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東北部的阿薩姆邦（Assam）， 緊挨著喜馬拉雅山南麓， 是印度最大的產茶區所在地。 在阿薩姆邦的最東端， 零星點綴著幾個被當地人稱為“小中國城”（China Patty）的村鎮， 其中最大的一個鎮子叫Makum， 意為“會晤地點”。 如果你能幸運地找到Makum鎮僅剩的幾位華人， 那他們會告訴你， 鎮子有一個中文名字， 叫“馬金”。
沒有人知道曾經居住在這些小鎮裡的華人的準確數字， 按照阿薩姆邦政府當年的記錄， 在上個世紀50年代， 這裡大約有2000到3000名華人， 是印度境內除了加爾各答和孟買這兩大都市以外最大的華人聚集地。 馬金鎮裡不僅有中國餐館和雜貨鋪，
阿薩姆紅茶的誕生
1824年， 第一次英緬戰爭爆發， 兩年之後， 緬甸戰敗， 英國人吞併了原屬於緬甸貢榜王朝的阿薩姆地區， 將其併入了英屬印度的版圖。 英國人布魯斯兄弟——哥哥羅伯特·布魯斯（Robert Bruce）和弟弟查理斯·布魯斯（Charles Bruce）， 在阿薩姆的布拉馬普特拉河（雅魯藏布江下游）河谷、一個景頗族寨子裡， 發現了一種專供部落酋長喝的飲品。 布魯斯兄弟將其中泡著的樹葉狀植物帶回加爾各答檢驗後， 確定了那是一種茶葉， 一種類似于中國雲南和緬甸北部產的古樹茶。
印度阿薩姆邦有800多個茶園， 阿薩姆茶區是印度最大的茶區， 面積和產量約占全印度的55%左右。 圖為阿薩姆茶園。 （原創圖片， 拍攝：朱諾）
加爾各答的商人們欣喜若狂， 認定阿薩姆的茶葉將打破中國人在茶葉種植領域的壟斷地位。 然而，
不過， 加爾各答的商人們並沒有就此死心， 茶葉不好？但土壤還是可以的。 他們商議後決定， 成立加爾各答茶葉委員會， 委派查理斯·布魯斯負責， 從中國引進茶種， 在布拉馬普特拉河畔開闢實驗茶園， 將阿薩姆茶與中國茶進行雜交， 栽培出適合英國人口味的茶葉品種。 幾年後， 布魯斯在實驗茶園裡種出了令人滿意的“栽培茶”， 然而， 當茶葉委員會決定大面積種植這種茶葉時， 又遇到了一個難題：阿薩姆的當地土著粗鄙懶散， 根本不會種茶， 遑論產業化加工， 即使對他們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培訓，
於是， 布魯斯決定， 不僅要引進中國茶種， 還要引進中國“茶農”！畢竟， 中國是茶葉種植的鼻祖， 中國人種出的茶葉具有一定的品牌可信度。 於是， 19世紀30年代初期， 查理斯·布魯斯將一批中國“茶農”帶到了阿薩姆的茶園。 1938年， 第一批阿薩姆紅茶試銷英倫， 並一炮打紅。 這批標榜為“真正的中國茶農在帝國阿薩姆生產出品”的茶葉甫一亮相拍賣市場， 價格便扶搖直上， 很快便供不應求了。
阿薩姆茶園。 （原創圖片， 拍攝：朱諾）
英國人請來的“茶農”
之所以“茶農”要加上引號， 是因為這些人原本並非茶農。 在那個年代， 大清帝國沒有勞務輸出制度， 普通中國人也不可能自由出入國境。 實際上， 查理斯·布魯斯帶到阿薩姆的第一批中國人， 來自另一塊大英帝國的殖民地——馬來的檳榔嶼和新加坡。 他們大多是下南洋討生活的廣東人， 有的是船夫， 有的做苦力。 查理斯明知他們並沒有種植茶葉的經驗， 但他相信， 無論如何， 中國人都要比阿薩姆的土著更守紀律， 更好培訓，而且，至少他們是中國人，不違“中國茶農出品”的廣告宣傳。
關於查理斯帶到阿薩姆的這些華人，英國人並沒有留下多少詳細的記錄。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的印度裔教授沙馬（Jayeeta Sharma）在其著作《帝國花園》（Empire's Garden）一書中，提到了其中的兩個人。一位名叫阿蒙（A Mong），他是第一位到達阿薩姆的中國人。在茶園建設初期，他為英國人出了不少力，也從中獲得了不錯的報酬。他後來從英國人手裡買下了一座茶園，卻由於經營不善而倒閉。另一位名叫“蘭誇”（音譯，Lamqua）的人，曾經是加爾各答華人社區裡的醫生，因為有些文化且英文流利，被布魯斯雇來做茶園的經理兼翻譯。
這些“茶農”中的絕大部分人是單身男性，對他們來說，在荒蠻之地開闢種植園不是一件輕鬆的生計。他們中的一些人因受不了阿薩姆潮濕悶熱的天氣和茶園工作的艱辛，很快就跑掉了；另一些人則感染上了熱帶疾病，不久便死去；少數堅持熬下來的人，與當地少數民族女子結婚生子。幾代人之後，他們穿上了隆基，說著一口流利的阿薩姆語，除了屋裡供奉的祖先牌位，已經很難分辨得出他們與當地人有什麼不同了。
此後的一百年間，先後又有幾批華人前來投奔，他們大多是在大陸兵荒馬亂的年代逃難到緬甸或馬來的華人。他們經親友或鄉人介紹，輾轉來到阿薩姆。他們以不同的茶園為單位，逐漸形成了數個華人社區。
戰爭改變命運
發生在1962年的那場中印戰爭，徹底改變了這群華人“茶農”的命運。在中國軍隊單方面宣佈停火的一個星期後，11月29日的夜裡，馬金的華人被全副武裝的印度士兵從家中拖出，押送到不遠處的一座監獄。他們被告知，政府只是把他們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只需待上兩三天，除了證明身份的文件，不得攜帶任何東西。
然而，幾天以後，這些華人又被押解上一輛悶罐子火車，送到了兩千多公里以外的拉賈斯坦邦沙漠中的迪奧利（Deoli）集中營。據華人們後來回憶，那是一場漫長的苦難之旅，老人、兒童、病人、孕婦，統統被關在擁擠不堪的車廂裡，經過了七天七夜的旅程，自東向西穿過幾乎整個印度大陸，很多人在到達集中營的時候，已經虛脫到無力支撐自己的地步。
迪奧利集中營裡關押了來自加爾各答、孟買、阿薩姆等地的將近一萬名華人，據說，相比於加爾各答和孟買的華人，阿薩姆的華人更難被識別，因為他們已經與當地人通婚幾代了。印度政府逮捕他們時，主要靠鄰里之間的舉報，或者靠面相辨識，長得偏向中國人的，一律先抓起來再說。這樣的關押拆散了很多家庭，華人丈夫被帶走，阿薩姆妻子則被允許留下，子女當中，那就要看你繼承了誰的基因更多一些了。
1963年，印度政府決定遣返集中營裡的大部分華人。中國政府先後派出三艘輪船，陸續將這些華人接回國內，並安置他們在廣東湛江或雲南鶴慶的華僑農場裡工作。留在集中營裡的人在隨後幾年陸續回到了阿薩姆，最後一批人於1967年被釋放時，已經在集中營裡生活了四年半了。然而，回到阿薩姆的華人卻悲哀地發現，家裡的房屋、財產被印度政府沒收拍賣，他們不得不投靠親友，原本小康自足的生活沒了，現在他們淪落到了寄人籬下甚至家破人亡的境地。
在隨後的幾十年裡，阿薩姆中國茶農的後人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漸漸移民離開了印度，新加坡、加拿大、香港、澳洲……都是他們的目的地。而留在阿薩姆“小中國城”裡的華人則已經寥寥無幾了，馬金的華人商鋪和俱樂部早已不復存在，當年的馬金小學已經成為印度政府的公立學校，校門上的中文匾額也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阿薩姆的馬金華僑小學資料圖。“亞三”即“阿薩姆”（Assam）。
如今，馬金的華僑小學成為印度的公立學校。
回鄉之路
五十多年後，阿薩姆的印度女作家綽乎麗（Rita Chowdhury）在香港偶遇了一位華人茶農的後人，才知道自己家鄉發生過這樣一段被印度政府長期掩蓋的歷史。她隨後追蹤採訪了一些仍然在世的阿薩姆華人，並受邀到香港的阿薩姆華人社區參加他們的聚會。她在聚會中發現，這些華人之間仍然使用阿薩姆語交流，晚會上的節目也是華人們演唱阿薩姆民歌，表演阿薩姆舞蹈。他們說，無論移民到了哪裡，他們都不能忘掉自己來自印度的阿薩姆。
2010年，綽乎麗出版了以阿薩姆華人身世為主線的小說《馬金》（Makam），成為當年印度的暢銷書，獲得了多項印度文學大獎。2015年，《馬金》又出了英文版，讓更多的印度人及外國讀者瞭解到這一段塵封往事。
綽乎麗在各種簽名會和文學交流活動中反復呼籲，印度政府不僅欠阿薩姆華人一個道歉，還應該退還當年沒收他們的財產。她將印度政府對待華人的行為，與二戰期間美國政府關押日本裔美國人的事件相比較，美國政府後來向日裔美國人做出了鄭重的道歉，而印度政府至今沒有任何回應。
2013年10月，現居香港的阿薩姆華人回到馬金鎮，見到童年玩伴。
2015年，59歲的阿薩姆華人梁林芝找到了分散53年、現居中國的父母。她請求印度政府幫助她與父母見面。
綽乎麗還走訪了阿薩姆邦長和邦議會，請求政府出資，接這些流落在外的華人回鄉看看。在她的不懈努力下，2013年10月，十名現居香港的阿薩姆華人回到了他們出生的地方，印度阿薩姆邦馬金鎮。當他們踏上分別五十年的故土時，不禁老淚縱橫。
更好培訓，而且，至少他們是中國人，不違“中國茶農出品”的廣告宣傳。關於查理斯帶到阿薩姆的這些華人，英國人並沒有留下多少詳細的記錄。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的印度裔教授沙馬（Jayeeta Sharma）在其著作《帝國花園》（Empire's Garden）一書中，提到了其中的兩個人。一位名叫阿蒙（A Mong），他是第一位到達阿薩姆的中國人。在茶園建設初期，他為英國人出了不少力，也從中獲得了不錯的報酬。他後來從英國人手裡買下了一座茶園，卻由於經營不善而倒閉。另一位名叫“蘭誇”（音譯，Lamqua）的人，曾經是加爾各答華人社區裡的醫生，因為有些文化且英文流利，被布魯斯雇來做茶園的經理兼翻譯。
這些“茶農”中的絕大部分人是單身男性，對他們來說，在荒蠻之地開闢種植園不是一件輕鬆的生計。他們中的一些人因受不了阿薩姆潮濕悶熱的天氣和茶園工作的艱辛，很快就跑掉了；另一些人則感染上了熱帶疾病，不久便死去；少數堅持熬下來的人，與當地少數民族女子結婚生子。幾代人之後，他們穿上了隆基，說著一口流利的阿薩姆語，除了屋裡供奉的祖先牌位，已經很難分辨得出他們與當地人有什麼不同了。
此後的一百年間，先後又有幾批華人前來投奔，他們大多是在大陸兵荒馬亂的年代逃難到緬甸或馬來的華人。他們經親友或鄉人介紹，輾轉來到阿薩姆。他們以不同的茶園為單位，逐漸形成了數個華人社區。
戰爭改變命運
發生在1962年的那場中印戰爭，徹底改變了這群華人“茶農”的命運。在中國軍隊單方面宣佈停火的一個星期後，11月29日的夜裡，馬金的華人被全副武裝的印度士兵從家中拖出，押送到不遠處的一座監獄。他們被告知，政府只是把他們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只需待上兩三天，除了證明身份的文件，不得攜帶任何東西。
然而，幾天以後，這些華人又被押解上一輛悶罐子火車，送到了兩千多公里以外的拉賈斯坦邦沙漠中的迪奧利（Deoli）集中營。據華人們後來回憶，那是一場漫長的苦難之旅，老人、兒童、病人、孕婦，統統被關在擁擠不堪的車廂裡，經過了七天七夜的旅程，自東向西穿過幾乎整個印度大陸，很多人在到達集中營的時候，已經虛脫到無力支撐自己的地步。
迪奧利集中營裡關押了來自加爾各答、孟買、阿薩姆等地的將近一萬名華人，據說，相比於加爾各答和孟買的華人，阿薩姆的華人更難被識別，因為他們已經與當地人通婚幾代了。印度政府逮捕他們時，主要靠鄰里之間的舉報，或者靠面相辨識，長得偏向中國人的，一律先抓起來再說。這樣的關押拆散了很多家庭，華人丈夫被帶走，阿薩姆妻子則被允許留下，子女當中，那就要看你繼承了誰的基因更多一些了。
1963年，印度政府決定遣返集中營裡的大部分華人。中國政府先後派出三艘輪船，陸續將這些華人接回國內，並安置他們在廣東湛江或雲南鶴慶的華僑農場裡工作。留在集中營裡的人在隨後幾年陸續回到了阿薩姆，最後一批人於1967年被釋放時，已經在集中營裡生活了四年半了。然而，回到阿薩姆的華人卻悲哀地發現，家裡的房屋、財產被印度政府沒收拍賣，他們不得不投靠親友，原本小康自足的生活沒了，現在他們淪落到了寄人籬下甚至家破人亡的境地。
在隨後的幾十年裡，阿薩姆中國茶農的後人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漸漸移民離開了印度，新加坡、加拿大、香港、澳洲……都是他們的目的地。而留在阿薩姆“小中國城”裡的華人則已經寥寥無幾了，馬金的華人商鋪和俱樂部早已不復存在，當年的馬金小學已經成為印度政府的公立學校，校門上的中文匾額也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阿薩姆的馬金華僑小學資料圖。“亞三”即“阿薩姆”（Assam）。
如今，馬金的華僑小學成為印度的公立學校。
回鄉之路
五十多年後，阿薩姆的印度女作家綽乎麗（Rita Chowdhury）在香港偶遇了一位華人茶農的後人，才知道自己家鄉發生過這樣一段被印度政府長期掩蓋的歷史。她隨後追蹤採訪了一些仍然在世的阿薩姆華人，並受邀到香港的阿薩姆華人社區參加他們的聚會。她在聚會中發現，這些華人之間仍然使用阿薩姆語交流，晚會上的節目也是華人們演唱阿薩姆民歌，表演阿薩姆舞蹈。他們說，無論移民到了哪裡，他們都不能忘掉自己來自印度的阿薩姆。
2010年，綽乎麗出版了以阿薩姆華人身世為主線的小說《馬金》（Makam），成為當年印度的暢銷書，獲得了多項印度文學大獎。2015年，《馬金》又出了英文版，讓更多的印度人及外國讀者瞭解到這一段塵封往事。
綽乎麗在各種簽名會和文學交流活動中反復呼籲，印度政府不僅欠阿薩姆華人一個道歉，還應該退還當年沒收他們的財產。她將印度政府對待華人的行為，與二戰期間美國政府關押日本裔美國人的事件相比較，美國政府後來向日裔美國人做出了鄭重的道歉，而印度政府至今沒有任何回應。
2013年10月，現居香港的阿薩姆華人回到馬金鎮，見到童年玩伴。
2015年，59歲的阿薩姆華人梁林芝找到了分散53年、現居中國的父母。她請求印度政府幫助她與父母見面。
綽乎麗還走訪了阿薩姆邦長和邦議會，請求政府出資，接這些流落在外的華人回鄉看看。在她的不懈努力下，2013年10月，十名現居香港的阿薩姆華人回到了他們出生的地方，印度阿薩姆邦馬金鎮。當他們踏上分別五十年的故土時，不禁老淚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