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部發佈的資料顯示，
2017年，
我國企業共對“一帶一路”沿線的59個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43.6億美元，
同比下降1.2%，
占同期總額的12%，
較上年提升了3.5個百分點。
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施並購62起，
投資額88億美元，
同比增長32.5%。
推動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根本動因是什麼?如何對資本產生足夠的吸引力，
使其進入“一帶一路”項目中?日前，
在廣州舉行的2018全球治理高層政策論壇上，
光大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詳解了中國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根本動因。
彭文生認為，
推動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合作最基本的要點是勞動力、資本，
以及資本和勞動力使用效率。
從勞動力方面來看，
對比中國適齡勞動力人口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適齡勞動力人口，
可以發現中國適齡勞動力人口已經達到峰值，
未來幾年這個數字還會下降，
中國正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很多年輕的勞動力，
這些國家面臨著如何為富餘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的問題。
人口的結構也會影響國民儲蓄。
對比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具有生產能力的人口與消費人口之間的比例發現，
目前中國的生產者數量超過了消費者數量，
未來15～20年亦是如此，
這意味著中國的高儲蓄率狀況將持續很多年。
由此得出結論：中國有資本，
但是會面臨勞動力缺口日益加大的問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很多適齡勞動人口，
但是缺乏資金。
將兩者匹配起來有兩種方式：一個是通過人員的流動，
另一個是通過資本的流動。
人員的跨境流動非常複雜，
而資本流動是更現實、更有效的手段。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投資是互惠互利的，
這是中國要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投資的最基本要點。
在資本和勞動力使用效率方面，
彭文生表示，
影響資本和勞動力利用效率的因素首先是發展的階段。
發展階段程度較高的國家，
資本利用率和人才勞動利用率更高，
因此，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形成了互補和合作的空間。
和世界上人均GDP較高的國家相比，
中國仍處在中位，
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
但中國經濟體量和人口數量形成了規模經濟效應，
這種規模經濟效應使得中國能夠提升資源利用率。
有些在別的國家無法形成的經營模式、商業模式在中國反而能成功，
比如高鐵。
中國已經構建了非常成熟的經濟體制，
這種成熟的經濟體制意味著可以讓其他國家從中獲益。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投資有龐大的需求，
如何有足夠的吸引力讓資本進入“一帶一路”項目中?彭文生認為，
私有資本不會有那麼高的積極性，
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
有些發達經濟體的利率已經接近於0，
甚至達到0的情況下，
也沒有私營資本湧入基礎設施領域。
由於投資風險溢價太高，
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風險溢價太高，
私有資本需要更高的收益去平衡這種風險和收益之間的關係。
有時這種高收益反而會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個障礙。
造成投資風險溢價太高的一部分原因是整個宏觀經濟波動性過大。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60%的國家風險評估、信貸評估比較低，
甚至沒有被評估，
因此，
公共領域必須站在前面，
成為投資主導者。
需要政府所支援的機構率先進入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作為投資引領者，
或者讓長期基金如股權基金率先進入，
進而增強“一帶一路”專案對於私有資本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