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日， 土耳其博多魯姆， 前往希臘科斯島的移民船沉沒， 3歲敘利亞難民艾蘭·庫爾迪的遺體被沖上海岸。 圖/視覺中國
哈坎·甘迪（Hakan Günday）
土耳其新銳小說家、戲劇家、地下寫作者。 1976年生人， 先就讀于哈西德佩大學法語翻譯專業， 隨後轉入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還曾在安卡拉大學主修政治學。 2000年， 出版處女作小說， 至今已出版十餘部作品。 其中《無止境的逃離》（土耳其名Daha， 英譯名More）出版於2013年， 榮膺2015年法國梅迪西斯外國作品獎。
《無止境的逃離》
作者：（土耳其）哈坎·甘迪
譯者：劉勇軍
版本：未讀|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8年4月
全球化受到挑戰的時期， 讓很多人從穩定的幻夢中醒來。 歷史粗糲險惡的一面漸漸浮現， 以至於有人高呼歷史的轉折。 其實， 這個世界也許並沒有變，
在這些兇險的地方， 哪裡有什麼希望， 不過是無止境的逃離。 為什麼逃離無止境？因為在這些難民危機中， 難民逃得出國度， 逃不出階層和戰爭留下的傷痕。 甚至， 那些互相折磨的人， 原來都只是底層的浮萍。 對於這些苦難， 有的人視而不見， 有的人不平則鳴， 還有的人， 選擇記錄。
土耳其作家哈坎·甘迪的新小說《無止境的逃離》， 以少年加薩的視角， 為讀者揭開了難民世界的日常生活。 它把血淋淋的部分未經粉飾地端上桌來。
最近七年， 難民小說是文學界的熱點。 它肇始於2010年年末至2011年年初的阿拉伯世界政治危機， 受多種因素的影響， 埃及、利比亞、巴林、葉門和突尼斯等國掀起浪潮， 一時間， 政府變色、武裝四起， 恐怖組織和地方蛇頭趁機聒噪。 到2011年、2012年， 危機升級， 敘利亞成為焦點。 “3歲男童伏屍土耳其海灘”一幕讓世界默然。 阿拉伯世界生靈塗炭， 地中海對面的歐洲成為眾多人眼中的“天堂”， 於是， 偷渡逃難的人群激增，
難民題材屢見不鮮， 品質卻良莠不齊。 受限於市場與作者， 不少難民題材作品停留在一個“無辜者受罪”的故事套路中。 情節大抵是：善良無辜的人因為本國危機背井離鄉， 成為難民， 因此被不斷折磨， 最終逃出黑暗， 擁抱人性曙光。 然而， 《無止境的逃離》卻擺脫了這個框架。 一方面， 甘迪具有很好的問題意識；另一方面， 他對難民危機的樣本呈現脫離了二元對立的模式， 使不同的角色血肉充沛。
甘迪在小說中預設的問題是：難民的創傷， 會因為脫離戰亂而癒合嗎？當人們一遍遍贅述難民遭受的外部傷害， 甘迪更關心的是難民危機對不同人群（不只是難民）的衝擊，以及難民群體內心的永久性創傷。據德國學者研究，“大部分難民因為經過長時間的艱苦和充滿危險的跋涉來到德國，中間很多人表現出來不同的‘創傷後應激障礙’。”這種現象不只發生在德國，在難民人數多過敘利亞總人口的土耳其，顛沛流離、薪資低廉並存在語言、文化、階層等障礙的難民，心靈同樣有難以癒合的傷口。
深淵 加害者與被害者都是受害者
小說的敘述者加薩，並不是一位無辜難民，而是人販的兒子和蛇頭。和傳統的旁觀敘述者相比，加薩這一角色更有張力。一方面，他並不是純粹的被害者，讀者對他難以迅速產生同情，甚至有厭惡的可能。另一方面，加薩作為事件的重要參與者，他的敘述是值得懷疑的，這讓《無止境的逃離》成為一個曖昧的文本。
這個視角的高明之處還在於，它是以孩子的眼光來看世界。在一般的世俗觀念裡，孩子比大人更單純直白。小說以加薩為敘述者，恰恰迎合了這種主流印象，在敘述者的安排上賦予了小說“可信度”。甘迪或許是受到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啟發。《鐵皮鼓》中的奧斯卡-馬策拉特，只有“三歲的個子”，忘我地陶醉於他的樂器，完全沒有理睬成年人的世界。“他是在場者，又是抽離者。但他的觀察，卻比任何大人都要赤誠。”
對少年加薩而言，愛成為一件艱難之事。他帶著仇恨來到這個世界，父親又將他作為共同行惡的工具，令這個孩子早早成為蛇頭，背負人命。這是一個以生存、逐利為最高目的的嗜血世界，加害者與被害者，其實都處於底層，而造成他們不幸的人，反而是隱於幕後、被金錢與名譽環繞的掌權者們。他們為各自利益枉顧他人性命，卻又不願為難民買單，於是互相推諉、轉嫁罪責。而難民則被視作文明社會的不安定因素，他們表面上得到尊重，其實當地人仍對他們存在深深的成見。
加薩自小生活在母親缺席的環境中，他的人生被暴脾氣、自以為是的父親所掌控，這種被控制的生活令他十分壓抑，直接影響了他的處世態度。當我們審視加薩的所作所為，並用道德棍棒指向他之前，我們要知道，對於早早被中斷教育的加薩而言，他的做事動機與其說是是非觀，毋寧說是一種“習慣”。久而久之，我們眼中的惡行，在他看來是“例行公事”。
借助難民危機，甘迪在講述一個罪與罰式的故事，他要探究一個孩子如何被環境異化，最終成為平庸之惡的幫手。加薩並非一開始就是惡人，甚至，透過一些細節，我們仍能感受到他身上的愧疚與善意，比如當他失手殺死阿富汗難民庫瑪後，他一直耿耿於懷，因為庫瑪曾親手送給加薩一隻紙青蛙，對加薩頗為友好。於是，加薩一直留著這只紙青蛙，甚至把自己的秘密分享給它。而作者也在這裡做出了一個奇妙設定——安排紙青蛙漸漸擁有靈魂。讀者不妨將它理解為一個隱喻：紙青蛙正是加薩惻隱之心的體現，是它讓加薩不至於淪為“惡魔”。只可惜，這樣的“善”過於薄弱。加薩的悲劇才真的是“生而為人，我很抱歉”。
逃離 難民危機對不同人群的衝擊
甘迪可貴的一點在於——他的寫作基於大量細節之上，沒有自上而下的口號式憐憫，也沒有對某一方的粉飾。甘迪盡可能遮掩自己的立場，只是透過少年加薩的視角將難民危機的方方面面呈現出來。其中既有發難民財的蛇頭，也有為了生存自相殘殺的底層；既有被人販雇傭的童工，也有在深淵裡期盼一縷光的流民。
不過，書中在處理人物對白時，或許還可以節制些。我能夠理解甘迪在平衡敘述視角與語言間的努力，他選擇加薩作為敘述者，不可避免要面對語言的直白與氾濫。但考驗小說家的也正在於此，有時候，營造氛圍、推動情節可以不靠對話，比說什麼更重要的是不說什麼。
加薩不只是簡單的故事人物，也是甘迪傳達自己看法的“傳聲筒”。《無止境的逃離》裡有一段情節：已成蛇頭的加薩將一批難民關進“貯水池”，將這個水池想像成一個微型國家，利用難民對生存的渴望，來進行自己的“權力實驗”。他授意難民通過投票選出這個微型國家的領導者，再觀察這個領導者如何利用規則奴役其他難民，漸漸的，貯水池發展成一個人人敵視的環境，並呈現出螺旋狀的等級制度，女性成為性奴，男性也為了活下來互相爭鬥。
甘迪借主角之口說道：“貯水池中有組織的人的政治活動由一次民主選舉為始，卻在幾天以後轉變成了獨裁狀態……每個人都要聽命於他的上級。權力最大的人，也就是核心。”久而久之，“每個人都是不同等級上的獨裁者”。通過這個故事，甘迪生動地揭示出權力對人的影響。表面上的集體之惡，肇始於畸形的權力關係。無論是男女老幼，在這種關係裡都可能成為助紂為虐之人。□宗城
甘迪更關心的是難民危機對不同人群（不只是難民）的衝擊，以及難民群體內心的永久性創傷。據德國學者研究，“大部分難民因為經過長時間的艱苦和充滿危險的跋涉來到德國，中間很多人表現出來不同的‘創傷後應激障礙’。”這種現象不只發生在德國，在難民人數多過敘利亞總人口的土耳其，顛沛流離、薪資低廉並存在語言、文化、階層等障礙的難民，心靈同樣有難以癒合的傷口。深淵 加害者與被害者都是受害者
小說的敘述者加薩，並不是一位無辜難民，而是人販的兒子和蛇頭。和傳統的旁觀敘述者相比，加薩這一角色更有張力。一方面，他並不是純粹的被害者，讀者對他難以迅速產生同情，甚至有厭惡的可能。另一方面，加薩作為事件的重要參與者，他的敘述是值得懷疑的，這讓《無止境的逃離》成為一個曖昧的文本。
這個視角的高明之處還在於，它是以孩子的眼光來看世界。在一般的世俗觀念裡，孩子比大人更單純直白。小說以加薩為敘述者，恰恰迎合了這種主流印象，在敘述者的安排上賦予了小說“可信度”。甘迪或許是受到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啟發。《鐵皮鼓》中的奧斯卡-馬策拉特，只有“三歲的個子”，忘我地陶醉於他的樂器，完全沒有理睬成年人的世界。“他是在場者，又是抽離者。但他的觀察，卻比任何大人都要赤誠。”
對少年加薩而言，愛成為一件艱難之事。他帶著仇恨來到這個世界，父親又將他作為共同行惡的工具，令這個孩子早早成為蛇頭，背負人命。這是一個以生存、逐利為最高目的的嗜血世界，加害者與被害者，其實都處於底層，而造成他們不幸的人，反而是隱於幕後、被金錢與名譽環繞的掌權者們。他們為各自利益枉顧他人性命，卻又不願為難民買單，於是互相推諉、轉嫁罪責。而難民則被視作文明社會的不安定因素，他們表面上得到尊重，其實當地人仍對他們存在深深的成見。
加薩自小生活在母親缺席的環境中，他的人生被暴脾氣、自以為是的父親所掌控，這種被控制的生活令他十分壓抑，直接影響了他的處世態度。當我們審視加薩的所作所為，並用道德棍棒指向他之前，我們要知道，對於早早被中斷教育的加薩而言，他的做事動機與其說是是非觀，毋寧說是一種“習慣”。久而久之，我們眼中的惡行，在他看來是“例行公事”。
借助難民危機，甘迪在講述一個罪與罰式的故事，他要探究一個孩子如何被環境異化，最終成為平庸之惡的幫手。加薩並非一開始就是惡人，甚至，透過一些細節，我們仍能感受到他身上的愧疚與善意，比如當他失手殺死阿富汗難民庫瑪後，他一直耿耿於懷，因為庫瑪曾親手送給加薩一隻紙青蛙，對加薩頗為友好。於是，加薩一直留著這只紙青蛙，甚至把自己的秘密分享給它。而作者也在這裡做出了一個奇妙設定——安排紙青蛙漸漸擁有靈魂。讀者不妨將它理解為一個隱喻：紙青蛙正是加薩惻隱之心的體現，是它讓加薩不至於淪為“惡魔”。只可惜，這樣的“善”過於薄弱。加薩的悲劇才真的是“生而為人，我很抱歉”。
逃離 難民危機對不同人群的衝擊
甘迪可貴的一點在於——他的寫作基於大量細節之上，沒有自上而下的口號式憐憫，也沒有對某一方的粉飾。甘迪盡可能遮掩自己的立場，只是透過少年加薩的視角將難民危機的方方面面呈現出來。其中既有發難民財的蛇頭，也有為了生存自相殘殺的底層；既有被人販雇傭的童工，也有在深淵裡期盼一縷光的流民。
不過，書中在處理人物對白時，或許還可以節制些。我能夠理解甘迪在平衡敘述視角與語言間的努力，他選擇加薩作為敘述者，不可避免要面對語言的直白與氾濫。但考驗小說家的也正在於此，有時候，營造氛圍、推動情節可以不靠對話，比說什麼更重要的是不說什麼。
加薩不只是簡單的故事人物，也是甘迪傳達自己看法的“傳聲筒”。《無止境的逃離》裡有一段情節：已成蛇頭的加薩將一批難民關進“貯水池”，將這個水池想像成一個微型國家，利用難民對生存的渴望，來進行自己的“權力實驗”。他授意難民通過投票選出這個微型國家的領導者，再觀察這個領導者如何利用規則奴役其他難民，漸漸的，貯水池發展成一個人人敵視的環境，並呈現出螺旋狀的等級制度，女性成為性奴，男性也為了活下來互相爭鬥。
甘迪借主角之口說道：“貯水池中有組織的人的政治活動由一次民主選舉為始，卻在幾天以後轉變成了獨裁狀態……每個人都要聽命於他的上級。權力最大的人，也就是核心。”久而久之，“每個人都是不同等級上的獨裁者”。通過這個故事，甘迪生動地揭示出權力對人的影響。表面上的集體之惡，肇始於畸形的權力關係。無論是男女老幼，在這種關係裡都可能成為助紂為虐之人。□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