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的， 有段年月的一九七八年， 是這個時代中印記最深的， 如同冬後的春來乍到時， 萬物恍恍惚惚蘇醒了， 人世的天空也藍得唐突和猛烈， 讓人以為天藍是染雜了一些假——忽然的， 農民分地了。 政府又都把地分還給了農民們， 宛同把固若金湯的城牆砸碎替農民作製成了吃飯的碗， 讓人不敢相信著。 讓人以為這是政策翻燒餅、做遊戲中新一次的躲貓貓和捉迷藏。 農民們也就一邊站在田頭燦爛地笑；另一邊， 有人就把分到自家田地中的樹木都給砍掉了。
田是我的了， 物隨地走， 那樹自然也該是我家的財產和私有。
我家的地是分在村外路邊的一塊平壤間， 和別家田頭都有樹一樣， 也有一棵越過碗粗的箭楊樹， 筆直著， 在春天， 楊葉的掌聲嘩脆脆的響。 當別家田頭的樹都只有溜地的白茬樹樁時， 那棵楊樹還孤零零地立著， 像一個單位廣場上的旗杆樣。 為砍不砍那棵樹， 一家人是有過爭論的。 父親也是有過思忖的。 他曾經用手和目光幾次去拃量樹的粗細和身高，
幾十近百元， 是那年代裡很壯的一筆錢。
可最終， 父親沒有砍那樹。
鄰居說：“不砍呀？”
父親在田頭笑著回人家：“讓它再長長”。
路人說：“不砍呀？”
父親說：“它還沒真正長成呢。 ”
就沒砍。 就讓那原是路邊田頭長長一排中的一棵箭楊樹， 孤傲挺拔地豎在路邊上、田野間， 仿佛是豎著的鄉村人心的一杆旗。 小盆一樣粗， 兩丈多高， 有許多“楊眼”嫵媚明快地閃在樹身上， 望著這世界， 讀著世界的變幻和人心。 然在三年後， 鄉村的土地政策果不其然變化了。 各家與各家的土地需要調整和更換， 還有一部分政府要重新收回去， 分給那些新出生的孩子們。
成了人家的地， 也成了人家的樹。 可在成了人家後的第三天， 父親、母親和二姐們從那田頭上過， 忽然發現那遠比盆粗的樹已經不在了， 路邊只還有緊隨地面白著的樹樁。 樹樁的白， 如在雲黑的天空下白著的一片雪。 一家人立在那樹樁邊， 仿佛忽然立在了懸崖旁， 面面相覷著， 不知二姐和母親說了啥， 懊悔、抱怨了父親一些什麼話。 父親沒接話， 只看了一會那樹樁， 就領著母親、二姐朝遠處我家新分的田地去了。
到後來， 父親離開人世後， 我念念想到他人生中的許多事， 也總是念念想起那棵屬於父親的樹。 再後來， 父親入土為安了， 他的墳頭因為幡枝生成，
至今鄉村的人多還有迷信， 以為幡枝發芽長成材， 皆是很好很好的一樁事。 那是因為人生在世有許多厚德， 上天和大地才讓你的荒野墳前長起一棵樹， 寂時伴你說話和私語， 鬧時你可躲在樹下尋出一片兒寂。 以此說， 那墳前的柳樹也正是父親生前做人的延續和回報。 也正是上天和大地對人生因果的理解寫照和詮釋。
我家祖墳上有許多樹， 而屬於父親的那一棵， 卻是最大最粗的。 這大約一是因為父親下世早， 那樹生長的年頭多；二是因為鄉村倫理中的人行與德品， 原是可以在因果中對墳地和樹木給以給養的。 我相信了這一點。 我敬仰那屬於父親的樹。可是今年正月十五間，我八十歲的三叔下世時，我們一片雪白地把他送往墳地時，忽然看見父親墳前的樹沒了。被人砍去了。樹樁呈著歲月的灰黑色，顯出無盡的沉默和蔑視。再看別的墳頭的樹，大的和小的，也都一律不在了，被人伐光了。再看遠處、更遠處別家墳地的樹，原來都是一片林似的密和綠，現在也都蕩蕩無存、光光禿禿了。
想到今天鄉村世界的繁華和鬧亂；想到今天各村村頭都有晝夜不息的電鋸轟鳴聲，與公路邊上的幾家木材加工廠和木器製造廠的經營和發達；想到那每天都往城市輸運的大車小車的三合板、五合板和膠合板；想到路邊一年四季都赫然豎著的大量收購各樣木材的文明華麗的看板；想到我幾年前回家就看到村頭路邊早已沒了樹木的蕩蕩潔淨和富有，也就豁然明白了父親和他人墳頭被人砍樹的原委和因果，也就只有了沉默和沉默，無言和無言。
只是默默念念地想，時代與人心從田頭伐起，最終就砍到了墳頭上。
只是想，父親終於在生前死後都沒了他的樹，和人心中最終沒了旗一樣。
只是想，父親墳前的老樁在春醒之後一定會有新芽的，但不知那芽幾時才可長成樹；成了樹又有幾年可以安穩無礙地豎在墳頭和田野上。
《收穫》
林清玄：父親的微笑父親躺在醫院的加護病房裡，還殷殷地叮囑母親不要通知遠地的我，因為他怕我在臺北工作擔心他的病情。還是母親偷偷叫弟弟來通知我，我才知道父親住院的消息。
這是典型的父親的個性，他是不論什麼事總是先為我們著想，至於他自己，倒是很少注意。我記得在很小的時候，有一次父親到鳳山去開會，開完會他到市場去吃了一碗肉羹，覺得是很少吃到的美味，他馬上想到我們，先到市場去買了一個新鍋，買了一大鍋肉羹回家。當時的交通不發達，車子顛簸得厲害，回到家時肉羹已冷，且溢出了許多，我們吃的時候已經沒有父親形容的那種美味。可是我吃肉羹時心血沸騰，特別感到那肉羹是人生難得，因為那裡面有父親的愛。
在外人的眼中，我的父親是粗獷豪放的漢子，只有我們做子女的知道他心裡極為細膩的一面。提肉羹回家只是一端，他不管到什麼地方，有好的東西一定帶回給我們，所以我童年時代，父親每次出差回來，總是我們最高興的時候。
他對母親也非常的體貼，在記憶裡，父親總是每天清早就到市場去買菜，在家用方面也從不讓母親操心。這三十年來我們家都是由父親上菜場，一個受過日式教育的男人，能夠這樣內外兼顧是很少見的。
父親是影響我最深的人。父親的青壯年時代雖然受過不少打擊和挫折，但我從來沒有看過父親憂愁的樣子。他是一個永遠向前的樂觀主義者，再壞的環境也不皺一下眉頭，這一點深深地影響了我，我的樂觀與韌性大部分得自父親的身教。父親也是個理想主義者，這種理想主義表現在他對生活與生命的盡力，他常說：“事情總有成功和失敗兩面，但我們總是要往成功的那個方向走。”
由於他的樂觀和理想主義，使他成為一個溫暖如火的人，只要有他在就沒有不能解決的事，就使我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他也是個風趣的人，再壞的情況下，他也喜歡說笑，他從來不把痛苦給人，只為別人帶來笑聲。
小時候，父親常帶我和哥哥到田裡工作，透過這些工作，啟發了我們的智慧。例如我們家種竹筍，在我沒有上學之前，父親就曾仔細地教我怎麼去挖竹筍，怎麼看土地的裂痕，才能挖到沒有出青的竹筍。二十年後，我到竹山去採訪筍農，曾在竹筍田裡表演了一手，使得竹農大為佩服。其實我已二十年沒有挖過筍，卻還記得父親教給我的方法，可見父親的教育對我影響多麼大。
也由於是農夫，父親從小教我們農夫的本事，並且認為什麼事都應從農夫的觀點出發。像我後來從事寫作，剛開始的時候，父親就常說：“寫作也像耕田一樣，只要你天天下田，就沒有不收成的。”他也常叫我不要寫政治文章，他說：“不是政治性格的人去寫政治文章，就像種稻子的人去種檳榔一樣，不但種不好，而且常會從檳榔樹上摔下來。”他常教我多寫些于人有益的文章，少批評罵人，他說：“對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施肥，批評的文章是放火燒山；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放火燒山則常常失去控制，傷害生靈而不自知。”他叫我做創作者，不要做理論家，他說：“創作者是農夫，理論家是農會的人。農夫只管耕耘，農會的人則為了理論常會犧牲農夫的利益。”
父親的話中含有至理，但他生平並沒有寫過一篇文章。他是用農夫的觀點來看文章，每次都是一語中的，意味深長。
有一回我面臨了創作上的瓶頸，回鄉去休息，並且把我的苦惱說給父親聽。他笑著說：“你的苦惱也是我的苦惱，今年香蕉收成很差，我正在想明年還要不要種香蕉，你看，我是種好呢？還是不種好？”我說：“你種了四十多年的香蕉，當然還要繼續種呀！”
他說：“你寫了這麼多年，為什麼不繼續呢？年景不會永遠壞的。”“假如每個人寫文章寫不出來就不寫了，那麼，天下還有大作家嗎？”
我自以為比別的作家用功一些，主要是因為我生長在世代務農的家庭。我常想：世上沒有不辛勞的農人，我是在農家長大的，為什麼不能像農人那麼辛勞？最好當然是像父親一樣，能終日辛勞，還能利他無我，這是我寫了十幾年文章時常反躬自省的。
母親常說父親是勞碌命，平日總閑不下來，一直到這幾年身體差了還常往外跑，不肯待在家裡好好地休息。父親最熱心于鄉里的事，每回拜拜他總是拿頭旗、做爐主，現在還是家鄉清雲寺的主任委員。他是那一種有福不肯獨享，有難願意同當的人。他年輕時身強體壯，力大無窮，每天挑兩百斤的香蕉來回幾十趟還輕鬆自在。我最記得他的腳大得像船一樣，兩手推開時像兩個扇面。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時候，他一手把我提起還像提一隻小雞，可是也是這樣棒的身體害了他，他飲酒總不知節制，每次喝酒一定把桌底都擺滿酒瓶才肯下桌，喝一打啤酒對他來說是小事一樁，就這樣把他的身體喝垮了。
在六十歲以前，父親從未進過醫院，這三年來卻數度住院，雖然個性還是一樣樂觀，身體卻不像從前硬朗了。這幾年來如果說我有什麼事放心不下，那就是操心父親的健康，看到父親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令人心痛難言。
父親有五個孩子，這裡面我和父親相處的時間最少，原因是我離家最早，工作最遠。我十五歲就離開家鄉到台南求學，後來到了臺北，工作也在臺北，每年回家的次數非常有限。近幾年結婚生子，工作更加忙碌，一年更難得回家兩趟，有時頗為自己不能孝養父親感到無限愧疚。父親很知道我的想法，有一次他說：“你在外面只要向上，做個有益社會的人，就算是有孝了。”
母親和父親一樣，從來不要求我們什麼，她是典型的農村婦女，一切榮耀歸給丈夫，一切奉獻都給子女，比起他們的偉大，我常覺得自己的渺小。
我後來從事報導文學，在各地的鄉下人物裡，常找到父親和母親的影子，他們是那樣平凡、那樣堅強，又那樣的偉大。我後來的寫作裡時常引用村野百姓的話，很少引用博士學者的宏論，因為他們是用生命和生活來體驗智慧，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最偉大的情操，以及文章裡最動人的素質。
我常說我是最幸福的人，這種幸福是因為我童年時代有好的雙親和家庭，我青少年時代有感情很好的兄弟姊妹；進入中年，有了好的妻子和好的朋友。我對自己的成長總抱著感恩之心，當然這裡面最重要的基礎是來自于我的父親和母親，他們給了我一個樂觀、關懷、善良、進取的人生觀。
我能給他們的實在太少了，這也是我常深自懺悔的。有一次我讀到《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佛陀這樣說：“假使有人，為了爹娘，手持利刀，割其眼睛，獻於如來，經百千劫，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為了爹娘，百千仞戰，一時刺身，於自身中，左右出入，經百千劫，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讀到這裡，不禁心如刀割，涕泣如雨。這一次回去看父親的病，想到這本經書，在病床邊強忍著要落下的淚，這些年來我是多麼不孝，陪伴父親的時間竟是這樣的少。
有一位也在看護父親的鄭先生告訴我：“要知道你父親的病情，不必看你父親就知道了，只要看你媽媽笑，就知道病情好轉，看你媽媽流淚，就知道病情轉壞，他們的感情真是好。”為了看顧父親，母親在醫院的走廊打地鋪，幾天幾夜都沒能睡個好覺。父親生病以後，她甚至還沒有走出醫院大門一步，人瘦了一圈，一看到她的樣子，我就心疼不已。
我每天每夜向菩薩祈求，保佑父親的病早日康健，母親能恢復以往的笑顏。
這個世界如果真有什麼罪孽，如果我的父親有什麼罪孽，如果我的母親有什麼罪孽，十方諸佛、各大菩薩，請把他們的罪孽讓我來承擔吧，讓我來背父母親的孽吧！
但願父親的病早日康復。以前我在田裡工作的時候，看我不會農事，他會跑過來拍我的肩說：“做農夫，要做第一流的農夫；想寫文章，要寫第一流的文章；要做人，要做第一等的人。”然後覺得自己太嚴肅了，就說：“如果要做流氓，也要做大尾的流氓呀！”然後父子兩人相顧大笑，笑出了眼淚。
我多麼懷念父親那時的笑。
也期待再看父親的笑。
選自作家出版社《氣清景明，繁花盛開：林清玄散文精選》
朱學東：父親的新年一 穿著整潔了的父親
農曆猴年到來的時候，父親剛剛過完自己72歲本命年的生日。
春節前提前帶了女兒回家的太座（妻子，編者注），通過微信告訴我，今年冬天，父母穿得很整潔，比往年整潔多了。
雖然世代務農，父母都是愛整潔的人，而且這些年家境尚可，加上我們兄弟孝順，穿著整潔對於兩位老人來說，本是稀鬆平常的事。但太座此番印象自有由來。
按我父母的說法，他們自認一輩子都是勞碌命，不會享清福。他們就像上了發條的鬧鐘，永不停歇地滴答走著。
我回家的時候，父親正戴著眼睛坐在陽臺下背風處悠閒地讀著報紙。他確實如我太座所言，穿得整潔。
我忍不住跟父親開玩笑誇了他老人家一句：“這才像是過年的樣子嘛。”
父親抬起瘦削的臉，靦腆地對我笑了笑。
過年穿新衣，是故鄉舊俗。平素農村，即便農閒，勤勞的農民也不肯閒暇下來，總是到處摸索，竭力尋找活計，為貧寒的生活增添些新的收入，彌補田畝歲入的不足。既然不停地要幹活，當然捨不得穿新衣服了，只能過年走親戚或者家裡來客才會穿得整潔一些。即便生活條件有了較大改善後，父母一直都保持著這樣的習慣。
“幹活要穿什麼好衣服啊”。父母總是這樣回應我們。
他們窮怕了餓怕了——就像母親告訴我，每年全家人的生日，不論我們在不在家，她都要敬灶家菩薩灶家嬤嬤（灶神），母親說灶家嬤嬤最靈光，敬了她就永遠不會餓肚子，“我當家後，祖宗之外，只敬灶家嬤嬤”。
永遠省吃儉用，永遠勞碌，是過去窮困生活留給父母的無法磨滅的心理陰影。我和弟弟的說法是父母“想不開”，我們也想不明白。這是一代人的心理陰影，我的堂叔他們，也是如此的忙碌，永不停歇。
每次我跟弟弟通電話，弟弟都是抱怨父母不停地幹活，怎麼勸說都聽不進去，弟弟希望我出面勸，因為我在外工作，對父母來說影響力更大。
“你知道爸爸為什麼今年穿得這麼整潔嗎？”弟弟既生氣又高興地跟我說，“幸虧今年天太冷了，到處凍著，他不能出去打魚了，家裡種的菜都凍壞了。姆媽也不再敢差使爸爸去幹活了，怕凍著。”
二 父親的新事業
父親有幾門手藝，冬天真正有用武之地。其一是殺豬。早些年替人殺年豬，方圓聞名，可以給家裡掙些過年的費用。其二，父親更是方圓聞名的捉魚師傅，冬天故鄉河道都用絲網捕魚，或賣或分，父親冬天的現金收入，最主要來自打魚，這還能給家裡掙來不少現金。但無論是殺豬還是打魚，都是髒活苦活，穿不得好衣服。
後來鄉下養年豬少了，連我家前兩年起也不養豬了，但捉魚的活，父親一直沒放下。冬天故鄉打魚是特別苦命的活，風大天寒，摸黑出發，天黑回家，渾身濕漉漉的，還一身魚腥味，但父親從來沒抱怨過。如今故鄉能打魚的地方也少了，過去跟他打魚的，年紀比他輕的都不幹了，只有父親，只要過去的老朋友老客戶找來，父親一準答應去。
別人看不下去，外人以為我們兄弟不孝順，這麼大年紀還幹這麼苦的活，弟弟恨不得一斧頭劈了父親的腳盆，父親朝弟弟瞪眼說：“你敢！”我勸說父親時，父親總是笑嘻嘻地說：“人家一輩子打魚都請我，現在人家也都是老頭了，也沒別的人打了，你說他找上門來，我不去算什麼？一輩子交情。再說，我喜歡打魚啊。現在打魚收入比過去高很多啊，飯魚還隨便挑。”
除了打魚，父母過去春節前後還開發了一個新的活計，就是幫人家梟杆棵——一種茅草，整齊的杆可以做籬笆編大席子，做團子時葉子可以墊下面放粘鍋，葉杆都是很好的燃料。每年冬天必得砍伐掉老杆棵，回去家用，而新芽才會長得好，這活同樣很苦，髒，磣，累，都是男人的活，有幾年甚至大年初一下午爸爸無事就去幹這活了。我知道後嗔怪父親，老頭呵呵一笑：“閑著也是閑著，這點活算什麼，一下午還能掙100元呢。”父親總是那麼高興。
後來與父母的交談中，我突然間明白了父親一直跟我說的那句話，“要不幹活，死得更快”——不是實體層面適度勞動有助於健康，而是在精神層面上，他們覺得自己還有用，還是有用之人，不是吃閒飯的！我不再反對父母幹活，只是再三提醒，高興，適度，注意安全。
今年故鄉遭遇極端氣候，最冷時零下9度，無法下河打魚，種的菜也凍壞了，老活計不能做了。父母只能在家曬太陽閑著了。母親還允許父親去看人家打麻將了。不幹活，身上穿著自然整潔了。
不過，今年父親又發展了一個新事業，就是幫我在前黃鎮上賣熟食的表弟看攤。每天上午吃過早飯，騎著他的電動三輪小拖車去前黃鎮上的菜市場，中午回家吃飯，吃完飯稍微休息一下，接著去前黃。
看攤不累不髒，就是盯著點，幫個忙打個下手而已。我上高中時，父親在前黃鎮上擺攤賣自家種芹菜，我也曾偶爾在上學前幫著看過攤，結果遇上我一老師來買菜，老師很生氣，後來跟我父親說，老朱，你賣芹菜不易，但你掙錢難道不是為了讓你兒子讀書考大學麼？幫你看攤他就能考上大學？
父親從此再也沒讓我看過攤。
在集鎮上看攤，不同於在鄉下家裡幹農活，穿得整潔些會觀感好一些。有些像城市裡的銷售人員，都會穿一身西裝一樣。在故鄉，這叫排場。
父親幫表弟看攤，說閑著也是閑著，還有報酬，也算發揮餘熱。我沒問過報酬幾何，父親也沒提。我只是提醒父親，路上開車千萬小心，開慢些，萬事不急。這次春節，在南京上大學的侄女告訴我，有次她回家，天下雨，父親開自己的電動三輪車去車站接她，拐彎時開得急了，侄女被甩出去父親也沒聽見動靜。
父母去年秋天又給我種了些荷花郎（苜蓿草，一種綠肥，也是飼料），新年時已經長出了幼苗。2014年我賦閒時跟父母提到回家種菜事，讓父親給我種些荷花郎，父母看著我齊說我“發癡了”，不太願意。但後來拗不過我，在後面地裡撒了半斤荷花郎種子，去年春天，弟弟還割了一大袋，快遞到北京讓我品嘗，這是我三十餘年來再一次吃到荷花郎。我後來明白，荷花郎對於父母他們這一輩人來說，有著一種難以揮去的心理陰影，它有著殘酷的記憶。
1960年大饑荒時代，父母都曾偷過荷花郎，“從來沒有做過賊，我跟你舅舅晚上黑燈瞎火去偷荷花郎時，害怕地要命。後來還偷過幾次。”母親跟我講過自己被迫做賊的故事，父親也講過，他們還給我講過那時一兩米粉要做10個荷花郎團子的故事，吃多了會得一種“青紫病”，我後來寫了兩篇江南舊聞錄，分別是《偷荷花郎》和《荷花郎團子》，以記錄我的父輩們所經歷過的殘酷的荒唐歲月。
當然我知道，今天的荷花郎是一種美味，過去吃壞人，一是吃的太多，沒主食，二是沒油鹽之故。
三 父親要做環保鬥士
新年時陪父母聊天，村裡也有幾個相熟的長輩兄弟一起坐著，父親忽然激憤起來，指著前面的廠房說，我要把這個廠趕走。我有些意外，說這廠不是誰誰的麼？怎麼了？
誰誰的也不行。父親激動地跟我說，你不知道，去年一段時間，廠裡排進南大漕的污水，就像牛奶一樣，整個南大漕的水都跟牛奶一樣。去找他們，他們還不承認。我本來想找人拍兩張照片，讓你發網上去。哼，我不知道環保局電話，我要去查，我要實名舉報，非把這事解決了不可。
父親覺得，這樣的問題不處理，周圍的人早晚都會得病。去年北邊我家責任田和自留地邊上北大漕，河面上漂浮了一層柴油，父親找人講沒人搭理，自己在地裡燒麥秸，結果環保要來罰款50元，父親大怒，說讓你們把水管好，你們不管，卻來管我在自己地裡燒麥秸，你們把廠管好了我認罰！爸爸強橫，鄉村管環保的倒也不敢攖其鋒，悻悻然走了。但廠裡排放還是沒人管，北大漕水面上依然漂著一層柴油花。父親思前想後，激憤之下，把幾把稻草點著，扔進北大漕。父親期待火把能夠點燃漂在水面的油花，順著燒上去，把廠給燒了。
“沒想到，這水面上的柴油點不著。”父親有些懊喪。
我卻嚇了一跳，英國工業革命初始的時候，被大工業摧毀的手工業者就做過類似的事。
我趕緊勸阻他，別這樣幹，有什麼跟我們兄弟說，我們出面。父親搖頭，說這些事是我的事。
後來父親遇到這家廠的至親，也是本鄉本土的熟人，幾番抱怨後，這個廠裡的排汙問題稍微好了一些，今年父親特意跟我提了這個事後來的解決。
現在村前排汙的企業，一直是父親的心病。這個廠建在我家及另外三家的責任田上，當年徵用這塊土地時，我尚在南風窗總編任上，父母和村裡另外三家堅決不同意出讓，認為承包期限未到，但村裡大多數人事不關己，且被小恩小惠迷住，希望出讓，當時父親也是極度憤怒，揚言把鍘刀重新打磨了，誰敢未經同意擅自開工，就試試看，多少年沒動過了。
後來此事妥協解決，但父親一直耿耿于懷。如今這個廠又排汙，先污染了前面的小漕河團團河，又污染了南大漕，父親更加氣憤。
我家所在，舊時風水說是烏龜地，狀似龜板，旱澇保收，村子往南，出門一裡三橫河，水清則靈，是老風水口中的寶地，討口彩說是富貴地。前些年雖已污染，但還沒有今天這般徹底。父親說我們還在此地生活，不管一管，都會得毛病的。
我勸父親讓我來找環保，弟弟勸我先不要介入，弟弟已經舉報過了，結果還有人排查誰舉報的，還托人跟我弟弟說合不要舉報，弟弟拒絕了。弟弟說不讓父親插手，他年紀大了，又沉不住氣，容易急躁，反而無助於解決問題。
父親不願到外面去，去過北京幾次，原本答應要多住一段時間，通常三天后就開始跟我念叨想家了，要回家。這些年死活不肯隨我去北京。正是在每年與父親的這些平常的攀談閒聊中，我理解了這塊土地之于他們的意義，之于我的意義，我理解了他們堅守並努力衛護生養自己的這塊土地的精神所在。但我知道，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根正在一點點被斫斷，就像失去大地的安泰。
我說，等丫頭可以離開，我就回家，跟父母一起種菜養羊。父母依然如過去般笑我發癡。父母這麼大年紀，衛護自己家園，不就是為了讓我們及我們的後代，依然能有家可回，有故鄉可念麼？
四 《父親和我》
我返京前最後一天在家讀高華的《歷史筆記》，家裡來訪客，我放下書和客人聊天，送客人走時，父親正在陽臺下認真翻看著我這本書。父親把書還給我時，眼光有些疑惑，我看書裡折了幾頁，是父親折的，翻看一下，我明白爸爸的疑惑，這跟他日常接觸完全不同。父親對歷史也很感興趣。他是高小畢業，算得上農村裡有文化的人，我愛讀文史，其實是受父親影響。不過，父親所讀，大多是修飾的官史或者一些文摘類報紙的道聼塗説的獵奇。
父親曾經跟我抱怨過如今社會不公還不如過去好。我理解父母的困擾。我只委婉地問了父親幾個問題，我們這兒是不是好地方？我們是不是都是特別勤勞肯苦的人？你小時候吃過這樣的苦沒有？過去公社說要開河拆你房子你敢不敢說拿把鍘刀不讓動？什麼人要有多大的本事才能把這麼好的地方這麼好的老百姓折騰成這樣？
父母從此再也沒有跟我提過類似話題。只是，此番我沒有時間向父親解釋他在這本書中看到的複雜性。
臨走時，我再三提醒父親，少幹活，開車慢點。
父親依然如過去一般嘿嘿一笑，說知道了，不幹死得更快，並不忘提醒我有空多回家。
汽車掉頭駛出了村子，我搖上車窗，轉過頭，突然間想起呂德安的那首詩，《父親和我》，心裡一陣難受：
“我們並肩走著
秋雨稍歇
和前一陣雨
像隔了多年時光
我們走在雨和雨的間歇裡
肩頭清晰地靠在一起
卻沒有一句要說的話
我們剛從屋子裡出來
所以沒有一句要說的話
這是長久生活在一起
造成的
滴水的聲音像折下的一支細枝條
像過冬的梅花
父親的頭髮已經全白
但這近乎於一種靈魂
會使人不禁肅然起敬
依然是熟悉的街道
熟悉的人要舉手致意
父親和我都懷著難言的恩情
安詳地走著”
我寫不了詩，但那本《父親的富貴地》，我一定會寫出來。
我敬仰那屬於父親的樹。可是今年正月十五間，我八十歲的三叔下世時，我們一片雪白地把他送往墳地時，忽然看見父親墳前的樹沒了。被人砍去了。樹樁呈著歲月的灰黑色，顯出無盡的沉默和蔑視。再看別的墳頭的樹，大的和小的，也都一律不在了，被人伐光了。再看遠處、更遠處別家墳地的樹，原來都是一片林似的密和綠，現在也都蕩蕩無存、光光禿禿了。想到今天鄉村世界的繁華和鬧亂；想到今天各村村頭都有晝夜不息的電鋸轟鳴聲，與公路邊上的幾家木材加工廠和木器製造廠的經營和發達；想到那每天都往城市輸運的大車小車的三合板、五合板和膠合板；想到路邊一年四季都赫然豎著的大量收購各樣木材的文明華麗的看板；想到我幾年前回家就看到村頭路邊早已沒了樹木的蕩蕩潔淨和富有，也就豁然明白了父親和他人墳頭被人砍樹的原委和因果，也就只有了沉默和沉默，無言和無言。
只是默默念念地想，時代與人心從田頭伐起，最終就砍到了墳頭上。
只是想，父親終於在生前死後都沒了他的樹，和人心中最終沒了旗一樣。
只是想，父親墳前的老樁在春醒之後一定會有新芽的，但不知那芽幾時才可長成樹；成了樹又有幾年可以安穩無礙地豎在墳頭和田野上。
《收穫》
林清玄：父親的微笑父親躺在醫院的加護病房裡，還殷殷地叮囑母親不要通知遠地的我，因為他怕我在臺北工作擔心他的病情。還是母親偷偷叫弟弟來通知我，我才知道父親住院的消息。
這是典型的父親的個性，他是不論什麼事總是先為我們著想，至於他自己，倒是很少注意。我記得在很小的時候，有一次父親到鳳山去開會，開完會他到市場去吃了一碗肉羹，覺得是很少吃到的美味，他馬上想到我們，先到市場去買了一個新鍋，買了一大鍋肉羹回家。當時的交通不發達，車子顛簸得厲害，回到家時肉羹已冷，且溢出了許多，我們吃的時候已經沒有父親形容的那種美味。可是我吃肉羹時心血沸騰，特別感到那肉羹是人生難得，因為那裡面有父親的愛。
在外人的眼中，我的父親是粗獷豪放的漢子，只有我們做子女的知道他心裡極為細膩的一面。提肉羹回家只是一端，他不管到什麼地方，有好的東西一定帶回給我們，所以我童年時代，父親每次出差回來，總是我們最高興的時候。
他對母親也非常的體貼，在記憶裡，父親總是每天清早就到市場去買菜，在家用方面也從不讓母親操心。這三十年來我們家都是由父親上菜場，一個受過日式教育的男人，能夠這樣內外兼顧是很少見的。
父親是影響我最深的人。父親的青壯年時代雖然受過不少打擊和挫折，但我從來沒有看過父親憂愁的樣子。他是一個永遠向前的樂觀主義者，再壞的環境也不皺一下眉頭，這一點深深地影響了我，我的樂觀與韌性大部分得自父親的身教。父親也是個理想主義者，這種理想主義表現在他對生活與生命的盡力，他常說：“事情總有成功和失敗兩面，但我們總是要往成功的那個方向走。”
由於他的樂觀和理想主義，使他成為一個溫暖如火的人，只要有他在就沒有不能解決的事，就使我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他也是個風趣的人，再壞的情況下，他也喜歡說笑，他從來不把痛苦給人，只為別人帶來笑聲。
小時候，父親常帶我和哥哥到田裡工作，透過這些工作，啟發了我們的智慧。例如我們家種竹筍，在我沒有上學之前，父親就曾仔細地教我怎麼去挖竹筍，怎麼看土地的裂痕，才能挖到沒有出青的竹筍。二十年後，我到竹山去採訪筍農，曾在竹筍田裡表演了一手，使得竹農大為佩服。其實我已二十年沒有挖過筍，卻還記得父親教給我的方法，可見父親的教育對我影響多麼大。
也由於是農夫，父親從小教我們農夫的本事，並且認為什麼事都應從農夫的觀點出發。像我後來從事寫作，剛開始的時候，父親就常說：“寫作也像耕田一樣，只要你天天下田，就沒有不收成的。”他也常叫我不要寫政治文章，他說：“不是政治性格的人去寫政治文章，就像種稻子的人去種檳榔一樣，不但種不好，而且常會從檳榔樹上摔下來。”他常教我多寫些于人有益的文章，少批評罵人，他說：“對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施肥，批評的文章是放火燒山；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放火燒山則常常失去控制，傷害生靈而不自知。”他叫我做創作者，不要做理論家，他說：“創作者是農夫，理論家是農會的人。農夫只管耕耘，農會的人則為了理論常會犧牲農夫的利益。”
父親的話中含有至理，但他生平並沒有寫過一篇文章。他是用農夫的觀點來看文章，每次都是一語中的，意味深長。
有一回我面臨了創作上的瓶頸，回鄉去休息，並且把我的苦惱說給父親聽。他笑著說：“你的苦惱也是我的苦惱，今年香蕉收成很差，我正在想明年還要不要種香蕉，你看，我是種好呢？還是不種好？”我說：“你種了四十多年的香蕉，當然還要繼續種呀！”
他說：“你寫了這麼多年，為什麼不繼續呢？年景不會永遠壞的。”“假如每個人寫文章寫不出來就不寫了，那麼，天下還有大作家嗎？”
我自以為比別的作家用功一些，主要是因為我生長在世代務農的家庭。我常想：世上沒有不辛勞的農人，我是在農家長大的，為什麼不能像農人那麼辛勞？最好當然是像父親一樣，能終日辛勞，還能利他無我，這是我寫了十幾年文章時常反躬自省的。
母親常說父親是勞碌命，平日總閑不下來，一直到這幾年身體差了還常往外跑，不肯待在家裡好好地休息。父親最熱心于鄉里的事，每回拜拜他總是拿頭旗、做爐主，現在還是家鄉清雲寺的主任委員。他是那一種有福不肯獨享，有難願意同當的人。他年輕時身強體壯，力大無窮，每天挑兩百斤的香蕉來回幾十趟還輕鬆自在。我最記得他的腳大得像船一樣，兩手推開時像兩個扇面。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時候，他一手把我提起還像提一隻小雞，可是也是這樣棒的身體害了他，他飲酒總不知節制，每次喝酒一定把桌底都擺滿酒瓶才肯下桌，喝一打啤酒對他來說是小事一樁，就這樣把他的身體喝垮了。
在六十歲以前，父親從未進過醫院，這三年來卻數度住院，雖然個性還是一樣樂觀，身體卻不像從前硬朗了。這幾年來如果說我有什麼事放心不下，那就是操心父親的健康，看到父親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令人心痛難言。
父親有五個孩子，這裡面我和父親相處的時間最少，原因是我離家最早，工作最遠。我十五歲就離開家鄉到台南求學，後來到了臺北，工作也在臺北，每年回家的次數非常有限。近幾年結婚生子，工作更加忙碌，一年更難得回家兩趟，有時頗為自己不能孝養父親感到無限愧疚。父親很知道我的想法，有一次他說：“你在外面只要向上，做個有益社會的人，就算是有孝了。”
母親和父親一樣，從來不要求我們什麼，她是典型的農村婦女，一切榮耀歸給丈夫，一切奉獻都給子女，比起他們的偉大，我常覺得自己的渺小。
我後來從事報導文學，在各地的鄉下人物裡，常找到父親和母親的影子，他們是那樣平凡、那樣堅強，又那樣的偉大。我後來的寫作裡時常引用村野百姓的話，很少引用博士學者的宏論，因為他們是用生命和生活來體驗智慧，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最偉大的情操，以及文章裡最動人的素質。
我常說我是最幸福的人，這種幸福是因為我童年時代有好的雙親和家庭，我青少年時代有感情很好的兄弟姊妹；進入中年，有了好的妻子和好的朋友。我對自己的成長總抱著感恩之心，當然這裡面最重要的基礎是來自于我的父親和母親，他們給了我一個樂觀、關懷、善良、進取的人生觀。
我能給他們的實在太少了，這也是我常深自懺悔的。有一次我讀到《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佛陀這樣說：“假使有人，為了爹娘，手持利刀，割其眼睛，獻於如來，經百千劫，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為了爹娘，百千仞戰，一時刺身，於自身中，左右出入，經百千劫，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讀到這裡，不禁心如刀割，涕泣如雨。這一次回去看父親的病，想到這本經書，在病床邊強忍著要落下的淚，這些年來我是多麼不孝，陪伴父親的時間竟是這樣的少。
有一位也在看護父親的鄭先生告訴我：“要知道你父親的病情，不必看你父親就知道了，只要看你媽媽笑，就知道病情好轉，看你媽媽流淚，就知道病情轉壞，他們的感情真是好。”為了看顧父親，母親在醫院的走廊打地鋪，幾天幾夜都沒能睡個好覺。父親生病以後，她甚至還沒有走出醫院大門一步，人瘦了一圈，一看到她的樣子，我就心疼不已。
我每天每夜向菩薩祈求，保佑父親的病早日康健，母親能恢復以往的笑顏。
這個世界如果真有什麼罪孽，如果我的父親有什麼罪孽，如果我的母親有什麼罪孽，十方諸佛、各大菩薩，請把他們的罪孽讓我來承擔吧，讓我來背父母親的孽吧！
但願父親的病早日康復。以前我在田裡工作的時候，看我不會農事，他會跑過來拍我的肩說：“做農夫，要做第一流的農夫；想寫文章，要寫第一流的文章；要做人，要做第一等的人。”然後覺得自己太嚴肅了，就說：“如果要做流氓，也要做大尾的流氓呀！”然後父子兩人相顧大笑，笑出了眼淚。
我多麼懷念父親那時的笑。
也期待再看父親的笑。
選自作家出版社《氣清景明，繁花盛開：林清玄散文精選》
朱學東：父親的新年一 穿著整潔了的父親
農曆猴年到來的時候，父親剛剛過完自己72歲本命年的生日。
春節前提前帶了女兒回家的太座（妻子，編者注），通過微信告訴我，今年冬天，父母穿得很整潔，比往年整潔多了。
雖然世代務農，父母都是愛整潔的人，而且這些年家境尚可，加上我們兄弟孝順，穿著整潔對於兩位老人來說，本是稀鬆平常的事。但太座此番印象自有由來。
按我父母的說法，他們自認一輩子都是勞碌命，不會享清福。他們就像上了發條的鬧鐘，永不停歇地滴答走著。
我回家的時候，父親正戴著眼睛坐在陽臺下背風處悠閒地讀著報紙。他確實如我太座所言，穿得整潔。
我忍不住跟父親開玩笑誇了他老人家一句：“這才像是過年的樣子嘛。”
父親抬起瘦削的臉，靦腆地對我笑了笑。
過年穿新衣，是故鄉舊俗。平素農村，即便農閒，勤勞的農民也不肯閒暇下來，總是到處摸索，竭力尋找活計，為貧寒的生活增添些新的收入，彌補田畝歲入的不足。既然不停地要幹活，當然捨不得穿新衣服了，只能過年走親戚或者家裡來客才會穿得整潔一些。即便生活條件有了較大改善後，父母一直都保持著這樣的習慣。
“幹活要穿什麼好衣服啊”。父母總是這樣回應我們。
他們窮怕了餓怕了——就像母親告訴我，每年全家人的生日，不論我們在不在家，她都要敬灶家菩薩灶家嬤嬤（灶神），母親說灶家嬤嬤最靈光，敬了她就永遠不會餓肚子，“我當家後，祖宗之外，只敬灶家嬤嬤”。
永遠省吃儉用，永遠勞碌，是過去窮困生活留給父母的無法磨滅的心理陰影。我和弟弟的說法是父母“想不開”，我們也想不明白。這是一代人的心理陰影，我的堂叔他們，也是如此的忙碌，永不停歇。
每次我跟弟弟通電話，弟弟都是抱怨父母不停地幹活，怎麼勸說都聽不進去，弟弟希望我出面勸，因為我在外工作，對父母來說影響力更大。
“你知道爸爸為什麼今年穿得這麼整潔嗎？”弟弟既生氣又高興地跟我說，“幸虧今年天太冷了，到處凍著，他不能出去打魚了，家裡種的菜都凍壞了。姆媽也不再敢差使爸爸去幹活了，怕凍著。”
二 父親的新事業
父親有幾門手藝，冬天真正有用武之地。其一是殺豬。早些年替人殺年豬，方圓聞名，可以給家裡掙些過年的費用。其二，父親更是方圓聞名的捉魚師傅，冬天故鄉河道都用絲網捕魚，或賣或分，父親冬天的現金收入，最主要來自打魚，這還能給家裡掙來不少現金。但無論是殺豬還是打魚，都是髒活苦活，穿不得好衣服。
後來鄉下養年豬少了，連我家前兩年起也不養豬了，但捉魚的活，父親一直沒放下。冬天故鄉打魚是特別苦命的活，風大天寒，摸黑出發，天黑回家，渾身濕漉漉的，還一身魚腥味，但父親從來沒抱怨過。如今故鄉能打魚的地方也少了，過去跟他打魚的，年紀比他輕的都不幹了，只有父親，只要過去的老朋友老客戶找來，父親一準答應去。
別人看不下去，外人以為我們兄弟不孝順，這麼大年紀還幹這麼苦的活，弟弟恨不得一斧頭劈了父親的腳盆，父親朝弟弟瞪眼說：“你敢！”我勸說父親時，父親總是笑嘻嘻地說：“人家一輩子打魚都請我，現在人家也都是老頭了，也沒別的人打了，你說他找上門來，我不去算什麼？一輩子交情。再說，我喜歡打魚啊。現在打魚收入比過去高很多啊，飯魚還隨便挑。”
除了打魚，父母過去春節前後還開發了一個新的活計，就是幫人家梟杆棵——一種茅草，整齊的杆可以做籬笆編大席子，做團子時葉子可以墊下面放粘鍋，葉杆都是很好的燃料。每年冬天必得砍伐掉老杆棵，回去家用，而新芽才會長得好，這活同樣很苦，髒，磣，累，都是男人的活，有幾年甚至大年初一下午爸爸無事就去幹這活了。我知道後嗔怪父親，老頭呵呵一笑：“閑著也是閑著，這點活算什麼，一下午還能掙100元呢。”父親總是那麼高興。
後來與父母的交談中，我突然間明白了父親一直跟我說的那句話，“要不幹活，死得更快”——不是實體層面適度勞動有助於健康，而是在精神層面上，他們覺得自己還有用，還是有用之人，不是吃閒飯的！我不再反對父母幹活，只是再三提醒，高興，適度，注意安全。
今年故鄉遭遇極端氣候，最冷時零下9度，無法下河打魚，種的菜也凍壞了，老活計不能做了。父母只能在家曬太陽閑著了。母親還允許父親去看人家打麻將了。不幹活，身上穿著自然整潔了。
不過，今年父親又發展了一個新事業，就是幫我在前黃鎮上賣熟食的表弟看攤。每天上午吃過早飯，騎著他的電動三輪小拖車去前黃鎮上的菜市場，中午回家吃飯，吃完飯稍微休息一下，接著去前黃。
看攤不累不髒，就是盯著點，幫個忙打個下手而已。我上高中時，父親在前黃鎮上擺攤賣自家種芹菜，我也曾偶爾在上學前幫著看過攤，結果遇上我一老師來買菜，老師很生氣，後來跟我父親說，老朱，你賣芹菜不易，但你掙錢難道不是為了讓你兒子讀書考大學麼？幫你看攤他就能考上大學？
父親從此再也沒讓我看過攤。
在集鎮上看攤，不同於在鄉下家裡幹農活，穿得整潔些會觀感好一些。有些像城市裡的銷售人員，都會穿一身西裝一樣。在故鄉，這叫排場。
父親幫表弟看攤，說閑著也是閑著，還有報酬，也算發揮餘熱。我沒問過報酬幾何，父親也沒提。我只是提醒父親，路上開車千萬小心，開慢些，萬事不急。這次春節，在南京上大學的侄女告訴我，有次她回家，天下雨，父親開自己的電動三輪車去車站接她，拐彎時開得急了，侄女被甩出去父親也沒聽見動靜。
父母去年秋天又給我種了些荷花郎（苜蓿草，一種綠肥，也是飼料），新年時已經長出了幼苗。2014年我賦閒時跟父母提到回家種菜事，讓父親給我種些荷花郎，父母看著我齊說我“發癡了”，不太願意。但後來拗不過我，在後面地裡撒了半斤荷花郎種子，去年春天，弟弟還割了一大袋，快遞到北京讓我品嘗，這是我三十餘年來再一次吃到荷花郎。我後來明白，荷花郎對於父母他們這一輩人來說，有著一種難以揮去的心理陰影，它有著殘酷的記憶。
1960年大饑荒時代，父母都曾偷過荷花郎，“從來沒有做過賊，我跟你舅舅晚上黑燈瞎火去偷荷花郎時，害怕地要命。後來還偷過幾次。”母親跟我講過自己被迫做賊的故事，父親也講過，他們還給我講過那時一兩米粉要做10個荷花郎團子的故事，吃多了會得一種“青紫病”，我後來寫了兩篇江南舊聞錄，分別是《偷荷花郎》和《荷花郎團子》，以記錄我的父輩們所經歷過的殘酷的荒唐歲月。
當然我知道，今天的荷花郎是一種美味，過去吃壞人，一是吃的太多，沒主食，二是沒油鹽之故。
三 父親要做環保鬥士
新年時陪父母聊天，村裡也有幾個相熟的長輩兄弟一起坐著，父親忽然激憤起來，指著前面的廠房說，我要把這個廠趕走。我有些意外，說這廠不是誰誰的麼？怎麼了？
誰誰的也不行。父親激動地跟我說，你不知道，去年一段時間，廠裡排進南大漕的污水，就像牛奶一樣，整個南大漕的水都跟牛奶一樣。去找他們，他們還不承認。我本來想找人拍兩張照片，讓你發網上去。哼，我不知道環保局電話，我要去查，我要實名舉報，非把這事解決了不可。
父親覺得，這樣的問題不處理，周圍的人早晚都會得病。去年北邊我家責任田和自留地邊上北大漕，河面上漂浮了一層柴油，父親找人講沒人搭理，自己在地裡燒麥秸，結果環保要來罰款50元，父親大怒，說讓你們把水管好，你們不管，卻來管我在自己地裡燒麥秸，你們把廠管好了我認罰！爸爸強橫，鄉村管環保的倒也不敢攖其鋒，悻悻然走了。但廠裡排放還是沒人管，北大漕水面上依然漂著一層柴油花。父親思前想後，激憤之下，把幾把稻草點著，扔進北大漕。父親期待火把能夠點燃漂在水面的油花，順著燒上去，把廠給燒了。
“沒想到，這水面上的柴油點不著。”父親有些懊喪。
我卻嚇了一跳，英國工業革命初始的時候，被大工業摧毀的手工業者就做過類似的事。
我趕緊勸阻他，別這樣幹，有什麼跟我們兄弟說，我們出面。父親搖頭，說這些事是我的事。
後來父親遇到這家廠的至親，也是本鄉本土的熟人，幾番抱怨後，這個廠裡的排汙問題稍微好了一些，今年父親特意跟我提了這個事後來的解決。
現在村前排汙的企業，一直是父親的心病。這個廠建在我家及另外三家的責任田上，當年徵用這塊土地時，我尚在南風窗總編任上，父母和村裡另外三家堅決不同意出讓，認為承包期限未到，但村裡大多數人事不關己，且被小恩小惠迷住，希望出讓，當時父親也是極度憤怒，揚言把鍘刀重新打磨了，誰敢未經同意擅自開工，就試試看，多少年沒動過了。
後來此事妥協解決，但父親一直耿耿于懷。如今這個廠又排汙，先污染了前面的小漕河團團河，又污染了南大漕，父親更加氣憤。
我家所在，舊時風水說是烏龜地，狀似龜板，旱澇保收，村子往南，出門一裡三橫河，水清則靈，是老風水口中的寶地，討口彩說是富貴地。前些年雖已污染，但還沒有今天這般徹底。父親說我們還在此地生活，不管一管，都會得毛病的。
我勸父親讓我來找環保，弟弟勸我先不要介入，弟弟已經舉報過了，結果還有人排查誰舉報的，還托人跟我弟弟說合不要舉報，弟弟拒絕了。弟弟說不讓父親插手，他年紀大了，又沉不住氣，容易急躁，反而無助於解決問題。
父親不願到外面去，去過北京幾次，原本答應要多住一段時間，通常三天后就開始跟我念叨想家了，要回家。這些年死活不肯隨我去北京。正是在每年與父親的這些平常的攀談閒聊中，我理解了這塊土地之于他們的意義，之于我的意義，我理解了他們堅守並努力衛護生養自己的這塊土地的精神所在。但我知道，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根正在一點點被斫斷，就像失去大地的安泰。
我說，等丫頭可以離開，我就回家，跟父母一起種菜養羊。父母依然如過去般笑我發癡。父母這麼大年紀，衛護自己家園，不就是為了讓我們及我們的後代，依然能有家可回，有故鄉可念麼？
四 《父親和我》
我返京前最後一天在家讀高華的《歷史筆記》，家裡來訪客，我放下書和客人聊天，送客人走時，父親正在陽臺下認真翻看著我這本書。父親把書還給我時，眼光有些疑惑，我看書裡折了幾頁，是父親折的，翻看一下，我明白爸爸的疑惑，這跟他日常接觸完全不同。父親對歷史也很感興趣。他是高小畢業，算得上農村裡有文化的人，我愛讀文史，其實是受父親影響。不過，父親所讀，大多是修飾的官史或者一些文摘類報紙的道聼塗説的獵奇。
父親曾經跟我抱怨過如今社會不公還不如過去好。我理解父母的困擾。我只委婉地問了父親幾個問題，我們這兒是不是好地方？我們是不是都是特別勤勞肯苦的人？你小時候吃過這樣的苦沒有？過去公社說要開河拆你房子你敢不敢說拿把鍘刀不讓動？什麼人要有多大的本事才能把這麼好的地方這麼好的老百姓折騰成這樣？
父母從此再也沒有跟我提過類似話題。只是，此番我沒有時間向父親解釋他在這本書中看到的複雜性。
臨走時，我再三提醒父親，少幹活，開車慢點。
父親依然如過去一般嘿嘿一笑，說知道了，不幹死得更快，並不忘提醒我有空多回家。
汽車掉頭駛出了村子，我搖上車窗，轉過頭，突然間想起呂德安的那首詩，《父親和我》，心裡一陣難受：
“我們並肩走著
秋雨稍歇
和前一陣雨
像隔了多年時光
我們走在雨和雨的間歇裡
肩頭清晰地靠在一起
卻沒有一句要說的話
我們剛從屋子裡出來
所以沒有一句要說的話
這是長久生活在一起
造成的
滴水的聲音像折下的一支細枝條
像過冬的梅花
父親的頭髮已經全白
但這近乎於一種靈魂
會使人不禁肅然起敬
依然是熟悉的街道
熟悉的人要舉手致意
父親和我都懷著難言的恩情
安詳地走著”
我寫不了詩，但那本《父親的富貴地》，我一定會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