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
我從學校畢業後，
很長一段時間找不到工作。
在又一次應聘被拒後，
我無精打采走回家。
見我垂頭喪氣，
父親歎了一口長氣，
說：“別急，
晚上我帶你去一個遠房親戚家坐一坐。
”
父親說的這個遠房親戚， 是小鎮上一家銀行的行長。 說是遠房親戚， 其實不知道隔了多少代的轉折親， 此前自然沒有來往過。
父親一生靠種地為生， 老實巴交， 從沒求過人。 那天下午， 他拿出攢了好久的積蓄， 買了煙和酒。 晚上， 我們趁著夜色， 趕往10公里外的行長家。
敲開大門， 行長看到父親， 愣了片刻。 我們進屋後，
父親卻一直微笑著， 點頭附和行長的每一句話， 又低聲下氣地反復說：“求您多想想辦法， 您的大恩大德， 我們一輩子不忘。 ”
低到塵埃裡的父親， 突然讓我有一種想逃出去的沖動。 在我們準備告別時， 行長很堅決地讓父親把東西帶回去。
父親假裝拎著東西準備出門， 就在他跨出門檻的一刹那， 父親迅速把東西朝屋內一丟， 拉起我迅速沖出門外。 等行長反應過來， 我們早已沖出了門口。 這時， 行長也提著東西追了出來， 父親見狀， 拉著我的手迅猛奔跑。
奔跑中， 父親的腳下突然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 他重重摔在地上。 可父親似乎渾身充滿了力量，
父親和我喘著粗氣， 停了下來。 然後， 他一瘸一拐地走著， 得意地笑道：“只要留下了東西， 你找工作的事， 肯定就有希望了。 ”而我轉過身， 卻淚流滿面。
一個月後， 那個親戚行長果然來到我家， 說有一個效益不錯的單位正好要人， 我可以去那上班， 還把煙酒退還給了父親。
行長臨別前， 悄悄對我說：“你能找到工作， 不是因為我想幫忙， 而是你父親那晚拼了命地跑。 尤其是他摔倒後， 忍著傷痛， 還爬起來跑， 我從來沒有見過有人那樣拼命地跑……”
如今， 我工作已快20個年頭了。 那個晚上父親的奔跑， 依然宛如昨日， 歷歷在目。
李娟：爸爸的白髮不是老父親病了， 你問他一件事，
我陪他去醫院看病， 住進住院部十五樓的心腦血管科。
醫生問他， 清晨吃的什麼飯， 有幾個孩子， 他有時答對了， 有時會答錯。 醫生問， 你女兒的生日是哪年？他想不起來了， 看著我， 向我求助， 像個無助的孩子。 醫生向我搖頭， 不要我替他回答， 他苦笑著， 一臉的無奈。 我走出病房， 再也忍不住滿眶盈盈的淚水。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大學畢業的父親， 學的專業是建築設計。 那個深夜裡伏案設計圖紙的父親哪裡去了， 那個給我輔導高等數學的父親哪裡去了， 那個健步如飛的父親哪裡去了？無情的光陰帶走了我年輕的父親。
下午， 在醫院的走廊裡， 我攙扶著父親練習走路。
握著父親溫暖的手， 恍然記起我童年時的那年冬天， 故鄉白鹿原落了罕見的一場大雪。 冬天的寒夜裡， 父親要去鄰村的學校接我的母親， 他急急忙忙穿著件黑色的毛呢大衣出門了。 我一蹦一跳也跟著父親出了門。 只見雪早停了， 天並不黑， 走在一望無際的田間， 雪後的空氣清新極了， 清冽如甘泉一般。 父親大踏步地走著， 穿著小花棉襖的我， 邁著小碎步一路小跑， 才跟得上父親的腳步。 我的小手握在父親溫暖有力的大手中，
可是一轉眼間， 父親就老了。 滿鬢華髮， 歲月的積雪堆滿發間。 記得作家朱天文說， 爸爸的白髮不是老。 讀著那句話， 眼淚落了下來。
我們站在醫院十五樓的視窗向外張望， 他說， 幾十年前， 我來漢江之畔的小城時， 這裡還是一片荒地， 現在都蓋滿高樓了。
父親就像是黃昏暮色裡的一隻倦鳥，臥在高樓上，(B)回憶從前，回憶往昔，回憶他的黑髮，他的健步如飛，他的風華正茂——眼裡含著無盡的憂傷。
是誰說過，長壽的代價，是滄桑。人間親情，似水流年裡，都是錦上的花。不是嗎？你我都來不及慢慢地等，在父母的有生之年，好好愛他們。因為兩代人生命的銜接處，光陰只是窄窄的臺階啊。
我記得一幅漫畫上描繪的情景：當我們年幼時候，父母替我們穿鞋穿衣，耐心喂我們吃飯，帶我們去公園玩耍，看著我們小小的奔跑的身影，笑意妍妍。終於有一天，他們年紀大了，手腳不利索了，該是我們替他們穿衣穿鞋，帶他們去公園的時候—-—我要和他們年輕時候一樣，臉上帶著笑容，因為，有滿鬢霜雪的父母在，有我的親人在我身旁，我是幸福的。
我從前和未來的文字，都是父母給予我的生命寫下的。我要他們知道，我愛他們，在他們白髮蒼蒼的暮年。
北島：父親你召喚我成為兒子
我追隨你成為父親
——《給父親》
一
對父親最早的記憶來自一張老照片：背景是天壇祈年殿，父親開懷笑著，雙臂交疊，探身伏在漢白玉欄杆上。洗照片時，他讓照相館沿漢白玉欄杆剪裁，由於欄杆不感光，乍一看，還以為衣袖從照片內框滑出來。這張照片攝於我出生前。喜歡這張照片，是因為我從未見他這樣笑過，充滿青春的自信。我願意相信這是關於他的記憶的起點。
1949年10月，我們給兒子取了小名‘慶慶’。有了第一個兒子，我們倆都很忙。美利給兒子做小衣服，經常給他洗澡；由於母乳不夠，每天還喂幾次奶糕。我經常抱他在屋裡走來走去，拍他入睡，還變換各種角度給他照相。小家庭有了這個小寶貝，一切都有了生氣。（摘自父親的筆記）
出生後不久，我們家從多福巷搬到府前街，離天安門城樓很近。每逢國慶。父親抱著我，和鄰居們擠在小院門口，觀看閱兵式和遊行隊伍。最壯觀的還是放禮花。次日晨，在小院裡撿起未燃的禮花籽，排成長串兒，像點燃導火索，五顏六色的火花轉瞬即逝。
長安街很寬，斜對面就是中山公園，父親常帶我去那兒曬太陽。有軌電車叮叮噹當駛過長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親喜歡帶我坐電車，到了西單終點站再返回來。非高峰時間，車很空，扶手吊環在空中搖盪。我喜歡站在司機身後，看他如何擺弄鍍鎳操縱杆。我和父親管它叫“當當車”。
夏天，中山公園幾乎每週末都放露天電影。附近住戶帶著馬紮板凳先去占地方，遊客散坐在草坪或石階上，等著天完全黑下來。由於換盤或斷片，銀幕一片空白，只剩下單調的機械轉動聲。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蘇聯動畫片《一朵小紅花》，具體情節都忘了，只記得女主角是個小姑娘，為尋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紅花與怪獸（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結尾處，她一路呼喊“凱哥哥——”異常淒厲，一直深入我夢中。
最讓我困惑不解的是：一放電影，銀幕後的宮牆綠瓦就消失了。我追問父親，但由於表達不清，所答非所問。後來才明白竟有兩個世界——銀幕上的世界暫時遮蔽了現實世界。
某個周日晚上，中山公園重放《一朵小紅花》。那天中午，我過度興奮，怎麼也不肯午睡，父親一怒之下，把我關到門外，我光著腳哭喊，用力拍門，冰冷的石階更讓我憤怒。不知道我是怎麼睡著的。醒來，天花板上一圈燈影，腳上的襪子讓我平靜。母親探過頭來，關切地看我。我問起《一朵小紅花》，她說天黑了，我們錯過了電影。
二
慶慶很不願意上托兒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總是特別高興，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難了。有個星期一早上，怎麼勸說也沒用，他只有一句話：“我就不去托兒所！”我們急著上班，只好騙他說去動物園，他信了。快到時他臉色緊張起來，看出是去托兒所，便大聲哭叫，我緊緊抱住他，怕他跳車。到了托兒所門口，他在地上打滾，我只好硬把他抱進托兒所。他看見阿姨才安靜下來，含著眼淚說了聲“爸爸，再見！”（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兒所流行的傳染病無一倖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來昏天黑地，徹夜不眠，父母輪流抱我。一位醫生說，只有氯黴素才有效。這藥是進口的，非常貴，父親把積攢的最後一兩黃金買下十幾顆。遵醫囑，每顆去掉膠囊，分成兩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藥面特別苦，一喝就吐。父親對我說，這藥特別貴，你要再吐，父母就沒錢再買了，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點點頭，咬牙流淚把藥咽下去。
我長大後，父母反復講這故事，好像那是什麼英雄業績。其實這類傳說是每個家庭傳統的一部分，具有強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後還有祖先們的意志——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有一次，慶慶出麻疹，住在托兒所隔離室。我們去只能隔著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興，比劃著手勢跟我們交談。後來聽托兒所阿姨說，那天我們走後，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阿姨問他為什麼不睡，他說要等爸爸媽媽。（摘自父親的筆記）
弟弟剛好相反，他無比熱愛托兒所。每星期六父親接他，他扭頭不屑地說，我不去你們家。振開和振先從小性格不同，比如說，給他們一人一個月餅，兩個人的吃法就不一樣，振開先把月餅餡吃光，再吃月餅外殼。振先則相反，先吃月餅外殼，然後把餡兒用紙包起啦，放在兜裡慢慢吃，一個月餅可以吃好幾天。（摘自父親的筆記）
小時候父親很有耐心，總陪我玩，給我講故事。他在一個小本子的每頁紙上畫個小人，每個動作略有變化，連續翻小本子，那小人就會動起來，好像動畫片。弟弟妹妹逐漸取代了我，我有點兒失落有點兒吃醋，也有點兒驕傲——我長大了。
從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獨門獨戶。平時父母早去晚歸，在錢阿姨監督下，我們按時睡覺起床做功課，只有星期天例外。媽媽起得早，幫錢阿姨準備早飯，我們仨賴在父母床上，跟父親玩耍。有一陣，我們迷上語言遊戲，比如按各自顏色偏好，管父親叫“紅爸爸”、“藍爸爸”和“綠爸爸”，再隨意互換，笑成一團。
三
父親確有不同的顏色。
與父親最早的衝突在我七歲左右，那時我們住保險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單元，每家各兩間，共用廚房廁所。那年夏天，俞叔叔被劃成右派，跳樓自殺。他的遺孀獨自帶兩個男孩，淒淒慘慘戚戚。
那場風暴緊跟著也鑽進我們家門縫兒——父母開始經常吵架，似乎只有如此，才能釋放某種超負荷的能力。轉眼間，父親似乎獲得風暴的性格，滿臉猙獰，喪心病狂，整個變了個人。我堅定地站在母親一邊，因為她是弱者。
起因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兒，要說也並非都是父親的錯。比如他喜歡買書，有一次買來城磚般的俄漢大詞典，他正學俄文，買字典本無可厚非。我至今還記得那詞典定價12塊9，是我當時見過最貴的書，對五口之家的主婦來說還是有點兒難以接受。那是家庭政治中最晦暗的部分。
有一次，父親把著臥室門大叫大喊，母親氣急了，抄起五斗櫃上花瓶扔過去，他閃身躲過，花瓶粉碎。我正好在場，作為唯一的目擊者，嚇得渾身發抖，但我還是沖到父母中間，瞪著父親，充滿了敵意。這是他沒料到的，揚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親生病似乎總是和吵架連在一起。每當她臥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餅店買一塊奶油蛋捲，好像那是仙丹妙藥。走在半路，我打開紙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卻從未動過一指頭。
一天晚上，父親認定我偷吃了五屜櫃裡的點心。我雖以前偷吃過，但那回純屬冤枉。我死不認帳，被罰跪並挨了幾巴掌。最讓我傷心的是，母親居然站在父親一邊，儘管她暗中護著我，攔住雞毛撣子的暴打。
紅爸爸藍爸爸綠爸爸，突然變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父母吵架越來越頻繁。我像受傷的小動物，神經繃緊，感官敏銳，隨時等待災難的降臨。而我的預感幾乎每次都應驗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無力，不能保護母親。
父親的權力從家裡向外延伸。一天晚上，我上床準備睡覺，發現父親表情陰鬱，抽著煙在屋裡踱步。我假裝看書，注意著他的一舉一動。他沖出去，用力敲響隔壁鄭方龍叔叔的門。聽不清對話，但父親的嗓門越來越高，還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頭，聽見的是咚咚心跳。我感到羞愧。父親半夜才回來，跟母親在臥室竊竊私語。我被噩夢魘住。
在樓道碰見鄭叔叔，他縮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諦。我從父母的隻言片語拼湊出意義：鄭叔叔犯了嚴重錯誤，父親代表組織找他談話。多年後父親告訴我，若調令早幾個月，他肯定犯錯誤在先，正好與鄭叔叔對換角色。
振開貪玩，學習成績平平，但語文寫作經常得到老師的稱讚。學校開家長會，談到振開的缺點時，總是“不注意聽課”，“愛做小動作”等等。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測驗，我看他的成績冊，數學是4.5分。我覺得奇怪，怎麼這樣打分。我問振開，他說：“5分是滿分，我差一點，所以給4.5分。”他這麼解釋，似乎有些道理，但我還是不大相信。我去學校問了老師，才知道振開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間加了一個點，便成了4.5分。為這事，我批評了他，他也認了錯。（摘自父親的筆記）
是歲月最終讓父母和解了。到了晚年，父母總有說不完的話，讓人想到“老伴”這詞的含義。父親過世三年後，母親對採訪者說：“我們一生的婚姻生活是和諧與溫馨的，雖然這中間有過暴風驟雨……”（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
四
從1960年夏天起，父親從民主促進會借調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在教務處工作。那是中共統戰的一部分，所有學員都來自各民主黨派上層。
每逢週末，我帶弟弟妹妹去玩。社會主義學院位於紫竹院北側，乘11路無軌電車在終點站下車，沿白石橋向北走五六百米。一路荒郊野地，流水淙淙，蛙噪蟲鳴。那是白色的六層樓建築群，前面噴水池總是幹著的。大門有軍人站崗，進門登記，後來跟傳達室的人熟了，免了這道手續。
父親在他宿舍旁臨時借了個房間。我們跟著沾統戰的光，那裡伙食好，週末放電影，設備先進，比如有專用乒乓球室。父親是國家三級乒乓球裁判（最低一級），主裁的都是業餘比賽，卻保持一貫的專業精神。他正襟危坐，鏡片閃閃，像機器人般呆板，一字一頓報分數“三比二，換發球”，並交叉雙臂宣佈交換場地。
父親很忙，往往在餐廳吃飯時才出現。我喜歡獨自閒逛，常常迷失在樓群的迷宮中。跟開電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幫他開電梯。他是轉業軍人，更讓我充滿敬意，纏著問他用過什麼槍。後聽說他在“文革”中自殺了。
有一天，父親神秘地告訴我，有個學員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損失達十萬元。那可是天文數字。父親又補了一句：“沒什麼，他當天坐飛機回上海，又置辦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國有名的‘紅色小開’……”他低聲說出那名字，好像是國家機密。
閑得無聊，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齊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唱到結尾處，他倆總是故意走調，把我氣瘋了——這可是立場問題，更何況是在這樣的地方。我向父親告狀，他摸摸我的頭說：“他們比你小，你該耐心點兒。”
那時正是困難時期，他們來學院，多少可以吃得好一點。我們看孩子們可憐，有時也給他們買幾塊高級糖。看孩子們吃得高興，讓我們感到安慰。在那艱難的歲月裡，我們想盡辦法讓孩子吃得好些，怕營養不良影響他們的發育成長。學院在校內撥出一塊空地，分給職工們作自留地。我把給我的三分地種了綠豆和白薯，平時沒時間管，到秋天倒收穫不少。我和振開一起把綠豆、白薯裝進麻袋運回家裡，總算添了些口糧。（摘自父親的筆記）
那是我頭一次幹體力活兒。頂著毒日頭，用鐵鍁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裝進麻袋。父親蹬平板三輪車，我坐在麻袋上，為勞動的收穫驕傲，更為與父親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陽臺過冬的白薯變質了，我坐在小板凳啃爛白薯。父親剛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電唱機。收音機反復播放《春節序曲》，和爛白薯的味道一起潛入記憶深處。
五
1974年夏天，父親買來中華書局剛出的繁體字版《清史稿》，共48卷，書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邊地上。我發現他總在翻看同一卷，原來其中有不少我們祖上的記載。
家譜僅上溯到康熙年間，原籍安徽徽州休寧縣，第27代趙承恒遷至浙江歸安縣（現湖州一部分）。祖宅清瀾堂坐落在湖州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趙炳言官至湖南巡撫、刑部右侍郎。三子趙景賢早年師從俞樾的父親俞鴻漸，鄉試與俞樾同榜考中舉人。按俞樾的說法，“自幼倜儻，雖翩翩公子，而有俠丈夫風，呼盧縱飲，意氣浩然”。後捐鉅款買官封為知府，並未上任。
太平軍興起，趙景賢在湖州組織民團操練，並用青銅包住西城門（湖州至今沿稱青銅門和青銅橋）。1860年2月，李秀成大軍逼近湖州。趙景賢固守湖州兩年多。這是清史上著名的湖州保衛戰。清政府為保存將才，另有委任，令他“輕裝就任”，但他決心死守，與城同在，最終彈盡糧絕，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據《清史稿》記載：“景賢冠帶見賊，曰：‘速殺我，勿傷百姓。’賊首譚紹洸曰：‘亦不殺汝。’拔刀自刎，為所奪，執至蘇州，誘脅百端，皆不屈。羈之逾半載，李秀成必欲降之，致書相勸……秀成赴江北，戒紹洸勿殺。景賢計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飲酒。二年三月，紹洸聞太倉敗賊言景賢通官軍，將襲蘇州，召詰之，景賢謾駡，為槍擊而殞。”
湖州城破，趙家死的死逃的逃。長子趙深彥在湖南聞此噩耗，立即飲毒酒自殺，年僅12歲。咸豐皇帝得悉趙景賢死訊，下詔稱其“勁節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規格予以撫恤，在湖州專立祠堂，並關照國史館立傳。
多年後，俞樾成了一代經學大師。一天，他在蘇州曲園家中沉坐，有人求見，來者正是趙景賢的孫子趙。他拿來祖父遺墨，包括湖州告急時讓人帶出的密信。俞樾展讀趙景賢的幾首五言律詩，長歎不已，其中有李鴻章在奏摺中引用的名句：“亂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
次子趙濱彥，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職而被封官，深得湖廣總督張之洞信任，主管廣東製造局，後張之洞調任兩江總督，他任上海製造局督辦、及兩淮鹽運使和廣東按察使等職。由於國亂並與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辭職，在蘇州定居。數月後，武昌起義爆發，在推翻大清帝國的革命功臣中，居然有我外公孫海霞。
趙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脈橫生。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到我爺爺趙之騮那輩就敗落了，靠典賣字畫古董度日。
輪到我父親，恐怕連輝煌的影兒都沒見過。他四五歲時母親病故，12歲那年父親辭世，由舅舅收養。他不得不中輟學業，從15歲起靠抄寫文書糊口，還要撫養弟妹。父親寫得一筆好字。據在他手下工作過的徐福林先生回憶，當初進保險公司，父親見他字寫得差，讓他反復抄寫元代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的碑帖練字。
趕上兵荒馬亂，父親被卷在逃難的人流中，走遍中國大半個南方。在桂林時，有一天日本飛機俯衝掃射，他慌張中撐起雨傘擋子彈。那年頭命不值錢，周圍的人一個個倒下，他卻奇跡般活下來。邊打工邊自學，他終於考進重慶中央信託局。1946年初，在調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與母親在重慶珊瑚壩機場邂逅。
我倆結識于抗戰勝利的1946年，當時因為抗戰，父母分開七八年了，我陪母親乘飛機到重慶看望父親。在珊瑚壩機場下飛機後，想打一個電話，但不知如何撥通，無意中發現一個年輕英俊的小夥子正在打電話，我媽媽讓我上前請教，此人正是趙濟年。（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
北京解放前夕，父親利用職權，協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糧食儲備等情報。一天晚上，國民黨憲兵挨家挨戶搜查，由於頂撞憲兵隊長，他被抓去關了一夜。那時母親已懷上我。後來說起，他在昏暗的牢裡徹夜未眠，盼著一個孩子和新中國的誕生。
…………
（節選自《花城》2010第5期）
現在都蓋滿高樓了。父親就像是黃昏暮色裡的一隻倦鳥，臥在高樓上，(B)回憶從前，回憶往昔，回憶他的黑髮，他的健步如飛，他的風華正茂——眼裡含著無盡的憂傷。
是誰說過，長壽的代價，是滄桑。人間親情，似水流年裡，都是錦上的花。不是嗎？你我都來不及慢慢地等，在父母的有生之年，好好愛他們。因為兩代人生命的銜接處，光陰只是窄窄的臺階啊。
我記得一幅漫畫上描繪的情景：當我們年幼時候，父母替我們穿鞋穿衣，耐心喂我們吃飯，帶我們去公園玩耍，看著我們小小的奔跑的身影，笑意妍妍。終於有一天，他們年紀大了，手腳不利索了，該是我們替他們穿衣穿鞋，帶他們去公園的時候—-—我要和他們年輕時候一樣，臉上帶著笑容，因為，有滿鬢霜雪的父母在，有我的親人在我身旁，我是幸福的。
我從前和未來的文字，都是父母給予我的生命寫下的。我要他們知道，我愛他們，在他們白髮蒼蒼的暮年。
北島：父親你召喚我成為兒子
我追隨你成為父親
——《給父親》
一
對父親最早的記憶來自一張老照片：背景是天壇祈年殿，父親開懷笑著，雙臂交疊，探身伏在漢白玉欄杆上。洗照片時，他讓照相館沿漢白玉欄杆剪裁，由於欄杆不感光，乍一看，還以為衣袖從照片內框滑出來。這張照片攝於我出生前。喜歡這張照片，是因為我從未見他這樣笑過，充滿青春的自信。我願意相信這是關於他的記憶的起點。
1949年10月，我們給兒子取了小名‘慶慶’。有了第一個兒子，我們倆都很忙。美利給兒子做小衣服，經常給他洗澡；由於母乳不夠，每天還喂幾次奶糕。我經常抱他在屋裡走來走去，拍他入睡，還變換各種角度給他照相。小家庭有了這個小寶貝，一切都有了生氣。（摘自父親的筆記）
出生後不久，我們家從多福巷搬到府前街，離天安門城樓很近。每逢國慶。父親抱著我，和鄰居們擠在小院門口，觀看閱兵式和遊行隊伍。最壯觀的還是放禮花。次日晨，在小院裡撿起未燃的禮花籽，排成長串兒，像點燃導火索，五顏六色的火花轉瞬即逝。
長安街很寬，斜對面就是中山公園，父親常帶我去那兒曬太陽。有軌電車叮叮噹當駛過長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親喜歡帶我坐電車，到了西單終點站再返回來。非高峰時間，車很空，扶手吊環在空中搖盪。我喜歡站在司機身後，看他如何擺弄鍍鎳操縱杆。我和父親管它叫“當當車”。
夏天，中山公園幾乎每週末都放露天電影。附近住戶帶著馬紮板凳先去占地方，遊客散坐在草坪或石階上，等著天完全黑下來。由於換盤或斷片，銀幕一片空白，只剩下單調的機械轉動聲。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蘇聯動畫片《一朵小紅花》，具體情節都忘了，只記得女主角是個小姑娘，為尋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紅花與怪獸（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結尾處，她一路呼喊“凱哥哥——”異常淒厲，一直深入我夢中。
最讓我困惑不解的是：一放電影，銀幕後的宮牆綠瓦就消失了。我追問父親，但由於表達不清，所答非所問。後來才明白竟有兩個世界——銀幕上的世界暫時遮蔽了現實世界。
某個周日晚上，中山公園重放《一朵小紅花》。那天中午，我過度興奮，怎麼也不肯午睡，父親一怒之下，把我關到門外，我光著腳哭喊，用力拍門，冰冷的石階更讓我憤怒。不知道我是怎麼睡著的。醒來，天花板上一圈燈影，腳上的襪子讓我平靜。母親探過頭來，關切地看我。我問起《一朵小紅花》，她說天黑了，我們錯過了電影。
二
慶慶很不願意上托兒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總是特別高興，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難了。有個星期一早上，怎麼勸說也沒用，他只有一句話：“我就不去托兒所！”我們急著上班，只好騙他說去動物園，他信了。快到時他臉色緊張起來，看出是去托兒所，便大聲哭叫，我緊緊抱住他，怕他跳車。到了托兒所門口，他在地上打滾，我只好硬把他抱進托兒所。他看見阿姨才安靜下來，含著眼淚說了聲“爸爸，再見！”（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兒所流行的傳染病無一倖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來昏天黑地，徹夜不眠，父母輪流抱我。一位醫生說，只有氯黴素才有效。這藥是進口的，非常貴，父親把積攢的最後一兩黃金買下十幾顆。遵醫囑，每顆去掉膠囊，分成兩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藥面特別苦，一喝就吐。父親對我說，這藥特別貴，你要再吐，父母就沒錢再買了，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點點頭，咬牙流淚把藥咽下去。
我長大後，父母反復講這故事，好像那是什麼英雄業績。其實這類傳說是每個家庭傳統的一部分，具有強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後還有祖先們的意志——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有一次，慶慶出麻疹，住在托兒所隔離室。我們去只能隔著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興，比劃著手勢跟我們交談。後來聽托兒所阿姨說，那天我們走後，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阿姨問他為什麼不睡，他說要等爸爸媽媽。（摘自父親的筆記）
弟弟剛好相反，他無比熱愛托兒所。每星期六父親接他，他扭頭不屑地說，我不去你們家。振開和振先從小性格不同，比如說，給他們一人一個月餅，兩個人的吃法就不一樣，振開先把月餅餡吃光，再吃月餅外殼。振先則相反，先吃月餅外殼，然後把餡兒用紙包起啦，放在兜裡慢慢吃，一個月餅可以吃好幾天。（摘自父親的筆記）
小時候父親很有耐心，總陪我玩，給我講故事。他在一個小本子的每頁紙上畫個小人，每個動作略有變化，連續翻小本子，那小人就會動起來，好像動畫片。弟弟妹妹逐漸取代了我，我有點兒失落有點兒吃醋，也有點兒驕傲——我長大了。
從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獨門獨戶。平時父母早去晚歸，在錢阿姨監督下，我們按時睡覺起床做功課，只有星期天例外。媽媽起得早，幫錢阿姨準備早飯，我們仨賴在父母床上，跟父親玩耍。有一陣，我們迷上語言遊戲，比如按各自顏色偏好，管父親叫“紅爸爸”、“藍爸爸”和“綠爸爸”，再隨意互換，笑成一團。
三
父親確有不同的顏色。
與父親最早的衝突在我七歲左右，那時我們住保險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單元，每家各兩間，共用廚房廁所。那年夏天，俞叔叔被劃成右派，跳樓自殺。他的遺孀獨自帶兩個男孩，淒淒慘慘戚戚。
那場風暴緊跟著也鑽進我們家門縫兒——父母開始經常吵架，似乎只有如此，才能釋放某種超負荷的能力。轉眼間，父親似乎獲得風暴的性格，滿臉猙獰，喪心病狂，整個變了個人。我堅定地站在母親一邊，因為她是弱者。
起因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兒，要說也並非都是父親的錯。比如他喜歡買書，有一次買來城磚般的俄漢大詞典，他正學俄文，買字典本無可厚非。我至今還記得那詞典定價12塊9，是我當時見過最貴的書，對五口之家的主婦來說還是有點兒難以接受。那是家庭政治中最晦暗的部分。
有一次，父親把著臥室門大叫大喊，母親氣急了，抄起五斗櫃上花瓶扔過去，他閃身躲過，花瓶粉碎。我正好在場，作為唯一的目擊者，嚇得渾身發抖，但我還是沖到父母中間，瞪著父親，充滿了敵意。這是他沒料到的，揚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親生病似乎總是和吵架連在一起。每當她臥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餅店買一塊奶油蛋捲，好像那是仙丹妙藥。走在半路，我打開紙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卻從未動過一指頭。
一天晚上，父親認定我偷吃了五屜櫃裡的點心。我雖以前偷吃過，但那回純屬冤枉。我死不認帳，被罰跪並挨了幾巴掌。最讓我傷心的是，母親居然站在父親一邊，儘管她暗中護著我，攔住雞毛撣子的暴打。
紅爸爸藍爸爸綠爸爸，突然變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父母吵架越來越頻繁。我像受傷的小動物，神經繃緊，感官敏銳，隨時等待災難的降臨。而我的預感幾乎每次都應驗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無力，不能保護母親。
父親的權力從家裡向外延伸。一天晚上，我上床準備睡覺，發現父親表情陰鬱，抽著煙在屋裡踱步。我假裝看書，注意著他的一舉一動。他沖出去，用力敲響隔壁鄭方龍叔叔的門。聽不清對話，但父親的嗓門越來越高，還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頭，聽見的是咚咚心跳。我感到羞愧。父親半夜才回來，跟母親在臥室竊竊私語。我被噩夢魘住。
在樓道碰見鄭叔叔，他縮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諦。我從父母的隻言片語拼湊出意義：鄭叔叔犯了嚴重錯誤，父親代表組織找他談話。多年後父親告訴我，若調令早幾個月，他肯定犯錯誤在先，正好與鄭叔叔對換角色。
振開貪玩，學習成績平平，但語文寫作經常得到老師的稱讚。學校開家長會，談到振開的缺點時，總是“不注意聽課”，“愛做小動作”等等。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測驗，我看他的成績冊，數學是4.5分。我覺得奇怪，怎麼這樣打分。我問振開，他說：“5分是滿分，我差一點，所以給4.5分。”他這麼解釋，似乎有些道理，但我還是不大相信。我去學校問了老師，才知道振開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間加了一個點，便成了4.5分。為這事，我批評了他，他也認了錯。（摘自父親的筆記）
是歲月最終讓父母和解了。到了晚年，父母總有說不完的話，讓人想到“老伴”這詞的含義。父親過世三年後，母親對採訪者說：“我們一生的婚姻生活是和諧與溫馨的，雖然這中間有過暴風驟雨……”（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
四
從1960年夏天起，父親從民主促進會借調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在教務處工作。那是中共統戰的一部分，所有學員都來自各民主黨派上層。
每逢週末，我帶弟弟妹妹去玩。社會主義學院位於紫竹院北側，乘11路無軌電車在終點站下車，沿白石橋向北走五六百米。一路荒郊野地，流水淙淙，蛙噪蟲鳴。那是白色的六層樓建築群，前面噴水池總是幹著的。大門有軍人站崗，進門登記，後來跟傳達室的人熟了，免了這道手續。
父親在他宿舍旁臨時借了個房間。我們跟著沾統戰的光，那裡伙食好，週末放電影，設備先進，比如有專用乒乓球室。父親是國家三級乒乓球裁判（最低一級），主裁的都是業餘比賽，卻保持一貫的專業精神。他正襟危坐，鏡片閃閃，像機器人般呆板，一字一頓報分數“三比二，換發球”，並交叉雙臂宣佈交換場地。
父親很忙，往往在餐廳吃飯時才出現。我喜歡獨自閒逛，常常迷失在樓群的迷宮中。跟開電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幫他開電梯。他是轉業軍人，更讓我充滿敬意，纏著問他用過什麼槍。後聽說他在“文革”中自殺了。
有一天，父親神秘地告訴我，有個學員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損失達十萬元。那可是天文數字。父親又補了一句：“沒什麼，他當天坐飛機回上海，又置辦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國有名的‘紅色小開’……”他低聲說出那名字，好像是國家機密。
閑得無聊，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齊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唱到結尾處，他倆總是故意走調，把我氣瘋了——這可是立場問題，更何況是在這樣的地方。我向父親告狀，他摸摸我的頭說：“他們比你小，你該耐心點兒。”
那時正是困難時期，他們來學院，多少可以吃得好一點。我們看孩子們可憐，有時也給他們買幾塊高級糖。看孩子們吃得高興，讓我們感到安慰。在那艱難的歲月裡，我們想盡辦法讓孩子吃得好些，怕營養不良影響他們的發育成長。學院在校內撥出一塊空地，分給職工們作自留地。我把給我的三分地種了綠豆和白薯，平時沒時間管，到秋天倒收穫不少。我和振開一起把綠豆、白薯裝進麻袋運回家裡，總算添了些口糧。（摘自父親的筆記）
那是我頭一次幹體力活兒。頂著毒日頭，用鐵鍁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裝進麻袋。父親蹬平板三輪車，我坐在麻袋上，為勞動的收穫驕傲，更為與父親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陽臺過冬的白薯變質了，我坐在小板凳啃爛白薯。父親剛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電唱機。收音機反復播放《春節序曲》，和爛白薯的味道一起潛入記憶深處。
五
1974年夏天，父親買來中華書局剛出的繁體字版《清史稿》，共48卷，書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邊地上。我發現他總在翻看同一卷，原來其中有不少我們祖上的記載。
家譜僅上溯到康熙年間，原籍安徽徽州休寧縣，第27代趙承恒遷至浙江歸安縣（現湖州一部分）。祖宅清瀾堂坐落在湖州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趙炳言官至湖南巡撫、刑部右侍郎。三子趙景賢早年師從俞樾的父親俞鴻漸，鄉試與俞樾同榜考中舉人。按俞樾的說法，“自幼倜儻，雖翩翩公子，而有俠丈夫風，呼盧縱飲，意氣浩然”。後捐鉅款買官封為知府，並未上任。
太平軍興起，趙景賢在湖州組織民團操練，並用青銅包住西城門（湖州至今沿稱青銅門和青銅橋）。1860年2月，李秀成大軍逼近湖州。趙景賢固守湖州兩年多。這是清史上著名的湖州保衛戰。清政府為保存將才，另有委任，令他“輕裝就任”，但他決心死守，與城同在，最終彈盡糧絕，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據《清史稿》記載：“景賢冠帶見賊，曰：‘速殺我，勿傷百姓。’賊首譚紹洸曰：‘亦不殺汝。’拔刀自刎，為所奪，執至蘇州，誘脅百端，皆不屈。羈之逾半載，李秀成必欲降之，致書相勸……秀成赴江北，戒紹洸勿殺。景賢計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飲酒。二年三月，紹洸聞太倉敗賊言景賢通官軍，將襲蘇州，召詰之，景賢謾駡，為槍擊而殞。”
湖州城破，趙家死的死逃的逃。長子趙深彥在湖南聞此噩耗，立即飲毒酒自殺，年僅12歲。咸豐皇帝得悉趙景賢死訊，下詔稱其“勁節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規格予以撫恤，在湖州專立祠堂，並關照國史館立傳。
多年後，俞樾成了一代經學大師。一天，他在蘇州曲園家中沉坐，有人求見，來者正是趙景賢的孫子趙。他拿來祖父遺墨，包括湖州告急時讓人帶出的密信。俞樾展讀趙景賢的幾首五言律詩，長歎不已，其中有李鴻章在奏摺中引用的名句：“亂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
次子趙濱彥，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職而被封官，深得湖廣總督張之洞信任，主管廣東製造局，後張之洞調任兩江總督，他任上海製造局督辦、及兩淮鹽運使和廣東按察使等職。由於國亂並與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辭職，在蘇州定居。數月後，武昌起義爆發，在推翻大清帝國的革命功臣中，居然有我外公孫海霞。
趙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脈橫生。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到我爺爺趙之騮那輩就敗落了，靠典賣字畫古董度日。
輪到我父親，恐怕連輝煌的影兒都沒見過。他四五歲時母親病故，12歲那年父親辭世，由舅舅收養。他不得不中輟學業，從15歲起靠抄寫文書糊口，還要撫養弟妹。父親寫得一筆好字。據在他手下工作過的徐福林先生回憶，當初進保險公司，父親見他字寫得差，讓他反復抄寫元代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的碑帖練字。
趕上兵荒馬亂，父親被卷在逃難的人流中，走遍中國大半個南方。在桂林時，有一天日本飛機俯衝掃射，他慌張中撐起雨傘擋子彈。那年頭命不值錢，周圍的人一個個倒下，他卻奇跡般活下來。邊打工邊自學，他終於考進重慶中央信託局。1946年初，在調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與母親在重慶珊瑚壩機場邂逅。
我倆結識于抗戰勝利的1946年，當時因為抗戰，父母分開七八年了，我陪母親乘飛機到重慶看望父親。在珊瑚壩機場下飛機後，想打一個電話，但不知如何撥通，無意中發現一個年輕英俊的小夥子正在打電話，我媽媽讓我上前請教，此人正是趙濟年。（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
北京解放前夕，父親利用職權，協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糧食儲備等情報。一天晚上，國民黨憲兵挨家挨戶搜查，由於頂撞憲兵隊長，他被抓去關了一夜。那時母親已懷上我。後來說起，他在昏暗的牢裡徹夜未眠，盼著一個孩子和新中國的誕生。
…………
（節選自《花城》2010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