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格羅斯曼， 在比賽中擊敗了幾位成年教授與評論家， 不過主辦方以“獲得現金獎勵不利於小孩子的成長”為由把他攔在決賽門外。
後來他又被國家廣播電臺聘為記者、劇作家和主持人（直到1988年， 因為拒絕隱瞞巴勒斯坦領導人承認以色列政權的消息而被電臺解雇）。 但仇恨和民族隔閡也曾困擾小格羅斯曼的人生， 在13歲的時候， 六日戰爭剛剛結束， 幾個朋友打算叫上他去剛被征服的巴勒斯坦區遊玩， 卻被他拒絕了， “他們痛恨我們， 他們不希望我們出現在那裡， 我也不想成為他們的眼中釘”。
如果有什麼能打破這種隔閡的話， 那就是見證、寫作、敘述——這三者凝聚成了格羅斯曼的寫作靈魂， 在所有以色列作家中， 沒有第二個人像格羅斯曼那樣渴望敘述， 無論是他在小說中的“我”， 還是塑造的其他人物——《到大地盡頭》的奧拉、《迷狂》中的埃斯特、《鋸齒形的孩子》中的外公外婆……他們都迫切地需要一個“讀者”，
寫作《證之於：愛》的時候， 他調查了大量關於以色列屠殺的資料；1988年， 在寫作《黃風》的時候， 格羅斯曼花了九周的時間採訪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為了完成《鋸齒形的孩子》中關於員警的部分， 1994年， 他又花了半年時間和耶路撒冷的員警呆在一起。
文學工作的深入無疑會損害到寫作者自己。 格羅斯曼寫作的初心飽含著溫暖與愛， 一個人可以選擇跳出常規的世界， 獨立判斷， 同時又在愛的回歸中實現自身的圓滿。
對聆聽的需求遠遠超越了作者敘述的欲望， 這也和以色列的局勢相關。 1967年六日戰爭之後， 阿以地區沒有就此平靜， 戰爭依舊在不停被謀劃。 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 1995年的哈馬斯暗殺襲擊， 幾十年來， 每一次衝突都在向作家宣示：一切愛的書寫都是徒勞。 格羅斯曼筆下的人物也漸漸遍佈“淚痕”， 他們仿佛時代的畸零者， 用自身的破碎印證著歷史的傷痕。
2002年， 格羅斯曼似乎是累了。 他出版了兩本中篇小說《迷狂》與《她的身體明白》。 這兩本小說的政治意味不如之前那麼強烈，
怎麼會呢。 在那樣一個每天都在降落催淚彈的世界中， 戰場、傷痕、痛苦是任何人想擺脫都擺脫不掉的東西， 無需作家主動追尋， 它們會自動砸向每個人的命運。
2003年5月， 格羅斯曼開始計畫完成一部長篇小說， 想刻畫政治運動對私人生活的摧殘， 3年後， 這本小說已經基本寫完， 只差最後一稿， 但這時， 前線傳來了一個噩耗：格羅斯曼的小兒子烏裡在黎巴嫩南部身亡， 後者所在的坦克被一枚火箭彈擊中， 車內無人倖免……
參加烏裡葬禮的除了他的好友奧茲和耶霍舒亞外， 還有以色列鄰居以及敵國公民的電話信件——那一刻，
“但這本書會拯救你的”， 面對格羅斯曼的絕望， 奧茲如此回答。 的確， 這本書通過敘述， 讓一個深陷戰爭中的少年得以重現， 也讓烏裡的靈魂在文字中復活。 2008年， 這本名為《到大地盡頭》的長篇小說出版， 榮獲世界各地文學獎的同時， 也感動了一批真誠的讀者， 尤其是以色列的同齡人， 他們又在格羅斯曼的小說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就這樣， 眼淚繼續成為格羅斯曼小說的主體——那些人， 那些故事， 無論篇幅長短， 經歷如何， 都是一滴從耶路撒冷垂落的淚珠。
有時， 我們能感覺到，愛和淚是特屬於格羅斯曼的溫柔，就像他小說中的父親和母親往往承擔這兩個如此不同的角色一樣，他希望用愛去保護一些願景中的東西，也努力用眼淚去見證另一些真實的東西。但在現實中後者總是更加凝重，令人窒息。“作家的職責是把手指放在傷口上”，這是格羅斯曼寫作的信念，“提醒人們不要忘記人性與道義問題依舊至關重要”。
我們能感覺到，愛和淚是特屬於格羅斯曼的溫柔，就像他小說中的父親和母親往往承擔這兩個如此不同的角色一樣，他希望用愛去保護一些願景中的東西，也努力用眼淚去見證另一些真實的東西。但在現實中後者總是更加凝重，令人窒息。“作家的職責是把手指放在傷口上”，這是格羅斯曼寫作的信念，“提醒人們不要忘記人性與道義問題依舊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