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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那些大師們:好大學不是因為有大樓,而是有大師

1928年的清華大學校門

梅貽琦

梅祖彥:大樓與大師

1931年, 父親梅貽琦在北平就清華大學校長職演說中談到了他教育思想的幾個重要方面,

首先是辦大學的目的。 他說:“辦學校, 特別是辦大學, 應有兩個目的, 一是研究學術, 二是造就人才。 ”這主導著他畢生辦學的方向和實踐, 無論是在北平的清華, 或抗日戰爭中的西南聯大, 還是後來在新竹的清華, 辦學的目的都是圍繞這樣的核心思想:研究學術與造就有用的人才。 他很早就看到學術研究是立國興邦的命脈所系, 不學無術將使國家民族陷於愚昧的深淵, 招致外侮與欺淩, 這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極為慘痛的教訓。

他為此堅持了兩項措施, 即保證學術自由和聘請學有專長的學者來校任教。 就是在這次就職演說中他提出了有名的“大師”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 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 孟子說:‘所謂大國者,

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 ’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 非謂有大樓之謂也, 有大師之謂也。 ”這一主張突出了高層知識份子在大學中的特殊地位, 並且把他們的作用提到很高的程度, 此後清華大學延聘了一大批學貫中西的知名學者, 一時清華教授陣容之強在國內是無與倫比的。 他們使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工學院及研究院得以充實並發展。

(《西南聯大與梅貽琦校長》)

馮友蘭

馮友蘭:教授治校

1928 年以後, 清華建立了一些制度, 為當時教育界所稱道。 其中之一就是所謂教授治校。 這個口號本來是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 但是在清華得到比較具體的實現。 1928 年以後, 清華有教授會, 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 有評議會, 由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各院院長及教授會所推舉的評議員組成。 有校務會議, 由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和各院長組成。 各院院長的產生, 是由教授會提名, 每院二人, 由校長于二人中擇一聘任, 每二年改選一次, 但連選得連任。 照理論上說, 校長只有權聘任教務長和秘書長。

在校務會議和評議會中, 校長一方面的人只有他自己、教務長和秘書長共三個人, 其餘的人都是由教授會選出來的代表, 占絕對多數(當時清華有文、理、法、工、農五個學院, 出席校務會議的有五個院長)。 照理論上說, 教授會對於校務有絕對的支配權。 這就是所謂教授治校的具體形式。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後的清華》)

王國維

孫敦恒:王國維的辮子

當時在清華園中, 有兩個人只要一看到他們的背影, 就知道是誰, 這兩位先生都在國學研究院, 一位即是王國維先生。 王國維雖是國內乃至國際的著名學者, 但對衣著卻從不講究, 天冷時穿一件長袍, 外罩灰色或深藍色罩衫, 另系一條黑色汗巾式的腰帶, 上套一黑色馬褂。 夏天, 穿一件浙江特產的絲織熟羅, 或夏布長衫, 也叫大褂。 腳上總是穿一雙布鞋, 從未穿過皮鞋;頭上一頂瓜皮小帽, 即便寒冬臘月也是如此。 帽下拖著的那條辮子, 更是他的特有標誌, 使人一見辮子, 便知他就是王國維先生。 另一位便是梁任公了。 他的兩個肩膀一高一低,走起路來也是一邊高一邊低,也很引人注意。

王國維先生的辮子,令人疑惑不解,更給家人增添了不少麻煩,每天早晨起床後,漱洗完畢,夫人就得幫他梳頭。有時潘夫人因事過忙,或遇有什麼煩心事,嘀咕他說:“人家的辮子都剪了,你留著做什麼?”王國維卻慢聲慢語地回答說:“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

梁啟超

李任夫:梁啟超的口才不及文才

梁啟超先生每次來校,坐的都是自備馬車。他在車上是手不釋卷的,一進校門,才把書裝進提包裡,但一到教授休息室,他又把書展開了。他真是一個好學不倦的人。

他講授時,對每一問題,都是上下古今,詳征博引,精闢透徹,引人入勝。在引證當中,同時提出自己的見解,來啟發大家。

他不止一次地談到:“凡研究學問,既要能鑽進去,又要能走出來,才不致為人所蔽,而能自有所得。所以古人說讀書就是攻書,這個‘攻’字很有意義,要很好地體會。”他的話確是我們研究學問的指標。

梁先生是文滿天下的人,凡是讀過梁先生文章的,無不為其帶感情的筆鋒所吸引。他的文章議論縱橫,筆鋒犀利,而又深入淺出,是人所共知、自成一格的。可是出乎意外,他的口才卻趕不上他的文才。在行文上他是思如泉湧,下筆萬言,得心應手。然而在講演上,他不是口若懸河。他雖循循善誘,但在緊要關頭,我們發覺他往往是將兩手交叉胸前,好似準備與人搏擊的姿態,非常緊張。

我平生聽過不少名人講演,很少看到這種表情。即以孫中山先生的講演而論,在他講演的時候,時間長了,也偶爾將兩手往後交叉,但是他的態度卻是從容不迫的,他的這種動作,反而引起人們的興趣,能提高聽講者的注意力,決不像梁先生那樣使人發生急迫感。這確是一個鮮明有趣的對照。也許是梁先生在講演上的訓練不及孫中山先生的駕輕就熟吧。

(《回憶梁啟超先生》)

朱自清

湯傑:朱自清與清華圖書館

朱自清先生對清華大學圖書館所作的貢獻很大。他當中文系主任期間, 為圖書館購置的書籍很多。他常常開了一篇很長的書單讓人去購辦,更多的是經常自己去琉璃廠的書肆選購,每次都滿載而歸。有一次,燕京大學的一位教授去世了,他的家屬想把其藏書賣給清華,轉托一位陳老師向朱先生說項。

朱先生看完開列的書單,僅購了其中的部分書籍,但這位元陳姓老師再三強調要全部買下,朱先生板著臉說道:“究竟我當中文系主任,還是你當中文系主任?”原來朱先生的購書是有其一定原則的。他要買的是具有研究價值的書、館藏中欠缺的書,或者是借閱流量大的書,決不願意亂花購書專款中的一分錢。

朱先生的教學很認真,對學生的作業總是精批細改,連一個標點符號也不肯放過。他教的課,常要學生默寫和背誦,錯了就要扣分,以致有些學生不敢選修他的課。求他審閱文稿,向他徵求意見的人,不管是學生還是同事,他都認真地閱讀並詳盡地提出自己的意見。我撰寫的《古代文學雜論》,其中解放前所寫的部分原稿,就曾請先生看過;在昆明時,我以漢朝大將灌嬰為筆名,發表的一些舊體詩,多曾經他過目。

(《余冠英先生談朱自清》)

趙元任

陳康定:“沒有一句褒語”的趙元任

國學研究院的教學方式分普通演講和專題研究。趙元任開出的演講課有“普通語言學”“方言學”“音韻學”,指導學生進行專題研究的範圍有“中國音韻學”“中國樂譜樂調”和“中國現代方言”等。附帶還在大學部教音樂欣賞課。趙元任所開設的“中國音韻學”,雖然是一門傳統學問,但是運用了歷史比較法講解中國音韻學的歷史,比清代音韻學家前進了一大步。

我國著名語言學家王力等就出自趙元任門下。王力1926年夏天考入國學研究院, 同班32位同學只有他跟隨趙元任學習語言學。王力的畢業論文《中國古文法》是在梁啟超和趙元任兩位導師的指導下寫成的。梁啟超給這篇論文很高的評價。他在封面上寫了一個總批:“精思妙語,為斯學辟一新途徑。”論文中還寫有“卓越千古,推倒一時”的評語。趙元任的做法正好與梁啟超相反,專找王力論文中的毛病,沒有一句褒語。

若干年後,王力為紀念趙元任去世,影印出版這篇論文。他在《序》中說:“我們要像梁啟超先生那樣鼓勵我們的研究生,使他們有信心攀登科學的高峰;我們更應該像趙元任先生那樣,嚴格要求我們的研究生,指出他們的缺點,使他們成為真正的學者。”

(《記語言學家趙元任》)

內容選自《民國趣讀老清華》,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民國趣讀編委會,責任編輯張春霞、牛夢岳、高貝。

他的兩個肩膀一高一低,走起路來也是一邊高一邊低,也很引人注意。

王國維先生的辮子,令人疑惑不解,更給家人增添了不少麻煩,每天早晨起床後,漱洗完畢,夫人就得幫他梳頭。有時潘夫人因事過忙,或遇有什麼煩心事,嘀咕他說:“人家的辮子都剪了,你留著做什麼?”王國維卻慢聲慢語地回答說:“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

梁啟超

李任夫:梁啟超的口才不及文才

梁啟超先生每次來校,坐的都是自備馬車。他在車上是手不釋卷的,一進校門,才把書裝進提包裡,但一到教授休息室,他又把書展開了。他真是一個好學不倦的人。

他講授時,對每一問題,都是上下古今,詳征博引,精闢透徹,引人入勝。在引證當中,同時提出自己的見解,來啟發大家。

他不止一次地談到:“凡研究學問,既要能鑽進去,又要能走出來,才不致為人所蔽,而能自有所得。所以古人說讀書就是攻書,這個‘攻’字很有意義,要很好地體會。”他的話確是我們研究學問的指標。

梁先生是文滿天下的人,凡是讀過梁先生文章的,無不為其帶感情的筆鋒所吸引。他的文章議論縱橫,筆鋒犀利,而又深入淺出,是人所共知、自成一格的。可是出乎意外,他的口才卻趕不上他的文才。在行文上他是思如泉湧,下筆萬言,得心應手。然而在講演上,他不是口若懸河。他雖循循善誘,但在緊要關頭,我們發覺他往往是將兩手交叉胸前,好似準備與人搏擊的姿態,非常緊張。

我平生聽過不少名人講演,很少看到這種表情。即以孫中山先生的講演而論,在他講演的時候,時間長了,也偶爾將兩手往後交叉,但是他的態度卻是從容不迫的,他的這種動作,反而引起人們的興趣,能提高聽講者的注意力,決不像梁先生那樣使人發生急迫感。這確是一個鮮明有趣的對照。也許是梁先生在講演上的訓練不及孫中山先生的駕輕就熟吧。

(《回憶梁啟超先生》)

朱自清

湯傑:朱自清與清華圖書館

朱自清先生對清華大學圖書館所作的貢獻很大。他當中文系主任期間, 為圖書館購置的書籍很多。他常常開了一篇很長的書單讓人去購辦,更多的是經常自己去琉璃廠的書肆選購,每次都滿載而歸。有一次,燕京大學的一位教授去世了,他的家屬想把其藏書賣給清華,轉托一位陳老師向朱先生說項。

朱先生看完開列的書單,僅購了其中的部分書籍,但這位元陳姓老師再三強調要全部買下,朱先生板著臉說道:“究竟我當中文系主任,還是你當中文系主任?”原來朱先生的購書是有其一定原則的。他要買的是具有研究價值的書、館藏中欠缺的書,或者是借閱流量大的書,決不願意亂花購書專款中的一分錢。

朱先生的教學很認真,對學生的作業總是精批細改,連一個標點符號也不肯放過。他教的課,常要學生默寫和背誦,錯了就要扣分,以致有些學生不敢選修他的課。求他審閱文稿,向他徵求意見的人,不管是學生還是同事,他都認真地閱讀並詳盡地提出自己的意見。我撰寫的《古代文學雜論》,其中解放前所寫的部分原稿,就曾請先生看過;在昆明時,我以漢朝大將灌嬰為筆名,發表的一些舊體詩,多曾經他過目。

(《余冠英先生談朱自清》)

趙元任

陳康定:“沒有一句褒語”的趙元任

國學研究院的教學方式分普通演講和專題研究。趙元任開出的演講課有“普通語言學”“方言學”“音韻學”,指導學生進行專題研究的範圍有“中國音韻學”“中國樂譜樂調”和“中國現代方言”等。附帶還在大學部教音樂欣賞課。趙元任所開設的“中國音韻學”,雖然是一門傳統學問,但是運用了歷史比較法講解中國音韻學的歷史,比清代音韻學家前進了一大步。

我國著名語言學家王力等就出自趙元任門下。王力1926年夏天考入國學研究院, 同班32位同學只有他跟隨趙元任學習語言學。王力的畢業論文《中國古文法》是在梁啟超和趙元任兩位導師的指導下寫成的。梁啟超給這篇論文很高的評價。他在封面上寫了一個總批:“精思妙語,為斯學辟一新途徑。”論文中還寫有“卓越千古,推倒一時”的評語。趙元任的做法正好與梁啟超相反,專找王力論文中的毛病,沒有一句褒語。

若干年後,王力為紀念趙元任去世,影印出版這篇論文。他在《序》中說:“我們要像梁啟超先生那樣鼓勵我們的研究生,使他們有信心攀登科學的高峰;我們更應該像趙元任先生那樣,嚴格要求我們的研究生,指出他們的缺點,使他們成為真正的學者。”

(《記語言學家趙元任》)

內容選自《民國趣讀老清華》,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民國趣讀編委會,責任編輯張春霞、牛夢岳、高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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