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勞爾·卡斯楚的任內， 古巴進行了“結構性改革”， 試圖把更多的市場機制引入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4月19日《南方週末》，
筆者遇到一位古巴作家， 他寫過一篇關於改革中不同看法的小說。
小說的兩個主要人物是翁婿二人， 都是作家。 岳父是革命的一代， 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不滿；女婿是年輕的一代， 更嚮往物質豐富。 在一次小說徵文競賽中， 翁婿二人各寫了一篇小說， 由於共用同一台電腦， 下載檔案時搞錯了， 岳父把女婿的稿子當成自己的投了出去， 女婿則把岳父的稿子當成自己的投了出去。 評獎揭曉後先公佈獲獎者的名字， 岳父得了獎， 他很高興， 感到古巴的革命精神仍在。 但第二天公佈了作品， 才發現原來是女婿的作品得了獎。 這時女婿感到特別高興， 他看到古巴社會正在發生變化。
當地時間2018年4月18日，
這個改革取得了什麼結果呢？
在勞爾改革期間， 筆者去古巴考察過， 看到改革的成果， 也看到改革遭遇的困境。 勞爾主政後， 古巴頒佈了幾個改革法案， 涉及的範圍主要是擴大私有經濟、改革國有企業、房屋買賣、外國投資、貨幣改革。 從成果來看， 旅遊業表現得最為突出， 而農業的表現則不如人意。
觀察古巴的得失， 可以更深地體會到這個國家經濟改革的不易， 價值觀的衝突， 公平效率的兩難， 各方利益的平衡……
蓬勃的旅遊業， 奇特的房地產為了達到修舊如舊的目的，
在勞爾主政的12年間， 古巴旅遊業發展迅速， 國際遊客人數從每年200萬增加到四五百萬， 給古巴帶來大量的外匯收入， 也提供了大量就業。 旅遊業直接和間接提供的就業每年都在增加， 2017年比2016年直接就業增加6.8%， 間接就業增加5.8%。
旅遊業的發展， 受益于勞爾時代的擴大私有經濟政策。 2012年， 古巴頒佈了新的合作企業法， 使非國有經濟可以通過合作企業的形式進入更多的領域、形成更大的規模。 旅館、飯店、計程車是古巴私有經濟的先行者， 是旅遊業的支柱。
古巴的房產業也在旅遊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哈瓦那的老城區是西班牙人建造的， 充滿歷史風情， 深受國際遊客青睞。 而這老城區的房子在1959年古巴革命之後逐漸破舊。 古巴有許多豪華美麗的大別墅， 是革命前建造的。 古巴革命後， 大批富人逃往國外， 他們的豪宅都被沒收。 很多豪宅分配給普通居民， 一座房子住幾戶人家。 由於缺乏修繕， 這些豪宅漸漸變成了慘不忍睹的大雜院。
筆者2010年去那裡時， 雖然有些房子修整了， 但仍有不少慘不忍睹的破房。
這些房子之所以如此破敗， 是由於古巴的房屋政策非常獨特：一方面實行“居者有其屋”的社會主義原則，
2010年筆者在古巴時， 房屋修繕是改革辯論的一大熱點， 筆者聽到三種建議：第一種是讓民營經濟從事房屋修繕；第二種是推動社區參與修繕；第三種是開放房屋買賣市場。 這三種建議後來都實行了。
社區參與房屋修繕是古巴特色， 古巴的社區組織非常發達。 在修繕房屋的活動中， 社區委員會組織鄰里互助，通過政府管道搞到建築材料，由社區大眾參與，互助修房。
筆者看到的最成功的修繕項目，是哈瓦那老城區的舊城改造，其成功之處不僅是把破房修好，而且是“修舊如舊”——那些老房子都被修復得重獲當年西班牙殖民地時代的風采。這得到了政府的特別重視，因為這裡是旅遊熱點，要修舊如舊地創造出遊客喜愛的懷舊風情。
為了達到修舊如舊的目的，古巴建立了一所特別的“修舊”學校，專門培養能操作舊工藝的技工。古巴的專業人士認識到，要想獲得最好的“如舊”效果，不能僅在表面做文章，還要深入到工藝層面，真正使用舊的工藝，如舊式的木工、石匠、泥瓦師傅等等，而這些舊的工藝已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被淘汰了、失傳了，需要發掘出來重新訓練特殊的技工。古巴的這所“修舊”學校很成功，吸引了不少拉丁美洲國家，甚至歐洲國家的學生。
欠佳的農村農業，成功的都市農業古巴有機農業的產品，多數是自我消費，沒有什麼出口。不過，都市農業和有機農業的概念卻“出口”了，不少拉美國家學習了古巴的經驗，連美國近年來也開始提倡“有機菜園”。
在農業方面，古巴雖然推出了不少改革舉措，但農業表現卻相當差，產量提高極少，有的年份甚至有所下降。目前，許多民生必需的農產品依賴進口，小麥、玉米、禽肉、煉乳是古巴進口中的最大類項目。
古巴的可耕地很多，本應能夠生產足夠的糧食，但不少土地卻被拋荒閒置。2009年古巴政府公佈了一項新政策，鼓勵人們去耕種閒置的土地。國家保留土地的所有權，私人可以獲得使用權，農民使用這些土地生產出來的產品，可以自由出售。但這個政策對增加農業產出並沒有產生很大的效果。這是因為政策規定的使用權合同年限只有10年，到期有可能續約，也有可能土地被政府收回。農民在土地上的投資，政府酌情償付，但估價權在政府手中。這樣的合同條件對農民缺乏足夠的吸引力，即使有人簽了合同，也不願意在土地上做大投資，因此難以增加產出。
比較古巴和越南的農業改革，會看到天壤之別。在改革開放之前，越南的農業很糟，糧食需要大量進口，因此造成700%以上的通貨膨脹。1986年越南開始了大刀闊斧的市場化改革，土地政策相當靈活，有的地區把所有權給了農民，有的地區給農民長達50年的土地使用權，政府還在金融、技術、外貿等方面幫助農民。越南農業獲得了快速發展，不僅不再需要進口糧食，還成為了農產品出口大國。目前，越南大米出口是世界第一，咖啡出口是世界第二。
古巴生產咖啡，也有少量的出口，但遠遠少於越南。從歷史上看，古巴的咖啡種植業是遠優於越南的，19世紀的一個古巴咖啡種植園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遺產。在革命之前，古巴也曾大量出口咖啡，大種植園主富甲一方。古巴之所以不願把土地所有權給予私人，是因為擔憂會出現財富過度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的現象。“平等”是古巴革命追求的目標，在平等和效率的兩難中，古巴的改革政策傾向於平等。
雖然古巴農業整體表現不佳，但有一個項目卻表現很好，那就是“都市農業”——政府鼓勵居民在城市中發展農業。古巴城市的人口密度不高，有不少可以利用的土地，譬如宅前屋後的花園、樓宇間的空地、街道中的綠地。這些土地主要用來種蔬菜水果，也有人用來養雞養羊。殘菜爛果喂雞羊，雞羊糞便作肥料。
嚴酷的形勢逼著古巴就地取材尋找解決辦法，沒有進口的肥料，就用糞便和枯爛樹葉，想不到後來發展成了城市有機農業。在勞爾時代的改革中，城市有機農業又有了新發展，2009年推出了“城郊農業”，在郊區推廣有機農業。
古巴有機農業的產品，多數是自我消費，沒有什麼出口。不過，都市農業和有機農業的概念卻“出口”了，不少拉美國家學習了古巴的經驗，連美國近年來也開始提倡“有機菜園”。奧巴馬夫人兩年前在白宮裡開闢了一個有機菜園，被媒體廣泛報導。
筆者曾問過一個古巴人，在1990年代的艱難時期，古巴人比東歐人生活苦得多，為什麼古巴沒有利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來改善生活？他說，古巴人對1959年革命之前的資本主義社會記憶深刻，那時貧富不均、獨裁腐敗，他們不想回到那樣的社會中去。
古巴人對資本主義的這種看法，深深地影響了他們的改革。
進口低端產品，出口高端服務赤字改善與一項特殊出口的增加密切相關，這項出口是古巴醫務人員到外國作醫療服務。世界上提供高端服務出口的國家多數是發達國家，古巴是發展中國家，卻能夠出口高端服務，這是古巴經濟的特色。
由於需要大量進口農產品，古巴的貿易赤字嚴重。古巴也想吸引外資，也想擴大出口，2014年頒佈了新的外資法，允許外資進入更多的領域，給了外資更好的減稅待遇。但是並沒有吸引到很多外資，美國制裁的影響固然是一個原因，古巴審批外資時的官僚作風是另一個原因，但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在外資雇傭方面所作的特殊規定。
這項規定是：外資企業不能直接雇用古巴人，必須通過古巴政府的雇傭機構；外資企業也不能直接支付古巴員工工資，而是要付給古巴政府，再由政府支付給員工。外資必須付給政府硬通貨，政府付給員工的則是古巴比索，而且只是外資付出工資中的一部分。
這項規定為了遵循平等的原則，古巴人工資普遍很低，據估計平均月薪只有30美元左右，外資企業的工資要遠遠高於30美元。
古巴實行雙軌貨幣，一種是普通比索，另一種是和美元同值的比索，稱為可兌換比索CUC（庫）。政府規定的比價是25普通比索等於1庫。外國人在古巴多數用庫，那些旅館、飯館、司機都向外國人索取大量的庫，這使得參與旅遊工作的人的收入大大高於普通人。如此的收入差距，吸引了高端人才來從事旅遊相關的低技能工作。在哈瓦那街頭，筆者看到工程師當司機、教授作導遊。
為了防止大量高技能人才流入這些低技能行業，也為了社會平等的理想，勞爾時代對國有部門的工資作了一些改革，譬如部分工資用庫支付。政府用庫支付工資，需要有硬通貨的來源，外資企業付給古巴政府的硬通貨工資就是一個來源，這也成為古巴實行這項規定的重要理由。古巴全民享受公費的醫療和教育，這樣的公費體制需要全民的努力來維持。如果醫生教師的收入過低，他們很可能離職流入低技能、高收入的行業，將使這個體制無法持續，全民都會受到傷害。
外資不多，出口產品不多，而進口需要又不斷增加，古巴的貿易赤字逐年攀升，在2007年後稍有改善。赤字改善與一項特殊出口的增加密切相關，這項出口不是產品，而是服務，是古巴醫務人員到外國作醫療服務。
古巴醫生人數龐大，每千人有6.7名醫生，美國只有2.4名。這是古巴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集中資源培養出來的，如此大量的醫生一方面使得古巴可以在國內建成優良的醫療體制，被聯合國譽為發展中國家的楷模，另一方面還可以出口醫療服務。世界上提供高端服務出口的國家多數是發達國家，其金融、研發等服務出口為它們賺取大量的硬通貨。古巴是發展中國家，卻能夠出口高端服務，這是古巴經濟的特色。
古巴特色的醫療服務是社會主義的產物，古巴人對此很有自豪感。一位古巴人對筆者說：“我們的醫療教育制度比美國好得多，當然美國也有很多東西比我們好得多，希望改革能把這兩樣好東西讓我們都得到。社會主義的好東西，資本主義的好東西，我們都想要。”
老一代的精神，新一代的追求在後卡斯楚時代，古巴仍然面臨著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平等、效率的兼顧問題。在老一代革命精神的指導下，古巴沒有取得物質豐富的快速發展，但創造了“醫療出口”“都市農業”“修舊學校”等古巴特色。新一代又將如何呢？世界在注視著他們。
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平等、效率……如何兼得？如何平衡？這些問題是古巴改革關注的焦點，不同的古巴人有不同的看法。
筆者遇到一位古巴作家，他寫過一篇關於改革中不同看法的小說。
小說的兩個主要人物是翁婿二人，都是作家。岳父參加過遊擊戰，是革命的一代，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不滿；女婿是年輕的一代，不喜歡僵化的教條，更嚮往物質豐富。兩人對改革前景都很茫然。在一次小說徵文競賽中，翁婿二人各寫了一篇小說，由於共用同一台電腦，下載檔案時搞錯了，岳父把女婿的稿子當成自己的投了出去，女婿則把岳父的稿子當成自己的投了出去。評獎揭曉後先公佈獲獎者的名字，岳父得了獎，他很高興，感到古巴的革命精神仍在，沒有被改革沖刷掉。但第二天公佈了作品，才發現原來是女婿的作品得了獎。這時女婿感到特別高興，他看到古巴社會正在發生變化，正在擺脫教條。
一位古巴經濟學家也和筆者談到這個問題：“古巴的局面是靠老一代革命者的革命精神支撐著，他們一旦離去，古巴不知道會向何處去。”
現在老一代的革命者即將離去，新的接班人將會如何改革呢？
按照那位作家的描述，老一輩才有革命精神，年輕人只嚮往物質豐富。根據筆者的觀察，革命精神並非以年齡劃界。在古巴，筆者遇到一位二十多歲的醫生，非常具有革命精神，勤懇為社區作奉獻；筆者也遇到一位五十多歲的教授，只想賺錢，認為人生幸福就是到高端消費場所去享樂。
勞爾卸任之後，國務委員會主席一職據輿論推測是由副主席迪亞斯·卡內爾繼任。他1960年出生，未參加過革命戰爭，在紅旗下長大。
他在大學是學電子工程的，1985年在母校任教，參與了大學的共青聯盟工作（古巴的共青團）。他的仕途始於“共青團”，從大學到省，再到“團中央”。1994年他被提拔為“封疆大吏”，擔任省委書記，同時成為中央委員，那時他才33歲。當他43歲時，進入了政治局，成為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此後他擔任過教育部長，2012年晉升為部長會議副主席，2013年被勞爾任命為國務委員會副主席。
在政治價值取向方面，他表露得不多。在有限的表露中，既有自由化取向的，如主張新聞網路自由，也有反自由化取向的，如批評一些私有企業是“反革命”。
社區委員會組織鄰里互助，通過政府管道搞到建築材料，由社區大眾參與，互助修房。筆者看到的最成功的修繕項目，是哈瓦那老城區的舊城改造，其成功之處不僅是把破房修好，而且是“修舊如舊”——那些老房子都被修復得重獲當年西班牙殖民地時代的風采。這得到了政府的特別重視，因為這裡是旅遊熱點，要修舊如舊地創造出遊客喜愛的懷舊風情。
為了達到修舊如舊的目的，古巴建立了一所特別的“修舊”學校，專門培養能操作舊工藝的技工。古巴的專業人士認識到，要想獲得最好的“如舊”效果，不能僅在表面做文章，還要深入到工藝層面，真正使用舊的工藝，如舊式的木工、石匠、泥瓦師傅等等，而這些舊的工藝已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被淘汰了、失傳了，需要發掘出來重新訓練特殊的技工。古巴的這所“修舊”學校很成功，吸引了不少拉丁美洲國家，甚至歐洲國家的學生。
欠佳的農村農業，成功的都市農業古巴有機農業的產品，多數是自我消費，沒有什麼出口。不過，都市農業和有機農業的概念卻“出口”了，不少拉美國家學習了古巴的經驗，連美國近年來也開始提倡“有機菜園”。
在農業方面，古巴雖然推出了不少改革舉措，但農業表現卻相當差，產量提高極少，有的年份甚至有所下降。目前，許多民生必需的農產品依賴進口，小麥、玉米、禽肉、煉乳是古巴進口中的最大類項目。
古巴的可耕地很多，本應能夠生產足夠的糧食，但不少土地卻被拋荒閒置。2009年古巴政府公佈了一項新政策，鼓勵人們去耕種閒置的土地。國家保留土地的所有權，私人可以獲得使用權，農民使用這些土地生產出來的產品，可以自由出售。但這個政策對增加農業產出並沒有產生很大的效果。這是因為政策規定的使用權合同年限只有10年，到期有可能續約，也有可能土地被政府收回。農民在土地上的投資，政府酌情償付，但估價權在政府手中。這樣的合同條件對農民缺乏足夠的吸引力，即使有人簽了合同，也不願意在土地上做大投資，因此難以增加產出。
比較古巴和越南的農業改革，會看到天壤之別。在改革開放之前，越南的農業很糟，糧食需要大量進口，因此造成700%以上的通貨膨脹。1986年越南開始了大刀闊斧的市場化改革，土地政策相當靈活，有的地區把所有權給了農民，有的地區給農民長達50年的土地使用權，政府還在金融、技術、外貿等方面幫助農民。越南農業獲得了快速發展，不僅不再需要進口糧食，還成為了農產品出口大國。目前，越南大米出口是世界第一，咖啡出口是世界第二。
古巴生產咖啡，也有少量的出口，但遠遠少於越南。從歷史上看，古巴的咖啡種植業是遠優於越南的，19世紀的一個古巴咖啡種植園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遺產。在革命之前，古巴也曾大量出口咖啡，大種植園主富甲一方。古巴之所以不願把土地所有權給予私人，是因為擔憂會出現財富過度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的現象。“平等”是古巴革命追求的目標，在平等和效率的兩難中，古巴的改革政策傾向於平等。
雖然古巴農業整體表現不佳，但有一個項目卻表現很好，那就是“都市農業”——政府鼓勵居民在城市中發展農業。古巴城市的人口密度不高，有不少可以利用的土地，譬如宅前屋後的花園、樓宇間的空地、街道中的綠地。這些土地主要用來種蔬菜水果，也有人用來養雞養羊。殘菜爛果喂雞羊，雞羊糞便作肥料。
嚴酷的形勢逼著古巴就地取材尋找解決辦法，沒有進口的肥料，就用糞便和枯爛樹葉，想不到後來發展成了城市有機農業。在勞爾時代的改革中，城市有機農業又有了新發展，2009年推出了“城郊農業”，在郊區推廣有機農業。
古巴有機農業的產品，多數是自我消費，沒有什麼出口。不過，都市農業和有機農業的概念卻“出口”了，不少拉美國家學習了古巴的經驗，連美國近年來也開始提倡“有機菜園”。奧巴馬夫人兩年前在白宮裡開闢了一個有機菜園，被媒體廣泛報導。
筆者曾問過一個古巴人，在1990年代的艱難時期，古巴人比東歐人生活苦得多，為什麼古巴沒有利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來改善生活？他說，古巴人對1959年革命之前的資本主義社會記憶深刻，那時貧富不均、獨裁腐敗，他們不想回到那樣的社會中去。
古巴人對資本主義的這種看法，深深地影響了他們的改革。
進口低端產品，出口高端服務赤字改善與一項特殊出口的增加密切相關，這項出口是古巴醫務人員到外國作醫療服務。世界上提供高端服務出口的國家多數是發達國家，古巴是發展中國家，卻能夠出口高端服務，這是古巴經濟的特色。
由於需要大量進口農產品，古巴的貿易赤字嚴重。古巴也想吸引外資，也想擴大出口，2014年頒佈了新的外資法，允許外資進入更多的領域，給了外資更好的減稅待遇。但是並沒有吸引到很多外資，美國制裁的影響固然是一個原因，古巴審批外資時的官僚作風是另一個原因，但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在外資雇傭方面所作的特殊規定。
這項規定是：外資企業不能直接雇用古巴人，必須通過古巴政府的雇傭機構；外資企業也不能直接支付古巴員工工資，而是要付給古巴政府，再由政府支付給員工。外資必須付給政府硬通貨，政府付給員工的則是古巴比索，而且只是外資付出工資中的一部分。
這項規定為了遵循平等的原則，古巴人工資普遍很低，據估計平均月薪只有30美元左右，外資企業的工資要遠遠高於30美元。
古巴實行雙軌貨幣，一種是普通比索，另一種是和美元同值的比索，稱為可兌換比索CUC（庫）。政府規定的比價是25普通比索等於1庫。外國人在古巴多數用庫，那些旅館、飯館、司機都向外國人索取大量的庫，這使得參與旅遊工作的人的收入大大高於普通人。如此的收入差距，吸引了高端人才來從事旅遊相關的低技能工作。在哈瓦那街頭，筆者看到工程師當司機、教授作導遊。
為了防止大量高技能人才流入這些低技能行業，也為了社會平等的理想，勞爾時代對國有部門的工資作了一些改革，譬如部分工資用庫支付。政府用庫支付工資，需要有硬通貨的來源，外資企業付給古巴政府的硬通貨工資就是一個來源，這也成為古巴實行這項規定的重要理由。古巴全民享受公費的醫療和教育，這樣的公費體制需要全民的努力來維持。如果醫生教師的收入過低，他們很可能離職流入低技能、高收入的行業，將使這個體制無法持續，全民都會受到傷害。
外資不多，出口產品不多，而進口需要又不斷增加，古巴的貿易赤字逐年攀升，在2007年後稍有改善。赤字改善與一項特殊出口的增加密切相關，這項出口不是產品，而是服務，是古巴醫務人員到外國作醫療服務。
古巴醫生人數龐大，每千人有6.7名醫生，美國只有2.4名。這是古巴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集中資源培養出來的，如此大量的醫生一方面使得古巴可以在國內建成優良的醫療體制，被聯合國譽為發展中國家的楷模，另一方面還可以出口醫療服務。世界上提供高端服務出口的國家多數是發達國家，其金融、研發等服務出口為它們賺取大量的硬通貨。古巴是發展中國家，卻能夠出口高端服務，這是古巴經濟的特色。
古巴特色的醫療服務是社會主義的產物，古巴人對此很有自豪感。一位古巴人對筆者說：“我們的醫療教育制度比美國好得多，當然美國也有很多東西比我們好得多，希望改革能把這兩樣好東西讓我們都得到。社會主義的好東西，資本主義的好東西，我們都想要。”
老一代的精神，新一代的追求在後卡斯楚時代，古巴仍然面臨著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平等、效率的兼顧問題。在老一代革命精神的指導下，古巴沒有取得物質豐富的快速發展，但創造了“醫療出口”“都市農業”“修舊學校”等古巴特色。新一代又將如何呢？世界在注視著他們。
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平等、效率……如何兼得？如何平衡？這些問題是古巴改革關注的焦點，不同的古巴人有不同的看法。
筆者遇到一位古巴作家，他寫過一篇關於改革中不同看法的小說。
小說的兩個主要人物是翁婿二人，都是作家。岳父參加過遊擊戰，是革命的一代，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不滿；女婿是年輕的一代，不喜歡僵化的教條，更嚮往物質豐富。兩人對改革前景都很茫然。在一次小說徵文競賽中，翁婿二人各寫了一篇小說，由於共用同一台電腦，下載檔案時搞錯了，岳父把女婿的稿子當成自己的投了出去，女婿則把岳父的稿子當成自己的投了出去。評獎揭曉後先公佈獲獎者的名字，岳父得了獎，他很高興，感到古巴的革命精神仍在，沒有被改革沖刷掉。但第二天公佈了作品，才發現原來是女婿的作品得了獎。這時女婿感到特別高興，他看到古巴社會正在發生變化，正在擺脫教條。
一位古巴經濟學家也和筆者談到這個問題：“古巴的局面是靠老一代革命者的革命精神支撐著，他們一旦離去，古巴不知道會向何處去。”
現在老一代的革命者即將離去，新的接班人將會如何改革呢？
按照那位作家的描述，老一輩才有革命精神，年輕人只嚮往物質豐富。根據筆者的觀察，革命精神並非以年齡劃界。在古巴，筆者遇到一位二十多歲的醫生，非常具有革命精神，勤懇為社區作奉獻；筆者也遇到一位五十多歲的教授，只想賺錢，認為人生幸福就是到高端消費場所去享樂。
勞爾卸任之後，國務委員會主席一職據輿論推測是由副主席迪亞斯·卡內爾繼任。他1960年出生，未參加過革命戰爭，在紅旗下長大。
他在大學是學電子工程的，1985年在母校任教，參與了大學的共青聯盟工作（古巴的共青團）。他的仕途始於“共青團”，從大學到省，再到“團中央”。1994年他被提拔為“封疆大吏”，擔任省委書記，同時成為中央委員，那時他才33歲。當他43歲時，進入了政治局，成為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此後他擔任過教育部長，2012年晉升為部長會議副主席，2013年被勞爾任命為國務委員會副主席。
在政治價值取向方面，他表露得不多。在有限的表露中，既有自由化取向的，如主張新聞網路自由，也有反自由化取向的，如批評一些私有企業是“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