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前一段時間， 央視曝光了快手上一批早孕的網紅。 這批網紅， 還沒成年， 就沒上學了， 在短視頻裡挺著大肚子， 絲毫沒覺得不妥，
這其中年紀最小的媽媽， 僅僅只有14歲！她們的視頻， 最少也有三四十萬次的播放量！
媒體、線民紛紛指責平臺行為惡劣， 不考慮社會影響， 把早孕現象推送到大眾面前， 可能帶壞青少年。
早婚早孕， 輟學生子， 已經是很多偏遠貧窮地區女青少年的生存常態。 只不過， 網路發達了， 那些我們原來不曾知道的， 現在曝光在我們的眼皮底下了， 戳痛著我們的神經。
02
前些年， 我回了一趟鄉下老家， 見到了我的小學老師楊老師。 聊著聊著， 不知道怎麼就聊到了現在的教育問題上了。
楊老師歎息說：“我教書幾十年， 現在鄉下生源品質是越來越差了， 根本沒有你們那一屆那麼好教了。 ”
楊老師反映的， 正是鄉鎮底層學生的實況。 因為家庭教育的缺失， 那些邊遠鄉鎮中的孩子們， 日常生活大體是這樣的：
·早婚早孕可能是常態
廣西馬山縣的韋璿， 十六歲， 才在讀高一的年紀， 就生下了孩子。
懷孕七個月的時候， 她還不知道自己有了身孕， 以為自己肚子脹氣， 一個勁的吃健胃消食片。
還是在廣東打工的父母過年回家， 才發現韋璿已經懷孕， 也只能是稍微責備幾句， 然後就答應了她和19歲男友的婚約。
從記事開始， 父母對於她來說就是一個模糊的存在。 父母一直在廣東打工， 只有逢年過節才回來一趟， 見上一兩面。
韋璿和姐姐被留在老家， 由奶奶照看， 但也只是為她們做做飯而已， 沒工夫管教。 十幾年來， 她們都是獨自成長、獨自面對生活中的遇到的各種困難、誘惑和困惑。
四年之前， 姐姐未婚懷孕， 然後生子嫁人。 韋璿只不過是在重複她姐姐的命運。
在韋璿的學校裡， 早戀、過早發生性關係， 已經不是新鮮事， 她的小姐妹們都覺得：“性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
而在這個國家級貧困縣， 未成年少女未婚懷孕，
·不好好念書， 鬥毆、喝酒、沉迷遊戲
我的堂弟， 也是鄉下留守學生。 叔叔阿姨兩個人都外出打工， 天南地北到處找工作機會， 把他留給爺爺奶奶照顧。
然而我這堂弟， 在鎮上中學讀書的時候，
這還不算， 不知他是不是《古惑仔》看多了， 他還在學校裡拉幫結派， 強充老大， 大筆花錢請小弟們吃飯， 一吃就是好幾百塊， 還經常喝得醉醺醺的， 喝完和人鬧矛盾就要打架。
有一次， 他替小弟出頭， 邀了一群人， 把小弟的仇家打成了粉碎性骨折， 著急催爹媽打錢過來， 賠了一大筆錢， 才算把這事了結。
有個朋友， 在鄉鎮中學教書， 他反映的情況也是這樣：學生不好好學習， 根本沒有認真讀書的意識， 每天都在渾渾噩噩混日子。
·讀書無用論盛行，很早就輟學去打工
未滿15歲的王寧攀，來自湖南，還未成年的他，早早就輟學出來打工。他深信“讀書無用論”。
曾對同學說：“大學都是廁所裡蹲出來的，不管你們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當然，他成績本來也不好。
哪怕父母花錢把他送進省重點中學，他依然滿腦子厭學情緒，讀不下去書，於是，乾脆輟學，跟著父母來到廣州當了“童工”。
在廣州的一家內衣工廠，他做簡單的手工活，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九點半，一天要工作十個小時，每個月只有兩天的休息日。
在這樣艱苦的工作環境下，王寧攀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後，還不忘加班加點玩遊戲，經常玩到淩晨一點以後。結果，終於因為太過疲勞，猝死在出租屋內。
像王寧攀這樣早早輟學，甚至當了“童工”，終日在流水線上幹著簡單乏味的工作的孩子，還並不是少數。
《中國改革》的一份抽樣調查顯示，中國農村地區整個中學階段的累計輟學率高達63%。這個資料，不是個小數目。
“反正讀了書出來也是打工，還不如早點出來多掙點錢。”“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的也那麼多，讀大學有個屁用。”
這一類“讀書無用論”的觀點，在邊遠鄉鎮地區的學生中間非常流行。
03
這些出身底層的學生，一步錯、步步錯：不讀書，輟學，早婚早孕，因為自己知識水準的缺乏，自身還沒學會擔負起父親母的責任，對孩子也是粗放式的養育。
一位女博士，她的一對侄兒侄女，都是農村留守兒童，都沒怎麼好好讀書，很早就輟學、結了婚。
她的侄女，在十九歲那年，就通過網戀結了婚，很快懷孕生了孩子。
女博士說：“儘管已身為母親，但侄女根本就沒有身為人母的心理準備，更感受不到母親身份沉甸甸的重任。”
在懷孕的時候，侄女依然猛吃速食麵，猛喝飲料，手機二十四小時不離身，床頭櫃前堆滿了速食麵盒子和飲料瓶。
女兒生下來以後，連棉紗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裡買。她女兒一歲的時候，大熱天的，就這麼讓孩子光著半個身子，一身的黑乎乎的泥巴，侄女也不知道如何處理。
幾個月的時候，她就給孩子吃冰棒，吃完拉肚子要拉好幾天，也不去醫院，讓孩子自行痊癒。
她對女博士說：“孩子現在可以吃冰棒了，吃完也沒事了。”但實際上，這孩子長期不明原因發熱。
女博士建議侄女去買幾本育兒類的書好好看一下，結果侄女一臉茫然：“我明年就出去打工了，帶伢子是奶奶的事。”
她的侄兒一家，情況同樣也不好。侄子不怎麼管孩子，而侄媳婦也沒耐心去教育孩子：
把幾個月大的孩子放在床上，不理不睬，孩子哭鬧她不耐煩，就會對著孩子大吼大叫，結果孩子哭得更凶了。
自身缺少育兒知識，自己也還是個孩子，還沒有養成一個母親應該有的耐心，結果只能是粗放式的養育方式。
這樣的養育方式之下，孩子的未來可想而知。
前些年，國家衛計委國際培訓中心等單位，在各地進行了調查研究，發現陝西農村兒童認知及語言發展滯後的，比例為53%，在雲南，這一比例甚至達到60%。
對於這批認知發展滯後的農村孩子，你很難指望他們成大後能突破階層的樊籠，通過努力改變自身的命運。
他們很可能會重複他們父母的命運，一代代永遠陷入底層的魔咒之中，除非有奇跡發生。
04
前兩年，有一篇很火的帖子，叫《我花了十八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文章作者，是一個70後的農村寒門學子。
他生在農村，享受最差勁的生活環境，得到的是最差勁的教育資源，但是卻要面臨最嚴酷的升學壓力。
一張考卷，得比某些直轄大城市的同學考出更高的分數，才能被重點大學錄取。
考上了大學，同樣犯愁，他家裡一年的積蓄才3000塊，每年6000塊的學費加上各種生活費用，他交不起，只能靠東拼西湊加上助學貸款，才能勉強挺過來。
在大學校園裡，他和城市裡的同學比起來，就是土包子一枚：不會一門樂器、沒聽過港臺明星、沒讀過武俠小說、不認得MP3、從來沒摸過電腦、說的英語外國人和中國人都聽不明白。
為了趕上城裡的同學，他又只能花了半年時間，泡在機房裡去搞清楚人家初中就明白的電腦基礎知識，再花了一年時間從基礎開始練好英語發音。
所幸，皇天不負有心人，貧窮他忍了下來，同學的嘲笑他也忍了下來，他畢了業，在上海找了工作，從寒門學子變成大上海的中層白領，通過十八年的辛苦努力，完成了階層跨越。
通過教育，通過自己的努力，或許是寒門子弟唯一的晉升管道。
很多70後、80後，都是這樣完成了命運的改變。
然而，寒門子弟改變命運的難度，卻越來越大。研究發現，各大重點名校中，農村出身的大學生所占比例，90年代以來，一直在降低中。
例如：1978年至1998年，來自農村的北大學子比例約占三成，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教育專家楊東平說：“這意味著，中國高校擴招後，並沒有增加寒門子弟向上流動的機會，相反，普通高校文憑的市場競爭力在擴招後越來越弱，寒門子弟改變命運的難度越來越大。”
05
在獲得雨果獎的科幻小說《北京折疊》中，作家郝景芳描繪了一個陰冷的未來。那時候的北京城，空間被分成了三層：
第一空間是上層的居住地，他們是規則的制定者和社會的管理者；
第二空間住著白領，從事著為上層服務的智力型勞動；
而第三空間住著的社會底層，在科技大發展的未來，他們連被剝削的價值都不存在了。
北京已經有一套自動的垃圾處理系統，但為了讓社會底層能夠生存下去，上層社會大發慈悲地保留了垃圾工這個崗位，好讓底層5000萬的人口有一頓飽飯吃。
他們活得沒有尊嚴，也被整個社會永遠邊緣化，在8小時的折疊夜晚裡，過著卑微麻木的生活。
也許，那位女博士侄子侄女的孩子，馬山縣那些早婚早孕少女的孩子，在不久的將來，都逃不了這樣的宿命。
想起快手上那批曬孕照的少女、那些玩社會搖喊麥的廠娃廠妹、那些殺馬特造型的搬磚少年、那些沉迷網遊的非主流女孩……
有的人出生就站在珠穆朗瑪峰之巔，有的人則出生在馬里亞納海溝，他們窮盡一生的力量爬出地平線，卻依然在別人的腳小。
何況，更大的可能是，即使他們窮盡一生，甚至幾生，可能永遠也爬不出陰暗的海溝。
我們不得不承認，有些人的起跑線，卻是有些人的天花板。一聲歎息，只剩默然。
·讀書無用論盛行，很早就輟學去打工
未滿15歲的王寧攀，來自湖南，還未成年的他，早早就輟學出來打工。他深信“讀書無用論”。
曾對同學說：“大學都是廁所裡蹲出來的，不管你們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當然，他成績本來也不好。
哪怕父母花錢把他送進省重點中學，他依然滿腦子厭學情緒，讀不下去書，於是，乾脆輟學，跟著父母來到廣州當了“童工”。
在廣州的一家內衣工廠，他做簡單的手工活，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九點半，一天要工作十個小時，每個月只有兩天的休息日。
在這樣艱苦的工作環境下，王寧攀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後，還不忘加班加點玩遊戲，經常玩到淩晨一點以後。結果，終於因為太過疲勞，猝死在出租屋內。
像王寧攀這樣早早輟學，甚至當了“童工”，終日在流水線上幹著簡單乏味的工作的孩子，還並不是少數。
《中國改革》的一份抽樣調查顯示，中國農村地區整個中學階段的累計輟學率高達63%。這個資料，不是個小數目。
“反正讀了書出來也是打工，還不如早點出來多掙點錢。”“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的也那麼多，讀大學有個屁用。”
這一類“讀書無用論”的觀點，在邊遠鄉鎮地區的學生中間非常流行。
03
這些出身底層的學生，一步錯、步步錯：不讀書，輟學，早婚早孕，因為自己知識水準的缺乏，自身還沒學會擔負起父親母的責任，對孩子也是粗放式的養育。
一位女博士，她的一對侄兒侄女，都是農村留守兒童，都沒怎麼好好讀書，很早就輟學、結了婚。
她的侄女，在十九歲那年，就通過網戀結了婚，很快懷孕生了孩子。
女博士說：“儘管已身為母親，但侄女根本就沒有身為人母的心理準備，更感受不到母親身份沉甸甸的重任。”
在懷孕的時候，侄女依然猛吃速食麵，猛喝飲料，手機二十四小時不離身，床頭櫃前堆滿了速食麵盒子和飲料瓶。
女兒生下來以後，連棉紗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裡買。她女兒一歲的時候，大熱天的，就這麼讓孩子光著半個身子，一身的黑乎乎的泥巴，侄女也不知道如何處理。
幾個月的時候，她就給孩子吃冰棒，吃完拉肚子要拉好幾天，也不去醫院，讓孩子自行痊癒。
她對女博士說：“孩子現在可以吃冰棒了，吃完也沒事了。”但實際上，這孩子長期不明原因發熱。
女博士建議侄女去買幾本育兒類的書好好看一下，結果侄女一臉茫然：“我明年就出去打工了，帶伢子是奶奶的事。”
她的侄兒一家，情況同樣也不好。侄子不怎麼管孩子，而侄媳婦也沒耐心去教育孩子：
把幾個月大的孩子放在床上，不理不睬，孩子哭鬧她不耐煩，就會對著孩子大吼大叫，結果孩子哭得更凶了。
自身缺少育兒知識，自己也還是個孩子，還沒有養成一個母親應該有的耐心，結果只能是粗放式的養育方式。
這樣的養育方式之下，孩子的未來可想而知。
前些年，國家衛計委國際培訓中心等單位，在各地進行了調查研究，發現陝西農村兒童認知及語言發展滯後的，比例為53%，在雲南，這一比例甚至達到60%。
對於這批認知發展滯後的農村孩子，你很難指望他們成大後能突破階層的樊籠，通過努力改變自身的命運。
他們很可能會重複他們父母的命運，一代代永遠陷入底層的魔咒之中，除非有奇跡發生。
04
前兩年，有一篇很火的帖子，叫《我花了十八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文章作者，是一個70後的農村寒門學子。
他生在農村，享受最差勁的生活環境，得到的是最差勁的教育資源，但是卻要面臨最嚴酷的升學壓力。
一張考卷，得比某些直轄大城市的同學考出更高的分數，才能被重點大學錄取。
考上了大學，同樣犯愁，他家裡一年的積蓄才3000塊，每年6000塊的學費加上各種生活費用，他交不起，只能靠東拼西湊加上助學貸款，才能勉強挺過來。
在大學校園裡，他和城市裡的同學比起來，就是土包子一枚：不會一門樂器、沒聽過港臺明星、沒讀過武俠小說、不認得MP3、從來沒摸過電腦、說的英語外國人和中國人都聽不明白。
為了趕上城裡的同學，他又只能花了半年時間，泡在機房裡去搞清楚人家初中就明白的電腦基礎知識，再花了一年時間從基礎開始練好英語發音。
所幸，皇天不負有心人，貧窮他忍了下來，同學的嘲笑他也忍了下來，他畢了業，在上海找了工作，從寒門學子變成大上海的中層白領，通過十八年的辛苦努力，完成了階層跨越。
通過教育，通過自己的努力，或許是寒門子弟唯一的晉升管道。
很多70後、80後，都是這樣完成了命運的改變。
然而，寒門子弟改變命運的難度，卻越來越大。研究發現，各大重點名校中，農村出身的大學生所占比例，90年代以來，一直在降低中。
例如：1978年至1998年，來自農村的北大學子比例約占三成，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教育專家楊東平說：“這意味著，中國高校擴招後，並沒有增加寒門子弟向上流動的機會，相反，普通高校文憑的市場競爭力在擴招後越來越弱，寒門子弟改變命運的難度越來越大。”
05
在獲得雨果獎的科幻小說《北京折疊》中，作家郝景芳描繪了一個陰冷的未來。那時候的北京城，空間被分成了三層：
第一空間是上層的居住地，他們是規則的制定者和社會的管理者；
第二空間住著白領，從事著為上層服務的智力型勞動；
而第三空間住著的社會底層，在科技大發展的未來，他們連被剝削的價值都不存在了。
北京已經有一套自動的垃圾處理系統，但為了讓社會底層能夠生存下去，上層社會大發慈悲地保留了垃圾工這個崗位，好讓底層5000萬的人口有一頓飽飯吃。
他們活得沒有尊嚴，也被整個社會永遠邊緣化，在8小時的折疊夜晚裡，過著卑微麻木的生活。
也許，那位女博士侄子侄女的孩子，馬山縣那些早婚早孕少女的孩子，在不久的將來，都逃不了這樣的宿命。
想起快手上那批曬孕照的少女、那些玩社會搖喊麥的廠娃廠妹、那些殺馬特造型的搬磚少年、那些沉迷網遊的非主流女孩……
有的人出生就站在珠穆朗瑪峰之巔，有的人則出生在馬里亞納海溝，他們窮盡一生的力量爬出地平線，卻依然在別人的腳小。
何況，更大的可能是，即使他們窮盡一生，甚至幾生，可能永遠也爬不出陰暗的海溝。
我們不得不承認，有些人的起跑線，卻是有些人的天花板。一聲歎息，只剩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