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載入中...
▲戳視頻， 他不是三體的執劍人， 卻是碉樓的面壁者
“在特定的環境下， 只有藝術家才能救古村。 ”
“以政府為主導， 以商業為主導，
“古村落是我們的根， 且不可複製， 它一旦消失了， 它的味道， 它的DNA就轉變了， 即便你重新蓋一座一模一樣的， 那也只是一個仿製品。 ”
說這番話的人， 不是建築學家， 也不是耆耋之人， 他叫梁鐮芝， 34歲， 是一位抽象表現主義流派畫家。
梁鐮芝進入公眾的視野有多層原因， 除了他那些綺麗夢幻的畫作之外， 還因為他一直堅持致力於古村落文化保護工作， 當然， 一般人最感興趣的， 還是他六年來一個人獨居在從化鐘樓古村裡， 並將有著160年歷史的碉樓改為了畫室。 梁鐮芝被鐘樓古村的歷史氣息吸引而來， 並流連於此， 但六年間他卻沒有畫過一幅古村畫作， 儘管在業內已頗具名氣， 畫作也售價可觀， 但他仍覺得古村落的建築特色、人文肌理、歷史沉澱都太過深厚， 雖置身其中卻生怕知之甚少， 畫得不好， 所以不敢輕易動筆。
藝術家大都有著他們的偏執情懷， 以及內心對古文化的敬畏之心吧。
梁鐮芝所在的從化鐘樓古村， 為歐陽氏族人于清咸豐年間所建， 他住的碉樓更是從化三寶之一， 極具淵源。 初入古村， 恍若步入歷史封存之境， 蟲鳥唧語、落花羞林、沒有叟呼童應、車流嘈雜， 但見青磚殘瓦、舊物苔痕。 古村的碉樓在2003年時就被列為廣州市的第一批文保單位，
古村落的保育是一個巨大的工程， 需要情懷的支撐， 也需要金錢為後盾， 像從化碉樓這樣能再度新生的古建築曲指可數， 更多的古村落只能帶著擁護者的無限眷念漸漸消逝， 化為歷史之殤。 早在2000年時， 中國尚有360萬個古村落， 至2010年就驟降為270萬個， 短短十年消失了90萬個古村落， 並正以每天超過上百個的速度加速消亡， 大量傳統村落自此消散在時間的灰燼中， 再難復原。 古村落承載著歷史變遷， 濃聚著一方經濟， 民俗文化的氣質記憶， 是國人的鄉愁載體， 但真正能有意識去保護古村落， 真正有這種文化自覺的人畢竟少數。 中國傳統村落保護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馮驥才就說：“如果這些古村落都沒有了，都消失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們到哪裡去尋找‘鄉愁’？”
但古村保育的課題過泛，哪怕是一支組織都未必能做好，像梁鐮芝這樣的青年畫家致力於古村落保護，也只是起一個抛磚引玉的作用，是以一個踐行者的身份去呼籲影響他人，個體的力量過於單薄，還需要有理論跟實踐相結合方能承載。就以廣州的小洲村而言，正是因為藝術家的進入，很多個個體參與進來抱團影響，才讓它有了生命力，不過可惜最後它的發展不可控，遁入破壞狀態。
在時代的更迭間，去舊立新是趨勢，也是必須，但傳統古村落有其特殊性，它的歷史文化底蘊對延伸城市文脈至關重要。馮驥才就把保護古村落看作是“上無愧於先人，下無愧於子孫”的浩大工程，中西方對古建築保護的意識有差，早在中世紀歐洲人即有“建築保護”一說，而中國建築保護出現極晚，既是歷史原因，也是建築特點決定，中國傳統建築多為木制，一遇戰火極難留存，不似石材建築千年不毀，且中國古代但凡王朝更替，新君必定拆除舊樓，重築新居，也正因為此，中國的傳統古村落才更顯彌足珍貴。
在2018年的今天，社會精神層面還是普遍處於金錢至上論，大部分年輕人都醉心于都市的繁華，熱衷於鈔票的多寡，梁鐮芝更像一個異類，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不同於常規，就像他避世獨居，就像他躬身古村保育。邂逅鐘樓古村之後，梁鐮芝做了個啟動展，募捐了七萬多元給到當地村民進行古村建築維修，此後，他不斷修繕碉樓，還成立了村保育的志願者組織，並發起廣州古村之友組織，六年來，組織群體從大學教授、老師，到學生、遊客，以及文化界與藝術界的朋友，人數已逾兩千，梁鐮芝會直接走進課堂去做古村落的保育講座，從初中到高中，包括中央學院過來學習的學生，都在他的普及範圍之內。
古村的保育存在兩種形態，一是人認識的改變，第二是古村原貌的改變，梁鐮芝幾年下來取得了不錯的成效。在他入住古村之前，當地的村民基本都認為房子爛了就爛了，無所謂，但時至今日，他們覺得房子倒塌了很可惜，他們主動找到梁鐮芝，希望他能出點建議或者提供一些有效的幫助，這種改變實質上更大於建築本身的改變，而在建築本身的變化上，從最初的荒廢狀態到今天不斷有遊客進去古村參觀，變化顯而易見，並且當地政府也開始重視鐘樓古村，欲撥款三百萬修繕古村，對於梁鐮芝來說，這才是他想要的結果。
在時空的維度上，如梁鐮芝一般的獨行者都在古文化保護上探過深淺，但並非所有人都能得償所願，最為大眾所熟知的建築學家梁思成就曾說：“在北京城市改建過程中對於文物建築的那樣粗暴無情，使我無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1959年天安門廣場擴建，中華門在蘇聯專家建議下被拆除，梁思成當場痛哭失聲。
對古建築的精神情懷與思想的高度聯結，讓古文化保護者們面對現狀痛苦難自拔，卻又難改初心，他們是旁人眼裡的傻人，卻在某種層面上，是時間長河中的面壁者，堅守著最後一星歷史的微光。
有一種說法言道，依據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推導，中國傳統社會只注重自己小圈子內認同的私利，對於公共事物毫不關心。
有趣的是，當這類人群發現竟有人將公共事物的關注提上日程，他們又會群起而攻之，梁鐮芝也有此遭遇，當他以畫家的身份做著古村保育的工作，並且似乎做得還不錯的時候，就出現了一種質疑的聲音，認為他是在通過古村保育的包裝美化，來達到行銷自己畫作的目的，事實上梁鐮芝的畫作都是通過畫廊及畫展等管道售出，且在進入古村之前，他的畫作就已頗受歡迎。梁鐮芝學過古畫，也學過西洋畫，還學過俄羅斯體系的東西，他的畫作是西方的抽象表現主義，但裡面有很多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且畫作語言充滿了現代都市的感觀體驗，畫作並不缺受眾群。在梁鐮芝身上折射的是現代一類年輕人的價值體系，他們沒有太多的金錢欲望，而更意於精神與藝術高度的追求，就古文化保護這個論題來講，持反對意見的群體也透視出另一類人的思想價值體系。
“文物研究對社會進步有什麼用？浪費大量的人財物！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科技事業，民心工程上去吧！”
“腐敗！清末大肆揮霍造園子，現在為了這些死物還要把活人的錢糟蹋了。”
“有什麼用？修個破玩意兒好幾億，值得嗎？”
這些激烈的聲音其實不在少數，甚至代表了大部分人的觀點，這是一個可怕的現象，也是整個社會價值導向存在的偏差，他們認為做建築就應該向前看，認為古建築的功能結構不再適宜現代人居住，不值得保存，似乎有其立據的基礎，但是他們卻忘了，沒有根，社會發展到何種高度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1953年，為保住永定門城樓不被拆除，林徽因憤而指責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你們拆去的是有著八百年歷史的真古董，將來，你們遲早會後悔，那時你們再蓋的就是假古董！”然而1957年永定門還是被拆掉了，可悲的是，2004年，“假古董”永定門城樓重修竣工。
前人拆古，後人仿建，沒有對歷史對藝術的敬畏，讓這樣的荒誕大戲不斷上演。所以像梁鐮芝這類古村落保護者，就希望能盡力去盤活一個古村，哪怕只盤活一個碉樓，也是功德一件，他認為在特定的狀態下，只有藝術家才能救古村，當前的古村落80%都不樂觀，沒有商業介入的誘發力，但藝術家的文創拉動性是有效的拯救之道。比如北京的798，就是依傍著藝術家的能量帶動氛圍活過來的。
梁鐮芝說：“藝術家的能量非常大，一個很爛的村落，你只要把整片盤活給我，我帶一群藝術家進去，我就能夠把這個人煙稀少的荒涼地方給帶旺起來。”
但他也認為，拯救古村落最為有效的管道是政府、商業、藝術家三者的階段性協同調配，共力推動，單說情懷，或者單說利益取向，都不是古村落保護的健康狀態，至於為什麼一個青年畫家能夠對古村落保護如此盡心，他說：“一個合格的畫家不只是會畫畫，而且要有社會責任感。”
經歷百年浮沉的古村落，有的變成一聲歎息，剩下的，不知道會否因為有了如梁鐮芝一般的更多年輕人關注，而幸得留存。
梁鐮芝畫作欣賞
但古村保育的課題過泛，哪怕是一支組織都未必能做好，像梁鐮芝這樣的青年畫家致力於古村落保護，也只是起一個抛磚引玉的作用，是以一個踐行者的身份去呼籲影響他人，個體的力量過於單薄，還需要有理論跟實踐相結合方能承載。就以廣州的小洲村而言，正是因為藝術家的進入，很多個個體參與進來抱團影響，才讓它有了生命力，不過可惜最後它的發展不可控，遁入破壞狀態。
在時代的更迭間，去舊立新是趨勢，也是必須，但傳統古村落有其特殊性，它的歷史文化底蘊對延伸城市文脈至關重要。馮驥才就把保護古村落看作是“上無愧於先人，下無愧於子孫”的浩大工程，中西方對古建築保護的意識有差，早在中世紀歐洲人即有“建築保護”一說，而中國建築保護出現極晚，既是歷史原因，也是建築特點決定，中國傳統建築多為木制，一遇戰火極難留存，不似石材建築千年不毀，且中國古代但凡王朝更替，新君必定拆除舊樓，重築新居，也正因為此，中國的傳統古村落才更顯彌足珍貴。
在2018年的今天，社會精神層面還是普遍處於金錢至上論，大部分年輕人都醉心于都市的繁華，熱衷於鈔票的多寡，梁鐮芝更像一個異類，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不同於常規，就像他避世獨居，就像他躬身古村保育。邂逅鐘樓古村之後，梁鐮芝做了個啟動展，募捐了七萬多元給到當地村民進行古村建築維修，此後，他不斷修繕碉樓，還成立了村保育的志願者組織，並發起廣州古村之友組織，六年來，組織群體從大學教授、老師，到學生、遊客，以及文化界與藝術界的朋友，人數已逾兩千，梁鐮芝會直接走進課堂去做古村落的保育講座，從初中到高中，包括中央學院過來學習的學生，都在他的普及範圍之內。
古村的保育存在兩種形態，一是人認識的改變，第二是古村原貌的改變，梁鐮芝幾年下來取得了不錯的成效。在他入住古村之前，當地的村民基本都認為房子爛了就爛了，無所謂，但時至今日，他們覺得房子倒塌了很可惜，他們主動找到梁鐮芝，希望他能出點建議或者提供一些有效的幫助，這種改變實質上更大於建築本身的改變，而在建築本身的變化上，從最初的荒廢狀態到今天不斷有遊客進去古村參觀，變化顯而易見，並且當地政府也開始重視鐘樓古村，欲撥款三百萬修繕古村，對於梁鐮芝來說，這才是他想要的結果。
在時空的維度上，如梁鐮芝一般的獨行者都在古文化保護上探過深淺，但並非所有人都能得償所願，最為大眾所熟知的建築學家梁思成就曾說：“在北京城市改建過程中對於文物建築的那樣粗暴無情，使我無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1959年天安門廣場擴建，中華門在蘇聯專家建議下被拆除，梁思成當場痛哭失聲。
對古建築的精神情懷與思想的高度聯結，讓古文化保護者們面對現狀痛苦難自拔，卻又難改初心，他們是旁人眼裡的傻人，卻在某種層面上，是時間長河中的面壁者，堅守著最後一星歷史的微光。
有一種說法言道，依據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推導，中國傳統社會只注重自己小圈子內認同的私利，對於公共事物毫不關心。
有趣的是，當這類人群發現竟有人將公共事物的關注提上日程，他們又會群起而攻之，梁鐮芝也有此遭遇，當他以畫家的身份做著古村保育的工作，並且似乎做得還不錯的時候，就出現了一種質疑的聲音，認為他是在通過古村保育的包裝美化，來達到行銷自己畫作的目的，事實上梁鐮芝的畫作都是通過畫廊及畫展等管道售出，且在進入古村之前，他的畫作就已頗受歡迎。梁鐮芝學過古畫，也學過西洋畫，還學過俄羅斯體系的東西，他的畫作是西方的抽象表現主義，但裡面有很多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且畫作語言充滿了現代都市的感觀體驗，畫作並不缺受眾群。在梁鐮芝身上折射的是現代一類年輕人的價值體系，他們沒有太多的金錢欲望，而更意於精神與藝術高度的追求，就古文化保護這個論題來講，持反對意見的群體也透視出另一類人的思想價值體系。
“文物研究對社會進步有什麼用？浪費大量的人財物！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科技事業，民心工程上去吧！”
“腐敗！清末大肆揮霍造園子，現在為了這些死物還要把活人的錢糟蹋了。”
“有什麼用？修個破玩意兒好幾億，值得嗎？”
這些激烈的聲音其實不在少數，甚至代表了大部分人的觀點，這是一個可怕的現象，也是整個社會價值導向存在的偏差，他們認為做建築就應該向前看，認為古建築的功能結構不再適宜現代人居住，不值得保存，似乎有其立據的基礎，但是他們卻忘了，沒有根，社會發展到何種高度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1953年，為保住永定門城樓不被拆除，林徽因憤而指責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你們拆去的是有著八百年歷史的真古董，將來，你們遲早會後悔，那時你們再蓋的就是假古董！”然而1957年永定門還是被拆掉了，可悲的是，2004年，“假古董”永定門城樓重修竣工。
前人拆古，後人仿建，沒有對歷史對藝術的敬畏，讓這樣的荒誕大戲不斷上演。所以像梁鐮芝這類古村落保護者，就希望能盡力去盤活一個古村，哪怕只盤活一個碉樓，也是功德一件，他認為在特定的狀態下，只有藝術家才能救古村，當前的古村落80%都不樂觀，沒有商業介入的誘發力，但藝術家的文創拉動性是有效的拯救之道。比如北京的798，就是依傍著藝術家的能量帶動氛圍活過來的。
梁鐮芝說：“藝術家的能量非常大，一個很爛的村落，你只要把整片盤活給我，我帶一群藝術家進去，我就能夠把這個人煙稀少的荒涼地方給帶旺起來。”
但他也認為，拯救古村落最為有效的管道是政府、商業、藝術家三者的階段性協同調配，共力推動，單說情懷，或者單說利益取向，都不是古村落保護的健康狀態，至於為什麼一個青年畫家能夠對古村落保護如此盡心，他說：“一個合格的畫家不只是會畫畫，而且要有社會責任感。”
經歷百年浮沉的古村落，有的變成一聲歎息，剩下的，不知道會否因為有了如梁鐮芝一般的更多年輕人關注，而幸得留存。
梁鐮芝畫作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