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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徐豪︱北京報導
責編：陳惟杉
》， 裡面提到國家將加快培育成渝、中原、長江中游、哈長等城市群， 再加上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這三大城市群。 ”陳耀告訴記者， 根據“十三五”規劃， 還有很多城市群的規劃正在編制中， 以前“七大國家級城市群”和現在“八大國家級城市群”的說法並不準確。
“城市群是承載國家經濟實體的最重要平臺， 未來城市群的發展要走向分級、分等， 國家級城市群不局限於到底是幾個。 ”武漢大學區域經濟學學科創始人、教授伍新木對記者分析說。
他認為， 未來城市群發展至少有3個等級的趨勢：一是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城市群， 會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特大的城市群， 不僅對中國經濟產生引領作用， 也會為世界經濟增長做出新的貢獻；二是一些對區域產生影響的城市群；三是以二三線城市為主的城市群， 在省內或跨省份。
城市群為何充滿吸引力？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史育龍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分析說， 城市群是人口大國城鎮化的主要空間載體， 我國更應該堅定不移地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推進城鎮化。
2017年8月，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課題組發佈研究結果：2015年， 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海西、山東半島、中原、武漢、長株潭、關中、成渝、遼中南、哈長等12個城市群聚集了中國經濟總量的80%。
課題組稱， 過去10年， 這12個城市群占全國經濟的份額增加了近11個百分點， 可以看出中國經濟集聚的趨勢， 也是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所在。 其中， 長三角、成渝、京津冀、中原、海西份額增長最多。 環渤海3個城市群占中國經濟份額21%， 長三角占20%， 珠三角如包含港澳約占9%， 這3個灣區總計占全國份額50%。
“可以說， 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城市群的貢獻最大， 城市群是承載人口、產業、經濟的主要載體。 國家參與全球化競爭， 主力就是城市群。 因此， 我國應把城市群作為主導形態發展。
也正因為城市群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更高級別的城市群發展規劃也成為各個地區的爭取目標。
例如關中平原城市群， 據《陝西日報》報導， 早在2004年4月， 國家發改委和國務院西部辦以“構建大關中城市群”為議題， 邀請河南三門峽、山西運城、甘肅天水等城市在西安召開大關中經濟帶座談會。 但由於東、中、西三大區域劃分， 三門峽和運城屬於中部地區， 納不進地處西部的關中， 大關中經濟帶建設告吹。
但陝西一直謀求建設關中城市群。 2008年8月， 陝西省政府發佈《關中城市群建設規劃》；2009年， 國務院批復通過關中—天水經濟區， 形成中國西部發達的城市群和產業集聚帶……
國家級城市群需要有核心城市的引領帶動，
《陝西日報》報導， 國家發改委、住建部啟動《關中平原城市群發展規劃》編制工作後， 陝西相關省市領導、省市發改委領導先後10余次赴國家發改委對接工作， 西安市配合國家發改委和陝西省發改委提供了大量資料和研究成果， 及時反映省市訴求， 得到了國家發改委、住建部等部委的大力支持。
直到今年2月， 關中平原城市群的“國家級”身份才正式確定，
在目前公佈的城市群規劃中， 幾乎全部都是跨省份的。 例如中原城市群， 以鄭州為中心， 500公里經濟圈， 囊括河南、山西、河北、安徽、山東5省的30座城市。
“以城市群為發展形態的中國區域經濟呈現出明顯的去行政區化趨勢， 這是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伍新木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計劃經濟時代，行政區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且長期保持穩定，但改革開放後，生產要素會根據市場自動進行資源配置，突破了原有的行政區。
“一個國家城市化率在50%左右時，其重要特徵是要素集聚，把周邊的資源都吸引過來。對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城市化率超過50%後，集聚效應和輻射效應該是增長最強的，在50%以前以集聚效應為主、輻射效應為輔；超過50%後，輻射效應也會增強。所以我國提出城鄉統籌發展、融合發展，在城市群的引領下，不會形成兩極分化。”伍新木說。
伍新木說，強經濟區本就積蓄著超行政區衝動，弱經濟區因擔心被邊緣化，也有率先融入、主動融入強區的內在要求，因此城市群發展多是跨行政區的。近年來，中國的跨省合作發展明顯，比如長三角、珠三角等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板塊；中原經濟區、兩湖農業經濟區等以特大產業集群為紐帶的經濟區。
破解區域協調發展難題“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既講了地帶間的協調，又講了城市群的協同。地帶間的協調即東部、中部、西部、東北等地區發展戰略的協調，城市群內部的協同發展涉及到大中型城市與小城鎮的協調。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內涵上有了新的變化。”陳耀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分析說。
區域協調發展不僅包括板塊之間的協調。陳耀表示，“推進城市群內部發展，是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重要任務，城市群建設要形成合力，推動內部協同，破解區域協調發展難題。‘十三五’規劃的19個城市群，尤其是幾個重點城市群，要率先推動協同。”
對於近年來日益受到重視的“大城市病”，陳耀對記者分析稱，“很大的原因就是對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重視不夠，要素資源過度向大城市、中心城市集聚，集聚效應達到一定規模後，產生虹吸效應，主要表現在城市群中心和週邊發展落差非常大。最突出的就是京津冀，河北就與北京、天津差距很大。”
而城市群需要彌合的，不只是板塊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和城市群內部的要素過於集中，行政壁壘方面的問題同樣值得重視。《半月談》最近的調研顯示，一方面，城市群內的各城市之間由於利益因素互相博弈，協調機制不健全；另一方面，城市群與城市群之間存在同質化競爭、資源錯配等問題。
“要打破行政區劃的利益壁壘，建立內容更豐富、合作專案更務實、合作層次更高的區域合作機制，這需要中央政府來進行協調，同級別的協調效果很難明顯。”伍新木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陳耀則認為，不同行政主體的協調，也是協同發展的難題之一。行政體制分割，導致行政主體要以本地區的利益為核心考慮資源的配置。“現在有一些探索，在不改變行政區域劃分的前提下，建立利益共用機制，核心是財稅問題。各行政主體都希望增加本地區的稅收，增強公共服務能力，大家都會在發展上爭取利益。因此，可以進行產業轉移和稅收方面的嘗試，例如北京的企業到河北，稅收試行兩地分成。另外，還要探索地區之間的生態補償機制。”
這是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伍新木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計劃經濟時代，行政區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且長期保持穩定，但改革開放後，生產要素會根據市場自動進行資源配置，突破了原有的行政區。“一個國家城市化率在50%左右時，其重要特徵是要素集聚，把周邊的資源都吸引過來。對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城市化率超過50%後，集聚效應和輻射效應該是增長最強的，在50%以前以集聚效應為主、輻射效應為輔；超過50%後，輻射效應也會增強。所以我國提出城鄉統籌發展、融合發展，在城市群的引領下，不會形成兩極分化。”伍新木說。
伍新木說，強經濟區本就積蓄著超行政區衝動，弱經濟區因擔心被邊緣化，也有率先融入、主動融入強區的內在要求，因此城市群發展多是跨行政區的。近年來，中國的跨省合作發展明顯，比如長三角、珠三角等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板塊；中原經濟區、兩湖農業經濟區等以特大產業集群為紐帶的經濟區。
破解區域協調發展難題“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既講了地帶間的協調，又講了城市群的協同。地帶間的協調即東部、中部、西部、東北等地區發展戰略的協調，城市群內部的協同發展涉及到大中型城市與小城鎮的協調。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內涵上有了新的變化。”陳耀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分析說。
區域協調發展不僅包括板塊之間的協調。陳耀表示，“推進城市群內部發展，是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重要任務，城市群建設要形成合力，推動內部協同，破解區域協調發展難題。‘十三五’規劃的19個城市群，尤其是幾個重點城市群，要率先推動協同。”
對於近年來日益受到重視的“大城市病”，陳耀對記者分析稱，“很大的原因就是對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重視不夠，要素資源過度向大城市、中心城市集聚，集聚效應達到一定規模後，產生虹吸效應，主要表現在城市群中心和週邊發展落差非常大。最突出的就是京津冀，河北就與北京、天津差距很大。”
而城市群需要彌合的，不只是板塊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和城市群內部的要素過於集中，行政壁壘方面的問題同樣值得重視。《半月談》最近的調研顯示，一方面，城市群內的各城市之間由於利益因素互相博弈，協調機制不健全；另一方面，城市群與城市群之間存在同質化競爭、資源錯配等問題。
“要打破行政區劃的利益壁壘，建立內容更豐富、合作專案更務實、合作層次更高的區域合作機制，這需要中央政府來進行協調，同級別的協調效果很難明顯。”伍新木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陳耀則認為，不同行政主體的協調，也是協同發展的難題之一。行政體制分割，導致行政主體要以本地區的利益為核心考慮資源的配置。“現在有一些探索，在不改變行政區域劃分的前提下，建立利益共用機制，核心是財稅問題。各行政主體都希望增加本地區的稅收，增強公共服務能力，大家都會在發展上爭取利益。因此，可以進行產業轉移和稅收方面的嘗試，例如北京的企業到河北，稅收試行兩地分成。另外，還要探索地區之間的生態補償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