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淡高人張伯駒與暫得之樂胡惠春

由於民國時期的資本盈利率十分可觀， 在北方陸續出現了四家著名的商業銀行：鹽業、金城、中南和大陸銀行。 其中鹽業銀行創始人張鎮芳的獨子張伯駒、中南銀行總經理胡筆江的長子胡惠春， 雖是銀行大佬的公子， 後來卻都成為名垂青史的收藏家。 前者癡迷于歷代書畫， 藏品基本捐給了北京故宮;後者鍾情於明清瓷器， 大量珍藏獻給了上海博物館。

民國四公子 張伯駒， 博雅通脫， 是造詣高深的鑒藏家、書法家、詩詞學家。

眾所周知， 張伯駒把傾家蕩產購藏的傳世最古墨蹟《平復帖》、最古畫卷《遊春圖》等捐給了北京故宮。 然而， 能有此壯舉的高人， 他的境界和胸懷一定遠不止於此。 他的為學與做人， 他的“富不驕、貧能安、臨危不懼、見辱不驚”， 才是張伯駒生命真正的氣息和光澤。

中國傳世最古畫跡 隋 展子虔《遊春圖》， 距今1400多年， 有人稱它是“國寶中的國寶”。

1946年， 張伯駒為之幾乎傾家蕩產， 以240兩黃金購藏之。

七歲過繼不愛戎裝愛古裝

清末民初的河南項城， 有兩姓大戶：袁世凱家族和書香門第的張家。 張袁兩家不僅是姻親(張家千金嫁給袁世凱長兄)， 更是政治和經濟上的緊密同盟。

年幼的張伯駒(1898-1982)原本和這些沒什麼關係， 因為他的生父、排行老六的張錦芳是一位喜愛詩詞的地方鄉紳。 直到他七歲時被過繼給遠在天津、排行老五的伯父張鎮芳——張家當時最有錢有勢的人， 張伯駒的人生自此改變了。

這位清末民初的活躍人物張鎮芳(1863-1933)是光緒進士、袁世凱哥哥的內弟。 袁世凱當上直隸總督後， 把他從戶部調出， 主管鹽政。 後升任鹽運使、直隸按察使， 還曾當上河南都督， 相當於今天的河南省長。 在袁世凱的支持下， 1915年3月， 以擅長理財而出名的張鎮芳在天津創辦了北方第一家商業銀行——鹽業銀行。 就是這麼一位官運亨通、財運發達的張家頂樑柱， 其兩子女卻先後夭折。 42歲的張鎮芳只好與已有4個孩子的弟弟張錦芳商量，

張伯駒確實是個好苗子， 7歲入私塾， 9歲就能寫詩， 大家都稱他“神童”。 由於張鎮芳與袁世凱非同一般的關係， 伯駒自幼也常有機會與袁家接觸， 後來還曾與袁世凱的幾個兒子同在英國人辦的一所書院讀書。 接受傳統和西式教育後， 張伯駒順理成章地當了幾年軍人。 先是在袁世凱的陸軍裡受訓， 其後又在軍閥曹錕、吳佩孚、張作霖等部任參謀之類的職務。 但書生氣息的張伯駒哪裡是當軍人的材料， 他從骨子裡厭倦軍隊生活， 認為當軍人是一種恥辱。 第二次直奉戰爭後， 他對軍閥混戰的局面徹底失望， 從此放棄行伍仕途。

1927年起， 三十而立的張伯駒投身金融界， 協助父親打理銀行， 任鹽業銀行常務董事。 這個差事清閒自由多了， 讓張伯駒壓抑良久的文人本性終於得以釋放。 退去軍裝的他， 長年一襲傳統長衫， 利用自家的優越條件， 在家藏的古典文史書中找到了一方馳騁的天地。 寫詩填詞、收藏書畫、聽曲學戲， 陶醉在中國古文化最精雅的層面。 這終究是像極了自己的生父， 那樣淡泊名利、吟詠風雅。

張伯駒夫人潘素，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邊，長長的黑旗袍和長長的耳墜子襯出溫柔的民國風韻。

才子遇佳人英雄識英雄

在事業上幾經輾轉的張伯駒，38歲之前已娶三房太太。前兩位都沒有生養，三姨太為他生下兒子張柳溪。這是張鎮芳期盼已久的孫子，所以此後就和張伯駒說，不允許他再娶妻子了。但是1935年，張伯駒還是在上海遇見了令他一見傾心、成為真正知音的潘素。兩人自此相惜相愛近半個世紀，共同經歷了無數盛衰、榮辱和悲喜。

奇女子潘素(1915—1992)的祖上是清道光時宰相潘世恩。這麼說來，她與畫家吳湖帆的原配妻子潘靜淑，都是蘇州顯貴潘家的千金，只是輩分不同。潘素從小受到母親良好的淑女教育，女紅、繪畫、撫琴等，都有學習，也是見過世面的小姑娘。不料13歲時，母親病逝，而父親潘智合又是紈絝子弟，家道中落。豆蔻年華的潘素就被繼母賣入歡笑場所，直到7年後遇上張伯駒。

一位朱門繡戶的青澀小姑娘，喪母之後被送入歡場，這其中長久的身心磨難，只有潘素自己吞下。時間久了，為了生存，擁有閉月羞花之貌的潘素，邊彈琵琶邊唱曲兒，在上海灘的“花界”也是一位頭牌了。小小年紀就經過大起大落的潘素，旁人只識得她的美貌，卻不識得她的內秀。才子張伯駒初見“江南第一美女”潘素，驚為天人，一見鍾情。這實則是英雄識英雄，慧眼識明珠。

於是張伯駒救潘素於“虎口”之中，篤定將她娶回家。別看潘素當時只有20歲，高貴的出身和豐富的閱歷讓她恰恰能懂得夫君的超逸不俗，欣賞並看重。她自己也有相似的“慧根”。這正是為什麼張伯駒尊重她、愛惜她、成就她。不僅讓潘素拜師學畫，也讓她拜師學習古文，並潛心觀摩張府珍貴書畫真跡。靈性十足的潘素悉心鑽研隋唐兩宋工筆重彩畫法，並陪伯駒遊歷名山大川，進行實地寫生。功夫不負有心人，她日後畫風細密嚴謹、金碧緋映，成為頗有造詣的青綠山水畫家。

潘素的青綠山水作品設色妍麗，清潤而有光影，卻傳達出幽深淡遠的意境。

這幅《峒關蒲雪》 便是極好的例子。

傾家購國寶傾囊贈故宮

張伯駒最為看重的是自己的詞人身份，他曾說：“文物，有錢則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請人幫忙。而詩，完全要靠自己。”但是他最為人熟知的身份還是收藏家。他與末代皇帝溥儀的族兄溥侗、袁世凱的次子袁克文、奉系軍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並稱“民國四公子”。

經他手蓄藏的中國歷代頂級書畫名跡見諸其著作《叢碧書畫錄》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稱為“天下第一藏”。唐代大詩人李白的《上陽臺貼》、唐代詩人杜牧《張好好詩卷》、宋黃庭堅《諸上座帖》、趙佶《雪江歸棹圖卷》，元錢選《山居圖卷》等等，都是藝術史上璀璨之傑作。 其中，《平復帖》和《遊春圖》最為如雷貫耳，合稱雙壁。

西晉陸機的《平復帖》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書法墨蹟。張伯駒起初是在湖北一次賑災書畫會上見到此帖，當時是舊王孫溥心畬的寶藏。溥在1936年將所藏的國寶級名作唐代韓幹《照夜白圖》賣於他人，後流於海外。這件事讓張伯駒久久不能釋懷。據文物大家王世襄回憶，張伯駒深恐《平復帖》蹈此覆轍，因此委託琉璃廠一家老闆向溥心畬求售。但溥索價20萬大洋，張伯駒力不能勝而未果。第二年他又請張大千也向溥求購，同樣在20萬大洋的要價前止步。

1937年盧溝橋事變，當時鹽業銀行總部仍設在天津，張伯駒往返于北平與天津之間，在火車上碰到民國教育總長溥增湘，聊到想買《平復帖》的事。溥增湘說，哎，正好啊，他母親去世，家裡急需錢發喪。在他的撮合下，張伯駒最終以4萬大洋拿下，並欣喜地將北平寓所命名為平復堂。4萬塊大洋是多少?有文章記民國時清華法學院院長陳岱孫先生，說他月收入400多塊大洋，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4萬元。那麼，不考慮嚴重通脹，僅從面上數字折算，77年前張伯駒為購長不足一尺的《平復帖》用去400多萬元，這真是普通人不能想像的天價。

中國傳世最古墨蹟 西晉 陸機《平復帖》距今已有近1700年，比王羲之的手跡還早七八十年。

張伯駒1937年以4萬大洋買下它。

在購得《平復帖》十年之後的1946年，北平古玩界傳出消息：琉璃廠玉池山房的老闆馬霽川，正出售一件非同尋常的“東北貨”(古董商對流落山海關外的文物珍寶的叫法)。這幅古畫正是稀世珍寶《遊春圖》。就在一年前，這位馬老闆剛剛把另一件“東北貨”、南唐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以500兩黃金賣給張大千。為此，張大千不得不退掉了預購的一座清王府大宅。

隋代展子虔《遊春圖》是中國存世最早的山水畫卷。張伯駒原本建議故宮出面買下，並表示如果經費不夠，自己“願代周轉”，但故宮方面沒有回應。無奈之下，張伯駒決心個人出面。他忍痛將弓弦胡同占地十多畝的精美宅院(原為李蓮英舊墅)出售2100美金，再用美元換成220兩黃金。加上夫人潘素賣掉珠寶首飾的20兩黃金，才使得《遊春圖》未流出國外。

《遊春圖》是保下來了，但張伯駒也從豪門巨富變為債臺高築，甚而生命堪虞。原來，重金買下《遊春圖》的事被傳開後，張伯駒被可怕綁匪——汪偽特工總部的“76號”特務組織盯上了。他們沖著張的錢財而來，稍後在上海綁架了他，贖金開價300萬(偽幣)。然而張伯駒“甯死魔窟，決不許變賣家藏”，僵持八個月之久，綁匪終於妥協，贖金降至40萬。潘素到處借錢，這才贖回了丈夫。

重見天日後，張伯駒很快離開上海，取道南京、河南來到西安。潘素將唯一的年幼女兒張傳彩托給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一人先回北京。後來的幾年裡，張傳彩只記得父母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長大後才知道，母親潘素為了不讓這些國寶級的字畫出任何意外，將它們偷偷地縫在被子裡，一路擔驚受怕地帶出北京。

1952年，張伯駒和潘素夫婦把這幅幾乎讓他們“傾家蕩產”的《遊春圖》，以購時之原價讓與故宮。1956年，更將陸機的《平復帖》、杜牧的《張好好詩》等八件古代字畫極品，無償捐獻。它們至今仍是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

張伯駒舊藏 明 唐寅 《王蜀宮妓圖軸》，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捐獻國寶後不到一年，社會氣候急轉直下，花甲之年的張伯駒竟被打成“右派”。車馬喧囂的張府頓時門庭冷落。1961年，張伯駒夫婦在北京的處境實在艱難，偏居到長春工作。“文革”中他們經歷千溝萬壑，在此恐怕只得省略千言萬語。

儘管如此，王世襄說：“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難的三年，我曾幾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齡增長，心情神態和20年前住在李蓮英舊宅時並無差異。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這樣散淡高妙的個性，正是民國遺老張伯駒的硬度之所在。無論時局用不用他，他都是這樣，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過著他的那份生活。即使曠日持久、威力無比的文革，也沒能“消化”掉這根老硬骨頭。

從1958年被劃為“右派”到1982年去世(1980年才平反)，張伯駒晚年的這25載時光，基本都是在清貧和不受待見的逆流中過活，與往昔富家公子的日子簡直天壤之別。但他仿若閑雲野鶴般置身世外，選擇做一位“大忍人”。也或許，他沒有選擇。 就在這樣步履維艱的晚年，他形成自己獨特的書法風格，用筆飄逸，如春蠶吐絲，人稱“鳥羽體”，像極了他本人自由自在、博雅通脫的心性。

若去上海博物館二樓，會看到一個清雅別致的展廳 “暫得樓陶瓷館”。暫得樓的主人正是民國上海大藏家胡惠春，主要珍藏明清禦瓷，尤愛單色釉。他晚年以捐贈和拍賣的方式散去大量藏品。千帆過眼、繁華落盡，那時的胡惠春已不再執著於器物的擁有，而進入到空無之境。

1955年，45歲的胡惠春，儀錶堂堂。

暫得樓樓主胡惠春(1911-1995)與張伯駒一樣，也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傳奇父親——被稱為“中國十大銀行家”之一的胡筆江。

胡筆江20歲時就喜得長子胡惠春，那時他還在揚州仙女廟義善源銀號當店員。聰明又勤奮的胡店員，就在這最基層的職位上扎扎實實積累了幾年經驗。後來經人介紹，他進入交通銀行北京分行，任調查專員。1914年升任北京分行經理。胡經理主持行事，井井有條，營業猛增，成績斐然，這讓交行的老大樑士詒頗為滿意。於是，自從胡惠春有記憶起，他的父親就是一位年輕有為的銀行界精英。

銀行家父親並沒有急功近利地把兒子培養為金融人士，而是聘請名師在家教授四書五經，使其接受傳統的儒家教育，先成人、後成才。中學畢業後，胡惠春進入當時著名的燕京大學，攻讀地質學。這個學科和家族的金融行業無關，和他當時的文史藝術興趣也無關。至於為什麼會選此冷門，現在已不得而知。總之大學時，胡惠春就喜歡上了陶瓷，開始了收藏。

胡氏全家福。1950年在香港。後排胡惠春、胡夫人王華雲、長女胡盈瑩。前排兒子胡建國、二女胡安琪。

大學結束後，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合力下，21歲的胡惠春很快成婚了。新娘是16歲的大家閨秀王華雲，甜美賢慧、知書達理。1932年王家與胡家聯姻時，均為名傾一方的望族。王華雲的父親王景琦，少年入舉，字冠八邑，憑藉書法名聲大噪。民國後任江蘇省文史館館員。文史資料所載《王氏兄弟小傳》提及王景琦生活時說：王景琦家財富裕，為人不謀權不爭利，“故里人很尊敬他，稱王三太爺，不失為舊社會之一名士”。

相比之下，金融大家胡家更為顯赫。胡筆江當時的事業如日中天，與南洋華僑黃奕柱創辦中南銀行已有十年之久。他以金融家身份與政界過從甚密，1933年被民國“四大家族”成員之一的宋子文指派為交通銀行董事長。1938年8月24日，胡筆江從香港乘坐飛機，準備到西安與民國政府要員商討戰時金融問題，不料起飛不久，即在廣東中山市上空遭到日本軍用飛機截擊，機墜人亡。58歲的胡筆江遇難後，國民政府追認他為烈士，蔣介石電唁其家屬，毛澤東、朱德、彭德懷都送了花圈挽聯，在挽聯中稱其為“金融鉅子”。

父親的突然離世無疑對長子胡惠春是一道猛烈的晴天霹靂。在承受巨大悲痛之後，胡惠春仿佛一夜長大。他必須擔當責任，撐起整個大家族。他必須放棄以文史與藝術為主業的想法，子承父業，挑起大樑，掌管中南銀行。

雖然晚年的他回憶一生時常常困惑在過去的生命歷程中，是否走錯了路。他認為自己實在應該從事文化活動。自從購藏第一件藝術品開始，他對每件重要藏品及其相關事情，都記得清清楚楚，反而於他本身銀行有關的事宜，卻似乎印象不深。然而，人生沒有回頭路。如果當初他選擇走藝術道路，還會有後來的大藏家胡惠春嗎?

1980年代初，70多歲的胡惠春在自家客廳。

客廳前端放置一對明嘉靖五彩魚藻紋大罐，後面擺放一對有蓋青花大罐，

中間單放一件霸氣十足的粉彩蟠桃天球瓶。都是價值連城的禦瓷珍品。

在忙碌的銀行事務之外，胡惠春一直沒有停下收藏的腳步。他欣賞書畫之博大精深、寫懷抒情;喜歡文玩之含蓄婉轉、詼諧風趣;更醉心於禦瓷之雅致細膩、傲綻華彩。他給自己的堂名取之“暫得樓”，句出王羲之名作《蘭亭序》：“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怏然自足”。這不僅表達樓主對藏品欣然而遇的喜悅心情，更折射出胡惠春不執迷於私人對器物的佔有。

由於他篤學尚古、專精覃思，胡惠春1945年就曾受聘為北京故宮陶瓷專門委員，那年他才35歲。1950年，他又受聘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他任此委員時，就將他珍藏的明清官窯瓷器等各類文物268件捐獻給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這一大宗珍貴瓷器，對於籌建當時文物基礎極為薄弱的上海博物館，可以說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胡惠春舊藏 清乾隆 茶葉末釉如意耳葫蘆尊，在2012年香港蘇富比秋拍中以1164萬港元被亞洲古董商拿下。

此尊妖嬈而不俗，豔於花，美如玉，十分養眼。

1960年，胡惠春又積極參與創建香港著名文物收藏團體——敏求精舍。後曾八次擔任敏求精舍的主席。“敏求”語出《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思是，我並不是天生就懂得，而是追慕古人、勤奮求索罷了。所以“敏求精舍”就是勤奮研習古代文化的修煉之地。胡惠春到了晚年健康轉壞，原來飽滿的臉頰都瘦削下去。雖不能再參加敏求的活動，他仍然稱之為“我們的會舍”。

胡惠春舊藏 清乾隆 仿汝釉桃式洗，在2012年香港蘇富比秋拍中被亞洲古董商以458萬港元買下。

退休後，胡惠春移居美國，西方收藏界習慣稱呼其為 J. M. Hu。他執著地追求藏品之完美，令人印象深刻。任何一件清代官窯瓷器若有絲毫瑕疵，他都不會接受。藏品成雙配對，以達到陳列時的美觀，這是胡惠春在收藏中追求完美的另一種表現。登門胡府拜訪過的已故上海博物館副館長汪慶正曾說：“胡先生對陳設之講究，可以說達到美輪美奐的佳境。傢俱完全是清初之紫檀，四壁懸掛明代緙絲花鳥樹石畫，瓷器對稱陳列，此外一無雜物，氣象清雅脫俗。”

他的部分藏品在1985年6月交給紐約蘇富比舉辦專場拍賣，轟動一時。該場拍賣共計79件明清瓷器，其中1件明嘉靖五彩魚藻紋罐(原藏1對，這次拍賣只拿出1件)以110萬美元成交，創下當時中國瓷器拍賣最高紀錄。事隔7年，胡惠春將另一件明嘉靖五彩魚藻紋罐再交蘇富比拍賣，結果拍到260萬美元，再創中國瓷器當年的超高天價。胡惠春除透過拍賣釋出藏品外，1989年更將101件自晉至清的歷代瓷器精品，捐贈給上海博物館。上博為其出版專書，並以胡氏堂號“暫得樓”為名，開闢專館陳列。2012年，香港蘇富比隆重推出胡惠春遺珍專場——“敦樸涵芳：胡惠春舊藏清代單色禦瓷”，12件瑰寶全數成交，創下成交率100%的白手套佳績，總額高達8446萬港元。

然而，垂暮之年的胡惠春對藝術及收藏失去了興趣。他晚年曾寫下老子《道德經》中的語句“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意指愛的太深、擁有的太多，必會為其所累。這位感性、敏銳及熱誠的收藏家，終究看透緣起緣滅，領悟生死輪回，不再執著於“收藏”，而是學會“放手”。這正是他全身而退、進入空性的歸宿。

1985年，紐約蘇富比推出胡惠春的暫得樓珍藏名瓷專拍，拍品79件。這是當時的拍賣圖錄。

封面重器：明嘉靖五彩魚藻紋大罐，拍得110萬美元，創下當時中國瓷器拍賣最高價的紀錄。

胡惠春舊藏 清乾隆 仿汝釉花觚一對，在2012年香港蘇富比秋拍中以506萬港元被香港藏家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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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駒夫人潘素，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邊，長長的黑旗袍和長長的耳墜子襯出溫柔的民國風韻。

才子遇佳人英雄識英雄

在事業上幾經輾轉的張伯駒，38歲之前已娶三房太太。前兩位都沒有生養，三姨太為他生下兒子張柳溪。這是張鎮芳期盼已久的孫子，所以此後就和張伯駒說，不允許他再娶妻子了。但是1935年，張伯駒還是在上海遇見了令他一見傾心、成為真正知音的潘素。兩人自此相惜相愛近半個世紀，共同經歷了無數盛衰、榮辱和悲喜。

奇女子潘素(1915—1992)的祖上是清道光時宰相潘世恩。這麼說來，她與畫家吳湖帆的原配妻子潘靜淑，都是蘇州顯貴潘家的千金，只是輩分不同。潘素從小受到母親良好的淑女教育，女紅、繪畫、撫琴等，都有學習，也是見過世面的小姑娘。不料13歲時，母親病逝，而父親潘智合又是紈絝子弟，家道中落。豆蔻年華的潘素就被繼母賣入歡笑場所，直到7年後遇上張伯駒。

一位朱門繡戶的青澀小姑娘，喪母之後被送入歡場，這其中長久的身心磨難，只有潘素自己吞下。時間久了，為了生存，擁有閉月羞花之貌的潘素，邊彈琵琶邊唱曲兒，在上海灘的“花界”也是一位頭牌了。小小年紀就經過大起大落的潘素，旁人只識得她的美貌，卻不識得她的內秀。才子張伯駒初見“江南第一美女”潘素，驚為天人，一見鍾情。這實則是英雄識英雄，慧眼識明珠。

於是張伯駒救潘素於“虎口”之中，篤定將她娶回家。別看潘素當時只有20歲，高貴的出身和豐富的閱歷讓她恰恰能懂得夫君的超逸不俗，欣賞並看重。她自己也有相似的“慧根”。這正是為什麼張伯駒尊重她、愛惜她、成就她。不僅讓潘素拜師學畫，也讓她拜師學習古文，並潛心觀摩張府珍貴書畫真跡。靈性十足的潘素悉心鑽研隋唐兩宋工筆重彩畫法，並陪伯駒遊歷名山大川，進行實地寫生。功夫不負有心人，她日後畫風細密嚴謹、金碧緋映，成為頗有造詣的青綠山水畫家。

潘素的青綠山水作品設色妍麗，清潤而有光影，卻傳達出幽深淡遠的意境。

這幅《峒關蒲雪》 便是極好的例子。

傾家購國寶傾囊贈故宮

張伯駒最為看重的是自己的詞人身份，他曾說：“文物，有錢則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請人幫忙。而詩，完全要靠自己。”但是他最為人熟知的身份還是收藏家。他與末代皇帝溥儀的族兄溥侗、袁世凱的次子袁克文、奉系軍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並稱“民國四公子”。

經他手蓄藏的中國歷代頂級書畫名跡見諸其著作《叢碧書畫錄》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稱為“天下第一藏”。唐代大詩人李白的《上陽臺貼》、唐代詩人杜牧《張好好詩卷》、宋黃庭堅《諸上座帖》、趙佶《雪江歸棹圖卷》，元錢選《山居圖卷》等等，都是藝術史上璀璨之傑作。 其中，《平復帖》和《遊春圖》最為如雷貫耳，合稱雙壁。

西晉陸機的《平復帖》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書法墨蹟。張伯駒起初是在湖北一次賑災書畫會上見到此帖，當時是舊王孫溥心畬的寶藏。溥在1936年將所藏的國寶級名作唐代韓幹《照夜白圖》賣於他人，後流於海外。這件事讓張伯駒久久不能釋懷。據文物大家王世襄回憶，張伯駒深恐《平復帖》蹈此覆轍，因此委託琉璃廠一家老闆向溥心畬求售。但溥索價20萬大洋，張伯駒力不能勝而未果。第二年他又請張大千也向溥求購，同樣在20萬大洋的要價前止步。

1937年盧溝橋事變，當時鹽業銀行總部仍設在天津，張伯駒往返于北平與天津之間，在火車上碰到民國教育總長溥增湘，聊到想買《平復帖》的事。溥增湘說，哎，正好啊，他母親去世，家裡急需錢發喪。在他的撮合下，張伯駒最終以4萬大洋拿下，並欣喜地將北平寓所命名為平復堂。4萬塊大洋是多少?有文章記民國時清華法學院院長陳岱孫先生，說他月收入400多塊大洋，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4萬元。那麼，不考慮嚴重通脹，僅從面上數字折算，77年前張伯駒為購長不足一尺的《平復帖》用去400多萬元，這真是普通人不能想像的天價。

中國傳世最古墨蹟 西晉 陸機《平復帖》距今已有近1700年，比王羲之的手跡還早七八十年。

張伯駒1937年以4萬大洋買下它。

在購得《平復帖》十年之後的1946年，北平古玩界傳出消息：琉璃廠玉池山房的老闆馬霽川，正出售一件非同尋常的“東北貨”(古董商對流落山海關外的文物珍寶的叫法)。這幅古畫正是稀世珍寶《遊春圖》。就在一年前，這位馬老闆剛剛把另一件“東北貨”、南唐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以500兩黃金賣給張大千。為此，張大千不得不退掉了預購的一座清王府大宅。

隋代展子虔《遊春圖》是中國存世最早的山水畫卷。張伯駒原本建議故宮出面買下，並表示如果經費不夠，自己“願代周轉”，但故宮方面沒有回應。無奈之下，張伯駒決心個人出面。他忍痛將弓弦胡同占地十多畝的精美宅院(原為李蓮英舊墅)出售2100美金，再用美元換成220兩黃金。加上夫人潘素賣掉珠寶首飾的20兩黃金，才使得《遊春圖》未流出國外。

《遊春圖》是保下來了，但張伯駒也從豪門巨富變為債臺高築，甚而生命堪虞。原來，重金買下《遊春圖》的事被傳開後，張伯駒被可怕綁匪——汪偽特工總部的“76號”特務組織盯上了。他們沖著張的錢財而來，稍後在上海綁架了他，贖金開價300萬(偽幣)。然而張伯駒“甯死魔窟，決不許變賣家藏”，僵持八個月之久，綁匪終於妥協，贖金降至40萬。潘素到處借錢，這才贖回了丈夫。

重見天日後，張伯駒很快離開上海，取道南京、河南來到西安。潘素將唯一的年幼女兒張傳彩托給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一人先回北京。後來的幾年裡，張傳彩只記得父母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長大後才知道，母親潘素為了不讓這些國寶級的字畫出任何意外，將它們偷偷地縫在被子裡，一路擔驚受怕地帶出北京。

1952年，張伯駒和潘素夫婦把這幅幾乎讓他們“傾家蕩產”的《遊春圖》，以購時之原價讓與故宮。1956年，更將陸機的《平復帖》、杜牧的《張好好詩》等八件古代字畫極品，無償捐獻。它們至今仍是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

張伯駒舊藏 明 唐寅 《王蜀宮妓圖軸》，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捐獻國寶後不到一年，社會氣候急轉直下，花甲之年的張伯駒竟被打成“右派”。車馬喧囂的張府頓時門庭冷落。1961年，張伯駒夫婦在北京的處境實在艱難，偏居到長春工作。“文革”中他們經歷千溝萬壑，在此恐怕只得省略千言萬語。

儘管如此，王世襄說：“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難的三年，我曾幾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齡增長，心情神態和20年前住在李蓮英舊宅時並無差異。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這樣散淡高妙的個性，正是民國遺老張伯駒的硬度之所在。無論時局用不用他，他都是這樣，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過著他的那份生活。即使曠日持久、威力無比的文革，也沒能“消化”掉這根老硬骨頭。

從1958年被劃為“右派”到1982年去世(1980年才平反)，張伯駒晚年的這25載時光，基本都是在清貧和不受待見的逆流中過活，與往昔富家公子的日子簡直天壤之別。但他仿若閑雲野鶴般置身世外，選擇做一位“大忍人”。也或許，他沒有選擇。 就在這樣步履維艱的晚年，他形成自己獨特的書法風格，用筆飄逸，如春蠶吐絲，人稱“鳥羽體”，像極了他本人自由自在、博雅通脫的心性。

若去上海博物館二樓，會看到一個清雅別致的展廳 “暫得樓陶瓷館”。暫得樓的主人正是民國上海大藏家胡惠春，主要珍藏明清禦瓷，尤愛單色釉。他晚年以捐贈和拍賣的方式散去大量藏品。千帆過眼、繁華落盡，那時的胡惠春已不再執著於器物的擁有，而進入到空無之境。

1955年，45歲的胡惠春，儀錶堂堂。

暫得樓樓主胡惠春(1911-1995)與張伯駒一樣，也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傳奇父親——被稱為“中國十大銀行家”之一的胡筆江。

胡筆江20歲時就喜得長子胡惠春，那時他還在揚州仙女廟義善源銀號當店員。聰明又勤奮的胡店員，就在這最基層的職位上扎扎實實積累了幾年經驗。後來經人介紹，他進入交通銀行北京分行，任調查專員。1914年升任北京分行經理。胡經理主持行事，井井有條，營業猛增，成績斐然，這讓交行的老大樑士詒頗為滿意。於是，自從胡惠春有記憶起，他的父親就是一位年輕有為的銀行界精英。

銀行家父親並沒有急功近利地把兒子培養為金融人士，而是聘請名師在家教授四書五經，使其接受傳統的儒家教育，先成人、後成才。中學畢業後，胡惠春進入當時著名的燕京大學，攻讀地質學。這個學科和家族的金融行業無關，和他當時的文史藝術興趣也無關。至於為什麼會選此冷門，現在已不得而知。總之大學時，胡惠春就喜歡上了陶瓷，開始了收藏。

胡氏全家福。1950年在香港。後排胡惠春、胡夫人王華雲、長女胡盈瑩。前排兒子胡建國、二女胡安琪。

大學結束後，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合力下，21歲的胡惠春很快成婚了。新娘是16歲的大家閨秀王華雲，甜美賢慧、知書達理。1932年王家與胡家聯姻時，均為名傾一方的望族。王華雲的父親王景琦，少年入舉，字冠八邑，憑藉書法名聲大噪。民國後任江蘇省文史館館員。文史資料所載《王氏兄弟小傳》提及王景琦生活時說：王景琦家財富裕，為人不謀權不爭利，“故里人很尊敬他，稱王三太爺，不失為舊社會之一名士”。

相比之下，金融大家胡家更為顯赫。胡筆江當時的事業如日中天，與南洋華僑黃奕柱創辦中南銀行已有十年之久。他以金融家身份與政界過從甚密，1933年被民國“四大家族”成員之一的宋子文指派為交通銀行董事長。1938年8月24日，胡筆江從香港乘坐飛機，準備到西安與民國政府要員商討戰時金融問題，不料起飛不久，即在廣東中山市上空遭到日本軍用飛機截擊，機墜人亡。58歲的胡筆江遇難後，國民政府追認他為烈士，蔣介石電唁其家屬，毛澤東、朱德、彭德懷都送了花圈挽聯，在挽聯中稱其為“金融鉅子”。

父親的突然離世無疑對長子胡惠春是一道猛烈的晴天霹靂。在承受巨大悲痛之後，胡惠春仿佛一夜長大。他必須擔當責任，撐起整個大家族。他必須放棄以文史與藝術為主業的想法，子承父業，挑起大樑，掌管中南銀行。

雖然晚年的他回憶一生時常常困惑在過去的生命歷程中，是否走錯了路。他認為自己實在應該從事文化活動。自從購藏第一件藝術品開始，他對每件重要藏品及其相關事情，都記得清清楚楚，反而於他本身銀行有關的事宜，卻似乎印象不深。然而，人生沒有回頭路。如果當初他選擇走藝術道路，還會有後來的大藏家胡惠春嗎?

1980年代初，70多歲的胡惠春在自家客廳。

客廳前端放置一對明嘉靖五彩魚藻紋大罐，後面擺放一對有蓋青花大罐，

中間單放一件霸氣十足的粉彩蟠桃天球瓶。都是價值連城的禦瓷珍品。

在忙碌的銀行事務之外，胡惠春一直沒有停下收藏的腳步。他欣賞書畫之博大精深、寫懷抒情;喜歡文玩之含蓄婉轉、詼諧風趣;更醉心於禦瓷之雅致細膩、傲綻華彩。他給自己的堂名取之“暫得樓”，句出王羲之名作《蘭亭序》：“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怏然自足”。這不僅表達樓主對藏品欣然而遇的喜悅心情，更折射出胡惠春不執迷於私人對器物的佔有。

由於他篤學尚古、專精覃思，胡惠春1945年就曾受聘為北京故宮陶瓷專門委員，那年他才35歲。1950年，他又受聘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他任此委員時，就將他珍藏的明清官窯瓷器等各類文物268件捐獻給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這一大宗珍貴瓷器，對於籌建當時文物基礎極為薄弱的上海博物館，可以說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胡惠春舊藏 清乾隆 茶葉末釉如意耳葫蘆尊，在2012年香港蘇富比秋拍中以1164萬港元被亞洲古董商拿下。

此尊妖嬈而不俗，豔於花，美如玉，十分養眼。

1960年，胡惠春又積極參與創建香港著名文物收藏團體——敏求精舍。後曾八次擔任敏求精舍的主席。“敏求”語出《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思是，我並不是天生就懂得，而是追慕古人、勤奮求索罷了。所以“敏求精舍”就是勤奮研習古代文化的修煉之地。胡惠春到了晚年健康轉壞，原來飽滿的臉頰都瘦削下去。雖不能再參加敏求的活動，他仍然稱之為“我們的會舍”。

胡惠春舊藏 清乾隆 仿汝釉桃式洗，在2012年香港蘇富比秋拍中被亞洲古董商以458萬港元買下。

退休後，胡惠春移居美國，西方收藏界習慣稱呼其為 J. M. Hu。他執著地追求藏品之完美，令人印象深刻。任何一件清代官窯瓷器若有絲毫瑕疵，他都不會接受。藏品成雙配對，以達到陳列時的美觀，這是胡惠春在收藏中追求完美的另一種表現。登門胡府拜訪過的已故上海博物館副館長汪慶正曾說：“胡先生對陳設之講究，可以說達到美輪美奐的佳境。傢俱完全是清初之紫檀，四壁懸掛明代緙絲花鳥樹石畫，瓷器對稱陳列，此外一無雜物，氣象清雅脫俗。”

他的部分藏品在1985年6月交給紐約蘇富比舉辦專場拍賣，轟動一時。該場拍賣共計79件明清瓷器，其中1件明嘉靖五彩魚藻紋罐(原藏1對，這次拍賣只拿出1件)以110萬美元成交，創下當時中國瓷器拍賣最高紀錄。事隔7年，胡惠春將另一件明嘉靖五彩魚藻紋罐再交蘇富比拍賣，結果拍到260萬美元，再創中國瓷器當年的超高天價。胡惠春除透過拍賣釋出藏品外，1989年更將101件自晉至清的歷代瓷器精品，捐贈給上海博物館。上博為其出版專書，並以胡氏堂號“暫得樓”為名，開闢專館陳列。2012年，香港蘇富比隆重推出胡惠春遺珍專場——“敦樸涵芳：胡惠春舊藏清代單色禦瓷”，12件瑰寶全數成交，創下成交率100%的白手套佳績，總額高達8446萬港元。

然而，垂暮之年的胡惠春對藝術及收藏失去了興趣。他晚年曾寫下老子《道德經》中的語句“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意指愛的太深、擁有的太多，必會為其所累。這位感性、敏銳及熱誠的收藏家，終究看透緣起緣滅，領悟生死輪回，不再執著於“收藏”，而是學會“放手”。這正是他全身而退、進入空性的歸宿。

1985年，紐約蘇富比推出胡惠春的暫得樓珍藏名瓷專拍，拍品79件。這是當時的拍賣圖錄。

封面重器：明嘉靖五彩魚藻紋大罐，拍得110萬美元，創下當時中國瓷器拍賣最高價的紀錄。

胡惠春舊藏 清乾隆 仿汝釉花觚一對，在2012年香港蘇富比秋拍中以506萬港元被香港藏家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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