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上午， 開國將軍楊植亭親屬向大別山革命歷史紀念館捐贈勳章等文物的儀式在皖西賓館舉行。 六安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軍分區有關領導出席了捐贈儀式。
在當天的儀式上， 開國將軍楊植亭的7位子女把專程從北京護送回來的三枚勳章（一枚二級八一勳章、一枚二級獨立勳章、一枚一級解放勳章）， 捐贈給六安市大別山革命歷史紀念館珍藏。
將軍的子女說， 這三枚沉甸甸的共和國勳章， 承載著党對其父親浴血奮戰、戎馬一生、碧血丹心、為建立共和國不朽功勳的肯定， 也承載著其父親忠於党忠於人民， 終於崇高的共產主義事業的博大情懷， 也承載著其父親對後世子孫建設美好家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所給予殷殷厚望。
楊植亭將軍（原名楊文財）， 1905年出生， 1929年參加紅軍， 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六安市裕安區人， 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少將之一。 榮獲三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 1988年7月被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任安徽省六安縣赤衛隊連長、獨立團連長、紅25軍軍部經理處糧秣科科員、糧食主任、事務長、總務科科員、紅15軍團供給部軍實科副科長。 參加了鄂豫皖蘇區第一次之第四次反“圍剿”作戰。 參加了勞山、直羅鎮、東征、西征等戰役。
抗日戰爭時期， 任晉察冀軍區供給部軍實科科長、軍區直屬供給處處長、晉察冀軍區供給部副部長。
解放戰爭時期， 任晉察冀邊區財經辦事處供給總店經理、晉察冀軍區供給部副部長、華北軍區後勤部太原辦事處主任。 參與組織清滄、石家莊、太原等戰役的後勤保障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任華北軍區後勤部軍需部副部長、部長， 北京軍區後勤部軍需部部長。 北京市第二、三、四屆政協委員。
有一次， 國民黨軍隊的突然襲擊， 楊植亭緊急應戰， 把身上背的軍餉300塊大洋交給經理部的一個戰士， 就沖了上去， 部隊突圍後集結， 發現背大洋的戰士失蹤了， 紅75師政治委員高敬亭大為光火， 不問青紅皂白命令把他綁起來殺頭， 幸好， 時任紅25軍政治委員的吳煥先發現後， 說服了高敬亭才把他放了。
楊植亭將軍（1905-1982）原名楊文財， 安徽省六安縣人。 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少將之一。 榮獲三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 1988年7月被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楊植亭將軍原名楊文財， 安徽省六安縣人， 1905年出生。 1929年參加紅軍， 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任華北軍區後勤部軍需部副部長、部長，北京軍區後勤部軍需部部長。北京市第二、三、四屆政協委員。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楊植亭，1905年出生，安徽省六安縣人。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楊植亭歷任安徽省六安縣赤衛隊連長、獨立團連長、紅25軍軍部經理處糧秣科科員、糧食主任、事務長、總務科科員、紅15軍團供給部軍實科副科長。參加了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楊植亭歷任八路軍115師供給部軍實科科長兼兵站站長、晉察冀軍區供給部軍實科科長、軍區直屬供給處處長、晉察冀軍區供給部副部長。參加了平型關戰鬥。
1938年4月，白求恩從加拿大來到晉察冀根據地。由於當時部隊已經更換夏裝，白求恩因身高腳大，所有軍裝軍鞋他都穿著瘦小。但是，部隊第二天就要行軍。楊植亭當即決定，親自為白求恩趕制軍裝軍鞋。在為白求恩量體裁衣、量腳下料後，他一針一線連夜趕制了兩套軍裝、軍鞋。第二天，當白求恩拿到了合體的軍裝軍鞋時，他簡直不敢相信，一個勁地翹起大拇指，稱讚道：“楊，Very good，Thank you！Thank you！”
解放戰爭時期，楊植亭歷任晉察冀邊區財經辦事處供給總店經理、晉察冀軍區後勤部供給部副部長、華北軍區後勤部太原辦事處主任。
新中國成立後，楊植亭歷任華北軍區後勤部軍需部副部長、部長、北京軍區後勤部軍需部部長。
楊植亭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准軍級、原華北軍區），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是北京市第二、三、四屆政協委員。
1982年11月30日，楊植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7歲。夫人，曹秀峰，1941年2月11日在河北平山縣結婚；子，楊皖華、楊光甯、楊建塔、楊新中、楊光宏；女，楊陸豔、楊陸婭.
大別山的血雨腥風，鄂豫陝的烽火征程，華北平原的南北轉戰，解放戰爭的浴血戰鬥，抗美援朝的緊張支前，造就出一名軍需幹將，他就是楊植亭將軍。
楊植亭原名楊文財，1905年2月出生于安徽六安市徐集鎮薑廟村（今屬裕安區）的一個農民家庭，7歲給地主放過牛，11歲就下田做農活，童年的苦難在他心底深深打下烙印，嚴酷的現實刺激他強烈的反抗階級壓迫並走上革命道路。1928年他參加農民協會，並任農民協會糧秣委員。
1929年秋，著名的六霍起義風暴席捲皖西大地，24歲的楊植亭參加了赤衛隊，同年參加紅軍，編入毛正初領導的六安紅軍遊擊大隊（後擴編為六安獨立團），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於作戰勇敢，在六安獨立團先後任連長、副營長。1931年夏花果園戰鬥中，他英勇負傷，大腿被子彈穿出一個手指頭粗的窟窿，由於醫藥匱乏，傷口潰爛化膿，他住進了醫院。但卻因此躲過了那年秋所謂清洗“AB”團“第三黨”的“肅反”擴大化浩劫。六安獨立團1932年編入紅四方面軍25軍75師。楊植亭先後任紅25軍軍部經理處糧秣科科員、糧食主任、事務長。有一次，國民黨軍隊的突然襲擊，楊植亭緊急應戰，把身上背的軍餉300塊大洋交給經理部的一個戰士，就沖了上去，部隊突圍後集結，發現背大洋的戰士失蹤了，紅75師政治委員高敬亭大為光火，不問青紅皂白命令把他綁起來殺頭，幸好，時任紅25軍政治委員的吳煥先發現後，說服了高敬亭才把他放了。
1934年11月，楊植亭加入了長征隊伍，投入了一次次新的戰鬥。當時，他擔任軍部的事務長，負責軍部幾位首長的日常生活，，吳煥先政委走到哪裡，他就挑著擔子跟到哪裡。哪裡槍聲最激烈哪裡仗打得最吃緊哪裡就有吳政委的身影，楊植亭也必定跟著跑到戰鬥前沿陣地去。長征出發前他負責保管的兩袋銀元，到達陝南，創建鄂豫陝革命根據地時，他一文沒少地交還給組織。由於他在以“兒童軍”著稱的紅二十五軍中年齡較大，工作埋頭骨幹，是採辦、管理軍需物品的行家裡手，戰友們稱他為“老洋貨”。1935年8月，紅25軍西征北上，轉戰陝甘寧，行徑甘肅平涼涇川，部隊徒涉內河，度過一半時，山洪暴發，河水突漲，又遭遇敵軍馬開基團追擊。在大雨滂沱中，紅軍與馬匪激戰數小時，粉碎敵軍乘我軍半渡，圍殲我後衛部隊的企圖。就在戰鬥快結束時，軍政委吳煥先卻不幸遭敵冷槍而犧牲。楊植亭含淚盟誓，一定要為敬愛的吳政委報仇雪恨。他和戰友們懷著極度悲憤，英勇殺敵，與敵人展開肉搏，擊斃敵團長馬開基，全殲馬團。入陝後，紅25軍與紅26軍、27軍合併為紅15軍團，楊植亭任紅15軍團供給部軍實科副科長，隨軍參加東征、西征、擴大陝甘寧根據地的各次戰鬥。抗戰爆發後，紅15軍團編入115師，楊植亭隨115師奔赴抗日前線。
1937年秋，115師首長決定組織發動平型關戰役，作為師供給部軍實科兼兵站站長的楊植亭，接受任務後，按照聶榮臻副師長的親自部署，軍實科立下軍令狀：不惜一切，保證參戰部隊的糧食、彈藥供應，應急供應。軍實科緊鑼密鼓緊急籌備，徵集糧食準備彈藥，徵調100多農民編成一個連，每個民夫負責2頭毛驢，200多頭毛驢馱著棉衣、棉被、糧食、彈藥晝夜不停地向平型關戰役前線運送。由於時值深秋，山也禿了，前後1裡多長的毛驢運輸隊目標較大，時常遭遇敵機。每當敵機轟炸，楊植亭一面迅速指揮運輸隊疏散、隱蔽，一面冒著敵機的低空掃射來回奔跑，大喊民夫要拉進毛驢韁繩；飛機飛走了，掩埋好犧牲的戰士和民夫們，毛驢運輸隊又出發了……。就是靠著200多頭毛驢，軍實科克服種種困難，晝夜不停冒死運送軍需物資，把戰役急需物資源源不斷送到前線，及時保證了平型關戰役的軍需供給。平型關戰役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鼓舞了全國人民抗日的士氣。
平型關戰役勝利後，115師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挺進敵後。1937年11月，成立晉察冀軍區，聶榮臻任司令員兼政委，開闢抗日根據地。由於軍需困難，聶榮臻命忠厚能幹、又有兩年私塾底子的楊植亭，參與組建晉察冀軍區供給部，並由他任供給部軍實科科長。1938年4月，白求恩從加拿大來到晉察冀，趕上部隊換夏裝，因身高腳大，部隊發的軍裝、軍鞋他都穿不上，聶榮臻司令員指示：“一定要白求恩穿上合體的軍衣。”楊植亭同志陪白求恩試遍了被服倉庫的所有軍裝，沒有一件合適，他當即決定為白求恩專門訂做軍裝軍鞋，找來被聶司令員稱為“服裝專家”的趙連光，為白求恩量體裁衣，量腳下料，連夜趕制了兩套軍裝、軍鞋。第二天白求恩穿上合體的軍裝軍鞋，高興地翹起大拇指，稱讚道：“楊，verygood,thankyou !thankyou !”
當時，供給部軍實科負責機關、部隊、學校的武器、彈藥、被服、器材的籌備和修理、保管、分配；武器彈藥的檢查統計，表冊的填造、收發登記；各種軍用器材的保管與分發；被服材料的籌集、修理和領交，被服的製作、分發、登記、保管，表冊的填造，預算的造報等繁瑣複雜的工作。楊植亭帶領幹部、戰士發揚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吃苦耐勞、廉潔樸素的生活作風，一面力求節省一切開支，一面開展大生產運動，以減輕人民群眾的負擔，保證前線部隊的需要。在軍區領導、地方黨政各部門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幫助下，軍實科很快設立了7個軍工廠和一個修械所，不僅保證全軍區被服鞋襪的生產、收發、保管、翻新、縫補、供應，還支援兄弟部隊和地方。軍區第一個被服廠就是以15台縫紉機為家底開辦起來的，以後不斷發展、擴大，為部隊生產棉衣、大衣、單衣、襯衣、棉帽、單帽、手套、被褥、蚊帳、挎包、米袋、子彈帶、毛巾等等，最高年產量達到數萬套冬裝、夏裝。1943年秋，晉察冀軍區遵照黨中央指示，派5000人去陝甘寧邊區執行保衛延安的任務，要求在一個星期內讓5000多人穿上新棉衣。楊植亭親自組織生產調度，帶領服裝廠工人 加班加點奮戰7晝夜，他和大多數工人的眼睛都熬紅了，終於使5000多人按時穿上新棉衣，受到軍區首長的表揚。 1941年春，楊植亭與軍實科所轄女工廠（五隊）的排長曹秀峰相愛了，經組織批准，在平山縣灣子結婚，他們相濡以沫，為共同的事業奮鬥，家庭幸福美滿。
1942年春夏季間，日寇對晉察冀邊區瘋狂掃蕩，直供部對有限的軍需物資緊急轉移、捆綁、揹運，實行堅壁清野，時常是供給部 前腳轉移，日寇後腳就到，楊植亭帶領供給部的同志們就是這樣在刀尖上過日子，和敵人“捉迷藏”，一次又一次的化險為夷。在敵人頻繁掃蕩期間，軍工廠不得不停產，把機器藏起來，人員化整為零，分散打遊擊，部隊所需的免棉衣只好交給當地群眾分散縫製。1943年冬，楊植亭將一批棉衣交給阜平縣第9區的40多個村莊的群眾縫製。當時日偽軍一天到晚到各村搜查、抓人，婦女們就到野外、山溝裡縫製。敵人搜山時，她們就鑽進山洞隱藏起來。等敵人走了她們又鑽出山洞繼續縫製。就這樣，在敵人殘酷“掃蕩”中，軍實科發動、依靠群眾完成棉衣製作和分發任務。1944年12月供給部在組建直供處選址過程中，到了河北阜平柏崖地區的押口村，天色很晚，還飄著雪花，正準備在老鄉家一間空屋裡宿營，村口突然竄出一小隊日寇，楊植亭一面指揮隊伍隱蔽，一面做好戰鬥準備。當流竄日寇遠去，楊植亭命令其他同志就地休息，頭枕磚頭和衣而臥，第二天發現老鄉院子裡站著一個雪人，原來這位軍實科長在院子裡站崗站了一夜……。抗日戰爭時期的軍需戰士就是這樣鑽山溝、爬地洞，晝轉星移，輾轉奔潑於抗日戰場的前方後方，直到1945年解放張家口，接收了大批敵偽軍需物資。
1945年秋，供給部整編後，楊植亭任供給部副部長兼軍實處處長。當時部隊要進攻大同，他接到命令後，來不及與妻子說一聲道別的話就走了，一去就是3個月。
1945年秋冬間，各解放區抽調大批幹部和部隊開赴東北地區。因時間急迫，各路大軍不等配齊裝備就開拔。而晉察冀軍區是各路大軍的必經之地，楊植亭奉命將生產和收繳的部分物資、槍械補充給他們，還供給部隊被服、裝具和給養。他和供給部人員分路把口，不斷調度物資組織運輸力量和工作人員，做到各路大軍隨到隨補給，熱情接待，以保證各路解放軍及時搶佔東北戰略要地。
伴隨著解放大軍的隆隆炮火，各解放軍將士英勇奮起殺敵，勢如破竹，開始了氣壯山河的戰略大反攻。解放區民眾踴躍參軍參戰，部隊迅速擴大，軍需軍備量猛增，1948年，時任華北軍區供給部副部長的楊植亭，奉命率領部分幹部、技師、工人等100多人組成的軍需補給隊，來到河北省晉縣塔上村，籌建軍用染布廠，被服軍裝廠。他們租用一批老鄉民房，安裝染布機器，將染好的布料送到塔上村外2裡路的李村被服廠去做軍裝，晝夜加班加點，生產軍衣軍被供應華北各解放區。隨著人民解放軍在各大戰場的節節勝利，蔣介石集團土崩瓦解，很快形成隔江相望，直逼南京的局勢，毛澤東主席發出“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口號。1949年3月組織派楊植亭到石家莊辦事處工作，7月又調他去華北辦事處工作。他服從組織調動，只要工作需要，黨叫到哪裡就到哪裡，叫幹啥就幹啥，表現了共產黨員個人利益無條件服從革命利益的高尚情操。在辦事處他廣泛發動解放區軍民組成擔架隊、運糧隊、支前互助隊、軍鞋組、民兵糾察團等火線支前，維護穩定，調動一切力量為渡江戰役作準備。
1950年1月，華北軍區在北京成立後勤部，楊植亭任軍需部副部長，部長，與剛成立的軍委總後勤部合署辦公。楊植亭一家從山西太原搬進北京大方家胡同一個小院，算是“居有定所”了。可難得的和平很快被美帝國主義悍然發動的侵朝戰爭所破壞。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轉入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楊植亭人未解甲，馬未卸鞍，又投入抗美援朝的軍需供應中。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命令華北軍區後勤部1個月內趕制10萬套軍衣支援援朝戰場。領命後，楊植亭領先部署組織實施，動員所有被服廠加工趕制，如期將10萬套軍衣支援朝鮮戰場，交到志願軍手中。華北軍區後勤部實際上承擔了整個抗美援朝戰爭的大部分物資供應，駛往朝鮮戰場的軍用列車一天也沒有停過。尤其是糧食供應更為緊張。為了讓朝鮮戰場上的援朝戰士在冰天雪地裡填飽肚子，按中央軍委要求在國內把糧食製作成半成品，楊植亭率先垂範，召集後勤部全體同志在辦公樓後面的空地上支起100多個鍋灶，帶領全體官兵炒米炒麵。在嚴寒厲風中，在煙薰火燎中，一連幾晝夜，始終未離鍋灶。楊植亭忠於人民，兢兢業業，克勤克儉，在人民軍隊奮鬥了大半世紀，為中國革命的勝利默默奉獻了一生。曾當選為北京市第二、三、四屆政協委員。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自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四十一”這個數字，對我來說是個奇妙的數字，也是和我的命運息息相關的數字。
當二十世紀過去了四十一個年頭時，也就是1941年初，我與楊直亭同志在晉察冀軍區供給部結婚了。當共和國從十年動亂的噩夢中醒來的時候，楊直亭同志不幸于1982年11月30日去世離開了我，我們風風雨雨共同生活了整整四十一年。當我們的長子四十一歲時，1983年深秋，我帶著兒子護送楊直亭同志的陶瓷遺像返回六安故里，把遺像安放在“六安烈士陵園”。
這個平凡而普通的“四十一”，在別人眼裡只是一個枯燥冰冷的數字而已，但在我的眼裡，卻是一個有生命的、活生生的“四十一”。
楊直亭同志1905年農曆正月初九，降生在多災多難的皖西大地——六安縣徐集區（現為裕安區）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1929年春，年僅24歲就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即農民赤衛隊），他的二個哥哥也都是赤衛隊員。二個哥哥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均壯烈犧牲，楊直亭的大嫂早逝，還有一個二嫂，83年回六安時其二嫂健在並探望了她。楊直亭在家時叫楊文財，參加紅軍後自己改了名字叫楊楊直亭。我理解改名字有兩層意思：其一讓自己一直革命永不停步；其二帶有一定反封建的色彩。1930年楊直亭同志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肩負起為勞苦大眾求解放的使命！1935年隨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達陝北，任紅十五軍團供給部軍實科副科長。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楊直亭奔赴八路軍115師參加了著名的平型關戰役的軍需給養工作，同年底跟隨聶榮臻同志開赴華北抗日前線，參與了晉察冀軍區供給部的組建工作，並任供給部軍實科科長。在民族危亡的關頭，抗日的烽火把我和楊直亭同志“燒”到了一起。
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全面展開，整個華北成為抗日的前哨。那年我才十九歲，就在家鄉河北省阜平縣投身抗日活動，參加了婦救會的工作。1938年2月，我擔任十二區婦救會的主任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9年底調到晉察冀軍區供給部，分配在軍實科所轄女工廠（五隊）工作，我正式參加了八路軍。
1941年春，我擔任了女工廠的排長。二月十一日，經組織批准我與楊直亭同志在平山縣彎子裡村（供給部駐地）結婚了。儘管當時是抗日戰爭最殘酷的時期，但婚後我和楊直亭同志生活在一起，因而感到幸福和滿足。楊直亭同志既是我的上級領導，又是我的丈夫親人，婚後在各方面對我幫助教育很大，經常給我講述紅軍時期艱難曲折的奮鬥歷程；中國革命的前途命運以及做一個革命軍人的職責任務等革命道理，使我受益匪淺。
記得那是1941年11月19日，供給部紀念白求恩同志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犧牲二周年的大會後，楊直亭同志對我講述了一段他親身經歷的往事。
1938年4月間，白求恩同志由延安來到我們晉察冀。正好趕上部隊更換夏裝，因為白求恩同志身高腳大，發給部隊的軍裝軍鞋他都穿著太小。白求恩同志卻堅決要求身穿八路軍的衣服，他說得好：“我既然是八路軍的醫生，怎麼能不穿八路軍的衣服呢？”聶司令員得知後，即指示：一定要滿足白求恩同志的要求！派衛生部的葉部長陪同白求恩來到供給部找到楊（楊直亭）科長，他詳細瞭解情況後，立即陪同白求恩同志去所有的被服倉庫裡，親自為白求恩一件一件地挑選合身的軍裝。但是很遺憾，沒有一套適合白求恩身材的軍裝供他選用，因為他的個子實在太高大了。為了滿足白求恩同志的強烈願望，落實聶司令員的指示，楊直亭同志當機立斷，為白求恩定做合身的軍服、軍鞋！馬上召集有關人員，為白求恩同志量體裁衣、量腳下料，連夜趕制加工出兩套軍服軍鞋。第二天清晨，白求恩同志穿上合體的軍衣、合腳的軍鞋時，他高興地豎起大拇指，用英漢相間的語言對楊直亭同志說：“楊，verygood！thankyou！thankyou！”楊直亭同志雖然聽不懂英語，但從白求恩同志說話的神采上，可以看出他非常滿意！
抗日戰爭勝利後，晉察冀軍區供給部遷到剛從日本鐵蹄下解放的冀北重鎮張家口市。這年秋天，楊直亭同志擔任供給部副部長兼軍實處處長，部隊要進攻大同，以粉碎蔣介石對華北實施重點進攻的部署。當時我們已有兩個孩子，大的三歲，小的還不滿周歲。前線形勢緊張，隨時可能要打仗，條件艱苦，供應又差，楊直亭同志整天忙於工作，無暇顧及家裡和孩子。我一個人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兩個孩子，難啊！可是當楊直亭同志接到赴大同前線的命令後，他無二話帶上隨行人員立刻出發。他心裡明白這一走生活上會給我們母子帶來極大的不便和困難，然而他更知道部隊需要他，前線需要他，不能因為個人而貽誤戰機，那是對革命事業的犯罪！楊直亭同志匆忙中來不及和我說一句告別的話，就離開了我們，這一走就是三個多月。直到來年的春節前才又回到張家口，穿著滿身油污和征塵的大衣，鬍子拉碴的走進家門，我一時竟沒有認出他來，脫去大衣後我才看清楊直亭的臉。
新中國建國後，1950年1月份，楊直亭同志從太原辦事處調到北京工作，出任華北軍區軍需部副部長，我和孩子們也來到北京。就在這時，美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了侵朝戰爭，同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全國掀起了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
朝鮮戰爭的突然爆發，剛組建不久的軍委後勤部與華北後勤部合署辦公，面臨著抗美援朝軍需物資供應工作的巨大壓力，楊直亭同志夜以繼日、廢寢忘食的工作。前線軍情緊迫，志願軍倉促入朝，時至冬季天寒地凍，部隊戰士急需棉衣。總後楊立三部長命令楊直亭同志，十天之內趕制十萬套棉衣供應志願軍！楊直亭同志接到命令後，冷靜的反復考慮問題的嚴重性。他理解楊立三部長的焦慮心情，更瞭解前方將士在打仗、在流血、在爬冰臥雪，急需棉服的現實。然而我們國家剛建立，還沒有那麼大的加工能力，也沒有那麼雄厚的物質基礎，這也是客觀事實。楊直亭同志沒有在巨大的困難和嚴肅的軍令面前失去理智，而是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經過周密的思考後，給了楊立三部長一個客觀認真的答覆：“十天之內無論如何完不成，但保證一個月內完成十萬套棉衣，發往朝鮮！”楊立三部長聽後笑了，爽快地說：“常言道這勸將不如激將呀。好，一言為定！一個月內完不成任務，拿你老楊是問。”楊直亭同志領命連夜佈置任務，組織實施，動員部屬所有被服廠加班加點趕制棉服，如期將十萬套棉衣發往朝鮮前線，供應志願軍戰士。
朝鮮戰爭初期，軍需供應工作十分繁重，華北後勤實際上承擔著整個抗美援朝軍用物資的供應工作，每天都要發往朝鮮幾列車的物資，尤其是糧食更緊張，就是把糧食運到前線，戰士食用起來也有諸多不便。中央軍委領導考慮，能否把糧食加工製作成半成品供應前線部隊，解決戰士食用不便的困難。身為軍需部長的楊直亭同志，根據軍委首長的指示精神，率先垂範，在軍需部辦公樓後的空地上，支起了一百多個鍋灶，帶領部機關全體官兵，自己動手炒米、炒麵，把我也動員去做些燒火、洗米等輔助性的工作。楊直亭同志不畏嚴寒烈風，不怕煙薰火燎，身先士卒，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為前線將士炒米炒麵中去！一個助理員稱讚他：“部長，您還真像那麼會事呢！”楊直亭同志詼諧的答道：“我當過紅軍的事務長嘛！”就這樣連軸轉苦幹了幾個晝夜，楊直亭同志始終未離開炒米現場一步，雙眼佈滿了血絲，終於把第一批糧食加工半成品發往朝鮮前線。
楊直亭同志幾十年來，為我軍培養了大批後勤幹部和人才，遍佈全國各地。有的已是我黨我軍的高級幹部，他們每次來北京開會或出差，都要到家裡來探望楊直亭同志，總是稱楊直亭同志為我們的老部長，對待革命工作一絲不苟、認真負責、忠心耿耿，是我們的老前輩，值得我們學習的榜樣！對待身邊的工作人員，也也是無微不至的關懷和教育，有的在他身邊入了黨、提了幹；有的還走上了領導崗位；有的仍在部隊任職；有的轉業到地方工作。總之，他們都時時掛念著楊直亭同志，經常問候！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楊直亭同志由於幾十年的忘我工作，終因積勞成疾。1954年他胃部大出血，幾乎吐了半臉盆鮮血，經軍區總院及時搶救，才得以轉危為安。此後楊直亭同志的健康每況愈下。然而他並沒有被疾病嚇倒，總是以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對待疾病的襲擾。1974年患心肌梗塞，經歷半年多的搶救治療方化險為夷；1979年又患美尼爾氏綜合症，天旋地轉，堅持自己走路，謝絕醫護人員的幫助；1979年由於多種疾病對楊直亭同志身體的折磨，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最終臥床不起，後來連話都講不了。他在久病臥床期間，黨和國家給予楊直亭同志各種優厚的治療，而他卻從未向組織上提過任何額外要求。他在說話極端困難時，還一再囑咐我， 不要給組織上找麻煩。我看到楊直亭同志病成這個樣子，心焦如焚，欲哭無淚呀！
楊直亭同志在部隊工作服務了五十多年，始終戰鬥在後勤物資保障供應工作的崗位上，每天都要經手無數錢鈔；每月都有千萬噸各種物資經他手轉運，然而，他身為將軍，從不侵佔公家一絲一毫，一針一線也絕不據為己有。他是一個坦蕩的共產黨員，一個正直的高級幹部！所以，我沒有任何理由不照顧好他這樣一個為黨為國嘔心瀝血、勤勤懇懇工作了一生的老戰士。
楊直亭同志在醫院臥床兩年多的時間裡，我是傾其所有精心照顧他，所以他的經治醫生感歎地說：“部長臥床兩年多，身上沒有一處褥瘡，這是您的功勞，在我們軍區總院護理史上也是罕見的！”我知道這是醫生對我的鼓勵，對我辛勤照顧楊直亭同志的認可。然而我卻認為我有“四個應該”照顧好楊直亭同志：他是一位老紅軍，為革命事業流過血、負過傷，熱愛他，我應該；他是上級和領導，敬重他，我應該；他是一個襟懷坦白的老黨員，我也是經党多年培養教育的老黨員，為了共同的理想和事業，我應該；他是我的丈夫、親人，我們相濡以沫地生活了四十多年，我作為妻子，我應該。儘管醫院和我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和心血，但是病魔還是無情的奪走了楊直亭同志的寶貴生命。在彌留之際，楊直亭同志一句話也不能說，無言的死死抓住我的手，安詳的閉上了雙眼，心臟停止了最後一下跳動。時間是1982年11月30日上午10時45分。楊直亭同志臨終前雖然沒有留下一句話，但我理解他心中所蘊藏的千言萬語，因為我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
楊直亭同志身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位高級將領，共產黨員，他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的優秀本色，具有艱苦奮鬥、廉潔奉公的高尚品德！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對革命無限忠誠的一生！
楊直亭同志雖然離我而去，但他的崇高情操、高尚人品、頑強的革命精神卻銘刻在我的心田，是享用不盡的精神財富！
我們的爸爸是個老紅軍，雖然已離開我們多年了，可每當我們凝視著爸爸的遺像，望著他那慈祥的面容，就不由得想起一件件往事。在這些往事中，最使我們難忘的就是爸爸教我們打草鞋。
記得，那是一九六零年暑假的一天。正值三伏天氣，我午睡剛起，由於屋內悶熱難耐，想到院子裡的樹蔭下去涼快涼快。剛走出屋門，就看到樹下的爸爸和弟弟。不知他們正在幹啥，不時傳來一陣陣歡快地笑聲。我好奇心頓起趕忙跑過去，問道：“爸爸，您在幹什麼呀？“打草鞋”弟弟頭也抬地應道。一聽打草鞋，我驚異地想：光從長輩那裡聽到和從回憶文章中看到有關打草鞋的事，可還沒有親眼見過草鞋是怎樣打成的呢。於是，就蹲在旁邊和弟弟一起看起來。
只見爸爸用那雙靈巧寬厚的手把搓好的布繩，左穿右插，飛快的打著，滿頭大汗也顧不上擦。柔軟的布繩在爸爸手裡變得十分聽話。一會兒工夫，一隻鞋漸漸有了模樣。和弟弟歡呼起來，爭搶著要穿上試試。爸爸高興地站起來，把鞋舉得高高的，大聲說道：“要穿自己打。”“不會打，怎麼辦”我和弟弟同聲喊道。“我來教你們”爸爸說道。我和弟弟一聽趕緊搬來小板凳坐好。爸爸說：“這打草鞋第一位是要先學會搓草繩，現在用布條搓繩……。”於是，我和弟弟就按照爸爸講授的要領和方法，一本正經地打起來。
爸爸邊把著手地教我們，邊說：“我向你們這麼大的時候，已經會打草鞋了，現在進城了哪裡去找稻草？我看見咱們被服廠做軍裝，裁下不少邊角料，紮墩布後還有些布條，丟掉太可惜了，就要些回來打些草鞋練練手。現在是國家困難時期還是要艱苦奮鬥，勤儉節約呀。”接著又說起當紅軍時的逸聞趣事。
在紅軍初創時期，敵強我弱，紅軍要想生存並發展壯大，就要多跑路，草鞋就壞得快。只要有空閒，就趕忙打草鞋。當時根據地主要在山區。敵人來圍剿，紅軍就牽著敵人的鼻子轉山頭。把白狗子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往往紅軍打了伏擊，消滅了一股敵人，等敵人的增援到了，紅軍早轉移了，白狗子只能撿到幾隻爛草鞋回去“請功領賞”。那時紅軍經常轉移，行軍很艱苦。白天行軍，晚上宿營，雖然很疲勞，仍要抓緊時間打草鞋。有時太累了，打著打著就睡著了，等醒來時手裡卻拿著已打好的草鞋。自己還犯嘀咕呢，以為是在睡夢中打的呢。卻不知是老同志幫忙打好後，又放回他手裡。當時紅軍講平等、講民主、團結友愛官兵一致。不管幹部戰士，有時間總要多打幾雙草鞋帶在身邊，在行軍、打仗時，看到那位同志的草鞋壞了，也不管認識不認識，就送一雙給他。所以啊，自己打的草鞋不見得就穿在自己腳上。自己腳上穿的草鞋也沒准是哪位不相識的同志送的。
紅軍愛護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很受群眾歡迎，貧苦農民都積極參軍。可紅軍的武器裝備極差，槍支彈藥很少。有些老戰士都沒有槍背，何況是新兵呢。要想背上槍就這只能奪敵人的。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同志，參軍時領到一支梭鏢。在一次伏擊戰中，衝鋒號一響他靈機一動，把腰上別著的草鞋當手榴彈扔向敵人，隨後大喊著繳槍不殺沖向敵人。紅軍打仗勇敢，不怕死，白軍早被紅軍的大刀、長矛、梭鏢手榴彈打怕了。見一黑乎乎的傢伙飛過來，還以為是手榴彈呢，早嚇破了膽。這次戰鬥中，這個小紅軍不但奪了一杆槍，抓了俘虜還當了副班長。
我和弟弟都被爸爸的講述迷住了，時不時停下手聽。爸爸又拿起好的草鞋端詳著，沉思著。然後動情地說“你們不要小看了草鞋，我 就是穿著草鞋長大的。穿著它下田，放老牛；穿著它參加紅軍，走上革命道路。雖然現在已經不必穿草鞋了，紅軍的精神你們不能忘。更不能忘記紅軍是穿著草鞋一步步走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走向全中國，走向勝利的。”望著爸爸漸漸凝重的面孔和聽著爸爸這語重心長的話語，我和弟弟似懂非懂地點點頭。
在爸爸的指導下，我和弟弟各打了一雙草鞋。雖然打的實在不像樣子，但畢竟是我們自己打的。
這件事已經過去好多年了，在我們的記憶裡仍是那麼清晰。每當想起爸爸教我們打草鞋時神態，就好像是發生在昨天的事情，歷歷在目……
北京仲夏的夜空，靜譪深邃，星星閃著神秘的銀光。四合院的槐樹蔭下，爸爸靠在躺椅上搖著大蒲扇納涼。我悠然地坐在爸爸的躺椅旁，只見爸爸吐出一縷煙雲，緩緩地對我說起他的吸煙史：“在老家，我十一歲就抽老旱煙了……”
爸爸噴著煙霧講起了往事：我小時候，家裡很窮很苦。你奶奶沒有奶水，我是吃你大伯母的奶水長大的；七歲就給財主家放老水牛，九歲那年你爺爺去世了，沒法子十一歲就和你的兩個伯父下地幹活。那時候，腰裡就別起了旱煙管……
冷不丁我冒出一句：“爸，解放了幹嗎不把奶奶接來呀？”爸爸一時語塞，深吸了一口煙，扔掉煙蒂。四合院裡幽暗寂靜，稍傾爸爸動情地說：“你奶奶在我離開鄂豫皖蘇區後不久就死了……。”
爸爸定定神，接著說：“我們一共兄弟三人，我是老小，你奶奶最疼我。你二個伯父都是農會赤衛隊隊員，在六霍起義（六安、霍山），的戰鬥中犧牲了，只有我隨紅軍北上長征。紅軍走後，你奶奶在家可遭了罪，國民黨還鄉團說你奶奶是“赤匪”家屬，燒了房子趕出家門，你奶奶孤苦一人無依無靠，沿街討飯，流落街頭，風裡來雨裡去最後瞎了雙眼，凍餓而死。爸爸的聲音顫抖了，我和爸爸都沉默不語只有夏夜的蚊蟲鳴叫。
一個秋日的下午，我放學回家，看見客廳裡坐著一位客人，我走過去才認出是周克時叔叔，是爸爸的同鄉，一起長征到的陝北。
只聽爸爸用濃重的六安口音說：“前些日子去看徐海東同志了，他身體不好，沒有多說話。與周東屏同志（徐海東的夫人）聊了聊，聽周東屏講 正在編寫的紅二十五軍戰史，徐海東同志非常重視這項工作，要求咱們這些老同志多回憶一些紅二十五軍初創時期的情況。”
爸爸和周叔叔一時都沒有馬上說話，默默地吸著煙，或許是遙遠的思緒帶走了他們的語言；或許是不知如何談起那個風雲多變的歲月。突然爸爸問：“你還記得毛正初嗎？”周叔叔被這突如其來的問話怔住了，還沒有反應過來，爸爸就順著自己的思路說下去了……
毛正初是六安徐集人，1926年黨組織送毛正初上黃埔軍校並加入共產黨。1927年6月接受黨的派遣回到咱們六安開展農民運動。組織農會成立赤衛隊，領頭打土豪，分田地 。1928年，毛正初打入徐家集民團任隊長，在22個團丁中發展了4名黨員，建立了秘密黨小組並準備武裝起義。1929年起義後以民團22條槍為基礎，成立了遊擊大隊，毛正初任大隊長，我就在這時參加了遊擊大隊。遊擊大隊不斷發展壯大，到30年已發展到200余人槍建立了上自西河口下至碼頭集一片完整的革命根據地。毛正初領導的農民赤衛軍成為皖西地區一隻威名赫赫的農民革命武裝。後來又改編為六安獨立團，（後六安獨立團編入紅二十五軍）毛正初任團長，我在獨立團任連長、副營長。可是就是這樣一位對党忠誠的同志，卻死于張國燾的錯誤肅反路線下，死得好慘呀，死時年僅三十一歲。
三一年張國燾派人到六安獨立團清查“第三黨”、“AB”團，動不動就給人扣上“改組派”的帽子。更嚴重的是六安獨立團全部繳械，排以上幹部全部撤職殺頭。因我在六安花果園戰鬥中掛彩，大腿被子彈穿出手指頭粗的窟窿，住進了醫院因此躲過了那年秋天肅反擴大化的浩劫。歸隊後沒有敢說自己是副營長，才倖免於難。
對毛正初是天天審，夜夜問，說他是“改組派”毛正初始終不承認。31年秋，一個淒風苦雨的寒夜，毛正初被押上山坡，扔給他一把鐵鍬讓他挖埋葬自己的墳墓。毛正初穿著單薄的獨立團的軍裝，迎著凜冽的秋風用那雙曾經握過筆桿也握過槍桿的手坦然地一鍬一鍬的挖著。他雖然堅信共產主義，但卻不能在自己人面前高呼英特納雄納爾一定要實現，他痛惜，不是痛惜自己年輕的生命，而是痛惜革命遭受的磨難和挫折。當墓穴挖好後，他昂起頭，神情是那樣的平靜威嚴。槍聲響起，一個優秀的紅軍指揮員倒下了，一個年輕的革命者倒下了，無聲的倒在自己挖的墓穴中。
爸爸最後說：“當時自己是下級幹部，不明白這一切是怎麼回事。但是就是惋惜這樣好的一個人，這樣一個優秀的農民運動領導者，沒有倒在和敵人戰鬥的戰場上，卻被黨內錯誤路線迫害致死。”
爸爸有本隨身攜帶的“影集”，所謂“影集”，實際上是一本發黃的細長的筆記本。上面貼滿了照片，有些照片已經發黃，看來年代久遠。這些照片有帶八角帽的，有帶八路軍帽的；也有帶解放帽的，有解放張家口、石家莊、太原時得留影；還有到北京後遊覽名勝古跡的照片。在這些照片中有一張發了黃的帶八角帽的青年人的照片，就是這張照片常常使爸爸思緒萬千，心潮起伏……。
這張照片雖然殘破不全，黃的有些發黑，但仍可以看出照片的主人煥發著靈秀之氣，英武之姿。爸爸凝視著照片緩緩的講：“他叫吳煥先，是紅二十五軍的政治委員，那時我是軍部的事務長，負責軍部幾位首長的日常生活。吳政委走到哪裡我就要挑著擔子跟到哪裡。行軍時，吳煥先很少騎馬，戰鬥中總是身先士卒，和戰士一起在槍林彈雨中衝殺。哪裡槍聲響的最激烈哪裡就有他的身影，我也必定跟著他到戰鬥的最前沿。
有一次，國民黨軍隊突襲我軍，緊急轉移時，我把三百塊大洋交給經理部的一個戰士背著，部隊突圍後集結時，發現背大洋的戰士連人帶錢跑掉了。副軍長高敬亭知道後，大為光火不分青紅皂白，就命令把我綁起來，要殺了我。當時紅軍的生活非常艱苦，300塊大洋對紅軍來說太重要了。這時恰好吳煥先走過來，看見我被綁起來了不解的問：“老楊，是誰把你綁起來的？”我沒好氣地說：“是高敬亭，還說要殺我的頭。”高敬亭聽見後大叫：“非殺頭不可！非殺頭不可！”吳煥先就去找高敬亭問明情況，說服了高敬亭，才把我給放了。吳煥先親自為我鬆綁並安慰我。這件事讓我終生難忘，是吳煥先救了我一命。
長征時，我一直跟著吳煥先。在越過平漢線，北上入陝途中。那是一九三五年陰曆8月21日，紅二十五軍離開白水鎮東進，在涇川縣城以西的王村翻越王田宮原，徒步涉河。當部隊剛過一半時，上游河水陡漲，軍部機關直屬隊及在原上擔任後衛任務的第二二三團被阻于河北岸。就在此時，敵第35師208團1000餘人，由涇川縣城沿著王田宮原突然襲來。位於原上四坡村東北角的紅二二三團三營首先與敵接火，當即憑藉房屋、土牆和窯洞與敵展開激戰。此時，紅二十五軍先頭部隊已渡過 河，難以回援，後衛部隊被迫背水作戰，形勢極為不利。吳煥先帶著軍部交通隊和學兵連100餘人，迅速搶佔原上制高點，從側翼向敵人發起攻擊，對敵形成夾攻之勢，此時敵人亂成一團，紛紛潰散，就在戰鬥即將勝利時，吳煥先被敵人冷槍擊中胸部，這位卓越的青年將領不幸壯烈犧牲，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生命，時年28歲。
爸爸撫摸著殘破不全的照片，喃喃地說：“為了緬懷先烈，紀念我的老首長，我想把照片翻版，重新洗印。後來爸爸真的請王府井最好的照相館----中國照相館，精心翻版重新洗印，並用“太陽大學”畢業的文化水準，在照片下方寫上“吳煥先同志”五個字。字雖然寫得不夠規範，但是有爸爸對老政委深深的思念之情。
平型關大捷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上光輝的一頁。然而平型關戰役的軍需給養是誰組織的？卻鮮為人知。我的爸爸就是這次著名戰役的軍需給養組織實施者之一。
爸爸講，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達陝北後，與陝北的紅二十六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合作，紅十五軍團編入八路軍一一五師建制，爸爸任供給部軍實科科長兼兵站站長。一一五師發動平型關戰役，軍需給養工作自然落在軍實科頭上。爸爸當時所有的運輸工具，就是兩百頭毛驢。部隊在進入戰鬥部署前，聶榮臻政委（對外稱副師長）直接找到爸爸，親自向爸爸佈置軍需給養供應保障的有關事宜，指示爸爸必須保證部隊的糧食、彈藥等的供應，要有充分的應急措施，行動要隱蔽，確保戰鬥勝利。
爸爸接到任務後，動員全科，全站人員，積極投入緊張的籌備工作。徵集糧食，準備彈藥，趕制棉衣，徵調一百多個民夫。把民夫編成一個連，每個民夫負責兩頭毛驢。那時正值三七年的深秋，在給部隊運送棉衣時，每頭毛驢只能馱三十幾套。棉衣都是白布裡子，因條件有限打包時沒有外包裝，棉衣的白布裡子朝外。二百多頭毛驢馱著棉衣，綿延曲折地行進在山路上。深秋時節山已經禿了，一裡多長的毛驢運輸隊伍，目標很大，很容易被日本飛機發現轟炸。飛機一轟炸，毛驢到處亂跑。爸爸就指揮戰士和民夫就地臥倒，大喊著要民夫牢牢的抓緊毛驢的韁繩。爸爸冒著日本飛機的低空掃射，來回奔跑，組織運輸隊伍疏散、隱蔽。由於目標大有時來不及隱蔽，仍有戰士、民夫和毛驢死於日本飛機的炸彈和掃射之下。待飛機飛走後，爸爸重新組織押運戰士和民夫，從死掉的毛驢身上卸下物資，分裝到其他毛驢身上，掩埋好犧牲的戰士和民夫的遺體又率領運輸隊伍朝著平型關的方向進發。硬是靠著二百多頭毛驢，克服重重困難，晝夜不停，及時地把軍事物資源源不斷地送到前線，保證了平型關戰役的最後勝利。
平型關戰役給了日本軍國主義沉重地打擊，打破了日本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抗日的士氣，同時被激怒的日本軍國主義，變得更加瘋狂。華北大地狼煙四起，環境越來越殘酷。在這種形勢下。一一五師一部，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部署，挺進敵後，爸爸又跟隨聶帥奔赴華北抗日前線，去組建晉察冀軍區供給部。
爸爸由一個貧苦農民，成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位將軍，是在党的培育下，經過了半個多世紀浴血奮戰和艱難歷程。爸爸生前常常對我們說：“我的命，是由一萬個革命者的人頭換來得 ，有多少人沒有看到革命勝利就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今天爸爸雖然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然而他的革命氣節和信念，永遠激勵著我們。
我與老部長楊植亭將軍相識在抗日戰爭代。他是我參加人民軍隊的介紹人，也是我由老百姓轉變成革命軍人的領路人。在幾十年的交往中，我們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的考驗，結下了深厚的無產階級友誼。
老部長雖然已經離去多年，但是老部長對人熱情真摯的音容笑貌依然時常展現在我的眼前；老部長對工作細緻負責的嚴肅神情還深深的留在我的記憶之中。老部長艱苦樸素、嚴於律己、謙虛謹慎的精神更是我一生學習的榜樣。
抗日戰爭暴發後，聶榮臻元帥在華北地區建立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1939年，隨著抗日形勢的發展和前線的需要，根據地成立了許多軍工廠，需要招收許多軍工。當時我已經在家鄉河北省阜平縣廣安鎮青救會參加了抗日工作，但是參加八路軍卻一直是我心中最大的願望。於是，在這年的秋天，我從鎮青救會開好了介紹信，離開了家鄉，獨自一人徒步跋涉幾百里山路，去平山縣尋找八路軍軍工廠。一路上風餐露宿，經歷了四天的艱苦行程，終於找到了晉察冀軍區供給部駐地。在那裡，接待我的就是當時擔任晉察冀軍區供給部軍實科長的楊植亭同志。他親切的招呼我坐下，給我端上一杯熱水，和藹的詢問我的家庭狀況和個人情況。當我提出要參加八路軍時，他一口答應下來，並且安排我在軍區被服廠工作。在給我做了登記之後，他叫來通信員把我送到了被服廠女工隊的住地。
就這樣，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八路軍戰士。在這裡我高興的遇到了我的同鄉曹秀芬大姐，她在工作上和學習上給了我許多的關懷和幫助。
我們女工隊直屬軍實科領導，楊植亭同志經常來女工隊佈置和檢查工作。他是一個嚴肅認真的領導，對工作要求嚴格，一絲不苟，指導我們不斷的提高工作品質和產品數量。他又是一個平易近人的領導，關心我們的學習和生活，組織我們學文化、走佇列，培養我們的軍人素質。在他的領導下，我的進步很快，不久就擔任了分隊長。
1940年的秋天，他找我談話，要調我去晉察冀軍區二分區工作。我當時不願意離開熟悉的工作環境和朝夕相處的夥伴，就提出了不願意去的想法。楊植亭同志沒有直接批評我，而是給我講了許多革命的道理。從形勢的發展、工作的需要一直講到個人的鍛煉和成長，耐心細緻的做我的思想工作。最後，他認真的告訴我，和我一起去的還有三十多個同志，由我擔任隊長，任務就是組建二分區被服廠，要我帶領同志們完成好任務，不要辜負組織上的重托。我被他說服了，愉快的領受了任務。從此我離開了楊植亭同志的直接領導，來到晉察冀軍區二分區被服廠擔任女工隊隊長，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
雖然不在一起工作，但楊植亭同志依然關心我們的進步，我們也經常聽到楊植亭同志的消息。1941年，我們這些從軍區被服廠調出來的同志們，聽到楊植亭同志和曹秀芬大姐結婚的消息，大家都由衷的為他們高興。後來，楊植亭同志又為我和當時擔任晉察冀軍區二分區供給部長的況開田同志當起了紅娘，促成了我們的婚姻。從此以後，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我們兩個家庭的革命友誼一直保持到了現在。
在文化大革命那個動亂年代，革命戰友之間的信任和友誼，更顯得真摯和可貴。1968年的冬天，我的丈夫況開田同志（當時任濟南軍區後勤部長）在遭到造反派的批鬥和追捕時，不幸受了重傷，由軍區領導悄悄的把他轉移至外地治療。造反派追捕不到況開田同志，就佔領了我的家，並四處抓捕我和我的孩子們。在好心人的幫助下，我領著孩子被迫離開濟南，悄然來到北京。
那年的冬天格外寒冷。由於我和孩子們是在那種惡劣條件下，未帶分文錢和糧票倉促出行的，因此到了北京後，雖然找到一家招待所落下腳，但是以後的食宿費用卻成了問題。在那種情況下，誰能冒著包庇“走資派”家屬的危險幫助我們母子呢？在窘迫之中，我想到了住在北京的老部長楊植亭同志和他的老伴曹秀芬大姐。
楊植亭部長和況開田同志是老戰友，他們共同經歷了腥風血雨的戰爭年代，有著共同的革命信念和深厚的友誼，我和曹秀芬大姐是戰友又是老鄉，他們是可以在危難中給我幫助的人。於是，我就帶著孩子，頂著寒風趁著夜色，悄然來到楊植亭部長宿舍門口。
當他們打開房門看到我時，非常吃驚，急忙把我和孩子讓進屋裡，端上熱茶。屋裡溫暖的環境和楊部長、曹大姐熱情的招呼，頓時就把冬夜的寒意和我心中的苦痛一掃而光。我毫無隱瞞的向楊部長、曹大姐介紹了況開田同志和我的一家當前的遭遇，以及我和孩子流離失所、分文未有的困境。楊部長和曹大姐聽完我的敘述後，對我們一家的遭遇表示了極大的同情。當他們知道我和孩子還沒有吃飯時，立即做了熱氣騰騰的飯菜。在他們熱情的款待和親切的安慰中，我的身心溫暖了，精神也重新振作起來。
吃完飯，楊部長和曹大姐交給了我200元錢和100斤糧票，讓我先解決燃眉之急。接過錢和糧票，我的眼睛濕潤了，我當時心裡的感激之情，直到今天也找不到更好的言語來表達。因為我知道，楊部長和曹大姐家裡人口眾多，經濟並不寬餘；因為我知道，這些錢和糧票在那個時候，代表著革命戰友間的信任和友情；因為我知道，這些錢和糧票是維持我和孩子生活的依靠。
由於是在那個非常的年代，我謝絕了他們留我和孩子住下來的好意，再三的感謝之後，我匆匆的離開了他們家。由於楊部長和曹大姐的資助，我和孩子們在北京躲過了造反派的追捕，並且找到了輾轉至北京治療傷病的況開田同志，一家人得以渡過了1968年那個異常寒冷的冬天。
現在，我們的這些經歷，都已經成了感人的故事和對往事的美好回憶，它們深深的印在我的腦海裡。每當我回憶起這些往事，就萬分的感慨，激動不已。我把它講出來、寫下來，作為對老部長楊植亭將軍和曹秀芬大姐的懷念。
任華北軍區後勤部軍需部副部長、部長，北京軍區後勤部軍需部部長。北京市第二、三、四屆政協委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楊植亭，1905年出生，安徽省六安縣人。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楊植亭歷任安徽省六安縣赤衛隊連長、獨立團連長、紅25軍軍部經理處糧秣科科員、糧食主任、事務長、總務科科員、紅15軍團供給部軍實科副科長。參加了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楊植亭歷任八路軍115師供給部軍實科科長兼兵站站長、晉察冀軍區供給部軍實科科長、軍區直屬供給處處長、晉察冀軍區供給部副部長。參加了平型關戰鬥。
1938年4月，白求恩從加拿大來到晉察冀根據地。由於當時部隊已經更換夏裝，白求恩因身高腳大，所有軍裝軍鞋他都穿著瘦小。但是，部隊第二天就要行軍。楊植亭當即決定，親自為白求恩趕制軍裝軍鞋。在為白求恩量體裁衣、量腳下料後，他一針一線連夜趕制了兩套軍裝、軍鞋。第二天，當白求恩拿到了合體的軍裝軍鞋時，他簡直不敢相信，一個勁地翹起大拇指，稱讚道：“楊，Very good，Thank you！Thank you！”
解放戰爭時期，楊植亭歷任晉察冀邊區財經辦事處供給總店經理、晉察冀軍區後勤部供給部副部長、華北軍區後勤部太原辦事處主任。
新中國成立後，楊植亭歷任華北軍區後勤部軍需部副部長、部長、北京軍區後勤部軍需部部長。
楊植亭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准軍級、原華北軍區），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是北京市第二、三、四屆政協委員。
1982年11月30日，楊植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7歲。夫人，曹秀峰，1941年2月11日在河北平山縣結婚；子，楊皖華、楊光甯、楊建塔、楊新中、楊光宏；女，楊陸豔、楊陸婭.
大別山的血雨腥風，鄂豫陝的烽火征程，華北平原的南北轉戰，解放戰爭的浴血戰鬥，抗美援朝的緊張支前，造就出一名軍需幹將，他就是楊植亭將軍。
楊植亭原名楊文財，1905年2月出生于安徽六安市徐集鎮薑廟村（今屬裕安區）的一個農民家庭，7歲給地主放過牛，11歲就下田做農活，童年的苦難在他心底深深打下烙印，嚴酷的現實刺激他強烈的反抗階級壓迫並走上革命道路。1928年他參加農民協會，並任農民協會糧秣委員。
1929年秋，著名的六霍起義風暴席捲皖西大地，24歲的楊植亭參加了赤衛隊，同年參加紅軍，編入毛正初領導的六安紅軍遊擊大隊（後擴編為六安獨立團），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於作戰勇敢，在六安獨立團先後任連長、副營長。1931年夏花果園戰鬥中，他英勇負傷，大腿被子彈穿出一個手指頭粗的窟窿，由於醫藥匱乏，傷口潰爛化膿，他住進了醫院。但卻因此躲過了那年秋所謂清洗“AB”團“第三黨”的“肅反”擴大化浩劫。六安獨立團1932年編入紅四方面軍25軍75師。楊植亭先後任紅25軍軍部經理處糧秣科科員、糧食主任、事務長。有一次，國民黨軍隊的突然襲擊，楊植亭緊急應戰，把身上背的軍餉300塊大洋交給經理部的一個戰士，就沖了上去，部隊突圍後集結，發現背大洋的戰士失蹤了，紅75師政治委員高敬亭大為光火，不問青紅皂白命令把他綁起來殺頭，幸好，時任紅25軍政治委員的吳煥先發現後，說服了高敬亭才把他放了。
1934年11月，楊植亭加入了長征隊伍，投入了一次次新的戰鬥。當時，他擔任軍部的事務長，負責軍部幾位首長的日常生活，，吳煥先政委走到哪裡，他就挑著擔子跟到哪裡。哪裡槍聲最激烈哪裡仗打得最吃緊哪裡就有吳政委的身影，楊植亭也必定跟著跑到戰鬥前沿陣地去。長征出發前他負責保管的兩袋銀元，到達陝南，創建鄂豫陝革命根據地時，他一文沒少地交還給組織。由於他在以“兒童軍”著稱的紅二十五軍中年齡較大，工作埋頭骨幹，是採辦、管理軍需物品的行家裡手，戰友們稱他為“老洋貨”。1935年8月，紅25軍西征北上，轉戰陝甘寧，行徑甘肅平涼涇川，部隊徒涉內河，度過一半時，山洪暴發，河水突漲，又遭遇敵軍馬開基團追擊。在大雨滂沱中，紅軍與馬匪激戰數小時，粉碎敵軍乘我軍半渡，圍殲我後衛部隊的企圖。就在戰鬥快結束時，軍政委吳煥先卻不幸遭敵冷槍而犧牲。楊植亭含淚盟誓，一定要為敬愛的吳政委報仇雪恨。他和戰友們懷著極度悲憤，英勇殺敵，與敵人展開肉搏，擊斃敵團長馬開基，全殲馬團。入陝後，紅25軍與紅26軍、27軍合併為紅15軍團，楊植亭任紅15軍團供給部軍實科副科長，隨軍參加東征、西征、擴大陝甘寧根據地的各次戰鬥。抗戰爆發後，紅15軍團編入115師，楊植亭隨115師奔赴抗日前線。
1937年秋，115師首長決定組織發動平型關戰役，作為師供給部軍實科兼兵站站長的楊植亭，接受任務後，按照聶榮臻副師長的親自部署，軍實科立下軍令狀：不惜一切，保證參戰部隊的糧食、彈藥供應，應急供應。軍實科緊鑼密鼓緊急籌備，徵集糧食準備彈藥，徵調100多農民編成一個連，每個民夫負責2頭毛驢，200多頭毛驢馱著棉衣、棉被、糧食、彈藥晝夜不停地向平型關戰役前線運送。由於時值深秋，山也禿了，前後1裡多長的毛驢運輸隊目標較大，時常遭遇敵機。每當敵機轟炸，楊植亭一面迅速指揮運輸隊疏散、隱蔽，一面冒著敵機的低空掃射來回奔跑，大喊民夫要拉進毛驢韁繩；飛機飛走了，掩埋好犧牲的戰士和民夫們，毛驢運輸隊又出發了……。就是靠著200多頭毛驢，軍實科克服種種困難，晝夜不停冒死運送軍需物資，把戰役急需物資源源不斷送到前線，及時保證了平型關戰役的軍需供給。平型關戰役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的鼓舞了全國人民抗日的士氣。
平型關戰役勝利後，115師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挺進敵後。1937年11月，成立晉察冀軍區，聶榮臻任司令員兼政委，開闢抗日根據地。由於軍需困難，聶榮臻命忠厚能幹、又有兩年私塾底子的楊植亭，參與組建晉察冀軍區供給部，並由他任供給部軍實科科長。1938年4月，白求恩從加拿大來到晉察冀，趕上部隊換夏裝，因身高腳大，部隊發的軍裝、軍鞋他都穿不上，聶榮臻司令員指示：“一定要白求恩穿上合體的軍衣。”楊植亭同志陪白求恩試遍了被服倉庫的所有軍裝，沒有一件合適，他當即決定為白求恩專門訂做軍裝軍鞋，找來被聶司令員稱為“服裝專家”的趙連光，為白求恩量體裁衣，量腳下料，連夜趕制了兩套軍裝、軍鞋。第二天白求恩穿上合體的軍裝軍鞋，高興地翹起大拇指，稱讚道：“楊，verygood,thankyou !thankyou !”
當時，供給部軍實科負責機關、部隊、學校的武器、彈藥、被服、器材的籌備和修理、保管、分配；武器彈藥的檢查統計，表冊的填造、收發登記；各種軍用器材的保管與分發；被服材料的籌集、修理和領交，被服的製作、分發、登記、保管，表冊的填造，預算的造報等繁瑣複雜的工作。楊植亭帶領幹部、戰士發揚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吃苦耐勞、廉潔樸素的生活作風，一面力求節省一切開支，一面開展大生產運動，以減輕人民群眾的負擔，保證前線部隊的需要。在軍區領導、地方黨政各部門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幫助下，軍實科很快設立了7個軍工廠和一個修械所，不僅保證全軍區被服鞋襪的生產、收發、保管、翻新、縫補、供應，還支援兄弟部隊和地方。軍區第一個被服廠就是以15台縫紉機為家底開辦起來的，以後不斷發展、擴大，為部隊生產棉衣、大衣、單衣、襯衣、棉帽、單帽、手套、被褥、蚊帳、挎包、米袋、子彈帶、毛巾等等，最高年產量達到數萬套冬裝、夏裝。1943年秋，晉察冀軍區遵照黨中央指示，派5000人去陝甘寧邊區執行保衛延安的任務，要求在一個星期內讓5000多人穿上新棉衣。楊植亭親自組織生產調度，帶領服裝廠工人 加班加點奮戰7晝夜，他和大多數工人的眼睛都熬紅了，終於使5000多人按時穿上新棉衣，受到軍區首長的表揚。 1941年春，楊植亭與軍實科所轄女工廠（五隊）的排長曹秀峰相愛了，經組織批准，在平山縣灣子結婚，他們相濡以沫，為共同的事業奮鬥，家庭幸福美滿。
1942年春夏季間，日寇對晉察冀邊區瘋狂掃蕩，直供部對有限的軍需物資緊急轉移、捆綁、揹運，實行堅壁清野，時常是供給部 前腳轉移，日寇後腳就到，楊植亭帶領供給部的同志們就是這樣在刀尖上過日子，和敵人“捉迷藏”，一次又一次的化險為夷。在敵人頻繁掃蕩期間，軍工廠不得不停產，把機器藏起來，人員化整為零，分散打遊擊，部隊所需的免棉衣只好交給當地群眾分散縫製。1943年冬，楊植亭將一批棉衣交給阜平縣第9區的40多個村莊的群眾縫製。當時日偽軍一天到晚到各村搜查、抓人，婦女們就到野外、山溝裡縫製。敵人搜山時，她們就鑽進山洞隱藏起來。等敵人走了她們又鑽出山洞繼續縫製。就這樣，在敵人殘酷“掃蕩”中，軍實科發動、依靠群眾完成棉衣製作和分發任務。1944年12月供給部在組建直供處選址過程中，到了河北阜平柏崖地區的押口村，天色很晚，還飄著雪花，正準備在老鄉家一間空屋裡宿營，村口突然竄出一小隊日寇，楊植亭一面指揮隊伍隱蔽，一面做好戰鬥準備。當流竄日寇遠去，楊植亭命令其他同志就地休息，頭枕磚頭和衣而臥，第二天發現老鄉院子裡站著一個雪人，原來這位軍實科長在院子裡站崗站了一夜……。抗日戰爭時期的軍需戰士就是這樣鑽山溝、爬地洞，晝轉星移，輾轉奔潑於抗日戰場的前方後方，直到1945年解放張家口，接收了大批敵偽軍需物資。
1945年秋，供給部整編後，楊植亭任供給部副部長兼軍實處處長。當時部隊要進攻大同，他接到命令後，來不及與妻子說一聲道別的話就走了，一去就是3個月。
1945年秋冬間，各解放區抽調大批幹部和部隊開赴東北地區。因時間急迫，各路大軍不等配齊裝備就開拔。而晉察冀軍區是各路大軍的必經之地，楊植亭奉命將生產和收繳的部分物資、槍械補充給他們，還供給部隊被服、裝具和給養。他和供給部人員分路把口，不斷調度物資組織運輸力量和工作人員，做到各路大軍隨到隨補給，熱情接待，以保證各路解放軍及時搶佔東北戰略要地。
伴隨著解放大軍的隆隆炮火，各解放軍將士英勇奮起殺敵，勢如破竹，開始了氣壯山河的戰略大反攻。解放區民眾踴躍參軍參戰，部隊迅速擴大，軍需軍備量猛增，1948年，時任華北軍區供給部副部長的楊植亭，奉命率領部分幹部、技師、工人等100多人組成的軍需補給隊，來到河北省晉縣塔上村，籌建軍用染布廠，被服軍裝廠。他們租用一批老鄉民房，安裝染布機器，將染好的布料送到塔上村外2裡路的李村被服廠去做軍裝，晝夜加班加點，生產軍衣軍被供應華北各解放區。隨著人民解放軍在各大戰場的節節勝利，蔣介石集團土崩瓦解，很快形成隔江相望，直逼南京的局勢，毛澤東主席發出“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口號。1949年3月組織派楊植亭到石家莊辦事處工作，7月又調他去華北辦事處工作。他服從組織調動，只要工作需要，黨叫到哪裡就到哪裡，叫幹啥就幹啥，表現了共產黨員個人利益無條件服從革命利益的高尚情操。在辦事處他廣泛發動解放區軍民組成擔架隊、運糧隊、支前互助隊、軍鞋組、民兵糾察團等火線支前，維護穩定，調動一切力量為渡江戰役作準備。
1950年1月，華北軍區在北京成立後勤部，楊植亭任軍需部副部長，部長，與剛成立的軍委總後勤部合署辦公。楊植亭一家從山西太原搬進北京大方家胡同一個小院，算是“居有定所”了。可難得的和平很快被美帝國主義悍然發動的侵朝戰爭所破壞。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轉入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楊植亭人未解甲，馬未卸鞍，又投入抗美援朝的軍需供應中。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命令華北軍區後勤部1個月內趕制10萬套軍衣支援援朝戰場。領命後，楊植亭領先部署組織實施，動員所有被服廠加工趕制，如期將10萬套軍衣支援朝鮮戰場，交到志願軍手中。華北軍區後勤部實際上承擔了整個抗美援朝戰爭的大部分物資供應，駛往朝鮮戰場的軍用列車一天也沒有停過。尤其是糧食供應更為緊張。為了讓朝鮮戰場上的援朝戰士在冰天雪地裡填飽肚子，按中央軍委要求在國內把糧食製作成半成品，楊植亭率先垂範，召集後勤部全體同志在辦公樓後面的空地上支起100多個鍋灶，帶領全體官兵炒米炒麵。在嚴寒厲風中，在煙薰火燎中，一連幾晝夜，始終未離鍋灶。楊植亭忠於人民，兢兢業業，克勤克儉，在人民軍隊奮鬥了大半世紀，為中國革命的勝利默默奉獻了一生。曾當選為北京市第二、三、四屆政協委員。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自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四十一”這個數字，對我來說是個奇妙的數字，也是和我的命運息息相關的數字。
當二十世紀過去了四十一個年頭時，也就是1941年初，我與楊直亭同志在晉察冀軍區供給部結婚了。當共和國從十年動亂的噩夢中醒來的時候，楊直亭同志不幸于1982年11月30日去世離開了我，我們風風雨雨共同生活了整整四十一年。當我們的長子四十一歲時，1983年深秋，我帶著兒子護送楊直亭同志的陶瓷遺像返回六安故里，把遺像安放在“六安烈士陵園”。
這個平凡而普通的“四十一”，在別人眼裡只是一個枯燥冰冷的數字而已，但在我的眼裡，卻是一個有生命的、活生生的“四十一”。
楊直亭同志1905年農曆正月初九，降生在多災多難的皖西大地——六安縣徐集區（現為裕安區）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1929年春，年僅24歲就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即農民赤衛隊），他的二個哥哥也都是赤衛隊員。二個哥哥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均壯烈犧牲，楊直亭的大嫂早逝，還有一個二嫂，83年回六安時其二嫂健在並探望了她。楊直亭在家時叫楊文財，參加紅軍後自己改了名字叫楊楊直亭。我理解改名字有兩層意思：其一讓自己一直革命永不停步；其二帶有一定反封建的色彩。1930年楊直亭同志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肩負起為勞苦大眾求解放的使命！1935年隨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達陝北，任紅十五軍團供給部軍實科副科長。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楊直亭奔赴八路軍115師參加了著名的平型關戰役的軍需給養工作，同年底跟隨聶榮臻同志開赴華北抗日前線，參與了晉察冀軍區供給部的組建工作，並任供給部軍實科科長。在民族危亡的關頭，抗日的烽火把我和楊直亭同志“燒”到了一起。
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全面展開，整個華北成為抗日的前哨。那年我才十九歲，就在家鄉河北省阜平縣投身抗日活動，參加了婦救會的工作。1938年2月，我擔任十二區婦救會的主任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9年底調到晉察冀軍區供給部，分配在軍實科所轄女工廠（五隊）工作，我正式參加了八路軍。
1941年春，我擔任了女工廠的排長。二月十一日，經組織批准我與楊直亭同志在平山縣彎子裡村（供給部駐地）結婚了。儘管當時是抗日戰爭最殘酷的時期，但婚後我和楊直亭同志生活在一起，因而感到幸福和滿足。楊直亭同志既是我的上級領導，又是我的丈夫親人，婚後在各方面對我幫助教育很大，經常給我講述紅軍時期艱難曲折的奮鬥歷程；中國革命的前途命運以及做一個革命軍人的職責任務等革命道理，使我受益匪淺。
記得那是1941年11月19日，供給部紀念白求恩同志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犧牲二周年的大會後，楊直亭同志對我講述了一段他親身經歷的往事。
1938年4月間，白求恩同志由延安來到我們晉察冀。正好趕上部隊更換夏裝，因為白求恩同志身高腳大，發給部隊的軍裝軍鞋他都穿著太小。白求恩同志卻堅決要求身穿八路軍的衣服，他說得好：“我既然是八路軍的醫生，怎麼能不穿八路軍的衣服呢？”聶司令員得知後，即指示：一定要滿足白求恩同志的要求！派衛生部的葉部長陪同白求恩來到供給部找到楊（楊直亭）科長，他詳細瞭解情況後，立即陪同白求恩同志去所有的被服倉庫裡，親自為白求恩一件一件地挑選合身的軍裝。但是很遺憾，沒有一套適合白求恩身材的軍裝供他選用，因為他的個子實在太高大了。為了滿足白求恩同志的強烈願望，落實聶司令員的指示，楊直亭同志當機立斷，為白求恩定做合身的軍服、軍鞋！馬上召集有關人員，為白求恩同志量體裁衣、量腳下料，連夜趕制加工出兩套軍服軍鞋。第二天清晨，白求恩同志穿上合體的軍衣、合腳的軍鞋時，他高興地豎起大拇指，用英漢相間的語言對楊直亭同志說：“楊，verygood！thankyou！thankyou！”楊直亭同志雖然聽不懂英語，但從白求恩同志說話的神采上，可以看出他非常滿意！
抗日戰爭勝利後，晉察冀軍區供給部遷到剛從日本鐵蹄下解放的冀北重鎮張家口市。這年秋天，楊直亭同志擔任供給部副部長兼軍實處處長，部隊要進攻大同，以粉碎蔣介石對華北實施重點進攻的部署。當時我們已有兩個孩子，大的三歲，小的還不滿周歲。前線形勢緊張，隨時可能要打仗，條件艱苦，供應又差，楊直亭同志整天忙於工作，無暇顧及家裡和孩子。我一個人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兩個孩子，難啊！可是當楊直亭同志接到赴大同前線的命令後，他無二話帶上隨行人員立刻出發。他心裡明白這一走生活上會給我們母子帶來極大的不便和困難，然而他更知道部隊需要他，前線需要他，不能因為個人而貽誤戰機，那是對革命事業的犯罪！楊直亭同志匆忙中來不及和我說一句告別的話，就離開了我們，這一走就是三個多月。直到來年的春節前才又回到張家口，穿著滿身油污和征塵的大衣，鬍子拉碴的走進家門，我一時竟沒有認出他來，脫去大衣後我才看清楊直亭的臉。
新中國建國後，1950年1月份，楊直亭同志從太原辦事處調到北京工作，出任華北軍區軍需部副部長，我和孩子們也來到北京。就在這時，美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了侵朝戰爭，同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全國掀起了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
朝鮮戰爭的突然爆發，剛組建不久的軍委後勤部與華北後勤部合署辦公，面臨著抗美援朝軍需物資供應工作的巨大壓力，楊直亭同志夜以繼日、廢寢忘食的工作。前線軍情緊迫，志願軍倉促入朝，時至冬季天寒地凍，部隊戰士急需棉衣。總後楊立三部長命令楊直亭同志，十天之內趕制十萬套棉衣供應志願軍！楊直亭同志接到命令後，冷靜的反復考慮問題的嚴重性。他理解楊立三部長的焦慮心情，更瞭解前方將士在打仗、在流血、在爬冰臥雪，急需棉服的現實。然而我們國家剛建立，還沒有那麼大的加工能力，也沒有那麼雄厚的物質基礎，這也是客觀事實。楊直亭同志沒有在巨大的困難和嚴肅的軍令面前失去理智，而是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經過周密的思考後，給了楊立三部長一個客觀認真的答覆：“十天之內無論如何完不成，但保證一個月內完成十萬套棉衣，發往朝鮮！”楊立三部長聽後笑了，爽快地說：“常言道這勸將不如激將呀。好，一言為定！一個月內完不成任務，拿你老楊是問。”楊直亭同志領命連夜佈置任務，組織實施，動員部屬所有被服廠加班加點趕制棉服，如期將十萬套棉衣發往朝鮮前線，供應志願軍戰士。
朝鮮戰爭初期，軍需供應工作十分繁重，華北後勤實際上承擔著整個抗美援朝軍用物資的供應工作，每天都要發往朝鮮幾列車的物資，尤其是糧食更緊張，就是把糧食運到前線，戰士食用起來也有諸多不便。中央軍委領導考慮，能否把糧食加工製作成半成品供應前線部隊，解決戰士食用不便的困難。身為軍需部長的楊直亭同志，根據軍委首長的指示精神，率先垂範，在軍需部辦公樓後的空地上，支起了一百多個鍋灶，帶領部機關全體官兵，自己動手炒米、炒麵，把我也動員去做些燒火、洗米等輔助性的工作。楊直亭同志不畏嚴寒烈風，不怕煙薰火燎，身先士卒，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為前線將士炒米炒麵中去！一個助理員稱讚他：“部長，您還真像那麼會事呢！”楊直亭同志詼諧的答道：“我當過紅軍的事務長嘛！”就這樣連軸轉苦幹了幾個晝夜，楊直亭同志始終未離開炒米現場一步，雙眼佈滿了血絲，終於把第一批糧食加工半成品發往朝鮮前線。
楊直亭同志幾十年來，為我軍培養了大批後勤幹部和人才，遍佈全國各地。有的已是我黨我軍的高級幹部，他們每次來北京開會或出差，都要到家裡來探望楊直亭同志，總是稱楊直亭同志為我們的老部長，對待革命工作一絲不苟、認真負責、忠心耿耿，是我們的老前輩，值得我們學習的榜樣！對待身邊的工作人員，也也是無微不至的關懷和教育，有的在他身邊入了黨、提了幹；有的還走上了領導崗位；有的仍在部隊任職；有的轉業到地方工作。總之，他們都時時掛念著楊直亭同志，經常問候！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楊直亭同志由於幾十年的忘我工作，終因積勞成疾。1954年他胃部大出血，幾乎吐了半臉盆鮮血，經軍區總院及時搶救，才得以轉危為安。此後楊直亭同志的健康每況愈下。然而他並沒有被疾病嚇倒，總是以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對待疾病的襲擾。1974年患心肌梗塞，經歷半年多的搶救治療方化險為夷；1979年又患美尼爾氏綜合症，天旋地轉，堅持自己走路，謝絕醫護人員的幫助；1979年由於多種疾病對楊直亭同志身體的折磨，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最終臥床不起，後來連話都講不了。他在久病臥床期間，黨和國家給予楊直亭同志各種優厚的治療，而他卻從未向組織上提過任何額外要求。他在說話極端困難時，還一再囑咐我， 不要給組織上找麻煩。我看到楊直亭同志病成這個樣子，心焦如焚，欲哭無淚呀！
楊直亭同志在部隊工作服務了五十多年，始終戰鬥在後勤物資保障供應工作的崗位上，每天都要經手無數錢鈔；每月都有千萬噸各種物資經他手轉運，然而，他身為將軍，從不侵佔公家一絲一毫，一針一線也絕不據為己有。他是一個坦蕩的共產黨員，一個正直的高級幹部！所以，我沒有任何理由不照顧好他這樣一個為黨為國嘔心瀝血、勤勤懇懇工作了一生的老戰士。
楊直亭同志在醫院臥床兩年多的時間裡，我是傾其所有精心照顧他，所以他的經治醫生感歎地說：“部長臥床兩年多，身上沒有一處褥瘡，這是您的功勞，在我們軍區總院護理史上也是罕見的！”我知道這是醫生對我的鼓勵，對我辛勤照顧楊直亭同志的認可。然而我卻認為我有“四個應該”照顧好楊直亭同志：他是一位老紅軍，為革命事業流過血、負過傷，熱愛他，我應該；他是上級和領導，敬重他，我應該；他是一個襟懷坦白的老黨員，我也是經党多年培養教育的老黨員，為了共同的理想和事業，我應該；他是我的丈夫、親人，我們相濡以沫地生活了四十多年，我作為妻子，我應該。儘管醫院和我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和心血，但是病魔還是無情的奪走了楊直亭同志的寶貴生命。在彌留之際，楊直亭同志一句話也不能說，無言的死死抓住我的手，安詳的閉上了雙眼，心臟停止了最後一下跳動。時間是1982年11月30日上午10時45分。楊直亭同志臨終前雖然沒有留下一句話，但我理解他心中所蘊藏的千言萬語，因為我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
楊直亭同志身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位高級將領，共產黨員，他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的優秀本色，具有艱苦奮鬥、廉潔奉公的高尚品德！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對革命無限忠誠的一生！
楊直亭同志雖然離我而去，但他的崇高情操、高尚人品、頑強的革命精神卻銘刻在我的心田，是享用不盡的精神財富！
我們的爸爸是個老紅軍，雖然已離開我們多年了，可每當我們凝視著爸爸的遺像，望著他那慈祥的面容，就不由得想起一件件往事。在這些往事中，最使我們難忘的就是爸爸教我們打草鞋。
記得，那是一九六零年暑假的一天。正值三伏天氣，我午睡剛起，由於屋內悶熱難耐，想到院子裡的樹蔭下去涼快涼快。剛走出屋門，就看到樹下的爸爸和弟弟。不知他們正在幹啥，不時傳來一陣陣歡快地笑聲。我好奇心頓起趕忙跑過去，問道：“爸爸，您在幹什麼呀？“打草鞋”弟弟頭也抬地應道。一聽打草鞋，我驚異地想：光從長輩那裡聽到和從回憶文章中看到有關打草鞋的事，可還沒有親眼見過草鞋是怎樣打成的呢。於是，就蹲在旁邊和弟弟一起看起來。
只見爸爸用那雙靈巧寬厚的手把搓好的布繩，左穿右插，飛快的打著，滿頭大汗也顧不上擦。柔軟的布繩在爸爸手裡變得十分聽話。一會兒工夫，一隻鞋漸漸有了模樣。和弟弟歡呼起來，爭搶著要穿上試試。爸爸高興地站起來，把鞋舉得高高的，大聲說道：“要穿自己打。”“不會打，怎麼辦”我和弟弟同聲喊道。“我來教你們”爸爸說道。我和弟弟一聽趕緊搬來小板凳坐好。爸爸說：“這打草鞋第一位是要先學會搓草繩，現在用布條搓繩……。”於是，我和弟弟就按照爸爸講授的要領和方法，一本正經地打起來。
爸爸邊把著手地教我們，邊說：“我向你們這麼大的時候，已經會打草鞋了，現在進城了哪裡去找稻草？我看見咱們被服廠做軍裝，裁下不少邊角料，紮墩布後還有些布條，丟掉太可惜了，就要些回來打些草鞋練練手。現在是國家困難時期還是要艱苦奮鬥，勤儉節約呀。”接著又說起當紅軍時的逸聞趣事。
在紅軍初創時期，敵強我弱，紅軍要想生存並發展壯大，就要多跑路，草鞋就壞得快。只要有空閒，就趕忙打草鞋。當時根據地主要在山區。敵人來圍剿，紅軍就牽著敵人的鼻子轉山頭。把白狗子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往往紅軍打了伏擊，消滅了一股敵人，等敵人的增援到了，紅軍早轉移了，白狗子只能撿到幾隻爛草鞋回去“請功領賞”。那時紅軍經常轉移，行軍很艱苦。白天行軍，晚上宿營，雖然很疲勞，仍要抓緊時間打草鞋。有時太累了，打著打著就睡著了，等醒來時手裡卻拿著已打好的草鞋。自己還犯嘀咕呢，以為是在睡夢中打的呢。卻不知是老同志幫忙打好後，又放回他手裡。當時紅軍講平等、講民主、團結友愛官兵一致。不管幹部戰士，有時間總要多打幾雙草鞋帶在身邊，在行軍、打仗時，看到那位同志的草鞋壞了，也不管認識不認識，就送一雙給他。所以啊，自己打的草鞋不見得就穿在自己腳上。自己腳上穿的草鞋也沒准是哪位不相識的同志送的。
紅軍愛護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很受群眾歡迎，貧苦農民都積極參軍。可紅軍的武器裝備極差，槍支彈藥很少。有些老戰士都沒有槍背，何況是新兵呢。要想背上槍就這只能奪敵人的。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同志，參軍時領到一支梭鏢。在一次伏擊戰中，衝鋒號一響他靈機一動，把腰上別著的草鞋當手榴彈扔向敵人，隨後大喊著繳槍不殺沖向敵人。紅軍打仗勇敢，不怕死，白軍早被紅軍的大刀、長矛、梭鏢手榴彈打怕了。見一黑乎乎的傢伙飛過來，還以為是手榴彈呢，早嚇破了膽。這次戰鬥中，這個小紅軍不但奪了一杆槍，抓了俘虜還當了副班長。
我和弟弟都被爸爸的講述迷住了，時不時停下手聽。爸爸又拿起好的草鞋端詳著，沉思著。然後動情地說“你們不要小看了草鞋，我 就是穿著草鞋長大的。穿著它下田，放老牛；穿著它參加紅軍，走上革命道路。雖然現在已經不必穿草鞋了，紅軍的精神你們不能忘。更不能忘記紅軍是穿著草鞋一步步走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走向全中國，走向勝利的。”望著爸爸漸漸凝重的面孔和聽著爸爸這語重心長的話語，我和弟弟似懂非懂地點點頭。
在爸爸的指導下，我和弟弟各打了一雙草鞋。雖然打的實在不像樣子，但畢竟是我們自己打的。
這件事已經過去好多年了，在我們的記憶裡仍是那麼清晰。每當想起爸爸教我們打草鞋時神態，就好像是發生在昨天的事情，歷歷在目……
北京仲夏的夜空，靜譪深邃，星星閃著神秘的銀光。四合院的槐樹蔭下，爸爸靠在躺椅上搖著大蒲扇納涼。我悠然地坐在爸爸的躺椅旁，只見爸爸吐出一縷煙雲，緩緩地對我說起他的吸煙史：“在老家，我十一歲就抽老旱煙了……”
爸爸噴著煙霧講起了往事：我小時候，家裡很窮很苦。你奶奶沒有奶水，我是吃你大伯母的奶水長大的；七歲就給財主家放老水牛，九歲那年你爺爺去世了，沒法子十一歲就和你的兩個伯父下地幹活。那時候，腰裡就別起了旱煙管……
冷不丁我冒出一句：“爸，解放了幹嗎不把奶奶接來呀？”爸爸一時語塞，深吸了一口煙，扔掉煙蒂。四合院裡幽暗寂靜，稍傾爸爸動情地說：“你奶奶在我離開鄂豫皖蘇區後不久就死了……。”
爸爸定定神，接著說：“我們一共兄弟三人，我是老小，你奶奶最疼我。你二個伯父都是農會赤衛隊隊員，在六霍起義（六安、霍山），的戰鬥中犧牲了，只有我隨紅軍北上長征。紅軍走後，你奶奶在家可遭了罪，國民黨還鄉團說你奶奶是“赤匪”家屬，燒了房子趕出家門，你奶奶孤苦一人無依無靠，沿街討飯，流落街頭，風裡來雨裡去最後瞎了雙眼，凍餓而死。爸爸的聲音顫抖了，我和爸爸都沉默不語只有夏夜的蚊蟲鳴叫。
一個秋日的下午，我放學回家，看見客廳裡坐著一位客人，我走過去才認出是周克時叔叔，是爸爸的同鄉，一起長征到的陝北。
只聽爸爸用濃重的六安口音說：“前些日子去看徐海東同志了，他身體不好，沒有多說話。與周東屏同志（徐海東的夫人）聊了聊，聽周東屏講 正在編寫的紅二十五軍戰史，徐海東同志非常重視這項工作，要求咱們這些老同志多回憶一些紅二十五軍初創時期的情況。”
爸爸和周叔叔一時都沒有馬上說話，默默地吸著煙，或許是遙遠的思緒帶走了他們的語言；或許是不知如何談起那個風雲多變的歲月。突然爸爸問：“你還記得毛正初嗎？”周叔叔被這突如其來的問話怔住了，還沒有反應過來，爸爸就順著自己的思路說下去了……
毛正初是六安徐集人，1926年黨組織送毛正初上黃埔軍校並加入共產黨。1927年6月接受黨的派遣回到咱們六安開展農民運動。組織農會成立赤衛隊，領頭打土豪，分田地 。1928年，毛正初打入徐家集民團任隊長，在22個團丁中發展了4名黨員，建立了秘密黨小組並準備武裝起義。1929年起義後以民團22條槍為基礎，成立了遊擊大隊，毛正初任大隊長，我就在這時參加了遊擊大隊。遊擊大隊不斷發展壯大，到30年已發展到200余人槍建立了上自西河口下至碼頭集一片完整的革命根據地。毛正初領導的農民赤衛軍成為皖西地區一隻威名赫赫的農民革命武裝。後來又改編為六安獨立團，（後六安獨立團編入紅二十五軍）毛正初任團長，我在獨立團任連長、副營長。可是就是這樣一位對党忠誠的同志，卻死于張國燾的錯誤肅反路線下，死得好慘呀，死時年僅三十一歲。
三一年張國燾派人到六安獨立團清查“第三黨”、“AB”團，動不動就給人扣上“改組派”的帽子。更嚴重的是六安獨立團全部繳械，排以上幹部全部撤職殺頭。因我在六安花果園戰鬥中掛彩，大腿被子彈穿出手指頭粗的窟窿，住進了醫院因此躲過了那年秋天肅反擴大化的浩劫。歸隊後沒有敢說自己是副營長，才倖免於難。
對毛正初是天天審，夜夜問，說他是“改組派”毛正初始終不承認。31年秋，一個淒風苦雨的寒夜，毛正初被押上山坡，扔給他一把鐵鍬讓他挖埋葬自己的墳墓。毛正初穿著單薄的獨立團的軍裝，迎著凜冽的秋風用那雙曾經握過筆桿也握過槍桿的手坦然地一鍬一鍬的挖著。他雖然堅信共產主義，但卻不能在自己人面前高呼英特納雄納爾一定要實現，他痛惜，不是痛惜自己年輕的生命，而是痛惜革命遭受的磨難和挫折。當墓穴挖好後，他昂起頭，神情是那樣的平靜威嚴。槍聲響起，一個優秀的紅軍指揮員倒下了，一個年輕的革命者倒下了，無聲的倒在自己挖的墓穴中。
爸爸最後說：“當時自己是下級幹部，不明白這一切是怎麼回事。但是就是惋惜這樣好的一個人，這樣一個優秀的農民運動領導者，沒有倒在和敵人戰鬥的戰場上，卻被黨內錯誤路線迫害致死。”
爸爸有本隨身攜帶的“影集”，所謂“影集”，實際上是一本發黃的細長的筆記本。上面貼滿了照片，有些照片已經發黃，看來年代久遠。這些照片有帶八角帽的，有帶八路軍帽的；也有帶解放帽的，有解放張家口、石家莊、太原時得留影；還有到北京後遊覽名勝古跡的照片。在這些照片中有一張發了黃的帶八角帽的青年人的照片，就是這張照片常常使爸爸思緒萬千，心潮起伏……。
這張照片雖然殘破不全，黃的有些發黑，但仍可以看出照片的主人煥發著靈秀之氣，英武之姿。爸爸凝視著照片緩緩的講：“他叫吳煥先，是紅二十五軍的政治委員，那時我是軍部的事務長，負責軍部幾位首長的日常生活。吳政委走到哪裡我就要挑著擔子跟到哪裡。行軍時，吳煥先很少騎馬，戰鬥中總是身先士卒，和戰士一起在槍林彈雨中衝殺。哪裡槍聲響的最激烈哪裡就有他的身影，我也必定跟著他到戰鬥的最前沿。
有一次，國民黨軍隊突襲我軍，緊急轉移時，我把三百塊大洋交給經理部的一個戰士背著，部隊突圍後集結時，發現背大洋的戰士連人帶錢跑掉了。副軍長高敬亭知道後，大為光火不分青紅皂白，就命令把我綁起來，要殺了我。當時紅軍的生活非常艱苦，300塊大洋對紅軍來說太重要了。這時恰好吳煥先走過來，看見我被綁起來了不解的問：“老楊，是誰把你綁起來的？”我沒好氣地說：“是高敬亭，還說要殺我的頭。”高敬亭聽見後大叫：“非殺頭不可！非殺頭不可！”吳煥先就去找高敬亭問明情況，說服了高敬亭，才把我給放了。吳煥先親自為我鬆綁並安慰我。這件事讓我終生難忘，是吳煥先救了我一命。
長征時，我一直跟著吳煥先。在越過平漢線，北上入陝途中。那是一九三五年陰曆8月21日，紅二十五軍離開白水鎮東進，在涇川縣城以西的王村翻越王田宮原，徒步涉河。當部隊剛過一半時，上游河水陡漲，軍部機關直屬隊及在原上擔任後衛任務的第二二三團被阻于河北岸。就在此時，敵第35師208團1000餘人，由涇川縣城沿著王田宮原突然襲來。位於原上四坡村東北角的紅二二三團三營首先與敵接火，當即憑藉房屋、土牆和窯洞與敵展開激戰。此時，紅二十五軍先頭部隊已渡過 河，難以回援，後衛部隊被迫背水作戰，形勢極為不利。吳煥先帶著軍部交通隊和學兵連100餘人，迅速搶佔原上制高點，從側翼向敵人發起攻擊，對敵形成夾攻之勢，此時敵人亂成一團，紛紛潰散，就在戰鬥即將勝利時，吳煥先被敵人冷槍擊中胸部，這位卓越的青年將領不幸壯烈犧牲，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生命，時年28歲。
爸爸撫摸著殘破不全的照片，喃喃地說：“為了緬懷先烈，紀念我的老首長，我想把照片翻版，重新洗印。後來爸爸真的請王府井最好的照相館----中國照相館，精心翻版重新洗印，並用“太陽大學”畢業的文化水準，在照片下方寫上“吳煥先同志”五個字。字雖然寫得不夠規範，但是有爸爸對老政委深深的思念之情。
平型關大捷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上光輝的一頁。然而平型關戰役的軍需給養是誰組織的？卻鮮為人知。我的爸爸就是這次著名戰役的軍需給養組織實施者之一。
爸爸講，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達陝北後，與陝北的紅二十六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合作，紅十五軍團編入八路軍一一五師建制，爸爸任供給部軍實科科長兼兵站站長。一一五師發動平型關戰役，軍需給養工作自然落在軍實科頭上。爸爸當時所有的運輸工具，就是兩百頭毛驢。部隊在進入戰鬥部署前，聶榮臻政委（對外稱副師長）直接找到爸爸，親自向爸爸佈置軍需給養供應保障的有關事宜，指示爸爸必須保證部隊的糧食、彈藥等的供應，要有充分的應急措施，行動要隱蔽，確保戰鬥勝利。
爸爸接到任務後，動員全科，全站人員，積極投入緊張的籌備工作。徵集糧食，準備彈藥，趕制棉衣，徵調一百多個民夫。把民夫編成一個連，每個民夫負責兩頭毛驢。那時正值三七年的深秋，在給部隊運送棉衣時，每頭毛驢只能馱三十幾套。棉衣都是白布裡子，因條件有限打包時沒有外包裝，棉衣的白布裡子朝外。二百多頭毛驢馱著棉衣，綿延曲折地行進在山路上。深秋時節山已經禿了，一裡多長的毛驢運輸隊伍，目標很大，很容易被日本飛機發現轟炸。飛機一轟炸，毛驢到處亂跑。爸爸就指揮戰士和民夫就地臥倒，大喊著要民夫牢牢的抓緊毛驢的韁繩。爸爸冒著日本飛機的低空掃射，來回奔跑，組織運輸隊伍疏散、隱蔽。由於目標大有時來不及隱蔽，仍有戰士、民夫和毛驢死於日本飛機的炸彈和掃射之下。待飛機飛走後，爸爸重新組織押運戰士和民夫，從死掉的毛驢身上卸下物資，分裝到其他毛驢身上，掩埋好犧牲的戰士和民夫的遺體又率領運輸隊伍朝著平型關的方向進發。硬是靠著二百多頭毛驢，克服重重困難，晝夜不停，及時地把軍事物資源源不斷地送到前線，保證了平型關戰役的最後勝利。
平型關戰役給了日本軍國主義沉重地打擊，打破了日本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抗日的士氣，同時被激怒的日本軍國主義，變得更加瘋狂。華北大地狼煙四起，環境越來越殘酷。在這種形勢下。一一五師一部，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部署，挺進敵後，爸爸又跟隨聶帥奔赴華北抗日前線，去組建晉察冀軍區供給部。
爸爸由一個貧苦農民，成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位將軍，是在党的培育下，經過了半個多世紀浴血奮戰和艱難歷程。爸爸生前常常對我們說：“我的命，是由一萬個革命者的人頭換來得 ，有多少人沒有看到革命勝利就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今天爸爸雖然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然而他的革命氣節和信念，永遠激勵著我們。
我與老部長楊植亭將軍相識在抗日戰爭代。他是我參加人民軍隊的介紹人，也是我由老百姓轉變成革命軍人的領路人。在幾十年的交往中，我們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的考驗，結下了深厚的無產階級友誼。
老部長雖然已經離去多年，但是老部長對人熱情真摯的音容笑貌依然時常展現在我的眼前；老部長對工作細緻負責的嚴肅神情還深深的留在我的記憶之中。老部長艱苦樸素、嚴於律己、謙虛謹慎的精神更是我一生學習的榜樣。
抗日戰爭暴發後，聶榮臻元帥在華北地區建立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1939年，隨著抗日形勢的發展和前線的需要，根據地成立了許多軍工廠，需要招收許多軍工。當時我已經在家鄉河北省阜平縣廣安鎮青救會參加了抗日工作，但是參加八路軍卻一直是我心中最大的願望。於是，在這年的秋天，我從鎮青救會開好了介紹信，離開了家鄉，獨自一人徒步跋涉幾百里山路，去平山縣尋找八路軍軍工廠。一路上風餐露宿，經歷了四天的艱苦行程，終於找到了晉察冀軍區供給部駐地。在那裡，接待我的就是當時擔任晉察冀軍區供給部軍實科長的楊植亭同志。他親切的招呼我坐下，給我端上一杯熱水，和藹的詢問我的家庭狀況和個人情況。當我提出要參加八路軍時，他一口答應下來，並且安排我在軍區被服廠工作。在給我做了登記之後，他叫來通信員把我送到了被服廠女工隊的住地。
就這樣，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八路軍戰士。在這裡我高興的遇到了我的同鄉曹秀芬大姐，她在工作上和學習上給了我許多的關懷和幫助。
我們女工隊直屬軍實科領導，楊植亭同志經常來女工隊佈置和檢查工作。他是一個嚴肅認真的領導，對工作要求嚴格，一絲不苟，指導我們不斷的提高工作品質和產品數量。他又是一個平易近人的領導，關心我們的學習和生活，組織我們學文化、走佇列，培養我們的軍人素質。在他的領導下，我的進步很快，不久就擔任了分隊長。
1940年的秋天，他找我談話，要調我去晉察冀軍區二分區工作。我當時不願意離開熟悉的工作環境和朝夕相處的夥伴，就提出了不願意去的想法。楊植亭同志沒有直接批評我，而是給我講了許多革命的道理。從形勢的發展、工作的需要一直講到個人的鍛煉和成長，耐心細緻的做我的思想工作。最後，他認真的告訴我，和我一起去的還有三十多個同志，由我擔任隊長，任務就是組建二分區被服廠，要我帶領同志們完成好任務，不要辜負組織上的重托。我被他說服了，愉快的領受了任務。從此我離開了楊植亭同志的直接領導，來到晉察冀軍區二分區被服廠擔任女工隊隊長，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
雖然不在一起工作，但楊植亭同志依然關心我們的進步，我們也經常聽到楊植亭同志的消息。1941年，我們這些從軍區被服廠調出來的同志們，聽到楊植亭同志和曹秀芬大姐結婚的消息，大家都由衷的為他們高興。後來，楊植亭同志又為我和當時擔任晉察冀軍區二分區供給部長的況開田同志當起了紅娘，促成了我們的婚姻。從此以後，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我們兩個家庭的革命友誼一直保持到了現在。
在文化大革命那個動亂年代，革命戰友之間的信任和友誼，更顯得真摯和可貴。1968年的冬天，我的丈夫況開田同志（當時任濟南軍區後勤部長）在遭到造反派的批鬥和追捕時，不幸受了重傷，由軍區領導悄悄的把他轉移至外地治療。造反派追捕不到況開田同志，就佔領了我的家，並四處抓捕我和我的孩子們。在好心人的幫助下，我領著孩子被迫離開濟南，悄然來到北京。
那年的冬天格外寒冷。由於我和孩子們是在那種惡劣條件下，未帶分文錢和糧票倉促出行的，因此到了北京後，雖然找到一家招待所落下腳，但是以後的食宿費用卻成了問題。在那種情況下，誰能冒著包庇“走資派”家屬的危險幫助我們母子呢？在窘迫之中，我想到了住在北京的老部長楊植亭同志和他的老伴曹秀芬大姐。
楊植亭部長和況開田同志是老戰友，他們共同經歷了腥風血雨的戰爭年代，有著共同的革命信念和深厚的友誼，我和曹秀芬大姐是戰友又是老鄉，他們是可以在危難中給我幫助的人。於是，我就帶著孩子，頂著寒風趁著夜色，悄然來到楊植亭部長宿舍門口。
當他們打開房門看到我時，非常吃驚，急忙把我和孩子讓進屋裡，端上熱茶。屋裡溫暖的環境和楊部長、曹大姐熱情的招呼，頓時就把冬夜的寒意和我心中的苦痛一掃而光。我毫無隱瞞的向楊部長、曹大姐介紹了況開田同志和我的一家當前的遭遇，以及我和孩子流離失所、分文未有的困境。楊部長和曹大姐聽完我的敘述後，對我們一家的遭遇表示了極大的同情。當他們知道我和孩子還沒有吃飯時，立即做了熱氣騰騰的飯菜。在他們熱情的款待和親切的安慰中，我的身心溫暖了，精神也重新振作起來。
吃完飯，楊部長和曹大姐交給了我200元錢和100斤糧票，讓我先解決燃眉之急。接過錢和糧票，我的眼睛濕潤了，我當時心裡的感激之情，直到今天也找不到更好的言語來表達。因為我知道，楊部長和曹大姐家裡人口眾多，經濟並不寬餘；因為我知道，這些錢和糧票在那個時候，代表著革命戰友間的信任和友情；因為我知道，這些錢和糧票是維持我和孩子生活的依靠。
由於是在那個非常的年代，我謝絕了他們留我和孩子住下來的好意，再三的感謝之後，我匆匆的離開了他們家。由於楊部長和曹大姐的資助，我和孩子們在北京躲過了造反派的追捕，並且找到了輾轉至北京治療傷病的況開田同志，一家人得以渡過了1968年那個異常寒冷的冬天。
現在，我們的這些經歷，都已經成了感人的故事和對往事的美好回憶，它們深深的印在我的腦海裡。每當我回憶起這些往事，就萬分的感慨，激動不已。我把它講出來、寫下來，作為對老部長楊植亭將軍和曹秀芬大姐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