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閆斐/文 黨的十九大報告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 中國經濟已經由高速發展階段進入高品質發展階段,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更是將高品質發展擺在了重要位置。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四十年間,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678.7億元增長到2017年的82.7萬億元,
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四個方面:一是圍繞市場化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制度創新與公共治理水準的提升,
然而, 取得成就的同時, 中國經濟發展也面臨諸多現實的困難與挑戰, 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 中國經濟規模大而不強, “投資+出口”支撐的高增長模式難以為繼, 轉型勢在必行。
第二,當前中國的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產業梯度與產業區域分佈不均,高精尖行業產能不足與“三高”行業產能過剩並存的局面長期並存,技術創新推動的內生增長動力不足,營商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直到2015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才首次突破50%,與歐美發達經濟體普遍60~80%的水準尚存較大的差距;與此同時,中國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約為40%,又顯著高於歐美發達國家20~30%的平均水準。2017年,中國高技術產業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不足7%,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僅為13%,六大高耗能行業增加值增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依然接近30%,煤炭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60%,天然氣、水電等清潔能源消費量僅略高於20%,單位GDP能耗約是日本的七倍、美國的六倍。2017年,中國的研發經費支出儘管達到了1.75萬億,占GDP的比重略僅高於2%,但與韓國和日本分別超過4%和3%、美國接近3%的水準相比,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間;中國每百萬人中有研發人員1200人,與發達國家這一指標平均近5000人的水準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2014年,中國單位GDP(按2010年美元不變價計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為1.24kg,約相當於韓國的2.5倍、美國的4倍、日本的6倍、英國的8倍、法國的12倍、瑞士的22倍。2017年,中國開辦一家新企業所需的平均時間為23天,是發達國家的2~4倍,政府公共部門服務效率和營商環境改善空間巨大。
第三,經濟發展與絕大多數居民生活水準的提升和生活品質的改善不相匹配,經濟發展過程中居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提升有限。2015年,中國教育投入經費占GDP比重1.8%,不僅遠低於歐美發達國家4%~5%的平均水準,也低於日本的3%和韓國的4%。當前,中國農村地區尚有約5%的人口無法獲得安全的飲用水水源,僅有約65%的人口能夠使用到清潔的衛生基礎設施,與發達國家普遍接近100%的水準相去甚遠。中國健康支出占GDP比重和政府公共支出的比重分別僅為6%和11%,與發達國家平均10%和18%的水準相比,尚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
第四,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突出。主要體現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區域差距、城鄉差距、貧富差距長期存在,且有進一步擴大的風險。2017年,中國西部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東部地區的60%,東北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占全國的比重從1978年的13%下降到2017年的7%,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占全國的比重更是從13%下降到5%;2017年,東北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是發展較快的東部地區的十分之一。2017年,中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約60%,但戶籍城市化率略僅高於40%,遠低於發達國家80%~90%的平均水準,僅大致與上世紀30年代的美國、5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韓國接近;這意味著改革開放四十年後,中國還有近六億人長期生活在農村,有超過一億長期生活中在城市的人口由於戶籍等原因,長期無法充分、公平地享有城市提供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資源。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收入最低的20%人口僅擁有約5%的社會總財富,而收入最高的10%人口擁有超過30%的社會總財富;2017年,中國基尼係數0.467,已連續第十五年高於0.4的國際警戒線水準,不僅遠高於改革開放之初0.2左右的水準,也高於除美國外全球主要發達國家0.3左右的平均水準;特別是自2008年以來,中國基尼係數在經歷了“七連降”之後於2015年重現反彈勢頭,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視。2017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33834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11969元,僅為城鎮居民的三分之一;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5958元,不足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64934元的十分之一,當年末農村貧困人口依然超過3000萬,貧困人口收入增長缺乏內生動力和可持續性的問題依然突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概率依然偏高。
高品質發展,有助於推動中國從過去主要依靠“出口+投資”拉動、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為主要特徵的經濟增長模式向更多依靠技術進步和創新推動、更多依靠全要素生產率(TFP)水準的提高的發展模式的轉變,有助於從根本上解決經濟整體規模大而不強、粗放式高增長、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發展不平衡、內生增長動力不足、生態環境成本高昂等諸多深層次、結構性問題,繼而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更加均衡、民生更加改善、全面、均衡、綠色、可持續的高品質發展。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進入新時代;展望未來,機遇與挑戰並存。站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歷史新起點上,只有通過不斷加大和提升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力度與水準,才能解決好當前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困難、問題與挑戰。
為此,我們需要:第一,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在科學防範、有效化解可能引發重大系統性風險過程中,運用前瞻性、系統性和協同性思維,重點關注包括房地產、銀行、地方政府債務、互聯網金融等領域的資產價格異動和發展可持續性,做足預案、未雨綢繆;第二,通過改革創新促進結構調整與發輾轉型。繼續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圍繞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技術創新不斷發掘和培育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繼而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和發展模式的轉型;第三,通過全面、均衡、協調發展促進民生改善。以全面落實農村振興戰略為契機,以雄安新區、上海自貿區、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設為突破口,在體制機制上大膽創新、勇於嘗試,探索和總結新時代促進區域一體化、城鄉協同發展、對外開放的最優化路徑,在推動區域、城鄉均衡發展、縮小貧富差距的過程中,加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投入力度、提升普惠性水準,促進更廣泛群體的獲得感和幸福感;第四,促進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以“一帶一路”戰略為引領,通過與更多國家和地區簽署雙邊自貿協定(FTA)的同時,積極推動包括亞太自貿區(FTAAP)、東盟“10+6”區域全面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在內的區域合作夥伴關係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全面開放新格局。
(作者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泛海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經濟觀察報宏觀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轉型升級迫在眉睫。第二,當前中國的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產業梯度與產業區域分佈不均,高精尖行業產能不足與“三高”行業產能過剩並存的局面長期並存,技術創新推動的內生增長動力不足,營商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直到2015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才首次突破50%,與歐美發達經濟體普遍60~80%的水準尚存較大的差距;與此同時,中國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約為40%,又顯著高於歐美發達國家20~30%的平均水準。2017年,中國高技術產業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不足7%,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僅為13%,六大高耗能行業增加值增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依然接近30%,煤炭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60%,天然氣、水電等清潔能源消費量僅略高於20%,單位GDP能耗約是日本的七倍、美國的六倍。2017年,中國的研發經費支出儘管達到了1.75萬億,占GDP的比重略僅高於2%,但與韓國和日本分別超過4%和3%、美國接近3%的水準相比,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間;中國每百萬人中有研發人員1200人,與發達國家這一指標平均近5000人的水準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2014年,中國單位GDP(按2010年美元不變價計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為1.24kg,約相當於韓國的2.5倍、美國的4倍、日本的6倍、英國的8倍、法國的12倍、瑞士的22倍。2017年,中國開辦一家新企業所需的平均時間為23天,是發達國家的2~4倍,政府公共部門服務效率和營商環境改善空間巨大。
第三,經濟發展與絕大多數居民生活水準的提升和生活品質的改善不相匹配,經濟發展過程中居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提升有限。2015年,中國教育投入經費占GDP比重1.8%,不僅遠低於歐美發達國家4%~5%的平均水準,也低於日本的3%和韓國的4%。當前,中國農村地區尚有約5%的人口無法獲得安全的飲用水水源,僅有約65%的人口能夠使用到清潔的衛生基礎設施,與發達國家普遍接近100%的水準相去甚遠。中國健康支出占GDP比重和政府公共支出的比重分別僅為6%和11%,與發達國家平均10%和18%的水準相比,尚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
第四,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突出。主要體現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區域差距、城鄉差距、貧富差距長期存在,且有進一步擴大的風險。2017年,中國西部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東部地區的60%,東北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占全國的比重從1978年的13%下降到2017年的7%,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占全國的比重更是從13%下降到5%;2017年,東北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是發展較快的東部地區的十分之一。2017年,中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約60%,但戶籍城市化率略僅高於40%,遠低於發達國家80%~90%的平均水準,僅大致與上世紀30年代的美國、5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韓國接近;這意味著改革開放四十年後,中國還有近六億人長期生活在農村,有超過一億長期生活中在城市的人口由於戶籍等原因,長期無法充分、公平地享有城市提供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資源。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收入最低的20%人口僅擁有約5%的社會總財富,而收入最高的10%人口擁有超過30%的社會總財富;2017年,中國基尼係數0.467,已連續第十五年高於0.4的國際警戒線水準,不僅遠高於改革開放之初0.2左右的水準,也高於除美國外全球主要發達國家0.3左右的平均水準;特別是自2008年以來,中國基尼係數在經歷了“七連降”之後於2015年重現反彈勢頭,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視。2017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33834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11969元,僅為城鎮居民的三分之一;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5958元,不足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64934元的十分之一,當年末農村貧困人口依然超過3000萬,貧困人口收入增長缺乏內生動力和可持續性的問題依然突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概率依然偏高。
高品質發展,有助於推動中國從過去主要依靠“出口+投資”拉動、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為主要特徵的經濟增長模式向更多依靠技術進步和創新推動、更多依靠全要素生產率(TFP)水準的提高的發展模式的轉變,有助於從根本上解決經濟整體規模大而不強、粗放式高增長、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發展不平衡、內生增長動力不足、生態環境成本高昂等諸多深層次、結構性問題,繼而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更加均衡、民生更加改善、全面、均衡、綠色、可持續的高品質發展。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進入新時代;展望未來,機遇與挑戰並存。站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歷史新起點上,只有通過不斷加大和提升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力度與水準,才能解決好當前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困難、問題與挑戰。
為此,我們需要:第一,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在科學防範、有效化解可能引發重大系統性風險過程中,運用前瞻性、系統性和協同性思維,重點關注包括房地產、銀行、地方政府債務、互聯網金融等領域的資產價格異動和發展可持續性,做足預案、未雨綢繆;第二,通過改革創新促進結構調整與發輾轉型。繼續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圍繞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技術創新不斷發掘和培育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繼而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和發展模式的轉型;第三,通過全面、均衡、協調發展促進民生改善。以全面落實農村振興戰略為契機,以雄安新區、上海自貿區、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設為突破口,在體制機制上大膽創新、勇於嘗試,探索和總結新時代促進區域一體化、城鄉協同發展、對外開放的最優化路徑,在推動區域、城鄉均衡發展、縮小貧富差距的過程中,加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投入力度、提升普惠性水準,促進更廣泛群體的獲得感和幸福感;第四,促進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以“一帶一路”戰略為引領,通過與更多國家和地區簽署雙邊自貿協定(FTA)的同時,積極推動包括亞太自貿區(FTAAP)、東盟“10+6”區域全面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在內的區域合作夥伴關係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全面開放新格局。
(作者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泛海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經濟觀察報宏觀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