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5日， 毛澤東等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由西柏坡遷到北平， 這是毛澤東同前來迎接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機場合影。
民主人士出席歡迎儀式
“五一口號”發佈70周年了。 回顧這段具有非凡意義的歷史， 我們不能不提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 我國近現代歷史上傑出的軍事家和政治家，
直接見證“五一口號”
1948年4月30日， 中共中央發佈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 次日， 毛澤東致函在香港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沈鈞儒， 信中說：
在目前形勢下， 召集人民代表大會， 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 並擬訂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 業已成為必要， 時機亦已成熟。 國內廣大民主人士業已有了此種要求， 想二兄必有同感。 但欲實現這一步驟， 必須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個會議。
此信實為對“五一口號”第5條“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 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進一步補充。 從信中也可以看出， 中共的“五一口號”絕不僅僅是宣傳， 實際上扎扎實實的政治協商已經開始。
積極回應“五一口號”
收到毛澤東的信， 李濟深當即就對潘漢年表示完全支持毛澤東的提議， 並立即行動起來， 開展了一系列響應“五一口號”的活動。
1948年5月3日， 李濟深召集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討論中共“五一口號”， 他說：“中共‘五一口號’堅持黨派協商， 聯合政府， 足見共產黨不搞一黨專政之誠意。 本党同志應深刻反省， 站到民主陣營中來。 ”在獲得到會人士一致贊同的基礎上， 5月5日， 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郭沫若等12位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聯名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 並向國內外各報館、團體及全國同胞發表聯合通電， 表示完全贊同中共中央的倡議。 通電指出：“南京反動政府， 竊權賣國， 史無先例……同人等日深焦慮， 力圖對策， 盱衡中外， 正欲主張。 乃讀中國共產黨‘五一’勞動節號召第五項：‘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 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 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電達中共表示同意外，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為重要。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用特奉達，至希速予策進，並盼賜教。”
從6月份起，為了擴大和鞏固革命統一戰線，為新政協的召開做準備，各民主黨派又以香港為中心，開展了一場內容豐富、引人注目的新政協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各民主黨派就如何召開新政協、建立新中國的問題，紛紛發表宣言，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和主張。
6月25日，在李濟深的帶領下，民革中央發表了回應中共“五一口號”的聲明。《聲明》表示民革完全同意中共的建議，中共提出召開新政協、商討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問題的這一建議，既符合孫中山當年的建國精神，“亦為本會行動綱領所明白規定”，並根據孫中山先生的遺教，本著“建設一個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國”的目標，對新政協的籌備和召開，提出了四項政治主張。
在民革發表回應“五一口號”的聲明前後，其他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海外華僑也紛紛以各種方式發表通電、聲明、宣言、告全國同胞書，積極回應中國共產黨號召。
1948年8月1日，毛澤東電複李濟深等12位在香港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複電指出：“諸先生贊同敝党五月一日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一項主張，並熱心促其實現，極為欽佩。”並要求各民主黨派迅速就召集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時機、地點、何人召集、參加會議者的範圍以及會議應討論的問題等共同研討。同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局、香港分局並告吳克堅、潘漢年電：歡迎各民主黨派來解放區商談和進行準備工作。電文指示：“與李濟深、馮玉祥、章伯鈞、譚平山及其他中間派反蔣分子保持密切聯繫，尊重他們，多對他們做誠懇的解釋工作；爭取他們，不使他們跑入美帝國主義圈套裡去。是為至要。”
努力實踐“五一口號”
李濟深在民革發出回應中共“五一口號”的聲明以後，就一直在反復思考如何實現爭取美英改變對華政策、擴大革命統一戰線、結束蔣介石獨裁統治、籌備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戰略問題。作為對毛澤東1948年8月1日複電的積極回應，李濟深立即給已抵達解放區的民革中央常委朱學范發電，要他代表民革向中共中央表示“民革願意與中共合作，共商國是，並儘早就成立新政協和民主聯合政府問題交換意見”。同時，派民革中央常委蔡廷鍇、譚平山作為民革代表首批奔赴解放區，把他對以上戰略問題的思考和建議帶給中共中央。
1948年底，李濟深請黃啟漢轉交他寫給白崇禧的親筆信：“革命進展至此，似不應再有所徘徊觀望之餘地……望站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立場，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反獨裁、反戡亂主張，贊成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立即行動，號召全國化干戈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
李濟深還派人在國內外積極開展軍事策反活動，親自給傅作義、閻錫山、程潛等寫信要求他們相機舉行起義，或暫時保存實力，不再為蔣介石賣命。
李濟深的策反工作也有人表示異議，他們認為，民革的重要工作是與共產黨合作，召開新政協組織民主聯合政府，“策反工作固然重要，可責成軍事小組的同志去做，不必事必躬親，分散精力”。李濟深不同意這種觀點：“民革不在策反方面做出成績，將何以交待新政協？何以交待聯合政府？”“我們應該去盡力瓦解蔣介石的軍隊，來配合中共的軍事進攻。”所以，儘管中共一再邀請李濟深北上，但他以“瓦解蔣軍工作為重”，在“國民黨將領紛紛與他聯繫之際”，“期待有所作為”，直至1948年底才成行。
1948年10月，就在李濟深63歲誕辰之際，中共中央委託高崗、李富春在哈爾濱約集陸續到達東北解放區的民革、民盟領導人蔡廷鍇、譚平山、朱學范、李德全、沈鈞儒、章伯鈞等人，就中共起草的《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多問題》草案進行座談，徵求大家的意見。隨後中共中央又委託華南局方方、潘漢年、連貫等人，將這個草案轉交在香港的李濟深、何香凝等民主黨派領導人徵詢意見。各民主黨派對草案作了認真討論，並提出了若干意見和建議。11月25日，高崗、李富春又與在哈爾濱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在吸收各民主黨派一些合理建議的基礎上，對《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多問題》進行了協商，並達成了共同協議。
新政協籌備工作的開展，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在1948年11月，許多國家的記者紛紛來到香港，就中國國內形勢、新政協會議、民主聯合政府和新中國成立後的外交政策等問題，訪問李濟深。李濟深代表中國民主黨派熱情地接受了訪問，坦率地回答了他們的問題，他對西方各國記者的一系列問題簡明扼要、合情合理地回答，在國內外均獲得良好反映，產生了很大影響。
“北上”到達東北解放區
1948年12月26日李濟深等30多位民主人士從香港乘坐挪威籍貨輪“阿爾丹”號，經過12天的艱苦航行北上到達東北解放區。1949年元旦這天，李濟深在船上眺望茫茫大海，應茅盾先生所請，即興作詩抒懷：
同舟共濟，一心一意，為了一件大事！一件為著參與共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康樂的新中國的大事！同舟共濟，恭喜恭喜，一心一意，來做一件大事。前進！前進！努力！努力！
這首詩充分表達了李濟深回應“五一口號”，決心參與建設新中國偉大事業的心聲。也在1949年元旦這一天，香港《華商報》發表了李濟深在離港前就寫好的題為《團結建國》的元旦獻詞。在獻詞中，李濟深以喜悅的心情歡呼：“人民革命已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一切民主陣線的朋友、愛國的人士“都應準備其知識能力”，“為建立一個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這篇文章更是李濟深對國家美好前途的設想和希冀。
1949年1月22日，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人聯合發表題為《我們對於時局的意見》的聲明，明確宣告“在人民解放戰爭進行中，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這是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確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聲明對毛澤東主席1月14日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表的時局聲明中的民主和平八個條件，表示“徹底的支持”。這八項條件即是：“戰爭罪犯必須懲辦；偽憲法和法統必須廢除；一切反動軍隊必須依民主原則改編；官僚資本必須沒收；土地制度必須改革；賣國條約必須廢除；南京反動政府與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利，必須接收；而將要召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和將要成立的民主聯合政府也必須拒絕反動分子的參加。一句話歸總，就是人民革命必須進行到底。革命進行到底的一天，便是真正的和平到來的一天，全國解放到來的一天。解放了的人民，力量是無比強大的……我們敢相信，把反動政權摧毀以後，我們能以較短的期間，建設成一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國，人民民主共和國。光明的遠景在我們的前面，我們應一致努力。”這份聲明深刻表明了中國各民主黨派代表人士為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國的決心和態度。
投身新政協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開幕，會議由毛澤東、李濟深、沈鈞儒等人主持。在開幕式上，毛澤東作了重要講話。李濟深也發表了講話，他說：“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是建設一個符合人民願望的新中國的開始，我們是以非常的歡欣鼓舞的心情來參加的”，“全中國人民，盼望有一個民主的、獨立的、和平的、繁榮的中國出現，已經很久了”，“為了它，犧牲了無數的烈士的頭顱鮮血；為了它，犧牲了無數的人民的生命財產。到今天，障礙我們建國的一切反動勢力快要完全消滅，我們可以順利地建立一個符合人民願望的新中國了，這是何等高興的事！”
李濟深指出：“我們要籌備好一個足以代表全國各革命階層的新政治協商會議，使之能夠號召各階層群眾，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團結一起，各盡其所能，為肅清一切反動殘餘和建設新民主的中國而奮鬥到底。”
李濟深特別強調：“共同建國綱領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方案，是關係到全國人民生活的國家大計。我們要深謀遠慮地制定切實的草案，使人民願望的新中國得以迅速地建立起來。”最後他指出，籌備會的責任很重大，我們一定要“認真地、嚴肅地在毛澤東領導下進行我們的工作”。
會議根據《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選出了以毛澤東為首的21人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常委會推選李濟深為副主任。為了迅速完成召開新政協的準備工作，籌備會將參加籌備工作的各黨派及各方面代表分成六個小組，在常委會領導下，開展籌備工作。李濟深等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所在的第一小組承擔起了擬訂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額和名單的任務，這是一項極為重要、複雜又非常繁重的工作。李濟深作為籌備會副主任，積極參加領導了各項籌備工作，為新政協會議的召開做出了貢獻。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開幕，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人民的盛會。何香凝、李濟深代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全體會議上作了大會發言，他們說：“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為之奮鬥的目標，是對內實現國家的自由平等，節制資本和實行耕者有其田，對外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所有這些，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得到了實現，我們可以告慰在九泉之下的孫先生了！”“我代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鄭重表示，我們對於人民政協向大會提出的原草案，完全贊同。”
9月23日的全體會議上，李濟深代表民革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他指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顯示著中國人民空前的大團結，顯示著中國人民從此自己來處理中國的事務，顯示著人民的新中國的光輝燦爛的前程。”“從此我們開始穩步走上建立一個符合人民願望的新中國的道路。”他指出，大會之所以能夠召開，應“感謝中國共產黨20多年的艱苦和正確領導，感謝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英勇作戰，感謝全國人民與反革命勢力長期搏鬥，以及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一切愛國民主人士共同努力。”
李濟深強調指出：“我們要建立的新中國，即人民由被壓迫地位變為新社會新國家的主人之新民主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個新國家中，政權操在人民的手裡，並剝奪違背國家利益的反人民的反動派即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利益的反動派之參政權利。這就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
李濟深代表民革鄭重表示：對於人民政協籌備會向大會提出的共同綱領第三項法案草案“完全贊同”，因為這些“草案的基本精神和全部內容正是中國人民近百年來艱苦追求實現的目標，更與我黨創始人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完全符合”，“在今後的新中國建設的艱巨工作中，我們還要更加鞏固四階級聯盟，在中國共產黨及毛主席領導之下，按照本屆會議制定的藍圖共同綱領，不避艱辛再接再厲向前邁進”。
會議的最後一天,在充分民主協商的基礎上，大會選舉組成了廣泛代表各方面利益、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李濟深分別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1959年10月9日李濟深先生逝世了，在他逝世的前幾天，寫下了一首《十年建國萬年紅》的詩，這首詩飽含深情地歌頌新中國，表達了他對祖國統一的刻骨銘心的期盼，同時也可以看作是他實踐當年“五一口號”的最後遺言：
十年建國萬年紅，衡麓光往永照中。
我與人民宏願在，及身要見九州同。
（本文作者為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李濟深外孫）
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電達中共表示同意外，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為重要。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用特奉達，至希速予策進，並盼賜教。”從6月份起，為了擴大和鞏固革命統一戰線，為新政協的召開做準備，各民主黨派又以香港為中心，開展了一場內容豐富、引人注目的新政協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各民主黨派就如何召開新政協、建立新中國的問題，紛紛發表宣言，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和主張。
6月25日，在李濟深的帶領下，民革中央發表了回應中共“五一口號”的聲明。《聲明》表示民革完全同意中共的建議，中共提出召開新政協、商討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問題的這一建議，既符合孫中山當年的建國精神，“亦為本會行動綱領所明白規定”，並根據孫中山先生的遺教，本著“建設一個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國”的目標，對新政協的籌備和召開，提出了四項政治主張。
在民革發表回應“五一口號”的聲明前後，其他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海外華僑也紛紛以各種方式發表通電、聲明、宣言、告全國同胞書，積極回應中國共產黨號召。
1948年8月1日，毛澤東電複李濟深等12位在香港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複電指出：“諸先生贊同敝党五月一日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一項主張，並熱心促其實現，極為欽佩。”並要求各民主黨派迅速就召集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時機、地點、何人召集、參加會議者的範圍以及會議應討論的問題等共同研討。同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局、香港分局並告吳克堅、潘漢年電：歡迎各民主黨派來解放區商談和進行準備工作。電文指示：“與李濟深、馮玉祥、章伯鈞、譚平山及其他中間派反蔣分子保持密切聯繫，尊重他們，多對他們做誠懇的解釋工作；爭取他們，不使他們跑入美帝國主義圈套裡去。是為至要。”
努力實踐“五一口號”
李濟深在民革發出回應中共“五一口號”的聲明以後，就一直在反復思考如何實現爭取美英改變對華政策、擴大革命統一戰線、結束蔣介石獨裁統治、籌備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戰略問題。作為對毛澤東1948年8月1日複電的積極回應，李濟深立即給已抵達解放區的民革中央常委朱學范發電，要他代表民革向中共中央表示“民革願意與中共合作，共商國是，並儘早就成立新政協和民主聯合政府問題交換意見”。同時，派民革中央常委蔡廷鍇、譚平山作為民革代表首批奔赴解放區，把他對以上戰略問題的思考和建議帶給中共中央。
1948年底，李濟深請黃啟漢轉交他寫給白崇禧的親筆信：“革命進展至此，似不應再有所徘徊觀望之餘地……望站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立場，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反獨裁、反戡亂主張，贊成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立即行動，號召全國化干戈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
李濟深還派人在國內外積極開展軍事策反活動，親自給傅作義、閻錫山、程潛等寫信要求他們相機舉行起義，或暫時保存實力，不再為蔣介石賣命。
李濟深的策反工作也有人表示異議，他們認為，民革的重要工作是與共產黨合作，召開新政協組織民主聯合政府，“策反工作固然重要，可責成軍事小組的同志去做，不必事必躬親，分散精力”。李濟深不同意這種觀點：“民革不在策反方面做出成績，將何以交待新政協？何以交待聯合政府？”“我們應該去盡力瓦解蔣介石的軍隊，來配合中共的軍事進攻。”所以，儘管中共一再邀請李濟深北上，但他以“瓦解蔣軍工作為重”，在“國民黨將領紛紛與他聯繫之際”，“期待有所作為”，直至1948年底才成行。
1948年10月，就在李濟深63歲誕辰之際，中共中央委託高崗、李富春在哈爾濱約集陸續到達東北解放區的民革、民盟領導人蔡廷鍇、譚平山、朱學范、李德全、沈鈞儒、章伯鈞等人，就中共起草的《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多問題》草案進行座談，徵求大家的意見。隨後中共中央又委託華南局方方、潘漢年、連貫等人，將這個草案轉交在香港的李濟深、何香凝等民主黨派領導人徵詢意見。各民主黨派對草案作了認真討論，並提出了若干意見和建議。11月25日，高崗、李富春又與在哈爾濱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在吸收各民主黨派一些合理建議的基礎上，對《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多問題》進行了協商，並達成了共同協議。
新政協籌備工作的開展，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在1948年11月，許多國家的記者紛紛來到香港，就中國國內形勢、新政協會議、民主聯合政府和新中國成立後的外交政策等問題，訪問李濟深。李濟深代表中國民主黨派熱情地接受了訪問，坦率地回答了他們的問題，他對西方各國記者的一系列問題簡明扼要、合情合理地回答，在國內外均獲得良好反映，產生了很大影響。
“北上”到達東北解放區
1948年12月26日李濟深等30多位民主人士從香港乘坐挪威籍貨輪“阿爾丹”號，經過12天的艱苦航行北上到達東北解放區。1949年元旦這天，李濟深在船上眺望茫茫大海，應茅盾先生所請，即興作詩抒懷：
同舟共濟，一心一意，為了一件大事！一件為著參與共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康樂的新中國的大事！同舟共濟，恭喜恭喜，一心一意，來做一件大事。前進！前進！努力！努力！
這首詩充分表達了李濟深回應“五一口號”，決心參與建設新中國偉大事業的心聲。也在1949年元旦這一天，香港《華商報》發表了李濟深在離港前就寫好的題為《團結建國》的元旦獻詞。在獻詞中，李濟深以喜悅的心情歡呼：“人民革命已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一切民主陣線的朋友、愛國的人士“都應準備其知識能力”，“為建立一個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這篇文章更是李濟深對國家美好前途的設想和希冀。
1949年1月22日，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人聯合發表題為《我們對於時局的意見》的聲明，明確宣告“在人民解放戰爭進行中，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這是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確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聲明對毛澤東主席1月14日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表的時局聲明中的民主和平八個條件，表示“徹底的支持”。這八項條件即是：“戰爭罪犯必須懲辦；偽憲法和法統必須廢除；一切反動軍隊必須依民主原則改編；官僚資本必須沒收；土地制度必須改革；賣國條約必須廢除；南京反動政府與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利，必須接收；而將要召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和將要成立的民主聯合政府也必須拒絕反動分子的參加。一句話歸總，就是人民革命必須進行到底。革命進行到底的一天，便是真正的和平到來的一天，全國解放到來的一天。解放了的人民，力量是無比強大的……我們敢相信，把反動政權摧毀以後，我們能以較短的期間，建設成一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國，人民民主共和國。光明的遠景在我們的前面，我們應一致努力。”這份聲明深刻表明了中國各民主黨派代表人士為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國的決心和態度。
投身新政協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開幕，會議由毛澤東、李濟深、沈鈞儒等人主持。在開幕式上，毛澤東作了重要講話。李濟深也發表了講話，他說：“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是建設一個符合人民願望的新中國的開始，我們是以非常的歡欣鼓舞的心情來參加的”，“全中國人民，盼望有一個民主的、獨立的、和平的、繁榮的中國出現，已經很久了”，“為了它，犧牲了無數的烈士的頭顱鮮血；為了它，犧牲了無數的人民的生命財產。到今天，障礙我們建國的一切反動勢力快要完全消滅，我們可以順利地建立一個符合人民願望的新中國了，這是何等高興的事！”
李濟深指出：“我們要籌備好一個足以代表全國各革命階層的新政治協商會議，使之能夠號召各階層群眾，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團結一起，各盡其所能，為肅清一切反動殘餘和建設新民主的中國而奮鬥到底。”
李濟深特別強調：“共同建國綱領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方案，是關係到全國人民生活的國家大計。我們要深謀遠慮地制定切實的草案，使人民願望的新中國得以迅速地建立起來。”最後他指出，籌備會的責任很重大，我們一定要“認真地、嚴肅地在毛澤東領導下進行我們的工作”。
會議根據《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選出了以毛澤東為首的21人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常委會推選李濟深為副主任。為了迅速完成召開新政協的準備工作，籌備會將參加籌備工作的各黨派及各方面代表分成六個小組，在常委會領導下，開展籌備工作。李濟深等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所在的第一小組承擔起了擬訂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額和名單的任務，這是一項極為重要、複雜又非常繁重的工作。李濟深作為籌備會副主任，積極參加領導了各項籌備工作，為新政協會議的召開做出了貢獻。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開幕，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人民的盛會。何香凝、李濟深代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全體會議上作了大會發言，他們說：“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為之奮鬥的目標，是對內實現國家的自由平等，節制資本和實行耕者有其田，對外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所有這些，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得到了實現，我們可以告慰在九泉之下的孫先生了！”“我代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鄭重表示，我們對於人民政協向大會提出的原草案，完全贊同。”
9月23日的全體會議上，李濟深代表民革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他指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顯示著中國人民空前的大團結，顯示著中國人民從此自己來處理中國的事務，顯示著人民的新中國的光輝燦爛的前程。”“從此我們開始穩步走上建立一個符合人民願望的新中國的道路。”他指出，大會之所以能夠召開，應“感謝中國共產黨20多年的艱苦和正確領導，感謝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英勇作戰，感謝全國人民與反革命勢力長期搏鬥，以及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一切愛國民主人士共同努力。”
李濟深強調指出：“我們要建立的新中國，即人民由被壓迫地位變為新社會新國家的主人之新民主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個新國家中，政權操在人民的手裡，並剝奪違背國家利益的反人民的反動派即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利益的反動派之參政權利。這就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
李濟深代表民革鄭重表示：對於人民政協籌備會向大會提出的共同綱領第三項法案草案“完全贊同”，因為這些“草案的基本精神和全部內容正是中國人民近百年來艱苦追求實現的目標，更與我黨創始人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完全符合”，“在今後的新中國建設的艱巨工作中，我們還要更加鞏固四階級聯盟，在中國共產黨及毛主席領導之下，按照本屆會議制定的藍圖共同綱領，不避艱辛再接再厲向前邁進”。
會議的最後一天,在充分民主協商的基礎上，大會選舉組成了廣泛代表各方面利益、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李濟深分別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1959年10月9日李濟深先生逝世了，在他逝世的前幾天，寫下了一首《十年建國萬年紅》的詩，這首詩飽含深情地歌頌新中國，表達了他對祖國統一的刻骨銘心的期盼，同時也可以看作是他實踐當年“五一口號”的最後遺言：
十年建國萬年紅，衡麓光往永照中。
我與人民宏願在，及身要見九州同。
（本文作者為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李濟深外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