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遠舉：中國未來的各產業趕超戰略， 仍需尊重市場機制。 國家競爭終究應該為國民服務， “給人民以晶片， 而不是給晶片以人民”。
美國封殺中興， 中國輿論場中， “晶片元帥”升帳。
美國人封殺中興， 但並未封殺華為、小米、OPPO等， 可以看到這並不是國與國之間的封鎖。 然而， 這仍引發了一種虛幻的屈辱感， 於是事情變為：美國封鎖中國。 這幾天， 中國各層面輿論都群情激奮的大談晶片。 很多人甚至遷怒與其他行業， 說國與國的競爭靠共用單車、外賣是不行的。 言下之意， 國人浮躁， 只看重短期賺錢， 忽略了技術積累。
國家競爭？
這種國家競爭的說法在一定角度上是成立的。 但同時也暗藏前提， 有偏頗之處。 瑞士、丹麥、冰島、紐西蘭、加拿大， 當下的國際分工中， 都沒有自己的手機晶片。 然而， 這些國家， 人民安康幸福， 二戰後的世界秩序， 也保證了他們不會受到外界威脅。
實際上， 中國遠勝這些國家。 戰鬥機、武器、導彈、汽車、高鐵、光伏， 乃至互聯網的商業創新模式， 已經可以說佔據了國際產業的高端。 所以， 很大程度上， 當下輿論迷戀的所謂往產業鏈高端走， 與其說指的是高端， 不如說指的是高端、且全面。 這是一個宏偉的目標， 畢竟， 英法德這些發達工業國家， 也沒有完整的技術樹， 即便是美國， 其晶片也依賴於國際分工。
渴望獲得完整的科技樹， 這是國人特有的迷思。
改革開放前， 中國與西方對抗， 用道義向中國人解釋世界關係， 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所以， 說到底， 意識形態對抗導致了技術封鎖， 從而使得完整獲取技術樹成為必要。 另一方面它渲染出屈辱感， 由此生產自力更生的產業鏈迷思， 而晶片迷思則是最新的一個例子。
趕超！趕超！
自力更生， 本質上是產業趕超。
趕超有多種途徑。 最市場化的比較優勢戰略， 一般都是從產業鏈低端開始慢慢爬升， 速度慢， 更重要的是， 比較優勢戰略， 理論上並不通向全面、完整的工業體系， 不能滿足全面抗衡的目標。 所以， 市場化的趕超， 並不能滿足中國短期、全面的大國崛起的趕超目標。
另一種是彎道超車， 即在新技術出現的時候， 利用對技術同樣的不確定性， 或僅是成熟技術的組合， 或商業模式， 一舉超過。 在這一點上， 不管是電動車、太陽能板， 還是各種互聯網的商業模式， 中國做得很好。
還有一種就是， 以補貼等產業政策， 去扭曲產品和要素價格， 甚至以計畫制度替代市場機制， 提高國家動員資源的能力， 把資源廉價的、密集的投向某個行業，
太陽之下無新事， 直道超車， 早已有之。
上世紀20年代的蘇聯工業化比重很小。 蘇聯政府採取了不允許市場機制， 利用國家壟斷地位， 扭曲工資、能源、原材料等要素價格， 進行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用低利率政策、低匯率政策、通貨膨脹、犧牲當前消費、進行強制性的工業化積累， 發展重工業。 蘇聯的趕超取得了成功。 但卻同時造成工業體系比例失調， 人民生活水準低下。 曾有這樣一個蘇聯政治笑話：蘇聯可以造出最好的客機， 西伯利亞的人就可以趕到莫斯科去排隊買麵包， 然後當天返回。 在不斷的趕超戰略之下，蘇聯誤判，被美國誘導進入軍備競賽的趕超之中，終於崩潰。
中國的趕超歷史更加沉重。
某種程度上，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就是一部充滿血與淚的趕超史。直到改革開放，中國才從趕超戰略中走出來。
放棄趕超戰略之後，中國用市場化機制理順要素價格，更強調民生、老百姓的經濟自由多了，消費也多了起來，隨後，中國加入WTO，融入國際體系。此後，僅僅20年不到，中國鋼鐵產量在90年代末達到世界第一，並從此一直保持，其產量比2-8位的國家的總量還要多，產能過剩反而成為頭等難題。2012年，中國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訂單量、手持訂單量，這3大世界造船指標，達到世界第一。
歷史與中國人開了一個極其沉重卻充滿反諷意味的玩笑。
在計劃經濟時期，趕超戰略之下，即便砸掉鐵鍋，餓殍倒地，也未能獲得如此產量。而放棄趕超之後，中國卻快速發展。實際上，如果不是這種趕超戰略，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其實可以更快一些。歷史並不遠，可人們已經在迫不及待地忘記。
補貼是有效的嗎？
企業是以利潤導向，按經濟規律辦事的，沒有企業願意搞晶片，從業者工資低，不是因為沒情懷，中國人太浮躁，而是因為經濟發展水準，全球自由貿易分工，科研體系，乃至長期產權安排，都不傾向於自己搞晶片。
經濟自有規律，當中國技術、經濟，製造到了那一步，自然就會做。實際上，經過多年的發展，國內半導體生態逐漸建成，設計製造封測三業發展日趨均衡。當然，市場機制下的產業升級，是相對緩慢的，遠不如倡議產業政策那麼激動人心，那麼能擴大部門權力與預算。所以，林毅夫提倡政府識別產業優勢、因勢利導的新結構主義，成為政府的座上賓，而張維迎的市場理論總有著微妙的危險。
補貼、產業政策當然是有用的，但效率始終存疑。當然，以中國當下的經濟體量，有限度的向晶片行業輸血，不會傷筋動骨，但如真要在CPU、GPU、類比晶片等領域全面直道趕超，並不見得毫不吃力。晶片不是空間站，火箭，導彈，這樣的國家工程，而是講性價比、良品率、利潤的市場行為，在這些目標之下，美國的晶片也是全球分工的結果。中國完全獨立的晶片體系大概率的會遇到性能低，良品率低，成本高等問題，需要政府補貼，且需要長期持續，而研究上也需要大量基礎研究作為依託、也需花錢。那麼，擠佔其他領域的民生預算，也必然難免。
更重要的是，扭曲本該按市場化原則配置的要素效率到底如何呢？可以肯定的是，一批人要發財了。用砂紙抹掉外國公司logo的漢芯醜聞不遠，新能源汽車大規模造假騙取國家財政補貼，已不了了之。顯然，沒有補貼，私人資本投資的企業斷不會這樣自己騙自己。
晶片行業僅僅跟隨性發展，就涉及巨大的投資。若要站在世界領先水準，更需要大量的研發投入，這些研發投入大、見效慢、週期長、且充滿風險。顯然，這需要給企業家以長遠而穩定的預期；建立完善的智慧財產權保護體系；透明、公開的科研體系，遠非一蹴而就之事。更重要的是，這些東西，涉及更加基礎的制度。所以，某種程度上，如果說晶片如果是工業的皇冠上的明珠，那麼，它同樣是一系列制度的結晶。
產業政策、補貼必然陷入另一個惡性循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思，必然包含著“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用非市場方式，試圖快速的掌握完整的科技樹，往小處說，是小農意識在國際關係、國際貿易領域的體現，往大了說，體現出的是中國對和平與發展的不信任，必然會引發外界的進一步反彈。
國與民
饑荒結束之後兩年，也就是1963年，一個男孩出生了。他的整個少年時期，都處於趕超戰略階段，物質貧乏、充斥著各種票證；他成年後，則經歷了快速豐裕起來的生活。或許正是這兩種對比，使他在自己風靡世界，描述人類與外星人抗爭的小說《三體》中，這樣描述人類的技術趕超：在技術趕超帶來的大蕭條之後，人類放棄了趕超，轉而專注眼下的生活，但技術進步卻飛快的出現了。是的，即便劉慈欣可以看做是“工業黨”，有“征途是星辰大海”的情懷，但他仍然寫出了著名的“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畢竟，經歷過物質貧乏才能明白，人的歲月靜好，才是一切的根本目的。
外賣、共用單車、網約車、街邊的小餐館，這些東西，在一定角度，並不比晶片等而下之。它們是市場經濟模式導向下的典型例子。市場經濟帶來了人民的安康幸福，提供了長治久安的績效合法性。中國這40年的快速發展，在於以市場配置資源，也就是說，是放棄重工業趕超的結果。實際上，拋掉宏大目標，關注日常生活，尋求個人幸福、自我實現的動機，才是經濟發展，技術經濟的真正動力。美國60年代半導體初起之時，是如此；美國晶片產業的鼻祖仙童公司的八個叛逆者，也是如此；中國的快速發展，也是如此。
所以，晶片迷思、趕超戰略背後的本質問題是：如何認識國家與人的關係。某種程度上，在並不真實的屈辱教育之下，中國輿論已經喪失了從個人、老百姓、從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動輒的大國視角，家國情懷。
愛因斯坦永久放棄德國國籍72年後，德國這個當初被愛因斯坦拋棄的國家，決定將2005年命名為“愛因斯坦年”，並決定將愛因斯坦的政治信條刻在政府大樓上：“國家是為人而設立的，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
所以，此次中興被封殺，如果激發晶片迷思，並不是國之幸事。產業政策，財政補貼，不可或缺，但是，過猶不及，中國未來的各產業趕超戰略，仍需尊重市場機制，不能以狂熱推動，不能犧牲民生福利。國家競爭，終究應該為國民服務，“給人民以晶片，而不是給晶片以人民”。把國家奉獻給中國人的勤勞與智慧，而不是把中國人的勤勞與智慧奉獻給國家，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在國家競爭中真正勝出。
在不斷的趕超戰略之下，蘇聯誤判，被美國誘導進入軍備競賽的趕超之中，終於崩潰。中國的趕超歷史更加沉重。
某種程度上，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就是一部充滿血與淚的趕超史。直到改革開放，中國才從趕超戰略中走出來。
放棄趕超戰略之後，中國用市場化機制理順要素價格，更強調民生、老百姓的經濟自由多了，消費也多了起來，隨後，中國加入WTO，融入國際體系。此後，僅僅20年不到，中國鋼鐵產量在90年代末達到世界第一，並從此一直保持，其產量比2-8位的國家的總量還要多，產能過剩反而成為頭等難題。2012年，中國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訂單量、手持訂單量，這3大世界造船指標，達到世界第一。
歷史與中國人開了一個極其沉重卻充滿反諷意味的玩笑。
在計劃經濟時期，趕超戰略之下，即便砸掉鐵鍋，餓殍倒地，也未能獲得如此產量。而放棄趕超之後，中國卻快速發展。實際上，如果不是這種趕超戰略，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其實可以更快一些。歷史並不遠，可人們已經在迫不及待地忘記。
補貼是有效的嗎？
企業是以利潤導向，按經濟規律辦事的，沒有企業願意搞晶片，從業者工資低，不是因為沒情懷，中國人太浮躁，而是因為經濟發展水準，全球自由貿易分工，科研體系，乃至長期產權安排，都不傾向於自己搞晶片。
經濟自有規律，當中國技術、經濟，製造到了那一步，自然就會做。實際上，經過多年的發展，國內半導體生態逐漸建成，設計製造封測三業發展日趨均衡。當然，市場機制下的產業升級，是相對緩慢的，遠不如倡議產業政策那麼激動人心，那麼能擴大部門權力與預算。所以，林毅夫提倡政府識別產業優勢、因勢利導的新結構主義，成為政府的座上賓，而張維迎的市場理論總有著微妙的危險。
補貼、產業政策當然是有用的，但效率始終存疑。當然，以中國當下的經濟體量，有限度的向晶片行業輸血，不會傷筋動骨，但如真要在CPU、GPU、類比晶片等領域全面直道趕超，並不見得毫不吃力。晶片不是空間站，火箭，導彈，這樣的國家工程，而是講性價比、良品率、利潤的市場行為，在這些目標之下，美國的晶片也是全球分工的結果。中國完全獨立的晶片體系大概率的會遇到性能低，良品率低，成本高等問題，需要政府補貼，且需要長期持續，而研究上也需要大量基礎研究作為依託、也需花錢。那麼，擠佔其他領域的民生預算，也必然難免。
更重要的是，扭曲本該按市場化原則配置的要素效率到底如何呢？可以肯定的是，一批人要發財了。用砂紙抹掉外國公司logo的漢芯醜聞不遠，新能源汽車大規模造假騙取國家財政補貼，已不了了之。顯然，沒有補貼，私人資本投資的企業斷不會這樣自己騙自己。
晶片行業僅僅跟隨性發展，就涉及巨大的投資。若要站在世界領先水準，更需要大量的研發投入，這些研發投入大、見效慢、週期長、且充滿風險。顯然，這需要給企業家以長遠而穩定的預期；建立完善的智慧財產權保護體系；透明、公開的科研體系，遠非一蹴而就之事。更重要的是，這些東西，涉及更加基礎的制度。所以，某種程度上，如果說晶片如果是工業的皇冠上的明珠，那麼，它同樣是一系列制度的結晶。
產業政策、補貼必然陷入另一個惡性循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思，必然包含著“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用非市場方式，試圖快速的掌握完整的科技樹，往小處說，是小農意識在國際關係、國際貿易領域的體現，往大了說，體現出的是中國對和平與發展的不信任，必然會引發外界的進一步反彈。
國與民
饑荒結束之後兩年，也就是1963年，一個男孩出生了。他的整個少年時期，都處於趕超戰略階段，物質貧乏、充斥著各種票證；他成年後，則經歷了快速豐裕起來的生活。或許正是這兩種對比，使他在自己風靡世界，描述人類與外星人抗爭的小說《三體》中，這樣描述人類的技術趕超：在技術趕超帶來的大蕭條之後，人類放棄了趕超，轉而專注眼下的生活，但技術進步卻飛快的出現了。是的，即便劉慈欣可以看做是“工業黨”，有“征途是星辰大海”的情懷，但他仍然寫出了著名的“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畢竟，經歷過物質貧乏才能明白，人的歲月靜好，才是一切的根本目的。
外賣、共用單車、網約車、街邊的小餐館，這些東西，在一定角度，並不比晶片等而下之。它們是市場經濟模式導向下的典型例子。市場經濟帶來了人民的安康幸福，提供了長治久安的績效合法性。中國這40年的快速發展，在於以市場配置資源，也就是說，是放棄重工業趕超的結果。實際上，拋掉宏大目標，關注日常生活，尋求個人幸福、自我實現的動機，才是經濟發展，技術經濟的真正動力。美國60年代半導體初起之時，是如此；美國晶片產業的鼻祖仙童公司的八個叛逆者，也是如此；中國的快速發展，也是如此。
所以，晶片迷思、趕超戰略背後的本質問題是：如何認識國家與人的關係。某種程度上，在並不真實的屈辱教育之下，中國輿論已經喪失了從個人、老百姓、從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動輒的大國視角，家國情懷。
愛因斯坦永久放棄德國國籍72年後，德國這個當初被愛因斯坦拋棄的國家，決定將2005年命名為“愛因斯坦年”，並決定將愛因斯坦的政治信條刻在政府大樓上：“國家是為人而設立的，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
所以，此次中興被封殺，如果激發晶片迷思，並不是國之幸事。產業政策，財政補貼，不可或缺，但是，過猶不及，中國未來的各產業趕超戰略，仍需尊重市場機制，不能以狂熱推動，不能犧牲民生福利。國家競爭，終究應該為國民服務，“給人民以晶片，而不是給晶片以人民”。把國家奉獻給中國人的勤勞與智慧，而不是把中國人的勤勞與智慧奉獻給國家，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在國家競爭中真正勝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