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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發現,懸疑劇裡的罪犯越來越變態了…|推理筆記

近日, 我的朋友圈被國產電影《暴裂無聲》刷了屏。

我注意到這部電影, 是因為它的導演忻鈺坤。 兩年前, 他那部低成本製作《心迷宮》驚豔了很多人,

不僅僅是精巧的多線敘事,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座小縣城裡, 最原始的欲望和最赤裸的人性。 到了《暴裂無聲》, 人性被展現得更細膩、也更複雜。

在懸疑作品中, 人性一直都是最值得探尋的課題:犯人必有誘發犯罪的動機, 被害者往往有隱秘的過往, 偵探也總會有影響其判斷的情感因素。 只要故事主角是人, 總能挖掘出其本質的心理屬性。 這種人性的展現, 隨著社會本質的轉變, 也在不斷產生變化。

在最早的古典派推理小說中, 破案科技尚不發達, 連指紋認定技術都沒有的年代, 也沒有建立在豐富案例上的犯罪心理理論, 偵探對案件的偵破基本靠對受害者周邊人物的走訪和背景調查。 這個時期是對人性認識最直接、最深刻的時期。

在當時的推理小說界, 密閉空間敘事非常流行。 比如一座與外界隔絕的孤島, 一艘在海上行駛的豪華遊輪, 或一節封閉的車廂。 相關嫌疑人全部在場, 沒有任何科學偵破手段, 甚至連能夠判定準確死亡時間的醫生都沒有, 偵探推理捉凶的依據離不開對人性的深刻認識。

例如在《尼羅河上的慘案》中, 百萬富翁的女繼承人林內特是故事環境中的“女王”, 然而, 隨著謀殺案的發生, 這種“眾星捧月”的環境被撕開了面紗, 展現出來的是對林內特的憤恨、鄙視以及各種心懷鬼胎的企圖。 林內特最終成為各種醜惡情感的犧牲品。 在此, 上流世界各色人等的內心世界被剖開。

波洛追查兇手的方法就在與各色人物的對談中, 瞭解對話的那個人, 剝開他掩藏在種種表像之下的真實面目。 這與波洛喜歡遊歷世界, 且接觸過各色各層次人物的豐富經歷有關。 即便是推崇科學探案的福爾摩斯, 也在心理學方面有極深的造詣, 在《波希米亞醜聞》中,

他成功用了一個心理學的小伎倆就讓愛琳·艾德勒暴露出照片隱藏的位置。

馬普爾小姐更是掌握各種技能的高手, 她破案的過程更像是對人性的經驗主義探求。 她曾說過, “一年到頭住在鄉下, 人能看到各種各樣的人性”, 在她這裡, 人性是相通的。 所以不管遇到什麼樣的人,

她都習慣將他們和自己在鄉下大半輩子接觸到的不同人做比較, 然後對號入座, 由此展開她的分析。

那時的偵探更像是一個心理學高手, 極其擅長在談話和觀察中窺探人的內心, 不僅可以由此推演真相, 還能由此探尋犯罪的真正誘因。 這種窺探多少帶著對人心的深切同情與體恤。

在當時的偵探小說中, 人犯罪必有明確的動機, 總逃不出財、色、仇三個字, 這些動機真實存在, 有跡可循。 因此, 也可以認為, 當時的人心性簡單、純粹, 即便是罪惡深重之人, 也有種“盜亦有道”的原則:犯罪必有其因, 抓到了就認。

這正是我極其喜歡古典派推理小說的原因, 邏輯縝密、內容乾淨, 尤其是愛葛莎的小說, 人物大多保留著維多利亞時代的印記, 有風度、不失體面,讀者的觀看體驗是愉悅的、舒適的。

如果說在科學未普及的年代,人們的犯罪動機還是最原始的罪惡,那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推理小說中的人性有了巨大的轉變。

當時的人們先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剛剛從廢墟中走出,戰爭的殘酷和戰後的迷茫、恐慌堆積在人們心底,整個社會都在慢慢學習如何平復重創。於是,懸疑推理作品中犯罪者有了各類畸形心理,犯罪者不止是“人”,更像是“病人”,他們內心積壓了為他們日後犯罪行為鋪墊的種種情緒。當然,他們的犯罪動機也開始變得模糊,甚至沒有了動機。

日本變格派在此期間進行了發展成熟。這個流派注重描寫變態心理,內容大都陰森恐怖,荒誕不經,手法誇張。以此來描繪人性的黑暗,或是表述作者內心的夢魘。在流派代表人物夢野久作的《幻術》中,就描寫了一名法醫與精神病者展開的鬥爭,書中貫穿著輪回轉生的思想,和神秘色彩。

橫溝正史的《怪獸男爵》中,兇手也是一個人腦猿身的怪物,不僅容貌詭異、行為怪異,而且兇手的心理也怪異,作案方式更加變幻莫測。這種秘密恐怖的氣氛,和詭異的人物,正是對人性黑暗心理的一種反映。在這些作品中,人不再是正常、健全的人,所作之事也無法以常理度之。

這種風格其實以另一種方式延續了很長時間,如1991年的美國電影《沉默的羔羊》、1995的美國電影《七宗罪》。罪犯都是心理不健全的人,正常人已經無法探尋其人性。影片試圖通過探索人物心理疾患,來探尋當時美國社會恐怖的根源,那種混沌、黑暗、殘酷的感覺令人心悸。

而近些年來,各類懸疑作品中的人性變得更複雜、也更赤裸。

如東野圭吾的《惡意》中,令人害怕的,並非暴力本身,而是人心底最恐怖的惡意。在全書中,犯罪動機是唯一的懸念。通過員警加賀不斷地問詢和調查,兇手的犯罪動機在不斷發生改變,從開始的“影子作家”到與被害者前妻有染,直到最後的只是憎恨被害者本身。

這種無根無由的犯罪動機呈現在讀者面前,將人性中深沉的恨意赤裸裸展露出來,讓人不寒而慄。

《暴裂無聲》則用三個人,把人性做了最透徹的解析。

張保民(宋洋飾)代表著被壓迫而申訴無門的底層民眾,樸實、心思簡單、自我保護欲強,這由他貧困的物質基礎和局限的生存環境形成。

昌萬年(姜武飾)是為富不仁的代表,殘酷、麻木、偽善,為了利益不擇手段,甚至在殺死一個孩子後都沒有半分懊悔和害怕。

徐文傑(袁文康飾)是精緻利己的中產階級,時刻在良心的邊緣遊走,一邊為了私利與昌萬年同流合污,一邊還感恩于張保民。利字當頭,人性的自私和貪婪展露無遺。

當人性由利益鏈串起,犯罪就不再簡單純粹,也不需要種種傷痛的經歷來鋪墊,“惡”的屬性赤裸、直白。

【文/小熊星】

有風度、不失體面,讀者的觀看體驗是愉悅的、舒適的。

如果說在科學未普及的年代,人們的犯罪動機還是最原始的罪惡,那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推理小說中的人性有了巨大的轉變。

當時的人們先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剛剛從廢墟中走出,戰爭的殘酷和戰後的迷茫、恐慌堆積在人們心底,整個社會都在慢慢學習如何平復重創。於是,懸疑推理作品中犯罪者有了各類畸形心理,犯罪者不止是“人”,更像是“病人”,他們內心積壓了為他們日後犯罪行為鋪墊的種種情緒。當然,他們的犯罪動機也開始變得模糊,甚至沒有了動機。

日本變格派在此期間進行了發展成熟。這個流派注重描寫變態心理,內容大都陰森恐怖,荒誕不經,手法誇張。以此來描繪人性的黑暗,或是表述作者內心的夢魘。在流派代表人物夢野久作的《幻術》中,就描寫了一名法醫與精神病者展開的鬥爭,書中貫穿著輪回轉生的思想,和神秘色彩。

橫溝正史的《怪獸男爵》中,兇手也是一個人腦猿身的怪物,不僅容貌詭異、行為怪異,而且兇手的心理也怪異,作案方式更加變幻莫測。這種秘密恐怖的氣氛,和詭異的人物,正是對人性黑暗心理的一種反映。在這些作品中,人不再是正常、健全的人,所作之事也無法以常理度之。

這種風格其實以另一種方式延續了很長時間,如1991年的美國電影《沉默的羔羊》、1995的美國電影《七宗罪》。罪犯都是心理不健全的人,正常人已經無法探尋其人性。影片試圖通過探索人物心理疾患,來探尋當時美國社會恐怖的根源,那種混沌、黑暗、殘酷的感覺令人心悸。

而近些年來,各類懸疑作品中的人性變得更複雜、也更赤裸。

如東野圭吾的《惡意》中,令人害怕的,並非暴力本身,而是人心底最恐怖的惡意。在全書中,犯罪動機是唯一的懸念。通過員警加賀不斷地問詢和調查,兇手的犯罪動機在不斷發生改變,從開始的“影子作家”到與被害者前妻有染,直到最後的只是憎恨被害者本身。

這種無根無由的犯罪動機呈現在讀者面前,將人性中深沉的恨意赤裸裸展露出來,讓人不寒而慄。

《暴裂無聲》則用三個人,把人性做了最透徹的解析。

張保民(宋洋飾)代表著被壓迫而申訴無門的底層民眾,樸實、心思簡單、自我保護欲強,這由他貧困的物質基礎和局限的生存環境形成。

昌萬年(姜武飾)是為富不仁的代表,殘酷、麻木、偽善,為了利益不擇手段,甚至在殺死一個孩子後都沒有半分懊悔和害怕。

徐文傑(袁文康飾)是精緻利己的中產階級,時刻在良心的邊緣遊走,一邊為了私利與昌萬年同流合污,一邊還感恩于張保民。利字當頭,人性的自私和貪婪展露無遺。

當人性由利益鏈串起,犯罪就不再簡單純粹,也不需要種種傷痛的經歷來鋪墊,“惡”的屬性赤裸、直白。

【文/小熊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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