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要想在世界上真正立足並贏得國際社會的尊敬， 必須在高科技領域佔據一席之地。 ”
——中興通訊創始人侯為貴
文 / 華商韜略 王中美
中興危機中， 已退休兩年的中興創始人、原董事長侯為貴的身影再次進入人們視線。
4月18日晚， 侯為貴和中興現任兩位掌舵人一同現身國內機場， 此舉被解讀為連夜奔走救火。 76歲的侯為貴手推行李箱， 依然腰背挺拔， 步履穩健。
30年間， 他以敢拼無畏的精神和數次英明決策， 帶領中興打敗了西門子、諾基亞， 集諸多榮譽於一身。
但此刻， 本應頤養天年的老爺子內心， 或許會泛起一絲隱痛甚至悔意——18年前， 他曾花力氣主導過晶片研發， 最終卻半途而廢。
【1】
中興於1985年由侯為貴一手創辦。
那時的中國， 正被前所未有的現代化建設大潮襲卷。 通信作為經濟建設的重要基礎性產業， 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得到了國家的高度重視，
進入80年代， 在錢學森的主張下， 侯為貴所在的中專學校被改為航天部691廠， 從事半導體技術研究。
期間， 作為畢業于南京無線電工業學校的技術骨幹， 侯為貴被派往美國學習。 在那裡， 他不僅學到了技術， 更對市場、成本等商業知識產生了興趣， 比如做積體電路的電鍍時， 並不需要國內做的那麼厚， “那是亂撒錢”。
回國後， 不甘心當一輩子技術員的侯為貴決定創業。 1985年， 40歲出頭的他說服領導， 前往深圳創辦了中興半導體。
最初侯為貴想做IC（積體電路）， 但燒不起錢， 為了生存， 他從電風扇、電話機等做起。 通過做電話機， 侯為貴接觸到了數位程式控制交換機。
當時數位程式控制交換機在國內剛剛興起， 中國市場被NEC、愛立信、朗訊等國際巨頭壟斷， 分別有來自7個國家、8種制式的機型， 業界流傳著“七國八制”的說法。
侯為貴意識到大勢已至， 本土廠商的機會就在眼前。
“一無圖紙、二無資料、三無設備、四無專業人員”的侯為貴力排眾議，
經過兩年努力， 1989年， 第一台國產數位程式控制交換機在中興誕生， 因產品重點針對農村市場， 中興得以在夾縫中生存下來。
憑藉這款產品， 中興擺脫了苦日子， 銷售額很快突破一個億。
但苦惱隨之而來， 股東們開始為利益而爭， 侯為貴適時做出股權改革——管理層團隊自籌資金， 成立維先通， 與兩家國有股東691廠、深圳廣宇， 共同組建中興通訊。
這一制度設計， 在國內開創了“國有控股， 授權經營”的全新模式， 使中興避免了國企“巨龍”式的悲劇， 更為中興爭取到更多的自由空間。
伴隨著產品向傳輸、接入、視訊、電源、移動、光通信等多元化領域擴展， 中興步入快速發展階段。
2014年， 中興成為緊居華為、愛立信、阿爾卡特朗訊之後的全球前四大通信設備公司。
【2】
中興一路扶搖直上， 離不開侯為貴對通信市場兩次重大機遇的準確把握。
上世紀末， 新的無線通訊技術CDMA出現。
聯通上馬CDMA之初， 曾在CDMA95和CDMA2000之間搖擺。 這讓中興和華為們很是糾結。 華為認為CDMA95技術落後， 將籌碼押給了技術更先進的 CDMA2000。
但在侯為貴看來， 95標準並不遜色於GSM， 發展2000要從95積累技術。 甚至退一步， 即便聯通沒有採用95， 中興也可以尋求海外市場。
3年後的1998年，聯通選定CDMA95並在北京舉行招標，中途卻被有關部門緊急叫停，原因是與高通的智慧財產權問題尚未解決。
幾番折騰過後，包括華為在內的很多廠商紛紛放棄。他們認為，聯通在短期內很難上馬CDMA，即使幾年後上馬，也會選擇更先進的CDMA2000。
侯為貴也曾一度猶豫，在中興內部，項目組甚至將要被解散。但最終，他選擇了堅持，繼續投入大規模研究。在後來的招標中，中興幾乎成為聯通的唯一選擇。
幾乎與此同時，移動終端——手機市場的脈搏也被侯為貴準確切中。
中興早在1998年就向手機市場發起了進軍，並自主研發出全球首款機卡分離式CDMA手機。但直到小靈通的出現，中興手機才開始大放異彩。
小靈通最早誕生於日本，幾年後進入中國卻並不受專家和企業待見。日本京瓷曾找華為合作，華為以技術落後為由拒絕了。
在中興內部，很多技術人員也持和華為一樣的觀點。更致命的是，國家的政策搖擺不定，曾幾度下令封殺、緩建。
侯為貴卻仍然固執地堅持做小靈通，他有三個理由：第一，國內電信業分拆後，電信和網通為了生存，對小靈通有迫切需求。第二，小靈通技術在日本很成熟，UT斯達康在國內已經佈局。第三，與移動相比，小靈通資費低，單向收費，這更受市場歡迎。
侯為貴又贏了。隨著後來國家對小靈通政策放開，許多廠商措手不及，中興贏得了大單。在鼎盛時的2003年，小靈通一度為中興貢獻了1/3的收入，一舉奠定中興在手機行業的領軍地位。
進入2000年後，國際電信行業遭遇前所未有的衰退，全球通信巨頭都在苟延殘喘。華為經過前期的急速擴張，也遭遇業績大跳水，任正非滿含感慨寫出《華為的冬天》。中興則逆勢成為當時表現最好的通信廠商，這其中被譽為“過冬棉被”的小靈通和CDMA功不可沒。
此後，手機業務成了中興的三大戰略之一，中興手機進入國內市場第一陣營，與華為、酷派和聯想被媒體合稱為“中華酷聯”。
【3】
一直深謀遠慮、為堅持己見甚至一意孤行的侯為貴，卻獨獨在產業命門——晶片上認了慫。
早在18年前，中興就與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共同投資創立中興積體電路設計有限公司，並在全亞洲最先開始了3G手機基帶晶片研發，“當時比華為海思要領先。”
中興官方資料顯示，2000年，中興積體電路設計公司還作為參與單位之一承擔了“909”工程。該工程是20世紀90年代第九個五年計劃之中，國家發展微電子產業重點工程的簡稱，投資總額超過了建國以來所有積體電路項目投資的總和，達到100億元。
然而，就像這個飽含國家雄心的項目不盡如人意一樣，中興自己的手機晶片研發在經歷一段時間的跌跌撞撞後，被侯為貴放棄了，研發團隊解散，很多人轉投了華為海思。
為什麼會放棄？
有人說，中興的文化不太鼓勵試錯。但如果瞭解晶片研發的難度，可能對侯為貴的決定就不難理解了。
一塊晶片的誕生大致分為設計、製造、封裝3個主要環節，其中每一步都堪稱極端複雜，些許偏差都能直接決定性能和品質。
一顆指甲大的晶片，裡面有上億個電晶體，工序流程需要相當嚴謹，哪怕有一個人出錯，也未必能在隨後的測試中被發現，因為最終可以在電路板上測到的信號線只有十幾根到幾百根，如何根據蛛絲馬跡排查上億個電晶體中的錯誤，技術難度不言而喻。
即便從電路設計到檢測的過程相當順利，也要至少半年時間才能送到工廠生產，這個過程少則投入幾百萬，先進工藝則要高達數千萬。一旦前期錯誤沒被發現，產出的就是一塊垃圾。再經過一輪修改，則又耗費數月之久。
也因此，一些晶片設計公司不得不把生產前的流程延長，反復檢測驗證，而這又進一步增加了成本。如此努力下，反復投片實驗最終無果的情況也並不少見。
晶片研發對從業人員能力和生產工藝都提出了極高要求，而這兩方面都是中國的軟肋，僅晶片的基礎性材料——矽晶片（晶圓），就因工藝複雜而讓中國企業不得不選擇進口。
一位元自稱從業10年的電子工程師爆料：“有極個別那些所謂100%國產的晶片，其實也就是拿著國外的某些低端晶片，拆開來，在顯微鏡下面拍照，然後完全照著抄襲，而且抄都抄不像，性能比原版差，只能和原版拼價格。如果晶片設計還能有一點點改動，那已經NB的一踏糊塗了，甚至人家把圖紙資料都給你，國內也生產不出來。”
晶片的突破是一個漫長且耗費鉅資的專案，“909工程”的總投資100億，想要實現從無到有，也遠遠不夠。初代甚至幾代產品落後於市場，找不到適配產品，是可以預見的事情。
巨大的投資、難度和“舒服”的市場環境間，鮮有人做出持續攻堅的選擇。
於是，大部分中國企業放棄研發晶片，直接進口，而把功夫用到了擅長的匹配晶片的演算法和軟體上。後兩者配合中國人特有的努力勤奮，讓中國電子產品在市場上打敗洋品牌成為可能。
長期以來，這種各取所長的方式讓晶片的供需兩方各得其樂——中國企業無需冒巨大風險進行生死一賭，國外供應商則坐享高額利潤。為了不失掉巨大的中國市場，美國供應商們甚至會想方設法幫助中國企業繞過各種採購限制，結成更加緊密的利益共同體。
這套邏輯適用於大部分中國缺芯企業，包括中興。
當然，也有例外者——華為。靠著多年持續不懈地高投入，華為狠心堅持了下來，成功擁有了自己的晶片。儘管與國外高端晶片相比，海思晶片仍有一定距離，但華為可以無須顧及洋人的臉色，將命運更多地攥在自己手裡。
【4】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在供需利益共同體未被打破之前，太平洋兩岸的雙方都一切安好。
或許在中興眼裡，華為的海思晶片除了降低產品成本外，未見得比進口有多大優勢。
直到4月16日特朗普一聲令下，中興被打回殘酷的缺芯現實。
中興手機、通信設備等高度依賴美國的主營產品核心零部件，在消化完眼前的庫存後，將面臨斷炊的危險。
手機業務在中興全部營收中占到近三成，去年銷量有所增長，賣出5000萬台，其中90%銷往海外160多個國家和地區，且在美國、澳大利亞、德國等全球主要大國綜合排名均位列前五。
5G的興起讓中興描繪出一張更大的藍圖。就在4月初，中興的一位高管還對媒體表示，正準備借自身在5G研發技術、資金實力及全球化方面的優勢，對手機給予全力支援，提高品牌在國外尤其是國內的影響力。
然而，禁令下，一切成為未知。
業內人士稱，目前中興的手機晶片大部分由美國高通提供，儘管華為麒麟晶片可以替代，但華為已宣佈自產晶片一律不對外。占中興60%業務比重的電信設備運營相關的關鍵元件如FPGA（一種可塑性更強的萬能IC）、伺服器晶片、光模組等，也主要來自美國供應商，國內自主替代能力很有限。
按照晶片行業的通常規律，庫存週期一般是兩個月。這兩個月就是中興自救的時間。
即便中興找到了晶片替代方案，其它配套部件也相當於要重新設計一遍，還需要很長時間做可靠性試驗，這些時間，同樣能決定企業的生死。
中興自己儘管也有晶片研發部門，但大部分是應用于普通消費領域的低端產品，無法用在基站和手機中。
多方消息顯示，中興面臨的，是一場致命的打擊。
在中興的官方資料中，“中興”二字有中國興旺的含義，寄託了其振興民族通信產業的報國理想。
侯為貴也常對員工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想在世界上真正立足並贏得國際社會的尊敬，必須在高科技領域佔據一席之地。”
此刻，侯為貴還在奔走的路上，肩負著8萬中興人的期待，曾錯過晶片的他，會力挽中興於狂瀾嗎？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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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後的1998年，聯通選定CDMA95並在北京舉行招標，中途卻被有關部門緊急叫停，原因是與高通的智慧財產權問題尚未解決。
幾番折騰過後，包括華為在內的很多廠商紛紛放棄。他們認為，聯通在短期內很難上馬CDMA，即使幾年後上馬，也會選擇更先進的CDMA2000。
侯為貴也曾一度猶豫，在中興內部，項目組甚至將要被解散。但最終，他選擇了堅持，繼續投入大規模研究。在後來的招標中，中興幾乎成為聯通的唯一選擇。
幾乎與此同時，移動終端——手機市場的脈搏也被侯為貴準確切中。
中興早在1998年就向手機市場發起了進軍，並自主研發出全球首款機卡分離式CDMA手機。但直到小靈通的出現，中興手機才開始大放異彩。
小靈通最早誕生於日本，幾年後進入中國卻並不受專家和企業待見。日本京瓷曾找華為合作，華為以技術落後為由拒絕了。
在中興內部，很多技術人員也持和華為一樣的觀點。更致命的是，國家的政策搖擺不定，曾幾度下令封殺、緩建。
侯為貴卻仍然固執地堅持做小靈通，他有三個理由：第一，國內電信業分拆後，電信和網通為了生存，對小靈通有迫切需求。第二，小靈通技術在日本很成熟，UT斯達康在國內已經佈局。第三，與移動相比，小靈通資費低，單向收費，這更受市場歡迎。
侯為貴又贏了。隨著後來國家對小靈通政策放開，許多廠商措手不及，中興贏得了大單。在鼎盛時的2003年，小靈通一度為中興貢獻了1/3的收入，一舉奠定中興在手機行業的領軍地位。
進入2000年後，國際電信行業遭遇前所未有的衰退，全球通信巨頭都在苟延殘喘。華為經過前期的急速擴張，也遭遇業績大跳水，任正非滿含感慨寫出《華為的冬天》。中興則逆勢成為當時表現最好的通信廠商，這其中被譽為“過冬棉被”的小靈通和CDMA功不可沒。
此後，手機業務成了中興的三大戰略之一，中興手機進入國內市場第一陣營，與華為、酷派和聯想被媒體合稱為“中華酷聯”。
【3】
一直深謀遠慮、為堅持己見甚至一意孤行的侯為貴，卻獨獨在產業命門——晶片上認了慫。
早在18年前，中興就與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共同投資創立中興積體電路設計有限公司，並在全亞洲最先開始了3G手機基帶晶片研發，“當時比華為海思要領先。”
中興官方資料顯示，2000年，中興積體電路設計公司還作為參與單位之一承擔了“909”工程。該工程是20世紀90年代第九個五年計劃之中，國家發展微電子產業重點工程的簡稱，投資總額超過了建國以來所有積體電路項目投資的總和，達到100億元。
然而，就像這個飽含國家雄心的項目不盡如人意一樣，中興自己的手機晶片研發在經歷一段時間的跌跌撞撞後，被侯為貴放棄了，研發團隊解散，很多人轉投了華為海思。
為什麼會放棄？
有人說，中興的文化不太鼓勵試錯。但如果瞭解晶片研發的難度，可能對侯為貴的決定就不難理解了。
一塊晶片的誕生大致分為設計、製造、封裝3個主要環節，其中每一步都堪稱極端複雜，些許偏差都能直接決定性能和品質。
一顆指甲大的晶片，裡面有上億個電晶體，工序流程需要相當嚴謹，哪怕有一個人出錯，也未必能在隨後的測試中被發現，因為最終可以在電路板上測到的信號線只有十幾根到幾百根，如何根據蛛絲馬跡排查上億個電晶體中的錯誤，技術難度不言而喻。
即便從電路設計到檢測的過程相當順利，也要至少半年時間才能送到工廠生產，這個過程少則投入幾百萬，先進工藝則要高達數千萬。一旦前期錯誤沒被發現，產出的就是一塊垃圾。再經過一輪修改，則又耗費數月之久。
也因此，一些晶片設計公司不得不把生產前的流程延長，反復檢測驗證，而這又進一步增加了成本。如此努力下，反復投片實驗最終無果的情況也並不少見。
晶片研發對從業人員能力和生產工藝都提出了極高要求，而這兩方面都是中國的軟肋，僅晶片的基礎性材料——矽晶片（晶圓），就因工藝複雜而讓中國企業不得不選擇進口。
一位元自稱從業10年的電子工程師爆料：“有極個別那些所謂100%國產的晶片，其實也就是拿著國外的某些低端晶片，拆開來，在顯微鏡下面拍照，然後完全照著抄襲，而且抄都抄不像，性能比原版差，只能和原版拼價格。如果晶片設計還能有一點點改動，那已經NB的一踏糊塗了，甚至人家把圖紙資料都給你，國內也生產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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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這種各取所長的方式讓晶片的供需兩方各得其樂——中國企業無需冒巨大風險進行生死一賭，國外供應商則坐享高額利潤。為了不失掉巨大的中國市場，美國供應商們甚至會想方設法幫助中國企業繞過各種採購限制，結成更加緊密的利益共同體。
這套邏輯適用於大部分中國缺芯企業，包括中興。
當然，也有例外者——華為。靠著多年持續不懈地高投入，華為狠心堅持了下來，成功擁有了自己的晶片。儘管與國外高端晶片相比，海思晶片仍有一定距離，但華為可以無須顧及洋人的臉色，將命運更多地攥在自己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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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在中興眼裡，華為的海思晶片除了降低產品成本外，未見得比進口有多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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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的興起讓中興描繪出一張更大的藍圖。就在4月初，中興的一位高管還對媒體表示，正準備借自身在5G研發技術、資金實力及全球化方面的優勢，對手機給予全力支援，提高品牌在國外尤其是國內的影響力。
然而，禁令下，一切成為未知。
業內人士稱，目前中興的手機晶片大部分由美國高通提供，儘管華為麒麟晶片可以替代，但華為已宣佈自產晶片一律不對外。占中興60%業務比重的電信設備運營相關的關鍵元件如FPGA（一種可塑性更強的萬能IC）、伺服器晶片、光模組等，也主要來自美國供應商，國內自主替代能力很有限。
按照晶片行業的通常規律，庫存週期一般是兩個月。這兩個月就是中興自救的時間。
即便中興找到了晶片替代方案，其它配套部件也相當於要重新設計一遍，還需要很長時間做可靠性試驗，這些時間，同樣能決定企業的生死。
中興自己儘管也有晶片研發部門，但大部分是應用于普通消費領域的低端產品，無法用在基站和手機中。
多方消息顯示，中興面臨的，是一場致命的打擊。
在中興的官方資料中，“中興”二字有中國興旺的含義，寄託了其振興民族通信產業的報國理想。
侯為貴也常對員工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想在世界上真正立足並贏得國際社會的尊敬，必須在高科技領域佔據一席之地。”
此刻，侯為貴還在奔走的路上，肩負著8萬中興人的期待，曾錯過晶片的他，會力挽中興於狂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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