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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爺爺的前半生|邵漢星返鄉畫像

一波又一波的運動串聯

by: 邵漢星

我爺爺前半生曆遍了建國初期所有的運動。

爺爺五十周歲時的照片

1930年, 爺爺出生在杭州鄉下的一個小山村。 儘管當時中原大戰戰火正熾, 但千里之外的江浙地界, 秩序尚且安定。 但對爺爺來說, 也只是免去了顛沛流離之苦。

高祖父是前清的優貢, 做過幾任小吏, 宦囊還算充裕, 因此在鄉里置辦下了近百畝地。 據爺爺回憶, 高祖父有三房妻妾,

共生六子一女, 曾祖父是老么。 曾祖父又生三子一女, 爺爺是老么。

高祖父去世時, 曾祖父只有9歲, 和他的大哥一起生活, 曾祖父的二哥欺曾祖父年幼, 又眼紅他手上分得的田產, 待曾祖父稍長一些, 便誘他去賭博, 將分得的祖產輸了個精光。 除了曾祖母為了給幾個兒子建房籌錢在華東團校學習

1955年, 爺爺調離了新登縣, 到淳安縣任職, 在那裡他認識了我奶奶。 這一年11月11日, 爺爺奶奶在建德梅城結婚。 巧合的是, 爺爺去世也是在這一天。

共青團新登縣委員會1955年元旦合影, 二排右二為爺爺

在淳安縣, 爺爺仍然負責辦農民合作社, 後來很快就被任命為淳安縣下轄威坪區區長。 1956年第三次鎮反, 爺爺作為威坪區的負責人之一, 參與了這場運動。 據爺爺回憶, 當時整個區委都動員起來, 夜以繼日的搞材料, 最後統一抓捕, 一共抓了一百多個反革命分子。 這場運動之後, 爺爺大病一場, 被調回淳安縣委養病, 直到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

1958年, 反右運動中爺爺被人寫了大字報(據爺爺回憶錄記載,

寫大字報的人正是楊洪真), 中共淳安縣委宣佈他是右派份子。 從此這個標籤, 在爺爺身上一貼就是20年。

爺爺的右派生活開始於一系列無休無止的批鬥, 整張臉都被鬥得浮腫起來, 不久被打發到附近一個鉛鋅礦, 算作勞動改造。

那裡是一片荒地, 只有一座小廟, 小廟後牆已經垮了, 前後透風。 頂上的瓦片也已破碎不堪, 爺爺形容“上面下大雨, 屋裡下小雨”, 加上又是江南的梅雨季, 地上又潮又濕, 都沒個乾燥的地方休息。 沒辦法, “組織”上指定住在這。 爺爺他們只好打報告, 得到了領導批准, 上山割了些乾草來遮雨擋風, 再在地上也鋪了些, 才算是安置了下來。

解決了住, 吃又成了個大問題, 荒郊野外的, 連個生火的地方都沒有,

更別說做飯了。 還好爺爺小時候學過壘土灶, 就地取材, 用石頭壘了一個, 幾個人湊錢買了個鐵鍋, 就算開上夥了。 沒有鍋碗瓢盆, 就拿荷葉包米, 蒸著吃, (用現在的說法, 這可是荷包飯)。

既然是流放勞動, 葷腥是不用想了, 想吃新鮮菜蔬也無處可尋, 只能上供銷社買些醬菜下飯。 爺爺後來回憶, 那段生活, 就和謝晉拍的《牧馬人》中許靈均過的右派日子一模一樣。

就這樣過了三四個月, 采下來的礦石堆積如山, 可爺爺一群右派不懂怎麼提煉, 附近也沒可以提煉這些礦石的地方, 開採下來的礦石就這樣露天放置。 到了6月下旬, 處分結果下來了, 右派全部帶回, 這批礦石最後也就不了了之。

爺爺清楚地記得, 宣佈處分那天是1958年6月20日。 批鬥會上,宣佈對所有右派的處分,爺爺被開除黨籍,開除黨內外一切職務,行政級別降為二十五級。

受完處分的第四天,縣委派人和爺爺談話,做思想工作,讓他好好承認錯誤,對他的問題,組織上決定還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爺爺同意了。沒過幾天,爺爺被安排到原來工作過的威坪區橫雙鄉參加勞動改造。

後來,縣委組織部把全縣右派集中起來學習。學習結束後,右派被統一安排在淳安縣臨歧區參加勞動。爺爺被組織部任命為“右派頭子”負責全縣右派的組織、學習和思想彙報工作。

臨歧區那會兒正大搞水利建設,計畫挖兩個大水庫,一個是三八水庫,全區婦女負責建造;另一個是五四水庫,全區青年負責修建,都是純義務勞動。臨歧區下屬各鄉全改造成人民公社,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將各鄉的勞動力按人數編成營連排,日夜輪流上工。

既然有了人民公社,那一定有人民食堂,社員吃飯都不要錢,敞開肚子吃。沒幾個月,糧食就見底了。沒飯吃,社員們都不願參加這種義務勞動。區幹部為了殺雞儆猴,把全區地富反壞都集中起來,去挑水庫(當地方言,意為修水庫)。

本來想把爺爺他們這群右派也全拉去幹活,但是囿於組織部的規定(沒有組織部通知檔任何右派都不得調動),這才作罷。

在臨歧區還有一件事,爺爺一直記著。他們一夥右派分子裡有個女右派,原來是縣裡食品公司的會計,人長得漂亮,不料惹來了旁人的覬覦。

當時梅口鄉鄉長王強看上了這個姑娘,每天都要在這位姑娘的房裡坐到晚上12點之後,言語裡不乾不淨,還要求這個姑娘陪他睡覺。小姑娘嚇著了,右派分子集體開會的時候,她向大夥求助,被支了個招,讓她先假意應承下來,說好時間後,大夥埋伏在外面,等王強來了,就把他抓起來。這個王強果然自投羅網,被抓住後連夜押到縣城。縣委召開會議,把他開除了。

後來右派被安排去農場養豬,要求接到通知馬上動身。爺爺他們火急火燎往農場趕,途經遂安縣獅城時,又接到上級通知,就地參加遂安縣的拆屋工作(新安江水電站工程的一部分),於是又停下來拆屋。

可爺爺他們這一群右派,一個拆過屋的都沒有,經驗全無,只好憑政治熱情硬上。

可拆房子不是那麼容易的。

房子年份久了,裡面的木結構已經腐朽,剛一用力,牆倒屋塌,爺爺他們有三個人從樓上跌落,爺爺左手骨折,右手被鐵釘刺穿,鮮血直流,當時就痛得昏死過去。出了這次事故,拆除工作暫停。

後來傷癒歸隊的爺爺在農場負責養牛,平時就用右手牽牛,割草。飼了半年牛,飼得膘肥體壯的。上面說爺爺這個右派可以摘帽了。

1960年5月,上頭來人,宣佈摘掉爺爺的右派帽子。帽子是摘掉了,可右派的標籤依舊貼在身上,改叫“摘帽右派”,始終低人一等。

摘帽之後,爺爺仍留在農場,手下有50個農業工人,負責農場所有枇杷樹。這些枇杷樹原來是當地農民種下的,後來這裡建了國營農場,原來的農民搬走了,枇杷樹也就收歸農場管理。

五月份正好是枇杷收穫的季節,正所謂枇杷一樹十分黃,更不用說這漫山遍野的枇杷樹上都掛滿了金燦燦的果實。就在爺爺忙著採摘枇杷的時候,枇杷的原主人回來了。

五月的一天,農場門口來了300多人,都是枇杷樹原來的主人,要求農場開門讓他們摘枇杷(那時候枇杷價錢不錯,100斤枇杷可買15元),爺爺不敢自作主張,就向上級請示。上級答覆,同意群眾摘枇杷,但每人只准摘一擔枇杷。第一天就這樣平安無事的過去了。第二天,他們又來了,爺爺不同意他們再摘,雙方衝突起來,最後公安局和法院出動才把事態平息下去。

到了1962年,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簡政,鼓勵幹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爺爺決定響應號召(當然,也受到右派身份的影響),帶著一家四口回到老家務農。

精簡職工證書

直到78年,17年間爺爺都在老家務農。文革的狂風巨浪對於老家那個小山村似乎沒有產生很劇烈的影響,爺爺這樣的右派還因為帳目明晰,勤奮勞作被推選為生產隊長,倒也還算幸運。

78年中共中央下發五十五號檔(即《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爺爺被正式平反,重新分配工作,一直到退休。

爺爺的平反檔

爺爺72歲那年寫回憶錄,回憶他這由一波又一波的運動串聯起來的大半生時,認為自己最主要的問題是,“做事太認真,直得不轉彎”,特別是沒有處理好與楊汪真的關係:“楊汪真做模範,區、縣、市、省的領導把成績報到中央,中央評他(當)模範區委書記,發給他五星金質獎章,這許多領導都看得貫(慣),不提出來。要我這麼堅決向黨中央彙報,多此一舉,楊汪真當然要記仇於我。整風反右運動,他們湊(趁)機打擊報復了。結果劃上右派,誤了自己年輕有為的大好時期,前途受到影響,心裡受到委屈,現在想想真後悔。如果那時馬馬虎虎走過場,右派也不會劃了,個人前途勇往直前,子女求學,工作也好解決,住房問題肯定從優。”

但爺爺在寫下這段話之前,先寫了一句“……共產黨是最講認真的”。

我是邵漢星,浙江富陽人,山東大學(威海)文化傳播學院15級新聞系本科生。好讀書,也愛攝影,但最愛美食。因此也成了個胖子,算是求仁得仁了。

我的家鄉富陽,富春江貫穿全境,一路向著都市,毫不減速地向前沖。每次返鄉,我都能發現孩提時熟悉景物的消失。難言的疏離感,反倒快把我變成一個外鄉人了。熟悉的環境既不可追,仍生活於此的親族朋友,就成為我對於故鄉最為深刻的記憶。追尋他們的故事,是我寫作的初衷。而第一個尋找的,是我的爺爺。

爺爺前半生曆遍了建國初期所有的運動,作為參與者,他的所見,所聞,所曆比我筆下所能展現的要精彩得多,可惜他已經過世,而其他相關的人員也大多不在人世,一些事情和故事未能深究,甚憾!還請見諒。另,文中所提人物基本都未用真名,以化名替代。

我與《返鄉畫像》

作者所記錄的人物 “我的爺爺”是一位黨和政府的基層領導幹部。閱讀爺爺的個人史,就像是感受一部微觀國史。伴隨作者的敘述,那些已為歷史陳煙的畫面又一幕幕重現在我們眼前,令人感慨萬千。

“現在想想真後悔”——當晚年回望一生,爺爺是那麼的失落。

最新一期《讀書》發表學者袁一丹為史學家王汎森新著《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撰寫的書評,當提到“敘事歷史有什麼用”時,王汎森認為,史學就是現實,“人”在歷史敘述中的作用及分量,即等同於“人”在現實生活中的作用和分量。

如此說來,爺爺最後帶著懊悔的落寞,憑藉書寫是不是能得到一點撫慰?

(曾英,山東大學威海校區文化傳播學院講師)

返鄉導師點評

張新穎、梁鴻、白岩松、梁永安、孫良好、薛晉文、張欣、汪成法、趙普光、譚旭東、趙建國、嚴英秀、劉海明、陳曉蘭、曾英、唐雲、徐兆壽、胡智鋒、辜也平、楊位儉、劉廣遠、呂玉銘、龐秀慧、晉超、張德明、金進等與李輝共同成為《返鄉畫像》首批“返鄉導師”!正在帶領首批20多所高校學生,共同推動青年知識份子鄉土報告……

文|邵漢星 出品|頭號地標

人文指導 | 葉開(中國頂級文學編輯)

新美學孤獨星球

批鬥會上,宣佈對所有右派的處分,爺爺被開除黨籍,開除黨內外一切職務,行政級別降為二十五級。

受完處分的第四天,縣委派人和爺爺談話,做思想工作,讓他好好承認錯誤,對他的問題,組織上決定還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爺爺同意了。沒過幾天,爺爺被安排到原來工作過的威坪區橫雙鄉參加勞動改造。

後來,縣委組織部把全縣右派集中起來學習。學習結束後,右派被統一安排在淳安縣臨歧區參加勞動。爺爺被組織部任命為“右派頭子”負責全縣右派的組織、學習和思想彙報工作。

臨歧區那會兒正大搞水利建設,計畫挖兩個大水庫,一個是三八水庫,全區婦女負責建造;另一個是五四水庫,全區青年負責修建,都是純義務勞動。臨歧區下屬各鄉全改造成人民公社,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將各鄉的勞動力按人數編成營連排,日夜輪流上工。

既然有了人民公社,那一定有人民食堂,社員吃飯都不要錢,敞開肚子吃。沒幾個月,糧食就見底了。沒飯吃,社員們都不願參加這種義務勞動。區幹部為了殺雞儆猴,把全區地富反壞都集中起來,去挑水庫(當地方言,意為修水庫)。

本來想把爺爺他們這群右派也全拉去幹活,但是囿於組織部的規定(沒有組織部通知檔任何右派都不得調動),這才作罷。

在臨歧區還有一件事,爺爺一直記著。他們一夥右派分子裡有個女右派,原來是縣裡食品公司的會計,人長得漂亮,不料惹來了旁人的覬覦。

當時梅口鄉鄉長王強看上了這個姑娘,每天都要在這位姑娘的房裡坐到晚上12點之後,言語裡不乾不淨,還要求這個姑娘陪他睡覺。小姑娘嚇著了,右派分子集體開會的時候,她向大夥求助,被支了個招,讓她先假意應承下來,說好時間後,大夥埋伏在外面,等王強來了,就把他抓起來。這個王強果然自投羅網,被抓住後連夜押到縣城。縣委召開會議,把他開除了。

後來右派被安排去農場養豬,要求接到通知馬上動身。爺爺他們火急火燎往農場趕,途經遂安縣獅城時,又接到上級通知,就地參加遂安縣的拆屋工作(新安江水電站工程的一部分),於是又停下來拆屋。

可爺爺他們這一群右派,一個拆過屋的都沒有,經驗全無,只好憑政治熱情硬上。

可拆房子不是那麼容易的。

房子年份久了,裡面的木結構已經腐朽,剛一用力,牆倒屋塌,爺爺他們有三個人從樓上跌落,爺爺左手骨折,右手被鐵釘刺穿,鮮血直流,當時就痛得昏死過去。出了這次事故,拆除工作暫停。

後來傷癒歸隊的爺爺在農場負責養牛,平時就用右手牽牛,割草。飼了半年牛,飼得膘肥體壯的。上面說爺爺這個右派可以摘帽了。

1960年5月,上頭來人,宣佈摘掉爺爺的右派帽子。帽子是摘掉了,可右派的標籤依舊貼在身上,改叫“摘帽右派”,始終低人一等。

摘帽之後,爺爺仍留在農場,手下有50個農業工人,負責農場所有枇杷樹。這些枇杷樹原來是當地農民種下的,後來這裡建了國營農場,原來的農民搬走了,枇杷樹也就收歸農場管理。

五月份正好是枇杷收穫的季節,正所謂枇杷一樹十分黃,更不用說這漫山遍野的枇杷樹上都掛滿了金燦燦的果實。就在爺爺忙著採摘枇杷的時候,枇杷的原主人回來了。

五月的一天,農場門口來了300多人,都是枇杷樹原來的主人,要求農場開門讓他們摘枇杷(那時候枇杷價錢不錯,100斤枇杷可買15元),爺爺不敢自作主張,就向上級請示。上級答覆,同意群眾摘枇杷,但每人只准摘一擔枇杷。第一天就這樣平安無事的過去了。第二天,他們又來了,爺爺不同意他們再摘,雙方衝突起來,最後公安局和法院出動才把事態平息下去。

到了1962年,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簡政,鼓勵幹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爺爺決定響應號召(當然,也受到右派身份的影響),帶著一家四口回到老家務農。

精簡職工證書

直到78年,17年間爺爺都在老家務農。文革的狂風巨浪對於老家那個小山村似乎沒有產生很劇烈的影響,爺爺這樣的右派還因為帳目明晰,勤奮勞作被推選為生產隊長,倒也還算幸運。

78年中共中央下發五十五號檔(即《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爺爺被正式平反,重新分配工作,一直到退休。

爺爺的平反檔

爺爺72歲那年寫回憶錄,回憶他這由一波又一波的運動串聯起來的大半生時,認為自己最主要的問題是,“做事太認真,直得不轉彎”,特別是沒有處理好與楊汪真的關係:“楊汪真做模範,區、縣、市、省的領導把成績報到中央,中央評他(當)模範區委書記,發給他五星金質獎章,這許多領導都看得貫(慣),不提出來。要我這麼堅決向黨中央彙報,多此一舉,楊汪真當然要記仇於我。整風反右運動,他們湊(趁)機打擊報復了。結果劃上右派,誤了自己年輕有為的大好時期,前途受到影響,心裡受到委屈,現在想想真後悔。如果那時馬馬虎虎走過場,右派也不會劃了,個人前途勇往直前,子女求學,工作也好解決,住房問題肯定從優。”

但爺爺在寫下這段話之前,先寫了一句“……共產黨是最講認真的”。

我是邵漢星,浙江富陽人,山東大學(威海)文化傳播學院15級新聞系本科生。好讀書,也愛攝影,但最愛美食。因此也成了個胖子,算是求仁得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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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前半生曆遍了建國初期所有的運動,作為參與者,他的所見,所聞,所曆比我筆下所能展現的要精彩得多,可惜他已經過世,而其他相關的人員也大多不在人世,一些事情和故事未能深究,甚憾!還請見諒。另,文中所提人物基本都未用真名,以化名替代。

我與《返鄉畫像》

作者所記錄的人物 “我的爺爺”是一位黨和政府的基層領導幹部。閱讀爺爺的個人史,就像是感受一部微觀國史。伴隨作者的敘述,那些已為歷史陳煙的畫面又一幕幕重現在我們眼前,令人感慨萬千。

“現在想想真後悔”——當晚年回望一生,爺爺是那麼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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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邵漢星 出品|頭號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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