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後， 惠民地區設立了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辦公室， 辦公室只有兩三名同志承辦改革事宜。 為加強經濟體制改革工作， 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下屬的辦公室升格為縣處級， 單設出來獨立開展工作。
在旅社裡辦公， 三進三出， 飽嘗了“旅客”的滋味
組建起體改委時， 行署辦公大樓的辦公室早已被各個機構占滿了， 根本騰不出空間。 幸虧那時的體改委是大委， 主任是行署專員， 早有的， 新設的， 先前的， 後來的， 手心手背都是肉， 指示給體改委創造最起碼的工作條件， 以便讓其儘快開鑼唱戲。
其實，
儘管如此， 我們工作起來依然不方便。 當時全委十多個人， 分南北兩攤， 體改辦張茂宗主任和委辦公室在行署辦公大樓， 筆者和曹同章副主任， 以及生產科、流通科在東方紅旅社， 相隔兩個路口， 加之唯有南攤安了兩部電話， 有什麼事， 都得騎自行車口頭傳達。
後來我們找了條捷徑， 借用旅社服務台電話， 南攤向北攤打， 勞駕服務員放開嗓門呼叫；北攤往南攤打， 我們自己去撥。 往外掛電話， 雖然計費， 但畢竟太頻繁了， 服務員喊我們， 顛顛兒的， 一溜小跑；我們去接， 顛顛兒的， 一溜小跑。 有時放下電話， 回去還沒坐穩， 又來電話了， 又是一溜小跑， 我們和服務員都急火火的。
我們在北樓待了近一年， 因房屋重新修繕和裝飾， 旅社又把我們搗騰到南樓， 三間客房在最東頭， 離服務台遠些， 而且服務員都是陌生面孔。 沒辦法， 也只能將就， 不能講究了。 誰知， 在南樓待了一年出頭， 該樓也進行修繕， 北樓已沒了空房， 我們只好請行署辦公室出面協調， 再租個地方辦公。
十天之後， 正值酷暑，
三租辦公室， 在旅社裡三進三出， 飽嘗了“旅客”的滋味。 尤其在東方紅旅社辦公期間， 同我們住在一起的， 有殺豬宰羊的， 有裁匠、木匠、瓦匠， 有賣豆腐腦的， 有挑擔背簍的， 有跑江湖玩雜耍的。 晚上我們常去加班，
但是， 體改委的同志在這樣環境裡， 在這種氛圍裡， 磨礪了改革的鋒刃， 錘煉了拓荒的堅韌， 寫出了擔當的答卷……
外出辦公就靠兩輛小破車， 強撐著跑了五六年
據說， 體改委剛一搭架子， 就愁壞了行署辦公室的同志。
愁啥？愁配車。 地委單子一出， 管這事的同志就撓開了頭皮。 在他們心目中， 張茂宗主任是從渤海革命老區走出來的， 早就是“正七品”， 老資格了；後又加上我這個“老黨員”和有“老黃牛”美稱的曹同章同志， 不配車是說不過去的；尤其是這個部門是搞改革的，
他們幾個主任湊在一起， 掂兌了好幾次， 從行署辦公室現有的小轎車選中了一輛， 上門徵求意見， 說車老了點， 讓張茂宗主任去看看行不行。 張主任很爽快， 問：“車軲轆轉嗎？”“轉、轉、轉！”一陣哄然大笑……
這是一輛前蘇聯產的小轎車， 名叫“拉達”， 橘皮色， 四座， 就是小了點， 跟現在接送孩子上下學的電動小汽車模樣相仿。
配上了小轎車， 不幾天就招了名司機， 拉著我們幾個主任， 到各縣體改辦認了認門。 從此， 這輛“拉達”便成了我們會飛的“腿”， 待在家裡閑著的時候很少。 只要一上路， 一溜紅影飛馳， 仿佛我們的臉上也染上了紅光。
出乎預料的是， 還沒有過百日， “拉達”就開始鬧“病”了， 時常打不著火， 發動不起來，即便發動起來，到了路上跑著跑著就熄了火，還得叫人推；跑起來，如東方紅拖拉機般稀裡嘩啦響，車未到聲先到，慢慢悠悠的像牛車。
一次去鄒平路上，從後面過來一輛客車，貼著我們身邊跑過時，一位小夥子打開車窗，指著我們的車吆喝道：“喂——掉了一個！”那當口，司機似乎也感覺出了什麼，緩緩地把車停在了路邊，我們也覺得車身後邊怎麼向右傾斜了呢？下車一看，都驚得傻眼了，那車後邊右側的車輪掉了下來。司機把它從溝裡滾上來，可擺弄了一通，怎麼也安不上。幸虧，路西側不遠處有一家汽車修理鋪，請來修車師傅費了好大勁，才把那個車輪安上。那師傅邊安邊說：“這破車早該淘汰了，多危險啊！幸虧是後輪，要是前輪會出大事的！”
這糗事，不知怎麼傳遍全區，甚至傳到了省裡。縣裡笑稱“橘子皮”，省裡戲稱“東方紅”。到省裡開會，頭天就到修車鋪讓人拾掇一遍，第二天才敢上路，生怕到那裡給惠民地區丟臉。即使這樣，省裡統一組織出去參觀，在頭車率領下，人家早就風馳電掣般跑沒影了，我們和另一個地區的一輛深藍色車殿后，好孬還有個難兄難弟做伴。
就是這樣一個“拉達”，支撐著我們奔跑在改革的征程上達兩年之久。後來，四個軲轆跑爛了仨，光趴窩，實在跑不動了，我們又換了輛前蘇聯產的白色“伏爾加”。
看外形，比那輛“拉達”好些，大方寬綽，後排坐三個人還不擠，但就是燒油多，號稱“喝油大王”，一年撥的汽車小修費，差不多都“喂”到它那張大嘴裡了。到了寒冬，又沒有車庫，放在露天，老是打不著火，還得用搖把子搖，有時還用火烤，每次出發，司機都鬧一身汗，弄個“大花臉”……
“伏爾加”這般狀況，我們這個班子的成員都很愛面子，也不肯吭一聲，湊合了再湊合，堅持了再堅持，一直跑了三四年，最後累倒了，進了廢舊汽車回收公司……
花28元錢招待了一位大型企業的老總
當年，體改委這一幫人就像一家人過日子一樣，不單單為改革而辛勤勞作，還精打細算，把錢袋子紮得很緊很嚴。
當時，我們做了個規定，就那麼幾條，其核心就是凡經費開支事項，只准用於公事，不得用於私事；開支要把好簽字關，150元之內的開銷，由經辦人、辦公室主任和委裡分管財務的一位副主任在發票上共同簽字報銷；超過150元的，由主任辦公會集體研究同意後，再予以簽字報銷；遇有突發情況的重大開支，可先行處理，事後48小時內向主任辦公會作出報告。違反上述規定的，責任自負，支出費用從本人下月工資中開始分期扣除。
體改委是新成立機構，白手起家，單位又沒有收費專案，從上頭要不來錢，橫豎沒有開源管道，只能乾巴巴地花財政統一按人頭撥的開辦費和正常的辦公、小車修理等費用，一張稿紙、一瓶墨水、一支筆、一條洗手巾都得精打細算。這幾條冰冷的規定，成了全委每一位同志的“紅線”“高壓線”，大家都非常自覺、自律。
體改委剛設立那幾年，由於我們剛涉足改革，都是“新兵”，再加上應急的事情不斷湧來，早上班，晚下班，夜晚常加班，早則十一二點，晚則淩晨一兩點，有時分工的主任還得親自出馬，和同志們披星戴月一起幹，輕易不吃“加班餐”。有時，看同志們一個個累得那疲憊的樣子，主任就自個兒從兜裡掏出十塊八塊的，給同志們一個人買個麵包，買瓶啤酒和炒花生米，墊一墊。沒有主任參加，科長就掏個十塊八塊的犒勞犒勞大家。
那年代，我們就怕縣裡、外地和省裡來人，如熱鍋上的螞蟻，愁得團團轉，盤算著如何招待。縣體改委的同志來了倒好說，都知道地區體改委窮，隨便到個小餐館吃點就行，沒人計較。可是，一天下午四點多鐘，一家大型企業的老總來了，就企業改制讓我們支招，一直談到太陽西沉。體改委的同志到他那去，他都是好生款待，而且當時他還是全國人大代表，聲名赫赫。好歹得吃頓飯啊！就到水利餐廳“設宴”招待了一頓，猜猜花了多少錢？一共28元，喝的啥，吃的啥，可想而知。
多年之後，提起當年這些酸楚，有人說，你們是“被節儉啊”！一品咋這句話，不無道理。正是這“被節儉”，與改革之要務相契合，造就了艱苦奮鬥的第一代改革人，這難道不是一種慶倖和榮光嗎？
寫到此，恰逢《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的全文公佈，一字一句千鈞重，一節一章珍如金。
40年前改革開放的春雷，喚醒了一個朝氣蓬勃的時代；40年後，這次機構改革，是一次大智慧、大方略、深謀遠慮，用大手筆，總體設計出一個宏偉架構和藍圖。在頂層改革統率下，萬眾一心，共同烹飪的改革大蛋糕，正陣陣濃香撲鼻來！
（本文寫於2018年3月，作者周福樓系原濱州地區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
發動不起來，即便發動起來，到了路上跑著跑著就熄了火，還得叫人推；跑起來，如東方紅拖拉機般稀裡嘩啦響，車未到聲先到，慢慢悠悠的像牛車。一次去鄒平路上，從後面過來一輛客車，貼著我們身邊跑過時，一位小夥子打開車窗，指著我們的車吆喝道：“喂——掉了一個！”那當口，司機似乎也感覺出了什麼，緩緩地把車停在了路邊，我們也覺得車身後邊怎麼向右傾斜了呢？下車一看，都驚得傻眼了，那車後邊右側的車輪掉了下來。司機把它從溝裡滾上來，可擺弄了一通，怎麼也安不上。幸虧，路西側不遠處有一家汽車修理鋪，請來修車師傅費了好大勁，才把那個車輪安上。那師傅邊安邊說：“這破車早該淘汰了，多危險啊！幸虧是後輪，要是前輪會出大事的！”
這糗事，不知怎麼傳遍全區，甚至傳到了省裡。縣裡笑稱“橘子皮”，省裡戲稱“東方紅”。到省裡開會，頭天就到修車鋪讓人拾掇一遍，第二天才敢上路，生怕到那裡給惠民地區丟臉。即使這樣，省裡統一組織出去參觀，在頭車率領下，人家早就風馳電掣般跑沒影了，我們和另一個地區的一輛深藍色車殿后，好孬還有個難兄難弟做伴。
就是這樣一個“拉達”，支撐著我們奔跑在改革的征程上達兩年之久。後來，四個軲轆跑爛了仨，光趴窩，實在跑不動了，我們又換了輛前蘇聯產的白色“伏爾加”。
看外形，比那輛“拉達”好些，大方寬綽，後排坐三個人還不擠，但就是燒油多，號稱“喝油大王”，一年撥的汽車小修費，差不多都“喂”到它那張大嘴裡了。到了寒冬，又沒有車庫，放在露天，老是打不著火，還得用搖把子搖，有時還用火烤，每次出發，司機都鬧一身汗，弄個“大花臉”……
“伏爾加”這般狀況，我們這個班子的成員都很愛面子，也不肯吭一聲，湊合了再湊合，堅持了再堅持，一直跑了三四年，最後累倒了，進了廢舊汽車回收公司……
花28元錢招待了一位大型企業的老總
當年，體改委這一幫人就像一家人過日子一樣，不單單為改革而辛勤勞作，還精打細算，把錢袋子紮得很緊很嚴。
當時，我們做了個規定，就那麼幾條，其核心就是凡經費開支事項，只准用於公事，不得用於私事；開支要把好簽字關，150元之內的開銷，由經辦人、辦公室主任和委裡分管財務的一位副主任在發票上共同簽字報銷；超過150元的，由主任辦公會集體研究同意後，再予以簽字報銷；遇有突發情況的重大開支，可先行處理，事後48小時內向主任辦公會作出報告。違反上述規定的，責任自負，支出費用從本人下月工資中開始分期扣除。
體改委是新成立機構，白手起家，單位又沒有收費專案，從上頭要不來錢，橫豎沒有開源管道，只能乾巴巴地花財政統一按人頭撥的開辦費和正常的辦公、小車修理等費用，一張稿紙、一瓶墨水、一支筆、一條洗手巾都得精打細算。這幾條冰冷的規定，成了全委每一位同志的“紅線”“高壓線”，大家都非常自覺、自律。
體改委剛設立那幾年，由於我們剛涉足改革，都是“新兵”，再加上應急的事情不斷湧來，早上班，晚下班，夜晚常加班，早則十一二點，晚則淩晨一兩點，有時分工的主任還得親自出馬，和同志們披星戴月一起幹，輕易不吃“加班餐”。有時，看同志們一個個累得那疲憊的樣子，主任就自個兒從兜裡掏出十塊八塊的，給同志們一個人買個麵包，買瓶啤酒和炒花生米，墊一墊。沒有主任參加，科長就掏個十塊八塊的犒勞犒勞大家。
那年代，我們就怕縣裡、外地和省裡來人，如熱鍋上的螞蟻，愁得團團轉，盤算著如何招待。縣體改委的同志來了倒好說，都知道地區體改委窮，隨便到個小餐館吃點就行，沒人計較。可是，一天下午四點多鐘，一家大型企業的老總來了，就企業改制讓我們支招，一直談到太陽西沉。體改委的同志到他那去，他都是好生款待，而且當時他還是全國人大代表，聲名赫赫。好歹得吃頓飯啊！就到水利餐廳“設宴”招待了一頓，猜猜花了多少錢？一共28元，喝的啥，吃的啥，可想而知。
多年之後，提起當年這些酸楚，有人說，你們是“被節儉啊”！一品咋這句話，不無道理。正是這“被節儉”，與改革之要務相契合，造就了艱苦奮鬥的第一代改革人，這難道不是一種慶倖和榮光嗎？
寫到此，恰逢《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的全文公佈，一字一句千鈞重，一節一章珍如金。
40年前改革開放的春雷，喚醒了一個朝氣蓬勃的時代；40年後，這次機構改革，是一次大智慧、大方略、深謀遠慮，用大手筆，總體設計出一個宏偉架構和藍圖。在頂層改革統率下，萬眾一心，共同烹飪的改革大蛋糕，正陣陣濃香撲鼻來！
（本文寫於2018年3月，作者周福樓系原濱州地區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