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重播】
2017年3月15日淩晨， 被告人孟某從深圳市光明新區某麻將館出來， 看到一個開車載客的司機朋友與被告人莫某、李某（已判決）、戴某（另案處理）、餘某等人在一旁說話， 於是上前打招呼。 在此過程中， 孟某故意阻撓其司機朋友拉莫某等人， 因此與莫某等人發生摩擦引發爭執， 孟某遂電話聯繫其朋友被告人駱某來到現場。 駱某到場後手持砍刀架在餘某的脖子上， 並逼迫戴某等人蹲在牆角， 孟某還出手打了戴某兩巴掌， 踢了莫某幾腳。 期間， 孟某、駱某又同路過的其他人發生衝突， 莫某、戴某等趁機離開現場。
寶安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 被告人莫某與同夥持械聚眾鬥毆， 致孟某、駱某二人輕傷一級， 其行為已構成聚眾鬥毆罪；被告人孟某、駱某無視國家法律， 追逐、攔截、欺侮、恐嚇他人， 破壞社會秩序， 情節惡劣， 其行為已構成尋釁滋事罪。 一審宣判後， 被告人莫某不服， 上訴稱與其聚眾鬥毆的對方也應該構成聚眾鬥毆罪， 而非尋釁滋事罪。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一審認定事實清楚， 適用法律正確， 判決駁回上訴， 維持原判。
【不同觀點】
本案中， 被告人莫某與李某、戴某持械聚眾鬥毆，
第一種意見認為， 被告人莫某等人被認定構成聚眾鬥毆罪， 而同案被告人孟某、駱某是與莫某等人鬥毆的另一方， 雙方在打架過程中的犯罪行為特徵相同， 觸犯的法條也相同。 被告人孟某、駱某作為打鬥的相對方， 是因為跟莫某等人打架才被判罪， 按道理也應判處同樣的罪名。 孟某、駱某在公共場合聚集多人進行打架鬥毆， 還使用了兇器， 其行為也符合聚眾鬥毆罪的犯罪構成要件， 故鬥毆的雙方都應該構成聚眾鬥毆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 根據案情分析， 被告人孟某在公共場合阻撓其司機朋友拉李某等人， 引發摩擦爭執後， 又打電話叫朋友駱某來到現場。 駱某到場後手持砍刀控制住余某， 孟某隨即打了戴某和莫某。 被告人孟某、駱某的行為屬於聚眾擾亂社會秩序， 對他人造成了一定的人身傷害， 干擾了他人載客與運營， 致使公共場合中生產、工作無法進行， 應當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 被告人莫某與孟某、駱某雖在同一案件中審理， 但雙方犯罪的客觀行為實際上是有區別的， 觸犯的罪名亦各不相同。 被告人孟某、駱某追逐、攔截、欺侮、恐嚇他人， 破壞社會秩序， 情節惡劣， 其犯罪情節更符合尋釁滋事罪的行為特徵，
【法官回應】
聚眾鬥毆的雙方並非都構成聚眾鬥毆罪
在多人聚眾打架鬥毆的案件中， 審判人員不能僅僅根據在公共場合發生了聚眾打架鬥毆的行為， 就簡單地將參與打架鬥毆的雙方都認定為聚眾鬥毆罪， 而是應當詳細考察雙方被告人犯罪的主觀要件與客觀要件， 認真研究案件的定性問題。 本案就是這樣一起發生在公共場合的非典型性聚眾鬥毆，
1.對比分析聚眾鬥毆罪與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異同
聚眾鬥毆罪與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有很多異同點。 二者的相同點包括， 一是行為特點上都是聚眾的行為， 都擾亂了公共秩序；二是定罪處罰的都是聚眾犯罪的首要分子和其他積極參加者。 二者的區別在於， 一是客觀方面表現不同。 聚眾鬥毆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實施了“聚眾鬥毆”的行為， 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實施了“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 二是犯罪物件不同。聚眾鬥毆罪的犯罪對象是相互鬥毆的普通群眾，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犯罪對象則是不特定的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三是犯罪形態不同。聚眾鬥毆罪屬於行為犯，原則上只要行為人實施了聚眾鬥毆的行為，便成立犯罪。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屬於情節犯，必須是行為人的行為屬於“情節嚴重的”，才構成犯罪。
通過上述對比分析，首先即可排除第二種意見。被告人孟某、駱某等人的行為雖然干擾了孟某司機朋友的運營，並與莫某等人發生打架鬥毆，影響了公共場合的社會秩序，但二人的犯罪對象不是企事業單位或人民團體，犯罪行為也不屬於“情節嚴重”，故二人的行為並不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而且，通過對比分析，還可以確認莫某的犯罪構成。被告人莫某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實施了聚眾鬥毆的行為，即與同夥持械聚眾鬥毆；莫某犯罪的對象是孟某、駱某，即雙方都是普通群眾。據此，可以確認莫某的行為已構成聚眾鬥毆罪，但並不能確認孟某、駱某的犯罪構成。
2.著重分析尋釁滋事罪的本質屬性
尋釁滋事罪是指尋釁滋事，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具體分析其本質屬性，可以從其構成要件來掌握：
第一，尋釁滋事罪的客體為複雜客體，本罪既侵犯了公共秩序，同時又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權利、公私財產權利等。
第二，尋釁滋事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實施了尋釁滋事，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尋釁滋事的主要表現形式有四種，一是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所謂毆打，既可以是向他人投擲石塊、磚頭等，也可以是拳腳相加；這裡的情節惡劣，往往是指無事生非，打人取樂，並造成他人輕傷或其他不良後果的。二是追逐、攔截、辱駡他人，情節惡劣的。這裡的情節惡劣，一般是指經常或者多次追逐、堵截他人的；追逐、攔截、辱駡老人、婦女、兒童的；以極端卑鄙下流的語言辱駡他人的；結夥追逐、攔截、辱駡他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三是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佔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這裡的情節嚴重，一般是指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價值較大的公私財物，經常或多次強拿硬要或多次損毀、佔用公私財物的。四是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行為人只要實施了以上四種行為之一的，便構成本罪。
第三，尋釁滋事罪的主觀方面為故意。本罪的犯罪目的與動機較為複雜，有的是以惹是生非來獲得精神刺激，有的是用尋釁滋事開心取樂，有的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和“膽量”等等。
通過分析尋釁滋事罪的本質屬性，可以對照得出本案被告人孟某、駱某的行為特徵：孟某、駱某二人犯罪的客體也是複雜客體，既侵犯了案發現場的公共場合秩序，同時又侵犯了莫某一方多人的人身權利；孟某、駱某二人犯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如本案情節中的駱某手持砍刀架在餘某的脖子上，並讓戴某等人蹲在牆角，孟某打了戴某兩巴掌，踢了莫某幾腳；孟某、駱某二人犯罪的主觀方面為故意，孟某阻撓其司機朋友拉莫某等人，因此發生摩擦引發爭執，孟某遂電話聯繫其朋友被告人駱某來到現場，二人的行為表現符合惹是生非獲得精神刺激、尋釁滋事開心取樂、證明自己的“能力”和“膽量”等主觀心態。綜上所述，孟某、駱某二人的行為特徵更符合尋釁滋事罪的犯罪特徵。
3.對比莫某與孟某、駱某行為性質的差異
本案必須區分各方當事人的行為性質的差異，才能回應莫某提出的聚眾鬥毆的對方也應構成聚眾鬥毆罪的質疑。根據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經驗，同一案件中的犯罪各方當事人的行為性質不一定相同，也並不一定構成同樣的犯罪。本案中，被告人莫某與被告人孟某、駱某雖在同一案件中審理，但雙方犯罪的客觀行為卻有區別，觸犯的罪名亦各不相同。
孟某、駱某主動挑起與莫某一方的事端，隨後追逐、攔截莫某等人，特別是攔下他們之後，駱某將砍刀架在餘某的脖子上，逼迫戴某等人蹲在牆角，孟某還出手打戴某和莫某，情節惡劣，破壞了社會秩序，這些犯罪情節非常符合尋釁滋事罪的客觀行為特徵，其行為已構成尋釁滋事罪。莫某等人是孟某、駱某尋釁滋事的受害方，他們後來的行為雖然看似是為了反擊孟某、駱某先前的欺侮。但是莫某等人已經趁孟某、駱某同路過的其他人發生衝突之機，離開了衝突現場，完全可以避開滋擾或者當即報警尋找幫助，但他們卻又都撿到啤酒瓶一起回到與孟某、駱某對峙的現場，屬於聚眾持兇器打鬥，並將孟某、駱某二人頭部砸傷，造成輕傷。可見，莫某的行為更符合聚眾鬥毆罪的客觀行為特徵，應構成聚眾鬥毆罪。
（作者單位：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
二是犯罪物件不同。聚眾鬥毆罪的犯罪對象是相互鬥毆的普通群眾，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犯罪對象則是不特定的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三是犯罪形態不同。聚眾鬥毆罪屬於行為犯，原則上只要行為人實施了聚眾鬥毆的行為，便成立犯罪。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屬於情節犯，必須是行為人的行為屬於“情節嚴重的”，才構成犯罪。通過上述對比分析，首先即可排除第二種意見。被告人孟某、駱某等人的行為雖然干擾了孟某司機朋友的運營，並與莫某等人發生打架鬥毆，影響了公共場合的社會秩序，但二人的犯罪對象不是企事業單位或人民團體，犯罪行為也不屬於“情節嚴重”，故二人的行為並不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而且，通過對比分析，還可以確認莫某的犯罪構成。被告人莫某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實施了聚眾鬥毆的行為，即與同夥持械聚眾鬥毆；莫某犯罪的對象是孟某、駱某，即雙方都是普通群眾。據此，可以確認莫某的行為已構成聚眾鬥毆罪，但並不能確認孟某、駱某的犯罪構成。
2.著重分析尋釁滋事罪的本質屬性
尋釁滋事罪是指尋釁滋事，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具體分析其本質屬性，可以從其構成要件來掌握：
第一，尋釁滋事罪的客體為複雜客體，本罪既侵犯了公共秩序，同時又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權利、公私財產權利等。
第二，尋釁滋事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實施了尋釁滋事，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尋釁滋事的主要表現形式有四種，一是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所謂毆打，既可以是向他人投擲石塊、磚頭等，也可以是拳腳相加；這裡的情節惡劣，往往是指無事生非，打人取樂，並造成他人輕傷或其他不良後果的。二是追逐、攔截、辱駡他人，情節惡劣的。這裡的情節惡劣，一般是指經常或者多次追逐、堵截他人的；追逐、攔截、辱駡老人、婦女、兒童的；以極端卑鄙下流的語言辱駡他人的；結夥追逐、攔截、辱駡他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三是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佔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這裡的情節嚴重，一般是指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價值較大的公私財物，經常或多次強拿硬要或多次損毀、佔用公私財物的。四是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行為人只要實施了以上四種行為之一的，便構成本罪。
第三，尋釁滋事罪的主觀方面為故意。本罪的犯罪目的與動機較為複雜，有的是以惹是生非來獲得精神刺激，有的是用尋釁滋事開心取樂，有的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和“膽量”等等。
通過分析尋釁滋事罪的本質屬性，可以對照得出本案被告人孟某、駱某的行為特徵：孟某、駱某二人犯罪的客體也是複雜客體，既侵犯了案發現場的公共場合秩序，同時又侵犯了莫某一方多人的人身權利；孟某、駱某二人犯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如本案情節中的駱某手持砍刀架在餘某的脖子上，並讓戴某等人蹲在牆角，孟某打了戴某兩巴掌，踢了莫某幾腳；孟某、駱某二人犯罪的主觀方面為故意，孟某阻撓其司機朋友拉莫某等人，因此發生摩擦引發爭執，孟某遂電話聯繫其朋友被告人駱某來到現場，二人的行為表現符合惹是生非獲得精神刺激、尋釁滋事開心取樂、證明自己的“能力”和“膽量”等主觀心態。綜上所述，孟某、駱某二人的行為特徵更符合尋釁滋事罪的犯罪特徵。
3.對比莫某與孟某、駱某行為性質的差異
本案必須區分各方當事人的行為性質的差異，才能回應莫某提出的聚眾鬥毆的對方也應構成聚眾鬥毆罪的質疑。根據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經驗，同一案件中的犯罪各方當事人的行為性質不一定相同，也並不一定構成同樣的犯罪。本案中，被告人莫某與被告人孟某、駱某雖在同一案件中審理，但雙方犯罪的客觀行為卻有區別，觸犯的罪名亦各不相同。
孟某、駱某主動挑起與莫某一方的事端，隨後追逐、攔截莫某等人，特別是攔下他們之後，駱某將砍刀架在餘某的脖子上，逼迫戴某等人蹲在牆角，孟某還出手打戴某和莫某，情節惡劣，破壞了社會秩序，這些犯罪情節非常符合尋釁滋事罪的客觀行為特徵，其行為已構成尋釁滋事罪。莫某等人是孟某、駱某尋釁滋事的受害方，他們後來的行為雖然看似是為了反擊孟某、駱某先前的欺侮。但是莫某等人已經趁孟某、駱某同路過的其他人發生衝突之機，離開了衝突現場，完全可以避開滋擾或者當即報警尋找幫助，但他們卻又都撿到啤酒瓶一起回到與孟某、駱某對峙的現場，屬於聚眾持兇器打鬥，並將孟某、駱某二人頭部砸傷，造成輕傷。可見，莫某的行為更符合聚眾鬥毆罪的客觀行為特徵，應構成聚眾鬥毆罪。
（作者單位：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