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柏廷
聽說母校晉中師專的原址要拆遷了，
我們趕著又回去了一趟。
大家依依不捨地在曾經的教學樓、宿舍樓、大餐廳前合影留念，
和母校作最後的、永遠的告別。
母校從現實中徹底地消失了，
但它永遠在我們的心中、在我們的夢中。
晉中師專的全稱叫“晉中師範專科學校”，
它創辦於1958年，
1962年停辦，
1978年又複校招生。
我們是複校後的第四屆學生。
當時全校僅600余人，
教師40余人，
有中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等五個學科。
至今清楚地記得，
我們是1981年10月4日報到入學的。
中午12點多，
一輛嶄新的紅色大轎車把我們從榆次車站接到座落在城北北山公路西側(現在的文苑街1號)的學校。
那時學校剛從長寧鎮搬來不久，
兩扇木柵欄的大門，
兩條灰渣鋪墊的道路。
北邊是蘭球場和一座淡粉色的南北向四層教學大樓，
東邊緊靠公路是一座東西向黑紅色的三層男生宿舍樓。
靠南一片紅磚平房是教職工宿舍。
西邊是剛剛平壓好的操場，
新安設的足球框。
院中間是新修的鍋爐房、大灶和正在建設中的大餐廳。
整個校園裡沒有樹木，
沒有花卉。
有的是到處的蒿草、灰土和亂石。
教學樓的一層是教務處、學生科、辦公室、醫療室、膳食科和圖書室。
二三層是教室，
四層東頭是我們中文系，
西頭是女同學的臨時宿舍，
每個教室裡上下鋪住二十多個人。
學校沒有禮堂，
遇有大點的集會，
晴天在教學樓前的空地上，
雨天就只能擠在教學樓的南門廳裡。
建設中的學校一切都是因陋就簡，
而對我這個從山溝裡走出的新生來說早已是滿足、新奇，
萬分感動了。
報到後的第一件事是到膳食科領飯票，
每月17.5元的伙食。
飯票是塑膠的。
桔紅的是粗糧，
草綠的是細糧，
淡藍色的菜票。
如果有節約，
還可以將飯菜票換成現金。
我上學期間所買的課外書籍，
全都是從飯菜票中擠出來的。
學校的早晚飯是小米、發糕(窩頭)，
外配炒回只白、炒土豆，
中午是高粱面河撈或玉米麵擦加，
配澆菜，
偶而也夾雜點白麵和饅頭，
這在中學裡甚至家中是絕對不可能的有的。
然而就是這麼“美好”的伙食，
竟引起了學生們的不滿。
入校不久，
有一天早飯突然全校罷飯，
許多學生甚至走到地委請願。
這事引起很大的轟動。
不久校長、書記全被撤換。
但從此學校的飯菜有了很大的改觀，
以至多年來一直是山西高校中公認的食堂伙食搞得最好的學校。
83年後半年開始，
隨著改革開放社會經濟的活躍，
糧食、肉菜更加豐富，
小米、高粱面、玉米麵基本退出，
白麵和肉蛋大量增加。
經濟在發展，
社會在進步，
現在的高校再也不會因伙食問題鬧事了。
我們的老師大體分中年人和年輕人兩類，
老年的基本沒有。
中年的大都是由各地“平反”而來，
“文革”前知名高校畢業的。
像代哲學的黃學詩，
他畢業於北大哲學系，
從小在上海教會學校讀書，
外語很流利。
他曾被發配在和順中學，
甚至做過放牛工；代現代文學的梁傳豪，
上海人，
畢業于北師大。
風度氣質絕佳，
一篇《早春二月》講得人如癡如醉。
不久他調回南方，
據說是當了南京大學中文系的主任；代古典文學的胡義安，
山東人，
北師大畢業，
紅學家。
唐宋名篇、紅樓詩詞隨口而出，
分析得深入淺出；代中國通史的教務長陳耆父，
四川人，
經常能忘了給我們上課，
但上課一般不帶課本，
後來回了四川大學做教授；校長王余亮代古代漢語，
背不會課文就讓你站著，
許多名篇爛熟於心，
都是從罰站而來；從山大調來的王志華，
晉南人，
唐宋明清文學講得生動活潑趣味橫生。
還有李振傑、王淑媛夫婦、王之幹、張柱、王海亮、陳圖河等等許多老師。
學校牌子不響，
但老師們卻都很優秀。
年輕老師大都是“老三屆”，
本校剛畢業的留校生。
周俊秋、王希哲、鄧明是插隊知青，
他們分別代現代文學、現代漢語和古漢語；王秀清和韓士生分別是我們四、五班的班任兼代古漢語和寫作。
他們當時剛剛三十出頭，
正是年輕瀟灑風華正茂的時候。
代當代文的張秀奇和代外國文學現在做重慶日報主編的張小良才二十多歲，
剛走出校門。
人們剛剛從“左”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沐浴在自由的陽光下，
對美好生活充滿著無限嚮往和憧憬。
一一“把‘四人幫’顛倒了的是非顛倒過來”，
“把‘四人幫’耽誤了的時間爭取回來”。
“風聲、雨聲、讀書聲，
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
事事關心。
”一一社會上到處能體會到那種奮發向上只爭朝夕激情澎湃的那個時代特有的氛圍。
廣播裡“每週一歌”傳唱著一首首曲調優美情真意切的抒情歌曲。一一《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我們來到太陽島上》、《軍港之夜》、《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等，臺灣校園歌曲也傳了進來。 電視還遠未普及，校園裡星期天晚上偶有電影，但片子有些老舊，所以大家常常結伴走六七裡上街頭影院。《廬山戀》、《喜盈門》等早已過氣，《知音》、《子夜》、《傷逝》、《阿Q正傳》、《人到中年》等等接蹱而來。《大眾電影》、《上影畫報》、《新電影》等雜誌每每遇著總要買本。什麼張瑜、郭凱敏、張金玲、王心剛、李秀明、達式常、劉曉慶、潘虹等明星廣告常在宿舍的床頭張貼，不過那時還不叫“追星族”，但實實在在我們在追星。 學著廣播台的做法，我們班也開展了“每週一歌”。團支部書記王秉英每週集中教大家學唱一首新歌，曲譜是由劉和平同學刻版油印的。劉和平多才多藝，元旦的文藝晚會上，他用小提琴為左春豔演唱伴奏的《親人送別金沙灘》節目、他發表在校報上的詩文，都給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現在那本由每週一張集集而成的《中文五班每週一歌曲譜集》仍在，而劉和平同學早已逝去快三十年了，看著他那秀麗的筆跡，常會想起他那戴著一付眼鏡斯文的形象。他走了，他的老鄉我們同宿舍的長得白淨高大、個性豪爽的許雲虎同學去年夏天也走了。睹物思人，不禁傷感。 母校的校報是王志華老師從山西大學調來後創辦的。對於我們文科生來說那是一塊很好的實習之地。在韓士生老師的指導和推薦下，校報創刊號上發了我的小小說《秋》，因為是首張首次，當時在校內頗有影響，這算是我這個“老土”三年學習中最得意的一筆。後來許多同也都曾在上面發過許多作品，雖然稚嫩，但畢竟自己的成果。校報對大家的成長是很有促進的。還記得英語三班的謝泳一度迷上了文學，經常光腳拖鞋到我們宿舍借找他們班的武生和大家探討文學問題。後來他留校做了校報編輯，並由此走上文學批評的學術道路，成為國內知名學者。近年竟僅以專科的文憑被廈門大學破格聘為教授。當然母校的歷史上還許多很知名的校友，特別是比我們高兩屆的那些師兄師姐們，他們大多是“老三屆”，社會閱歷豐富，在上學期間就在省內外報刊雜字發詩文、小說甚至拍電影，在當時知名度就很高，後來又大都成長為業內的重要骨幹。 那時候剛開始改革開放，民風純樸厚重，師生之間同學之間相互關心，互相幫助相處十分融洽。大三的那個冬天，因一場小小的感冒竟導致住院。校長王余亮老師親自帶車把我送到榆次縣醫院，安排給他在那裡工作的妹妹。男女同學隔三差五的來醫院看望。我們農村來的家庭經濟不好，衣服穿著土且不說，品質也差。由於沒有白襯衫，天暖了我還經常是背著一件綠的確涼衫或灰中山裝。至於腳上的那雙“方口”土布鞋，那更是學校唯一的“古董”，不過雖不雅但很實用。冬天一條毛毯褲，一件裡外打了十九塊補丁的舊棉襖。而榆次的冬天比我們老家要冷，是呂和平同學送了我件厚坎肩，忘了誰又送了件秋褲才勉強禦冬。衣服、被褥髒了，女同學們常常過來幫助給清洗一下，有的甚至把結餘的飯菜票也送給我們吃。當然人家有的是有“特定目標”的，我們只是接受的“普惠”活動。不過真正找對象的並不多，全校也就七八對，學生科胖胖的喬晉信科長每每召集我們班幹部開會，少不了要不指名的含沙射影地敲打敲打。其實那時的學生很純樸保守，雙方也只不過一起談談心，散散步，生活上相互關照一下，頂多也就黑夜結伴出去看場電影，並沒有什麼出格的舉動，畢業後大部分還真結合在了一起。而對於大多數同學來說，都屬有賊沒賊膽的，頂多也就是私下議論一下:誰誰誰長得帥，那個班的女生俏。尤其是男生，晚上關起門來總會把所有的女生品評個遍，甚至給人家打分、起外號。 三年的學習生活很快就要過去了，畢業前有人不知從哪裡借來台120黑白相機，大家在車站、公園、劇院和學校的樓前、院內、大門外的麥田裡，總之是我們常去的地方照了許多相。突然有人提議說在校門再合個影吧，結果發現新修的校門還未掛校牌，張俊生同學跑回傳達室把新做的校牌扛出立起來，大家總算在“晉中師專”留了個影。那時的校園依然還很小，只是修起了大餐廳，靠西又增添了行政、實驗、女宿舍等幾棟樓，院裡依然不見花草，只有我們剛植的些楊柳。母校後來多次擴招、擴建，後來又擴展更名為“晉中學院”，現在已是一所擁有1.6萬學生，800余名教職工的二本院校。但在我們心中，在我們的夢中，母校永遠還是那幾棟大樓，永遠還是那麼一小片場地。母校永遠是“晉中師範專科學校”。 (寫於2017.11.22)
廣播裡“每週一歌”傳唱著一首首曲調優美情真意切的抒情歌曲。一一《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我們來到太陽島上》、《軍港之夜》、《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等，臺灣校園歌曲也傳了進來。 電視還遠未普及，校園裡星期天晚上偶有電影，但片子有些老舊，所以大家常常結伴走六七裡上街頭影院。《廬山戀》、《喜盈門》等早已過氣，《知音》、《子夜》、《傷逝》、《阿Q正傳》、《人到中年》等等接蹱而來。《大眾電影》、《上影畫報》、《新電影》等雜誌每每遇著總要買本。什麼張瑜、郭凱敏、張金玲、王心剛、李秀明、達式常、劉曉慶、潘虹等明星廣告常在宿舍的床頭張貼，不過那時還不叫“追星族”，但實實在在我們在追星。 學著廣播台的做法，我們班也開展了“每週一歌”。團支部書記王秉英每週集中教大家學唱一首新歌，曲譜是由劉和平同學刻版油印的。劉和平多才多藝，元旦的文藝晚會上，他用小提琴為左春豔演唱伴奏的《親人送別金沙灘》節目、他發表在校報上的詩文，都給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現在那本由每週一張集集而成的《中文五班每週一歌曲譜集》仍在，而劉和平同學早已逝去快三十年了，看著他那秀麗的筆跡，常會想起他那戴著一付眼鏡斯文的形象。他走了，他的老鄉我們同宿舍的長得白淨高大、個性豪爽的許雲虎同學去年夏天也走了。睹物思人，不禁傷感。 母校的校報是王志華老師從山西大學調來後創辦的。對於我們文科生來說那是一塊很好的實習之地。在韓士生老師的指導和推薦下，校報創刊號上發了我的小小說《秋》，因為是首張首次，當時在校內頗有影響，這算是我這個“老土”三年學習中最得意的一筆。後來許多同也都曾在上面發過許多作品，雖然稚嫩，但畢竟自己的成果。校報對大家的成長是很有促進的。還記得英語三班的謝泳一度迷上了文學，經常光腳拖鞋到我們宿舍借找他們班的武生和大家探討文學問題。後來他留校做了校報編輯，並由此走上文學批評的學術道路，成為國內知名學者。近年竟僅以專科的文憑被廈門大學破格聘為教授。當然母校的歷史上還許多很知名的校友，特別是比我們高兩屆的那些師兄師姐們，他們大多是“老三屆”，社會閱歷豐富，在上學期間就在省內外報刊雜字發詩文、小說甚至拍電影，在當時知名度就很高，後來又大都成長為業內的重要骨幹。 那時候剛開始改革開放，民風純樸厚重，師生之間同學之間相互關心，互相幫助相處十分融洽。大三的那個冬天，因一場小小的感冒竟導致住院。校長王余亮老師親自帶車把我送到榆次縣醫院，安排給他在那裡工作的妹妹。男女同學隔三差五的來醫院看望。我們農村來的家庭經濟不好，衣服穿著土且不說，品質也差。由於沒有白襯衫，天暖了我還經常是背著一件綠的確涼衫或灰中山裝。至於腳上的那雙“方口”土布鞋，那更是學校唯一的“古董”，不過雖不雅但很實用。冬天一條毛毯褲，一件裡外打了十九塊補丁的舊棉襖。而榆次的冬天比我們老家要冷，是呂和平同學送了我件厚坎肩，忘了誰又送了件秋褲才勉強禦冬。衣服、被褥髒了，女同學們常常過來幫助給清洗一下，有的甚至把結餘的飯菜票也送給我們吃。當然人家有的是有“特定目標”的，我們只是接受的“普惠”活動。不過真正找對象的並不多，全校也就七八對，學生科胖胖的喬晉信科長每每召集我們班幹部開會，少不了要不指名的含沙射影地敲打敲打。其實那時的學生很純樸保守，雙方也只不過一起談談心，散散步，生活上相互關照一下，頂多也就黑夜結伴出去看場電影，並沒有什麼出格的舉動，畢業後大部分還真結合在了一起。而對於大多數同學來說，都屬有賊沒賊膽的，頂多也就是私下議論一下:誰誰誰長得帥，那個班的女生俏。尤其是男生，晚上關起門來總會把所有的女生品評個遍，甚至給人家打分、起外號。 三年的學習生活很快就要過去了，畢業前有人不知從哪裡借來台120黑白相機，大家在車站、公園、劇院和學校的樓前、院內、大門外的麥田裡，總之是我們常去的地方照了許多相。突然有人提議說在校門再合個影吧，結果發現新修的校門還未掛校牌，張俊生同學跑回傳達室把新做的校牌扛出立起來，大家總算在“晉中師專”留了個影。那時的校園依然還很小，只是修起了大餐廳，靠西又增添了行政、實驗、女宿舍等幾棟樓，院裡依然不見花草，只有我們剛植的些楊柳。母校後來多次擴招、擴建，後來又擴展更名為“晉中學院”，現在已是一所擁有1.6萬學生，800余名教職工的二本院校。但在我們心中，在我們的夢中，母校永遠還是那幾棟大樓，永遠還是那麼一小片場地。母校永遠是“晉中師範專科學校”。 (寫於2017.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