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觀察者網馬力】雖然他每天處理的工作在全球金融界是最具挑戰性的， 也是最為重要的， 但他的名字卻非未家喻戶曉（也許目前還不是）。 這個68歲的男人就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第一任行長——金立群。 由於中國政府是這家銀行的最大股東， 華盛頓、東京等地的政策制定者們都在質疑：中國是否打算用這家銀行取代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下文分別將兩者簡稱為“世行”和“亞行”——觀察者網注）等該領域內長期以來一直發揮重要影響力的機構並在亞洲地區追求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呢？金立群說，
以下是《彭博市場雜誌》（Bloomberg Markets）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金立群的專訪：
《彭博市場雜誌》2018年4-5月號封面
《彭博市場雜誌》：當你出席全球各大金融會議時， 有什麼關於亞投行的誤解令你抓狂嗎？
金立群：人們經常會問， “我們為什麼需要亞投行？”有時候問題會更加直接， “中國到底要幹什麼？在過去70年裡， 世行和亞行一直在服務於這一地區， 中國為什麼要成立一家全新的機構？這是不是在浪費資源？把錢投入既有的這兩家銀行不是更划算嗎？中國是不是有自己的小算盤？中國是不是希望借助亞投行實現自己的地緣政治目標？”我經常需要面對此類提問， 而回答這些問題的難點在於——我本身是個中國人。
《彭博市場雜誌》：可以請您談談亞投行的主旨和未來願景嗎？
金立群：當中國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時， 這個國家沒有什麼可以稱得上是現代基礎設施的東西。 沒有高速公路、沒有電氣化鐵路、沒有現代化的港口或機場、沒有超臨界發電機組、沒有高壓輸變電系統或高效的配電系統， 可以說中國沒有任何現代化的基礎設施。 在這種情況下， 要實現國家的現代化簡直就是不著邊際的幻想。
有一點我想提一下， 非常有意思， 就是當時中國是借錢搞基礎設施建設的， 一些人認為從外國借錢建那些東西簡直是瘋了。 “公路能幫你把錢還上嗎？從沒聽說過”， 人們會有這樣的質疑。 很多年以後， 人們開始認識到借錢消費和借錢投資之間的巨大差別。
與日本和韓國相似， 中國在對基礎設施進行投資之後實現了廣泛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如今中國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大量實際經驗。
2013年， 習近平主席宣佈， 中國政府決定建立一家多邊發展銀行以推動各國的基礎設施建設。
《彭博市場雜誌》：亞投行與世行或亞行之間的主要區別是什麼呢？
金立群：設立一家全新機構的最好理由在於它具有全新的特徵， 這家新的機構不應該是模仿既有機構的產物。 所謂“發展銀行”（development bank）， 這一概念不應該是賈斯培·鐘斯（Jasper Johns）所創作的抽象的表現派藝術作品那樣， 越是看不懂， 就越有魅力。 這個世界需要一家與既有發展銀行有所不同的新的金融機構，而且在建立這一具有新特徵的金融機構的時候，我們不應該拒絕學習既有發展銀行的經驗。
《彭博市場雜誌》：亞投行都具有哪些新特徵呢？
金立群：亞投行將抵制一切官僚主義習氣。我們不會設立那種花哨的、可有可無的職位；我們抵制那種員工各自為戰、拒絕分享資訊、拒絕互通有無的狹隘的工作作風，我們也不會允許員工陷入不同部門之間的惡性競爭；為了提高員工的效率、提高專案的成本收益率以及取得可以用資料評估的工作成果來滿足客戶需求，我們已經制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細則和工作流程。我們將一直招聘具有最高專業水準的專家進入亞投行工作，不過如果沒有足夠充分的理由，我們不會設立新的職位。
《彭博市場雜誌》：你如何能確保亞投行不會有任何腐敗事件發生呢？
金立群：我要求亞投行必須做到完全乾淨，亞投行對腐敗現象是零容忍的。在採購方面，我們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競爭性的國際招標為我們的項目進行採購，另一種就是在我們內部進行的公司採購（corporate procurement）。在國際招標採購方面，我們與客戶之間進行緊密的合作以對招標全過程進行監督，這樣可以確保所有投標的供應商都能獲得公平、公正的待遇。任何企圖行賄或試圖違反招標採購規則的公司或個人都將進入黑名單，而且已進入其他多邊發展銀行黑名單的投標者都會自動進入亞投行的黑名單。在公司採購方面，任何一單公司採購都必須經過採購委員會的嚴格審查，以避免亞投行資金遭到不當使用以及其他違規行為。
我已經授權亞投行的首席內部審計員對本行的的所有開支進行審計，以確保沒有任何違規行為發生。而且，我們不會容忍任何妨礙或抵制亞投行內部審計工作的行為。任何細小的問題都必須消滅在萌芽狀態，以防日後情況惡化到難以收拾。我們必須警惕任何罔顧項目成本收益、濫用金融資源的行為。在這方面，中國的智者數千年前曾給我們留下這樣一句話：“不矜細行，終累大德”（felonies thrive where misdemeanors are tolerated）。
《彭博市場雜誌》：在多邊發展銀行，能夠在不受到政治偏見影響的情況下做出放貸決定一般來說是很難的。亞投行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金立群：亞投行若要保持可持續的成功，決策程式就必須民主、理性，而且要避免對外部因素產生任何衝動的或情緒化的反應。如果人們不願聽取不同意見，如果人們不能坦率自由地交換看法，如果來自基層員工的建議遭到無視，那麼民主、理性的決策程式就不可能得到實現。
在亞投行，沒有一項決定是未經過執行委員會詳細討論並達成共識後就做出的。所有員工都可以在自己的上級面前提出不同看法，而且我們從基層到最高層都貫徹這一原則。
我非常重視民主決策程式。我曾仔細研究過大型商業帝國由興轉衰的幾個有趣案例。毫無例外，所有的商業帝國都是由一位具有傑出思想的人物建立的。不過，個人的智慧終究是有限的，甚至某一領域的先驅人物都無法一直跟上所在領域的最新進展。當商業帝國的創建者拒絕傾聽他人的建議時，災難的陰影就越來越近了。最後，那位商業領袖只能無奈地看著自己一手創建的商業帝國毀在自己手裡。有人說，人們總是不注意向歷史學習。我是個喜歡讀史書的人，我會一直從歷史中汲取智慧。
《彭博市場雜誌》：你對亞投行的日常運轉和目標設定有你自己的思考，中國的發展經驗對你在這方面的思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金立群：基於中國在過去幾十年裡的發展經驗以及我個人的一些經驗，我認為，創建一家專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多邊發展銀行是十分重要的。首先，中國本身就從世行以及很多國家的對華資金支持中獲益匪淺，我們非常清楚多邊主義的重要性；第二，我剛才也曾提到，基礎設施對促進經濟發展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最後，我們希望創建一家能夠集現代先端科技、現代管理經驗和良好治理體系於一身的多邊發展銀行，其中每一個因素都非常重要，但只有當這幾個因素能協調一致時，他們發揮的作用才最大。
《彭博市場雜誌》：你在談到亞投行和涉及規模龐大的國際基礎設施建設的“一帶一路”倡議時，一直十分小心地淡化兩者之間的關係。這裡面有什麼原因嗎？
金立群：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其實是一個建設項目平臺，所有參與國都可以站在這個平臺之上。習近平主席曾提出，“一帶一路”專案應堅持“共商、共建、共用”的原則。目前，加入“一帶一路”建設的國家已達60到70個，“一帶一路”的大目標是在亞洲地區推動各國之間的互聯互通，甚至是全球範圍的互聯互通，很多經濟較為落後的國家都將從中受益。所以說，“一帶一路”倡議並不是僅與中國有關。有一種觀點認為，“一帶一路”專案建設只會使中國公司和中國工人成為受益者，這是非常嚴重的誤解。很多項目其實是完全沒有中國公司參與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初衷在於，中國希望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推動各國之間的合作。
《彭博市場雜誌》：那麼亞投行又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呢？
金立群：“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的創建都是中國政府發起的，但這兩者的功能和角色各不相同。前者是中國提出的一項涉及面非常廣泛的倡議，所有國家都可以參與；後者是一個多邊發展機構，其運營有自己的標準。如果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國家也希望與我們在亞投行展開合作，那麼我們非常願意考慮他們的融資需求。不過在具體層面，我們也要將項目的金融穩定性等因素納入考慮，我們需要考慮專案對環境的影響以及項目所在地居民的意見，我們有自己的標準。亞投行願意對各國的融資需求給予回應，我們也有資金實力，我相信亞投行會積極促進很多專案的實施。不過，我們也不可能對所有項目都大包大攬。
《彭博市場雜誌》：據說，亞投行正在考慮今年在國際市場上發行以美元計價的債券。這對亞投行來說具有怎樣的意義？
金立群：三大評級機構都對亞投行給出了最高信用評級，這要歸功於我們從股東（包括中國和一些歐洲國家）那裡獲得的強大支持。亞投行的運營管理是獨立於任何國家政府的，我們的每一項決策都是在董事會中以自己的標準做出的。在這方面，內部治理、風險控制、嚴格的金融管理以及高素質的員工是非常關鍵的因素。從最高層到基層員工，我們的團隊在審視每一項投資時都秉持亞投行誠實正直的價值觀。這些都使評級機構得出結論——亞投行應該獲得最高信用評級。因此，在合適的時機，亞投行走向市場是水到渠成之舉。
《彭博市場雜誌》：在中國金融市場發展的過程中，亞投行會扮演怎樣的角色？
金立群：對於中國金融市場變得更加開放，我是持歡迎態度的。我認為中國會繼續開放自己的金融市場，因為在中國掌握專業金融知識的人才在快速增加。中國的領導層也希望開放金融市場，但這種開放應該建立在不產生任何混亂的前提下。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我們從美國和歐洲也學習到了很多經驗。
《彭博市場雜誌》：當中國政策制定者與西方同行互相交換立場和看法時，有沒有什麼重要的內容是在翻譯過程中丟失（lost in translation）的？
金立群：對於中國來說，我認為英語寫作和溝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永遠不會停止在提高溝通能力方面的努力。中國的確還很缺乏能夠與外界進行有效溝通的高級人才。在真正意義上深入理解其他國家的文化並幫助外國朋友理解中華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一直在非常努力地與西方朋友們進行溝通交流。我不想陷入爭論，我希望能進行非常理性的討論。
《彭博市場雜誌》：據我所知，你的家庭背景並不是特別顯赫。
金立群：我的家族在二戰爆發前曾過著非常優渥的生活。我的曾祖父是私塾裡的教書先生。曾祖父和曾祖母過世後，我祖父很年輕就離開了家鄉，他開始在上海和周邊幾個城市謀生。
祖父後來自學成才，成為了一名工程師，而且收入很高。但他並不是個特別看重金錢的人，他的理想是恢復家族昔日的榮耀，他希望子女能成為有才學的人（men of letters）。為了我父親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祖父毫不吝惜金錢，他甚至為父親請了一位英語家教。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一切都變了，家裡的經濟狀況迅速惡化。不過，我們家族熱愛學問的傳統並沒有中斷，我父母很愛好讀書，我們幾個孩子在這一點上也受父母很大影響。
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我曾在家裡閣樓上看到過一些英文讀物，現在已記不太清了，好像都是些硬皮的精裝書，其中有一本是《伊索寓言》。另外，還有一些期刊，其中包括上世紀40年代出版的《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雜誌。我對英語這門語言和英語文學的興趣就是從那時開始的。我小學五年級開始上英語課，從那時起我對英語的愛好就愈加強烈了。現在很難相信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就已經在小學開設了英語課程，不過情況的確是這樣的。
《彭博市場雜誌》：難怪您最初的職業理想是成為一名英語專業的大學教授。
金立群：上世紀60年代的中學時期，我開始非常努力地閱讀英語世界裡的經典作品。寒暑假是我專注于英文閱讀的黃金時間，因為放假時我不再需要為學習其他科目分心了。
我當時閱讀的都是些經典的英語文學作品（主要是小說和詩歌）。那時候，我是讀不到當代作品的。我當時關注的作家可能現在的年輕人都不太熟悉，其中包括查理斯·蘭姆（Charles Lamb）、瑪麗·蘭姆（Mary Lamb）、威廉·哈茲利特（William Hazlitt）、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理查·斯蒂爾（Richard Steele），他們寫的散文都非常令我著迷。即使現在，我也還經常翻翻莎士比亞（Shakespeare）、喬叟（Chaucer）和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的作品。關於美國文學，我最喜歡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納旦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這三位作家，我曾集中閱讀過他們的作品，而且當時讀的都是原文。
我在英語文學方面的努力從未中斷，即便在文革時期、在農場勞動的時候也沒有中斷過。不過在上世紀60和70年代，我在農村學到的主要不是英國文學或美國文學，農村生活是實實在在的，那是一個與小說裡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那些年的艱苦經歷塑造了我的精神世界，而且我在推動國家發展方面的意識和情感（my sense and sensibility to the mission of development）也是在那時開始形成的。
《彭博市場雜誌》：為什麼這樣說呢？
金立群：我每天都與村民們接觸，這使我有機會瞭解他們的夢想、他們對自己和後代的期望。他們的生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代複一代，很難有什麼變化。如果他們有一個孩子考上了大學，畢業後在城裡找到工作，有了比在農村更高的收入和社會保障，那麼這就可以稱得上是家族命運的重大轉折了。中國有一句老話就是說的這種情況：“山窩裡飛出了金鳳凰”。我下鄉時所在的村子上世紀70年代初才通了電。一棟兩層的樓房、電、自來水、能沖水的廁所、一部電話以及足夠的存糧——這就是中國農民一直夢寐以求的生活。在上世紀60、70年代，就我所在的那個村子來說，這樣的生活理想是完全脫離現實的。
《彭博市場雜誌》：文革和下鄉生活對你產生了什麼影響？
金立群：在農村的艱苦經歷使我不再對田園生活充滿嚮往。不過這段經歷也有好的地方，就是在勞作過後的閒暇時間裡，我能在小茅屋裡完全不受打擾地讀書，在農閒時節更是如此。當地的老鄉們可能無法理解我的追求，不過他們都是很好的人，他們從不打擾我，也許他們也在嘀咕，這個年輕人的腦子是不是不太清楚呢？
我當時身邊有一台破舊的雷明頓打字機和一本未刪節版的《韋氏第三版新國際英語大辭典》，都是二手的，此外還有幾本英語書。那些書是我用很便宜的價格買到的。在轟轟烈烈的文革運動中，那些書能倖存下來真是奇跡。
幾十年後，有些人認為當時的那個瘋狂的年輕人，用大衛·赫伯特·勞倫斯（D.H.Lawrence）的話來說，“有一種奇怪的預感，感覺好像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一樣”。對於這種說法，我是不認可的。我其實並沒有什麼先見之明，也沒有什麼遠見。我當時只是有一種激情，一種對學習知識的渴望。
《彭博市場雜誌》：可如此愛好英語文學的你最後怎麼會從事金融工作呢？
金立群：1978年，我考上了北京外國語學院（就是現在的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研究生，師從北外最著名的教授之一繼續學習英美文學。
在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已經是《外國文學》這本新創刊雜誌的一名編輯了。我當時在中國一流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幾篇關於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小說的論文，正是這幾篇論文使我得以在畢業後留校任教。
正當我夢寐以求的學術生涯剛剛開始的時候，我被推舉進入中國財政部工作。1980年，時任世行行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與鄧小平在北京會了面，可我對此並不瞭解。中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行的代表權，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派高級政府官員赴世行執行董事會任職，財政部主要負責這方面的工作。當時，財政部對年輕職員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
我的導師許國璋教授當時對我說：“在我看來，中國有200位左右講授英語文學的教授就足夠了。而國家現在非常急需懂經濟和金融知識的人才，尤其是還另外能精通英語的經濟人才。你應該轉向經濟領域去工作”。見我有些迷惘，他向我保證道，如果在轉行到經濟部門之後無法得心應手，他隨時歡迎我回北外。
《彭博市場雜誌》：你在財政部工作後獲得了晉升，然後就去了美國。
金立群：在部裡的鼓勵下，我申請了由美國新聞署資助的休伯特·韓弗理（Hubert Humphrey）獎學金專案，並於1987-1988年被選派到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擔任韓弗理研究員。這個項目一結束，我就到世行擔任副執行董事，而且一干就是四年。
從2003年到2008年，我在亞行擔任負責具體業務的副行長，工作內容涉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會遇到的大量發展問題。
從2008年到2013年，我在作為中國主權財富基金的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擔任監事長，這使我有機會去真正管理一家公司，雖然那是一家准國有企業。從2013年5月到2014年10月，我在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這段工作經歷使我具備了一個不同的視角，使我能夠處理私營公司在管理層面所面臨的一些問題。
《彭博市場雜誌》：話題還是回到亞投行。你能介紹一下亞投行的貸款資產組合（loan portfolio）和建設專案的一些情況嗎？
金立群：根據規定，我們可以貸款給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和私營項目。現在，我們的貸款資產組合主要集中在電力、能源和交通這幾個領域。
在目前這個階段，印度是亞投行資金最大的接受國。印度是一個實力雄厚的國家，而且它對資金也有很強的需求。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這幾個國家，電力一直處於嚴重短缺狀態。在緬甸，該國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沒有用上電，亞投行的資金也參與了緬甸燃氣電廠的建設。另外，交通運輸也是個很重要的領域。在印度孟買和班加羅爾，我們參與了當地地鐵項目等大運量客運系統的建設，這些專案非常重要，因為你不可能讓每個人都開車去擁擠的市中心上班，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是應該受到鼓勵的，而且這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一種有利舉措。
《彭博市場雜誌》：你們有沒有考慮過把業務擴大到亞洲以外的地區？
金立群：我們已經在亞洲以外的國家完成了首個項目，該項目位於非洲的埃及，亞投行已經為當地一個可再生能源項目提供了2.1億美元貸款，這個項目一共要建設11座太陽能發電廠。阿曼希望能夠改變目前過度依賴化石燃料的狀況，他們想發展替代能源產業並建設一個港口。此外，我們的資金還説明阿曼建設了寬頻網路，這樣阿曼人就能更好地使用現代通信服務。我認為，説明海灣地區的中等收入國家為未來以低碳為特徵的全球經濟做好基礎設施準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人類能在幾十年後取得成功的話，天然氣未來可能會成為化肥的原材料，而石油可能成為化工原料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大量被用作燃料。也許，我們很快就能實現這樣的轉變。
我與沙烏地阿拉伯的新任財政大臣在達沃斯會面時，他表示非常希望能與我們合作。我認為，鐵路建設對海灣地區國家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鐵路可以降低運輸成本。
《彭博市場雜誌》：亞投行要確保所參與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都符合環保標準，你們是否在這方面感受到某種壓力了呢？
金立群：對於我們的工作來說，符合綠色環保標準是至關重要的。通過投資基礎設施項目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同時還不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這是我們的神聖使命。
很多發展中國家正在致力於解決貧困和其他經濟社會發展問題，建設符合綠色環保標準的專案將有利於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現長期增長，這些國家需要我們伸出援手。小洞及時補，免遭大洞苦，那些處於極度貧困中的人們有權利活下去。保護自然資源的確非常重要，但保護環境與實現發展不應當是衝突的。電力需求一直在不斷上漲。在一些國家，停電或限電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在低收入國家，大部分人口甚至還沒有用上電。
只要情況允許，我們就不會建設新的大壩或電廠，而是會致力於對現有電網進行升級，升級之後，輸電和配電的系統性損失將得以減少，這其實相當於又建造了很多新的電廠。
我們還將在建設大運量公共交通系統方面提供協助，以減少馬路上的汽車數量。此外，在建設基礎設施時採用新的技術也能夠為綠色經濟作出貢獻。我們正在主動與亞投行各成員國展開合作，幫助他們履行在“巴黎協定”上所作出的承諾。
《彭博市場雜誌》：您認為各國公眾對多邊發展銀行在戰後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是否足夠瞭解呢？
金立群：我記得曾讀過一本名為《佈雷頓森林貨幣戰》（The Battle of Bretton Woods）的書，那本書非常詳細地介紹了二戰後一些重大事件的具體細節。當時有很多艱難挑戰要應對，英國將全球經濟霸權移交給了美國。此外，歐洲國家還要面臨戰後重建的問題。回顧那段歷史，再看看我們成立亞投行的整個過程，我很欣慰我們各成員國從最初開始就沒有產生太大分歧。
歷史畢竟是歷史，70年前與今天的情況已經截然不同。經過70年，我們人類在認識和平與發展的重要性方面已經取得很大進步。所以，當我讀到《佈雷頓森林貨幣戰》以及其他有關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過程的書籍時，我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以及很多歐洲國家都參與到亞投行的工作中來感到非常欣慰。
《彭博市場雜誌》：在戰後初期，很多事情是結果難料的。
金立群：當時很多協商談判的確事關戰爭與和平。如果談判破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形勢就可能重現；如果談判成功，人類就能迎來真正的和平。
從1980年起，我參與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全過程。這使我有機會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我對世界上其他國家有了更深入的瞭解，當時並非很多中國人都有這樣的機會出去瞭解外面的情況。我知道貧窮意味著什麼，我知道還有很多人在經歷苦難，這使我產生了一種使命感。
《彭博市場雜誌》：你曾在世行工作。那時作為一名中國人，你的經歷是怎樣的呢？
金立群：我希望中國能發展起來。研究生畢業後，很幸運我得以進入中國財政部工作。1980年，部裡派我赴世行的執行董事辦公室工作，我開始實際瞭解到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情況。當然，赴世行之前我是學過經濟學的，但學習方向主要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資本論》。1980年，我第一次接觸到西方經濟學，與我在國內學習的經濟學是完全不同的。
《彭博市場雜誌》：國際金融界是否已經接受亞投行存在的現實了呢？
金立群：我認為 中國在亞投行的宣傳方面已經取得了很不錯的效果，不過關於中國成立亞投行的目的、中國是如何成立亞投行的以及在中國是主要持股人的前提下這家銀行將如何運轉，要讓更多的人瞭解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彭博市場雜誌》：美國和日本最初都沒有表現出加入亞投行的興趣。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是否會調整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呢？
金立群：中國從最初就非常誠懇地邀請日本和美國作為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投行，但加入與否應該由各主權國家政府自己決定，我不便對此發表看法。
關於中國為何要成立亞投行，我們當然曾面臨很多質疑。中國是不是要拆世行或亞行的台？亞投行在參與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時是否會漠視環保和人權標準？面對這些批判性的、有時甚至非常有敵意的問題，我是冷靜的。在美國，我並沒有遇到對我們非常有敵意的人，美國人是非常坦誠直接的。如果有質疑，他們就會提出來。而如果你能夠證明情況並非像他們所想的那樣，他們就會相信你。我喜歡這種溝通方式。
《彭博市場雜誌》：日本方面呢？
金立群：日本商界人士曾來找過我，日本前政界領袖也來過。他們都非常希望日本能加入亞投行，他們認為日本不應該被排除在外。我對他們說，無論美國和日本是否加入亞投行，我們都可以展開合作，而且亞投行已經有日本籍員工在這裡工作了。
據我所知，一些對我感興趣的日本媒體曾去過我的老家，而且還採訪了很多人，他們進行了很正面的報導。我會把這當作一種鞭策。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也提醒我要繼續努力工作，不能有任何懈怠。
如果你做得好，人們自然會認可你的工作。我認為亞投行才剛剛起步，我們還需要10年甚至20年的努力才能讓人們得出結論：這的確是一家很棒的多邊發展銀行。
《彭博市場雜誌》：你想與世行和亞行在更多項目上展開合作嗎？
金立群：由於基礎設施本身的性質，基礎設施建設專案的規模一般都是很龐大的。在我看來，聯合出資（co-financing）將是未來多邊發展銀行業務的常態。世行在許多國家參與了很多項目，但分配給每個項目的資金是在不斷減少的，亞投行正好可以彌補這一缺口。
特別是那些規模十分巨大的專案，投資機構更多就意味著風險可以得到分散，而且在與當地政府進行談判時，投資方會有更多的話語權。我對與世行開展聯合投資是持歡迎態度的。
《彭博市場雜誌》：你認為亞投行應該保持規模小而精的隊伍嗎？
金立群：我們將繼續招聘最優秀的專業人才。招聘時，我們會擇優錄用，國籍不限。我們對求職者的國籍、對參與項目的投標公司的國籍都是沒有限制的。這樣我們就可以招募到最優秀的人才，就能夠以最低成本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融資服務。目前我們在編員工總數為140人左右，來自36個國家。雖然美國和日本還不是亞投行的成員，但我們已經有來自美國和日本的員工擔當要職了。亞投行是一家開放透明的機構。
《彭博市場雜誌》：你希望未來給亞投行留下怎樣一份遺產呢？
金立群：董事會對專案結果如何所負的責任是有限的，但董事會負責監督管理層，同時對管理層如何決策也負有很大責任。如果沒有董事會提供的“核保護傘”，管理層將直接承擔自身判斷、決策的後果。
無論對於改革派還是保守派來說，改革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改革不是請客吃飯，而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改革意味著要打破那些已經與當今世界脫節的慣性思維。
坦率地講，如果我願意的話，我可以不做任何改革，我可以穩穩當當地做一個行長，我可以為董事會做一名項目“守門員”。但我不是那種人，我是個有自己原則的人，我對銀行股東有著強烈的財務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我認為，我們應該對沿襲已久的銀行治理體系和運營模式進行一些變革。
要讓全世界相信亞投行是一家按照最高標準運營的一流發展銀行是需要時間的。我曾在多個場合講到過，我們不可能憑空獲得外界的信任，我們也不應抱有這種期待。全世界將根據我們做了什麼而不是說了什麼來對我們做出評價。因此我並不介意“陪審團”在外觀望，只要他們想，就盡可以在庭外徘徊觀望。不過我相信我們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樹立起自己的威信了。如今，亞投行已經是一家公認的從建立初期起就具有高度道德操守的多邊發展銀行。
能夠將亞投行的這種價值觀一直長期保持下去才是真正的挑戰。我已經把發展以道德為基礎的企業文化（corporate culture）列為首要工作內容。堅持專業性和誠實正直這兩項基本原則將確保亞投行能夠做出有意義、可計量的工作業績。
靠語言是無法取信於人的，只有實實在在的工作成果才能贏得聲譽和信任。如果人們不瞭解你、不信任你，不要心懷怨恨，要相信自己終將能夠獲得他人的理解和信任，而這一切憑藉的是我們踏踏實實的工作。因此，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可以很自豪地這樣說：過去四年的這整個過程，其實也是一個我們與世界之間互相加深理解的過程。
《彭博市場雜誌》：您放棄英美文學的學術道路轉行進入金融界工作，是否感到有些遺憾呢？
金立群：我在中國財政部工作了30年，其中有11年與在世行和亞行的工作時間是有重疊的。在這30年裡，我親自參與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除了在財政部負責預算相關工作，我一直在參與中國在經濟和金融領域的雙邊和多邊對話。
經過這些年的工作，在國際問題、社會問題、全球環境問題以及與貿易和跨境投資有關的國家利益衝突該如何解決等問題上，我都有了深刻的理解。
當我接到任務要我籌建一家新型多邊發展銀行時，我才意識到，多年的學術生涯、在鄉下的艱苦勞動以及在世行和亞行的工作經歷都是對我履行亞投行使命的歷練。這就是人生。我們無法預測自己的人生，但我們可以為未來做好準備。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彭博市場雜誌》2018年4-5月號）
這個世界需要一家與既有發展銀行有所不同的新的金融機構，而且在建立這一具有新特徵的金融機構的時候，我們不應該拒絕學習既有發展銀行的經驗。《彭博市場雜誌》：亞投行都具有哪些新特徵呢？
金立群：亞投行將抵制一切官僚主義習氣。我們不會設立那種花哨的、可有可無的職位；我們抵制那種員工各自為戰、拒絕分享資訊、拒絕互通有無的狹隘的工作作風，我們也不會允許員工陷入不同部門之間的惡性競爭；為了提高員工的效率、提高專案的成本收益率以及取得可以用資料評估的工作成果來滿足客戶需求，我們已經制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細則和工作流程。我們將一直招聘具有最高專業水準的專家進入亞投行工作，不過如果沒有足夠充分的理由，我們不會設立新的職位。
《彭博市場雜誌》：你如何能確保亞投行不會有任何腐敗事件發生呢？
金立群：我要求亞投行必須做到完全乾淨，亞投行對腐敗現象是零容忍的。在採購方面，我們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競爭性的國際招標為我們的項目進行採購，另一種就是在我們內部進行的公司採購（corporate procurement）。在國際招標採購方面，我們與客戶之間進行緊密的合作以對招標全過程進行監督，這樣可以確保所有投標的供應商都能獲得公平、公正的待遇。任何企圖行賄或試圖違反招標採購規則的公司或個人都將進入黑名單，而且已進入其他多邊發展銀行黑名單的投標者都會自動進入亞投行的黑名單。在公司採購方面，任何一單公司採購都必須經過採購委員會的嚴格審查，以避免亞投行資金遭到不當使用以及其他違規行為。
我已經授權亞投行的首席內部審計員對本行的的所有開支進行審計，以確保沒有任何違規行為發生。而且，我們不會容忍任何妨礙或抵制亞投行內部審計工作的行為。任何細小的問題都必須消滅在萌芽狀態，以防日後情況惡化到難以收拾。我們必須警惕任何罔顧項目成本收益、濫用金融資源的行為。在這方面，中國的智者數千年前曾給我們留下這樣一句話：“不矜細行，終累大德”（felonies thrive where misdemeanors are tolerated）。
《彭博市場雜誌》：在多邊發展銀行，能夠在不受到政治偏見影響的情況下做出放貸決定一般來說是很難的。亞投行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金立群：亞投行若要保持可持續的成功，決策程式就必須民主、理性，而且要避免對外部因素產生任何衝動的或情緒化的反應。如果人們不願聽取不同意見，如果人們不能坦率自由地交換看法，如果來自基層員工的建議遭到無視，那麼民主、理性的決策程式就不可能得到實現。
在亞投行，沒有一項決定是未經過執行委員會詳細討論並達成共識後就做出的。所有員工都可以在自己的上級面前提出不同看法，而且我們從基層到最高層都貫徹這一原則。
我非常重視民主決策程式。我曾仔細研究過大型商業帝國由興轉衰的幾個有趣案例。毫無例外，所有的商業帝國都是由一位具有傑出思想的人物建立的。不過，個人的智慧終究是有限的，甚至某一領域的先驅人物都無法一直跟上所在領域的最新進展。當商業帝國的創建者拒絕傾聽他人的建議時，災難的陰影就越來越近了。最後，那位商業領袖只能無奈地看著自己一手創建的商業帝國毀在自己手裡。有人說，人們總是不注意向歷史學習。我是個喜歡讀史書的人，我會一直從歷史中汲取智慧。
《彭博市場雜誌》：你對亞投行的日常運轉和目標設定有你自己的思考，中國的發展經驗對你在這方面的思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金立群：基於中國在過去幾十年裡的發展經驗以及我個人的一些經驗，我認為，創建一家專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多邊發展銀行是十分重要的。首先，中國本身就從世行以及很多國家的對華資金支持中獲益匪淺，我們非常清楚多邊主義的重要性；第二，我剛才也曾提到，基礎設施對促進經濟發展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最後，我們希望創建一家能夠集現代先端科技、現代管理經驗和良好治理體系於一身的多邊發展銀行，其中每一個因素都非常重要，但只有當這幾個因素能協調一致時，他們發揮的作用才最大。
《彭博市場雜誌》：你在談到亞投行和涉及規模龐大的國際基礎設施建設的“一帶一路”倡議時，一直十分小心地淡化兩者之間的關係。這裡面有什麼原因嗎？
金立群：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其實是一個建設項目平臺，所有參與國都可以站在這個平臺之上。習近平主席曾提出，“一帶一路”專案應堅持“共商、共建、共用”的原則。目前，加入“一帶一路”建設的國家已達60到70個，“一帶一路”的大目標是在亞洲地區推動各國之間的互聯互通，甚至是全球範圍的互聯互通，很多經濟較為落後的國家都將從中受益。所以說，“一帶一路”倡議並不是僅與中國有關。有一種觀點認為，“一帶一路”專案建設只會使中國公司和中國工人成為受益者，這是非常嚴重的誤解。很多項目其實是完全沒有中國公司參與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初衷在於，中國希望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推動各國之間的合作。
《彭博市場雜誌》：那麼亞投行又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呢？
金立群：“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的創建都是中國政府發起的，但這兩者的功能和角色各不相同。前者是中國提出的一項涉及面非常廣泛的倡議，所有國家都可以參與；後者是一個多邊發展機構，其運營有自己的標準。如果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國家也希望與我們在亞投行展開合作，那麼我們非常願意考慮他們的融資需求。不過在具體層面，我們也要將項目的金融穩定性等因素納入考慮，我們需要考慮專案對環境的影響以及項目所在地居民的意見，我們有自己的標準。亞投行願意對各國的融資需求給予回應，我們也有資金實力，我相信亞投行會積極促進很多專案的實施。不過，我們也不可能對所有項目都大包大攬。
《彭博市場雜誌》：據說，亞投行正在考慮今年在國際市場上發行以美元計價的債券。這對亞投行來說具有怎樣的意義？
金立群：三大評級機構都對亞投行給出了最高信用評級，這要歸功於我們從股東（包括中國和一些歐洲國家）那裡獲得的強大支持。亞投行的運營管理是獨立於任何國家政府的，我們的每一項決策都是在董事會中以自己的標準做出的。在這方面，內部治理、風險控制、嚴格的金融管理以及高素質的員工是非常關鍵的因素。從最高層到基層員工，我們的團隊在審視每一項投資時都秉持亞投行誠實正直的價值觀。這些都使評級機構得出結論——亞投行應該獲得最高信用評級。因此，在合適的時機，亞投行走向市場是水到渠成之舉。
《彭博市場雜誌》：在中國金融市場發展的過程中，亞投行會扮演怎樣的角色？
金立群：對於中國金融市場變得更加開放，我是持歡迎態度的。我認為中國會繼續開放自己的金融市場，因為在中國掌握專業金融知識的人才在快速增加。中國的領導層也希望開放金融市場，但這種開放應該建立在不產生任何混亂的前提下。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我們從美國和歐洲也學習到了很多經驗。
《彭博市場雜誌》：當中國政策制定者與西方同行互相交換立場和看法時，有沒有什麼重要的內容是在翻譯過程中丟失（lost in translation）的？
金立群：對於中國來說，我認為英語寫作和溝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永遠不會停止在提高溝通能力方面的努力。中國的確還很缺乏能夠與外界進行有效溝通的高級人才。在真正意義上深入理解其他國家的文化並幫助外國朋友理解中華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一直在非常努力地與西方朋友們進行溝通交流。我不想陷入爭論，我希望能進行非常理性的討論。
《彭博市場雜誌》：據我所知，你的家庭背景並不是特別顯赫。
金立群：我的家族在二戰爆發前曾過著非常優渥的生活。我的曾祖父是私塾裡的教書先生。曾祖父和曾祖母過世後，我祖父很年輕就離開了家鄉，他開始在上海和周邊幾個城市謀生。
祖父後來自學成才，成為了一名工程師，而且收入很高。但他並不是個特別看重金錢的人，他的理想是恢復家族昔日的榮耀，他希望子女能成為有才學的人（men of letters）。為了我父親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祖父毫不吝惜金錢，他甚至為父親請了一位英語家教。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一切都變了，家裡的經濟狀況迅速惡化。不過，我們家族熱愛學問的傳統並沒有中斷，我父母很愛好讀書，我們幾個孩子在這一點上也受父母很大影響。
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我曾在家裡閣樓上看到過一些英文讀物，現在已記不太清了，好像都是些硬皮的精裝書，其中有一本是《伊索寓言》。另外，還有一些期刊，其中包括上世紀40年代出版的《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雜誌。我對英語這門語言和英語文學的興趣就是從那時開始的。我小學五年級開始上英語課，從那時起我對英語的愛好就愈加強烈了。現在很難相信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就已經在小學開設了英語課程，不過情況的確是這樣的。
《彭博市場雜誌》：難怪您最初的職業理想是成為一名英語專業的大學教授。
金立群：上世紀60年代的中學時期，我開始非常努力地閱讀英語世界裡的經典作品。寒暑假是我專注于英文閱讀的黃金時間，因為放假時我不再需要為學習其他科目分心了。
我當時閱讀的都是些經典的英語文學作品（主要是小說和詩歌）。那時候，我是讀不到當代作品的。我當時關注的作家可能現在的年輕人都不太熟悉，其中包括查理斯·蘭姆（Charles Lamb）、瑪麗·蘭姆（Mary Lamb）、威廉·哈茲利特（William Hazlitt）、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理查·斯蒂爾（Richard Steele），他們寫的散文都非常令我著迷。即使現在，我也還經常翻翻莎士比亞（Shakespeare）、喬叟（Chaucer）和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的作品。關於美國文學，我最喜歡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納旦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這三位作家，我曾集中閱讀過他們的作品，而且當時讀的都是原文。
我在英語文學方面的努力從未中斷，即便在文革時期、在農場勞動的時候也沒有中斷過。不過在上世紀60和70年代，我在農村學到的主要不是英國文學或美國文學，農村生活是實實在在的，那是一個與小說裡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那些年的艱苦經歷塑造了我的精神世界，而且我在推動國家發展方面的意識和情感（my sense and sensibility to the mission of development）也是在那時開始形成的。
《彭博市場雜誌》：為什麼這樣說呢？
金立群：我每天都與村民們接觸，這使我有機會瞭解他們的夢想、他們對自己和後代的期望。他們的生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代複一代，很難有什麼變化。如果他們有一個孩子考上了大學，畢業後在城裡找到工作，有了比在農村更高的收入和社會保障，那麼這就可以稱得上是家族命運的重大轉折了。中國有一句老話就是說的這種情況：“山窩裡飛出了金鳳凰”。我下鄉時所在的村子上世紀70年代初才通了電。一棟兩層的樓房、電、自來水、能沖水的廁所、一部電話以及足夠的存糧——這就是中國農民一直夢寐以求的生活。在上世紀60、70年代，就我所在的那個村子來說，這樣的生活理想是完全脫離現實的。
《彭博市場雜誌》：文革和下鄉生活對你產生了什麼影響？
金立群：在農村的艱苦經歷使我不再對田園生活充滿嚮往。不過這段經歷也有好的地方，就是在勞作過後的閒暇時間裡，我能在小茅屋裡完全不受打擾地讀書，在農閒時節更是如此。當地的老鄉們可能無法理解我的追求，不過他們都是很好的人，他們從不打擾我，也許他們也在嘀咕，這個年輕人的腦子是不是不太清楚呢？
我當時身邊有一台破舊的雷明頓打字機和一本未刪節版的《韋氏第三版新國際英語大辭典》，都是二手的，此外還有幾本英語書。那些書是我用很便宜的價格買到的。在轟轟烈烈的文革運動中，那些書能倖存下來真是奇跡。
幾十年後，有些人認為當時的那個瘋狂的年輕人，用大衛·赫伯特·勞倫斯（D.H.Lawrence）的話來說，“有一種奇怪的預感，感覺好像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一樣”。對於這種說法，我是不認可的。我其實並沒有什麼先見之明，也沒有什麼遠見。我當時只是有一種激情，一種對學習知識的渴望。
《彭博市場雜誌》：可如此愛好英語文學的你最後怎麼會從事金融工作呢？
金立群：1978年，我考上了北京外國語學院（就是現在的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研究生，師從北外最著名的教授之一繼續學習英美文學。
在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已經是《外國文學》這本新創刊雜誌的一名編輯了。我當時在中國一流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幾篇關於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小說的論文，正是這幾篇論文使我得以在畢業後留校任教。
正當我夢寐以求的學術生涯剛剛開始的時候，我被推舉進入中國財政部工作。1980年，時任世行行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與鄧小平在北京會了面，可我對此並不瞭解。中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行的代表權，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派高級政府官員赴世行執行董事會任職，財政部主要負責這方面的工作。當時，財政部對年輕職員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
我的導師許國璋教授當時對我說：“在我看來，中國有200位左右講授英語文學的教授就足夠了。而國家現在非常急需懂經濟和金融知識的人才，尤其是還另外能精通英語的經濟人才。你應該轉向經濟領域去工作”。見我有些迷惘，他向我保證道，如果在轉行到經濟部門之後無法得心應手，他隨時歡迎我回北外。
《彭博市場雜誌》：你在財政部工作後獲得了晉升，然後就去了美國。
金立群：在部裡的鼓勵下，我申請了由美國新聞署資助的休伯特·韓弗理（Hubert Humphrey）獎學金專案，並於1987-1988年被選派到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擔任韓弗理研究員。這個項目一結束，我就到世行擔任副執行董事，而且一干就是四年。
從2003年到2008年，我在亞行擔任負責具體業務的副行長，工作內容涉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會遇到的大量發展問題。
從2008年到2013年，我在作為中國主權財富基金的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擔任監事長，這使我有機會去真正管理一家公司，雖然那是一家准國有企業。從2013年5月到2014年10月，我在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這段工作經歷使我具備了一個不同的視角，使我能夠處理私營公司在管理層面所面臨的一些問題。
《彭博市場雜誌》：話題還是回到亞投行。你能介紹一下亞投行的貸款資產組合（loan portfolio）和建設專案的一些情況嗎？
金立群：根據規定，我們可以貸款給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和私營項目。現在，我們的貸款資產組合主要集中在電力、能源和交通這幾個領域。
在目前這個階段，印度是亞投行資金最大的接受國。印度是一個實力雄厚的國家，而且它對資金也有很強的需求。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這幾個國家，電力一直處於嚴重短缺狀態。在緬甸，該國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沒有用上電，亞投行的資金也參與了緬甸燃氣電廠的建設。另外，交通運輸也是個很重要的領域。在印度孟買和班加羅爾，我們參與了當地地鐵項目等大運量客運系統的建設，這些專案非常重要，因為你不可能讓每個人都開車去擁擠的市中心上班，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是應該受到鼓勵的，而且這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一種有利舉措。
《彭博市場雜誌》：你們有沒有考慮過把業務擴大到亞洲以外的地區？
金立群：我們已經在亞洲以外的國家完成了首個項目，該項目位於非洲的埃及，亞投行已經為當地一個可再生能源項目提供了2.1億美元貸款，這個項目一共要建設11座太陽能發電廠。阿曼希望能夠改變目前過度依賴化石燃料的狀況，他們想發展替代能源產業並建設一個港口。此外，我們的資金還説明阿曼建設了寬頻網路，這樣阿曼人就能更好地使用現代通信服務。我認為，説明海灣地區的中等收入國家為未來以低碳為特徵的全球經濟做好基礎設施準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人類能在幾十年後取得成功的話，天然氣未來可能會成為化肥的原材料，而石油可能成為化工原料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大量被用作燃料。也許，我們很快就能實現這樣的轉變。
我與沙烏地阿拉伯的新任財政大臣在達沃斯會面時，他表示非常希望能與我們合作。我認為，鐵路建設對海灣地區國家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鐵路可以降低運輸成本。
《彭博市場雜誌》：亞投行要確保所參與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都符合環保標準，你們是否在這方面感受到某種壓力了呢？
金立群：對於我們的工作來說，符合綠色環保標準是至關重要的。通過投資基礎設施項目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同時還不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這是我們的神聖使命。
很多發展中國家正在致力於解決貧困和其他經濟社會發展問題，建設符合綠色環保標準的專案將有利於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現長期增長，這些國家需要我們伸出援手。小洞及時補，免遭大洞苦，那些處於極度貧困中的人們有權利活下去。保護自然資源的確非常重要，但保護環境與實現發展不應當是衝突的。電力需求一直在不斷上漲。在一些國家，停電或限電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在低收入國家，大部分人口甚至還沒有用上電。
只要情況允許，我們就不會建設新的大壩或電廠，而是會致力於對現有電網進行升級，升級之後，輸電和配電的系統性損失將得以減少，這其實相當於又建造了很多新的電廠。
我們還將在建設大運量公共交通系統方面提供協助，以減少馬路上的汽車數量。此外，在建設基礎設施時採用新的技術也能夠為綠色經濟作出貢獻。我們正在主動與亞投行各成員國展開合作，幫助他們履行在“巴黎協定”上所作出的承諾。
《彭博市場雜誌》：您認為各國公眾對多邊發展銀行在戰後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是否足夠瞭解呢？
金立群：我記得曾讀過一本名為《佈雷頓森林貨幣戰》（The Battle of Bretton Woods）的書，那本書非常詳細地介紹了二戰後一些重大事件的具體細節。當時有很多艱難挑戰要應對，英國將全球經濟霸權移交給了美國。此外，歐洲國家還要面臨戰後重建的問題。回顧那段歷史，再看看我們成立亞投行的整個過程，我很欣慰我們各成員國從最初開始就沒有產生太大分歧。
歷史畢竟是歷史，70年前與今天的情況已經截然不同。經過70年，我們人類在認識和平與發展的重要性方面已經取得很大進步。所以，當我讀到《佈雷頓森林貨幣戰》以及其他有關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過程的書籍時，我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以及很多歐洲國家都參與到亞投行的工作中來感到非常欣慰。
《彭博市場雜誌》：在戰後初期，很多事情是結果難料的。
金立群：當時很多協商談判的確事關戰爭與和平。如果談判破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形勢就可能重現；如果談判成功，人類就能迎來真正的和平。
從1980年起，我參與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全過程。這使我有機會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我對世界上其他國家有了更深入的瞭解，當時並非很多中國人都有這樣的機會出去瞭解外面的情況。我知道貧窮意味著什麼，我知道還有很多人在經歷苦難，這使我產生了一種使命感。
《彭博市場雜誌》：你曾在世行工作。那時作為一名中國人，你的經歷是怎樣的呢？
金立群：我希望中國能發展起來。研究生畢業後，很幸運我得以進入中國財政部工作。1980年，部裡派我赴世行的執行董事辦公室工作，我開始實際瞭解到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情況。當然，赴世行之前我是學過經濟學的，但學習方向主要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資本論》。1980年，我第一次接觸到西方經濟學，與我在國內學習的經濟學是完全不同的。
《彭博市場雜誌》：國際金融界是否已經接受亞投行存在的現實了呢？
金立群：我認為 中國在亞投行的宣傳方面已經取得了很不錯的效果，不過關於中國成立亞投行的目的、中國是如何成立亞投行的以及在中國是主要持股人的前提下這家銀行將如何運轉，要讓更多的人瞭解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彭博市場雜誌》：美國和日本最初都沒有表現出加入亞投行的興趣。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是否會調整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呢？
金立群：中國從最初就非常誠懇地邀請日本和美國作為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投行，但加入與否應該由各主權國家政府自己決定，我不便對此發表看法。
關於中國為何要成立亞投行，我們當然曾面臨很多質疑。中國是不是要拆世行或亞行的台？亞投行在參與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時是否會漠視環保和人權標準？面對這些批判性的、有時甚至非常有敵意的問題，我是冷靜的。在美國，我並沒有遇到對我們非常有敵意的人，美國人是非常坦誠直接的。如果有質疑，他們就會提出來。而如果你能夠證明情況並非像他們所想的那樣，他們就會相信你。我喜歡這種溝通方式。
《彭博市場雜誌》：日本方面呢？
金立群：日本商界人士曾來找過我，日本前政界領袖也來過。他們都非常希望日本能加入亞投行，他們認為日本不應該被排除在外。我對他們說，無論美國和日本是否加入亞投行，我們都可以展開合作，而且亞投行已經有日本籍員工在這裡工作了。
據我所知，一些對我感興趣的日本媒體曾去過我的老家，而且還採訪了很多人，他們進行了很正面的報導。我會把這當作一種鞭策。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也提醒我要繼續努力工作，不能有任何懈怠。
如果你做得好，人們自然會認可你的工作。我認為亞投行才剛剛起步，我們還需要10年甚至20年的努力才能讓人們得出結論：這的確是一家很棒的多邊發展銀行。
《彭博市場雜誌》：你想與世行和亞行在更多項目上展開合作嗎？
金立群：由於基礎設施本身的性質，基礎設施建設專案的規模一般都是很龐大的。在我看來，聯合出資（co-financing）將是未來多邊發展銀行業務的常態。世行在許多國家參與了很多項目，但分配給每個項目的資金是在不斷減少的，亞投行正好可以彌補這一缺口。
特別是那些規模十分巨大的專案，投資機構更多就意味著風險可以得到分散，而且在與當地政府進行談判時，投資方會有更多的話語權。我對與世行開展聯合投資是持歡迎態度的。
《彭博市場雜誌》：你認為亞投行應該保持規模小而精的隊伍嗎？
金立群：我們將繼續招聘最優秀的專業人才。招聘時，我們會擇優錄用，國籍不限。我們對求職者的國籍、對參與項目的投標公司的國籍都是沒有限制的。這樣我們就可以招募到最優秀的人才，就能夠以最低成本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融資服務。目前我們在編員工總數為140人左右，來自36個國家。雖然美國和日本還不是亞投行的成員，但我們已經有來自美國和日本的員工擔當要職了。亞投行是一家開放透明的機構。
《彭博市場雜誌》：你希望未來給亞投行留下怎樣一份遺產呢？
金立群：董事會對專案結果如何所負的責任是有限的，但董事會負責監督管理層，同時對管理層如何決策也負有很大責任。如果沒有董事會提供的“核保護傘”，管理層將直接承擔自身判斷、決策的後果。
無論對於改革派還是保守派來說，改革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改革不是請客吃飯，而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改革意味著要打破那些已經與當今世界脫節的慣性思維。
坦率地講，如果我願意的話，我可以不做任何改革，我可以穩穩當當地做一個行長，我可以為董事會做一名項目“守門員”。但我不是那種人，我是個有自己原則的人，我對銀行股東有著強烈的財務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我認為，我們應該對沿襲已久的銀行治理體系和運營模式進行一些變革。
要讓全世界相信亞投行是一家按照最高標準運營的一流發展銀行是需要時間的。我曾在多個場合講到過，我們不可能憑空獲得外界的信任，我們也不應抱有這種期待。全世界將根據我們做了什麼而不是說了什麼來對我們做出評價。因此我並不介意“陪審團”在外觀望，只要他們想，就盡可以在庭外徘徊觀望。不過我相信我們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樹立起自己的威信了。如今，亞投行已經是一家公認的從建立初期起就具有高度道德操守的多邊發展銀行。
能夠將亞投行的這種價值觀一直長期保持下去才是真正的挑戰。我已經把發展以道德為基礎的企業文化（corporate culture）列為首要工作內容。堅持專業性和誠實正直這兩項基本原則將確保亞投行能夠做出有意義、可計量的工作業績。
靠語言是無法取信於人的，只有實實在在的工作成果才能贏得聲譽和信任。如果人們不瞭解你、不信任你，不要心懷怨恨，要相信自己終將能夠獲得他人的理解和信任，而這一切憑藉的是我們踏踏實實的工作。因此，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可以很自豪地這樣說：過去四年的這整個過程，其實也是一個我們與世界之間互相加深理解的過程。
《彭博市場雜誌》：您放棄英美文學的學術道路轉行進入金融界工作，是否感到有些遺憾呢？
金立群：我在中國財政部工作了30年，其中有11年與在世行和亞行的工作時間是有重疊的。在這30年裡，我親自參與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除了在財政部負責預算相關工作，我一直在參與中國在經濟和金融領域的雙邊和多邊對話。
經過這些年的工作，在國際問題、社會問題、全球環境問題以及與貿易和跨境投資有關的國家利益衝突該如何解決等問題上，我都有了深刻的理解。
當我接到任務要我籌建一家新型多邊發展銀行時，我才意識到，多年的學術生涯、在鄉下的艱苦勞動以及在世行和亞行的工作經歷都是對我履行亞投行使命的歷練。這就是人生。我們無法預測自己的人生，但我們可以為未來做好準備。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彭博市場雜誌》2018年4-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