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 「前北大教授瀋陽涉嫌性侵事件」刷屏網路。
北大校友李悠悠實名揭發——
20年前， 一位名叫高岩的北大女生， 正是因為遭受瀋陽教授的性侵和污蔑而死的。
與武漢理工大學就「陶崇園墜亡事件」含糊通報不同， 教授瀋陽就任過的三所高校， 北大、南大、上師大均聲明指出瀋陽嚴重違背師德， 不會再聘任。
兩相比較， 這樣的處理結果， 尚算是一種進步。
但要知道， 實名舉報者李悠悠在事發20年， 且定居海外的前提下才敢揭發， 足見維權之難。
類似事件， 絕不可能只存在於北大， 也不只存在於國內。
更多人應該正視和瞭解存在於高校的這種陰暗醜陋的一面。
不過， 魚叔不指望我們能拍出揭露高校性侵事件的電影， 就算拍出了， 也不見得可以上映。
好在， 美國人拍出來了——
《狩獵場》
The Hunting Ground
Lady Gaga為這部紀錄片填詞譜寫了主題曲， 並在第88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表演。
這為電影帶去了更多的影響力。
可惜的是， 豆瓣評價人數仍只有763人， 不過評分高達8.4。
這是導演科比·迪克在拍攝了提名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美軍性侵醜聞電影《隱秘的戰爭》後， 再次將鏡頭對準了性侵事件。
只不過， 這次在校園裡。
哈佛、耶魯、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南加大、UCLA、UCBK……這些世界知名的高等學府， 全部出現在了這部影片裡。
如果讓魚叔我寫， 這個故事本該是一群未來可期的大好青年， 耀眼而張揚地走在他們金光燦燦的人生征途上。
導演科比·迪克在影片開始， 的確也是這樣處理的。
看到一群姑娘們查到被大學錄取時地興奮反應， 隔著螢幕魚叔都能感受到她們的喜悅， 以及對即將到來的大學生活的憧憬。
然而， 這部影片與美好和夢想都沒有什麼關係， 而是赤裸裸地告訴你「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危險的地方」。
它記錄且揭露了發生在美國各大高校的性侵事件。
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安德里亞，從小在邁阿密長大，她是家族裡第一個離開本州出去上大學的人；
但在剛剛結束春假升入大二之後的一次聚會上，她被人拖拽到了廁所裡遭受了性侵。
同樣來自這所學校的安妮，在學期還沒正式開始的時候，也同樣在一次活動聚會上遭遇性侵。
然而當她決定把這件事告訴自己的導師尋求幫助時，她的導師卻用足球比賽向她比喻道：
強姦就像是足球賽
安妮，如果你去回顧這場比賽
在當時的情況下你又能做什麼呢？
在安妮明確向導師表示「強姦和足球比賽毫無任何相似之處」後，她的導師詢問她：“那你當時喝醉了嗎？”
導師試圖引導自己的學生認為，她沒有被性侵。
這並不是一個個案。
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克裡斯特爾，向學校報告了自己被性侵後，首先也被質疑了是否是她主動；
南加大的莎拉甚至被告知，她不應該穿著超短裙出去，更不應該喝酒；
UCBK的伊曼被質疑是否明確地表示了拒絕；
就讀于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卡蜜拉在向學院報告了自己遭遇性侵事件後，甚至被教授詢問是否是她給予了對方錯誤的暗示。
這些向學校報告在校遭受性侵的女生，本意是為了得到學校的支援和公正的處理，然而相反的，她們換來的是學校對性侵事件的遮掩，和從輕處理。
卡蜜拉在學校受理了她的性侵報告後，出席了由法學院舉行的聽證會，並贏得了將性侵她的學生開除出校園的結果。
然而在假期過後當她返回學校，卻發現這一結果被撤銷了。
原來，哈佛法學院受理了加害人的申訴，在沒有告知卡蜜拉也沒有通知她出席的情況下，由全部教授投票推翻了這一決定。
諷刺的是，與對受害人的敷衍和刻薄相反的，是對加害人的寬容和仁慈。
不處罰、不調查、不公告性侵事件，成為了各大高校心照不宣的共識。
導演用一組顯著的對比資料，將刺眼的結果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高校性騷擾舉報高達三位元數的情況下，停課處理的結果加起來都沒有到兩位數。
高校仿佛成為了性侵者們隱秘的樂園。
這些學校為什麼要替加害人掩蓋罪行？
曾擔任高校學生事務長助理的梅林達承認，他們為了將校園性侵的案例控制在極低的比率，會讓學生的上報盡可能的變得困難。
每年約有16%的學生遭遇校園性侵害，其中88%遭受侵害的學生因為學校刻意增添的困難選擇不上報；
而即使在這上報的12%裡，直到2012年仍有45%的大學未曾上報性侵犯事件。
衛斯理大學前副教授克雷爾直白地表明，導師不希望學生受到傷害，但他們的首要工作是保護學校不受到傷害，學校的利益高於一切。
因為大學不僅僅是教育研究的殿堂，同樣的，它是一種品牌，學校名譽的維護和形象的建設對於大學來說尤為的重要，所以本應該和學生統一戰線的學校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
西方學院校長喬治堂而皇之地表示，他的目標是創造一個能讓所有學生茁壯成長的安全環境。
然而在利益面前，西方學院默許了性侵者重返校園。
校長的職責不再是保護學生的安全，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而是募集資金。
高校遮掩校園性侵事件的背後，是權力與利益互相推動的結果。
不僅因為公開處理性侵事件會對高校的聲譽造成影響，不利於資金的募集，更不可忽視一點是，這些性侵事件大多發生在「校園兄弟會」。
在美國高校中，兄弟會的存在已經遠高於簡單的“學生組織”，隨著時間的發展，兄弟會已經成為了一種拓展社交、累積人脈、為學校帶來利益的全國性學生聯盟。著名的兄弟會不僅存在於某一所或某幾所高校，而是遍佈全美。
美國《大西洋報》記者凱特琳·弗拉納根說，兄弟會能替學校節省經費，為加入兄弟會的學生提供住宿，給學校帶來大量的資金捐贈，甚至在未來涉及到政治活動時，很大一部分的捐款都來自于高校的兄弟會聯盟。
國會就是大學或者說一類大學們的兄弟會聯盟的終極形態。
高校能從兄弟會得到的好處實際比兄弟會從高校得到的好處多得多。
因此，在低調處理校園性侵事件這一點上，高校選擇和兄弟會站在同一陣營，沆瀣一氣。
而那些站出來支援學生的老師，也因觸及到了校方的利益而付出了代價。
金伯利教授被哈佛大學了授予具有卓越成就的終身職位，但在她擁護哈佛性侵受害者後，這一職位被取消了。
希瑟的情況也是一樣，在公開談論性侵問題後，被康乃狄克大學開除，而同一天，她獲得了早期教職卓越獎。
有趣的是，哈佛和康乃狄克大學都聲稱了這不是報復。
但幸運的是，這些遭遇不公平對待的人，並沒有在壓力下向權威低頭。
影片一開始的兩位遭受校園性侵的受害人，安德里亞和安妮，沒有因為自己的遭遇而從此消沉，相反的，她們勇敢地站出來，為一個又一個遭受校園性侵的學生發聲。
她們研究教育法，向教育部提出申訴，將全國的校園性侵案件做成一張地圖，並召開了新聞發佈會。
在她們的不斷推動下，全美範圍內掀起了一場要求高校公開校園性侵被調查者的浪潮，學生們公開遊行，向校園發聲；
同時美國教育部也對這些事件引起了重視，並對全國範圍內超過100所高校展開了深入調查。
如果我們站在更深層的角度去看待這些性侵事件，不難發現，要求校方嚴肅處理性侵事件的背後，是個人對權威的對抗，是私權對公權力的挑戰。
高校本應該是傳播文明火種、各種學術與思想碰撞火花的樂土，而非罪惡的庇護所。
誠然，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魚叔同樣希望，有一天我們也能夠自信發聲，告訴大家——
我們能阻止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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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安德里亞，從小在邁阿密長大，她是家族裡第一個離開本州出去上大學的人；
但在剛剛結束春假升入大二之後的一次聚會上，她被人拖拽到了廁所裡遭受了性侵。
同樣來自這所學校的安妮，在學期還沒正式開始的時候，也同樣在一次活動聚會上遭遇性侵。
然而當她決定把這件事告訴自己的導師尋求幫助時，她的導師卻用足球比賽向她比喻道：
強姦就像是足球賽
安妮，如果你去回顧這場比賽
在當時的情況下你又能做什麼呢？
在安妮明確向導師表示「強姦和足球比賽毫無任何相似之處」後，她的導師詢問她：“那你當時喝醉了嗎？”
導師試圖引導自己的學生認為，她沒有被性侵。
這並不是一個個案。
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克裡斯特爾，向學校報告了自己被性侵後，首先也被質疑了是否是她主動；
南加大的莎拉甚至被告知，她不應該穿著超短裙出去，更不應該喝酒；
UCBK的伊曼被質疑是否明確地表示了拒絕；
就讀于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卡蜜拉在向學院報告了自己遭遇性侵事件後，甚至被教授詢問是否是她給予了對方錯誤的暗示。
這些向學校報告在校遭受性侵的女生，本意是為了得到學校的支援和公正的處理，然而相反的，她們換來的是學校對性侵事件的遮掩，和從輕處理。
卡蜜拉在學校受理了她的性侵報告後，出席了由法學院舉行的聽證會，並贏得了將性侵她的學生開除出校園的結果。
然而在假期過後當她返回學校，卻發現這一結果被撤銷了。
原來，哈佛法學院受理了加害人的申訴，在沒有告知卡蜜拉也沒有通知她出席的情況下，由全部教授投票推翻了這一決定。
諷刺的是，與對受害人的敷衍和刻薄相反的，是對加害人的寬容和仁慈。
不處罰、不調查、不公告性侵事件，成為了各大高校心照不宣的共識。
導演用一組顯著的對比資料，將刺眼的結果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高校性騷擾舉報高達三位元數的情況下，停課處理的結果加起來都沒有到兩位數。
高校仿佛成為了性侵者們隱秘的樂園。
這些學校為什麼要替加害人掩蓋罪行？
曾擔任高校學生事務長助理的梅林達承認，他們為了將校園性侵的案例控制在極低的比率，會讓學生的上報盡可能的變得困難。
每年約有16%的學生遭遇校園性侵害，其中88%遭受侵害的學生因為學校刻意增添的困難選擇不上報；
而即使在這上報的12%裡，直到2012年仍有45%的大學未曾上報性侵犯事件。
衛斯理大學前副教授克雷爾直白地表明，導師不希望學生受到傷害，但他們的首要工作是保護學校不受到傷害，學校的利益高於一切。
因為大學不僅僅是教育研究的殿堂，同樣的，它是一種品牌，學校名譽的維護和形象的建設對於大學來說尤為的重要，所以本應該和學生統一戰線的學校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
西方學院校長喬治堂而皇之地表示，他的目標是創造一個能讓所有學生茁壯成長的安全環境。
然而在利益面前，西方學院默許了性侵者重返校園。
校長的職責不再是保護學生的安全，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而是募集資金。
高校遮掩校園性侵事件的背後，是權力與利益互相推動的結果。
不僅因為公開處理性侵事件會對高校的聲譽造成影響，不利於資金的募集，更不可忽視一點是，這些性侵事件大多發生在「校園兄弟會」。
在美國高校中，兄弟會的存在已經遠高於簡單的“學生組織”，隨著時間的發展，兄弟會已經成為了一種拓展社交、累積人脈、為學校帶來利益的全國性學生聯盟。著名的兄弟會不僅存在於某一所或某幾所高校，而是遍佈全美。
美國《大西洋報》記者凱特琳·弗拉納根說，兄弟會能替學校節省經費，為加入兄弟會的學生提供住宿，給學校帶來大量的資金捐贈，甚至在未來涉及到政治活動時，很大一部分的捐款都來自于高校的兄弟會聯盟。
國會就是大學或者說一類大學們的兄弟會聯盟的終極形態。
高校能從兄弟會得到的好處實際比兄弟會從高校得到的好處多得多。
因此，在低調處理校園性侵事件這一點上，高校選擇和兄弟會站在同一陣營，沆瀣一氣。
而那些站出來支援學生的老師，也因觸及到了校方的利益而付出了代價。
金伯利教授被哈佛大學了授予具有卓越成就的終身職位，但在她擁護哈佛性侵受害者後，這一職位被取消了。
希瑟的情況也是一樣，在公開談論性侵問題後，被康乃狄克大學開除，而同一天，她獲得了早期教職卓越獎。
有趣的是，哈佛和康乃狄克大學都聲稱了這不是報復。
但幸運的是，這些遭遇不公平對待的人，並沒有在壓力下向權威低頭。
影片一開始的兩位遭受校園性侵的受害人，安德里亞和安妮，沒有因為自己的遭遇而從此消沉，相反的，她們勇敢地站出來，為一個又一個遭受校園性侵的學生發聲。
她們研究教育法，向教育部提出申訴，將全國的校園性侵案件做成一張地圖，並召開了新聞發佈會。
在她們的不斷推動下，全美範圍內掀起了一場要求高校公開校園性侵被調查者的浪潮，學生們公開遊行，向校園發聲；
同時美國教育部也對這些事件引起了重視，並對全國範圍內超過100所高校展開了深入調查。
如果我們站在更深層的角度去看待這些性侵事件，不難發現，要求校方嚴肅處理性侵事件的背後，是個人對權威的對抗，是私權對公權力的挑戰。
高校本應該是傳播文明火種、各種學術與思想碰撞火花的樂土，而非罪惡的庇護所。
誠然，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魚叔同樣希望，有一天我們也能夠自信發聲，告訴大家——
我們能阻止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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