是想回來常住嗎?好白人戰爭時都跑光了。”而她,儘管遊歷過那麼多地方,還是承認非洲塑造了自己最初的文學內核。她對這裡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的記憶都是鮮活的,儘管並不都是愉快的。齷齪也好,美麗也罷,這裡永遠是她的故鄉。但有些家鄉人並不這麼想。在他們眼裡,她的善意值得感謝,但她只是一個“深深關切辛巴威的英國人”罷了。她沒有在黑人小耕農的茅草屋裡出生長大,她和他們的世界沒有交集。

有一次,我偶然走進了舊工業區的一個餐吧。它坐落在一個工藝品店旁邊,藏身于一片樹林中。夕陽西下,光線昏暗,紅色、粉色的牆壁和綠色門框被兩盞燈點亮,像懷舊電影。鐵藝桌上鋪著花布,屋裡有磨得鋥亮的木質吧台、金色裝飾壁板、帶污漬的沙發卡座和白地磚。屋裡空無一人。

音樂聲從屋後草坪上的露天酒吧傳來,聽起來是70年代的搖滾樂。三五個白髮蒼蒼的白人顧客坐在高腳凳上,等著同樣年邁的白人酒保給他們倒酒。一個五六十歲的黑人侍者給我們送來了功能表。可選的食物不多,排在最前面的仍然是炸魚薯條。他告訴我們,這裡都是老主顧,附近居民。

這片工業區荒涼至極,少有生產的跡象。生銹、扭曲的設備隨處堆放。道路已開裂,塵土飛揚,廠房紛紛大門緊閉,據說開工率不足20%。除了此處,沿路再沒有看到其他餐館和咖啡廳,連人煙都稀少。

我們的黑人司機吃著炸薯條,講起了戰時他母親帶著孩子們四處逃難、躲避白人軍隊的事。他的兩個兄弟死于戰火。過去,黑人是不允許進這樣的餐廳的,現在沒問題了,但要有錢。因為“某些人的錯誤”,國家都快破產了,當務之急是發展經濟。好在,那些人都白髮蒼蒼了,而他還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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