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均縣-→沔陽
1969年：沔陽→宜城，
1970年：宜城→均縣
1970年：均縣→沔陽
1985年：沔陽→丹江口
2010年：丹江口→黃陂
2010年6月26日 下午， 我到湖北省丹江口市浪河鎮浪河口村二組採訪， 這裡馬上就要移民搬遷， 第一批移民6月10日已經搬遷到500公里外的黃漢市黃陂區。 他們是浪河鎮第三批南水北調外遷移民。
在村裡， 一個女同志說話引起了我的注意， 因她的的口音一聽就不是我們本地的， 我問她娘家是哪裡的？她說老家是仙桃的。 我問你這次搬遷嗎？她說搬呀， 第三批， 7月9日。 我問你怎麼嫁過來的？她說嫁給你們丹江口市移民呀， 受了一輩子罪，
她向我娓娓道來：1968年丈夫一家從均縣草店搬遷到了沔陽(今仙桃市)， 1969年他們從沔陽遷到宜城， 在宜城住不成， 又回到均縣， 半年後被公安民兵押送回沔陽。 改革開放後， 1985年他們再次遷回均縣（1983年均縣已改名為丹江口市）， 2010年因為大壩加高南水北調， 他們又成為丹江口二期移民搬遷到武漢市黃陂區。
（這是何勝友搬遷前在浪河鎮的房屋）
我問：你們當家的呢？
她說：我給他打電話。 說著， 她看到門上一個電話號打過去。 不一會兒， 她的丈夫回來了， 丈夫叫何勝友， 談起移民搬遷， 他長歎一聲：“我這一輩子一直在搬遷， 就是這個命。 我們家原來住在均縣草店公社周府庵附近， 1968年丹江口大壩下閘蓄水後， 開始搬遷， 當時我13歲， 剛好小學畢業， 我姊妹６個加上父母一共是８個人， 開始將我們安排在第一批搬遷， 到襄陽， 我爹是大隊書記， 他們去看上點， 沒看上， 後來又到宜城去看過， 又沒看上。 最後上級要我們搬遷到沔陽縣（沔陽縣在1986年改名為仙桃市）。
（2010年7月9日，浪河口移民在冒雨裝車，第二天他們將離開家園，搬遷到黃陂區）
1969年春，我父親帶著我們全家又到了宜城準備在那兒投靠一個姨娘，因為不是國家統一安排的，住了一段時間，住不成，又返回均縣草店。我們全家在草店的山坡邊搭了個窩棚，當地的生產隊說我們是移民搬遷走了的，戶口不在當地，不敢要我們。從沔陽走時光帶了一床被窩，我們一家人就蓋這一床被窩，我爹天天去找政府，要求回來住，但他們不答應。我們就指望到河裡去鉤魚吃，開點荒種點綠豆。當時幾乎每個星期就有幹部來勸說要我們回沔陽。在草店住了大半年，幾乎是飯渡日。
1971年吧，沔陽那邊派的民兵上來接我們，這邊均縣派公安局的押送我們，我爹看這兒確實沒有住的希望了，又回到了沔陽原來住的地方。從沔陽走時光帶了一床被窩，下去後又重新制傢俱。到了沔陽大隊、生產隊把我們一家看的非常緊，生怕我們再跑了，現在想想當時集體經濟時代，移民能又跑到哪裡呢？生產隊做農活，等於把你給釘了土地上了，不掙工分你就吃不到口糧飯。我下去後又從五年級開始上學。初中畢業後，天天在生產隊上做活，後來當了生產隊會計，記工員，找了個當地的姑娘。沔陽每年都要挑土做漢江河堤，日夜搞。我們做不了當地的農活，吃不了當地的飯，我們在均縣主要是吃麵食為主，下邊是以米為主。栽秧、割麥子，種棉花，受不了，我媽做針線縫衣服時剪子把眼睛戳壞了，生活只指望我爹一天８分工分來養活全家８個人。下去後又添了一個妹妹，我們姊妹７個，５個姑娘，２個兒子，為了生計，年年超支該集體的錢，每年好幾百，沒錢用，少吃點糧食，賣點糧食，換點油鹽錢。從1968年開始搬遷就沒過過一天安穩日子，我爹他一個受的苦是無法想像的， 1976年積勞成疾去世了，當年才49歲。家裡的頂樑柱倒了，我媽說，回均縣，生是均縣的人，死是均縣的鬼。回均縣成了我們一家的奮鬥目標，唯一的希望。當時的要遷回均縣的話，主要途經是先把姑娘嫁回庫區老家，然後再一步一步遷回來地。終於等到了改革開放，1984年，我大姐嫁到了浪河鎮， 1985年，我們舉家回到了浪河，進廠的進廠，打工的打工。我弟弟也在浪河做了上門女婿，一家人總算又回到故鄉。
（何勝友的一妻子向我展示她撿破爛用的吸鐵石）
何勝友告訴我，她姐姐在仙桃還得了血吸蟲，我決定去採訪她。
晚飯後，我和何勝友找到了在浪河鎮的大姐何勝芝，以下是對她的採訪：我是1952年出生的，今年48歲了。1968年搬遷走時，我已經16歲了，啥都記得了。我們草店，路是平的，國營農場在我們村制種，你想我們那土地肯定很好，我們那兒地方真是好啊，因此大家都不想走，不想搬遷。1967年丹江口大壩開始蓄水，我只看到水從下邊往上流，從均縣城一點點兒地流到草店。我們搬遷到沔陽後，兩家分在一個生產隊上，房子蓋的小的很，當地人罵說我們是山雞子，我們就和他們吵，和他們打架。我搬遷下去後就像一個男人一樣做農活，從16歲搬遷到沔陽一直到２５歲，做了整整９年生產隊的農活。正月二月間，夜裡一點鐘都要起床，沒出嫁的姑娘和男人一樣做農活，當地說姑娘早晚要出嫁，不用心疼，一天得挑６方土築漢江大堤。下水田裡栽秧，即使一個月那幾天特殊時候也一樣下水田，一彎腰就是一在，水田裡還有大螞蟥，鑽到肉裡面，那滋味是不好受的。這還是小事，更重要的是水田裡還有血吸蟲，我18歲那年染上了血吸蟲病，我搬遷下去時是１６歲的大姑娘，頭髮搭到屁股上，得了血吸蟲病後，黃皮寡瘦，頭發落完了，當地的人都不敢給移民說，這是得了血吸蟲病的症狀，這肯定是上邊幹部交代不讓他們給移民說。我當時幾個月身上都不來月經了，６月間被抬到外邊，躺到床上等死。我們隔壁有一家人當地人男的叫曾凡慶，他喜歡喝我爹做的均縣黃酒，有一天他又喝了我們家的黃酒後悄悄地對我爹說，你們女兒得的是血吸蟲病，如果㐇一死，你們一家人咋得了？她可是當男勞力用呀。給你們出一個主意，你們把女子抬到堤坡上，莫叫別人看到了，然後抬到縣裡，找血吸蟲站，或許有救。我爹和我媽乘黑抬上我，走了一夜到縣城，去了一抽血檢查，果然是得了嚴重的血吸蟲病，醫生說再晚一個星期就沒命了。我住在院裡一天打兩吊針，住了整整20天院。在醫院裡，我曾親眼看到一個小夥子得了血吸蟲病後，嘿嘿一笑，腸子斷了，當場死了，血吸蟲卵吸附在人的腸壁上。我出院回去後第三天，隊長就安排我下地幹活，5個月後又復發了，這回我立即去縣裡治，治好了。1975年，大隊書記想把我嫁給他們家的兒子，我死活不答應，我當時已鐵了心，要嫁回老家，我們移民當時想回均縣大部分都是將女兒先嫁回老家，再一步步地來。移民要是能在當地生存，就將女兒嫁給當地人。當年的臘月二十九，隊上給我們家分２斤半豬肉，我爹去領時，大隊書記不給，就給大隊書記吵了架，第二年我爹就死了。我爹死時，我最小的妹妹才４歲。想起來我爹真是慘呀，修丹江口大壩時，我爹也是正式工人，當了７年指導員，曾經把我們家人搬到三官殿，最後又回到了草店。1985年，我嫁到了浪河鎮，浪河有軍工企業和鄉鎮企業，好生存，於是我們姊妹7個全部回到了浪河。1996年，我的血吸蟲病又復發了，走不動路，到了武漢協和、同濟醫院檢查查不出來是啥病，我想原來有血吸蟲病，是不是又犯了？到血防站一檢查，果然是，我又找到了仙桃市民政局，要他們幫助治療，開始他們不答應，後來我說我的這個病是在沔陽得了，不信有據可查，最後他們翻檔案查證屬實，給我報銷了1000多元醫藥費。
何勝友的妻子代桃芝：我和何勝友的姐姐何勝芝是同學，她把我介紹給她的弟弟的，誰知道一嫁給移民，我這一輩子就沒過上好日子，命運和移民緊緊聯繫在一塊。1985年，他們要返回丹江口，我的父母說天都不答應，我也不同意，但是他們姊妹們都回遷了，何勝友在一個夜晚趁我睡覺時，連夜走的，他不叫我，把兩個兒子都帶走了。我沒辦法，只好自己跑到浪河來找他們。他到浪河後，他姐姐把他搞到浪河汽車配件廠上了幾年班，我想這下可穩定了，不料1992年他煤氣中毒了，看好後不能再呆在廠裡上班了，於是，我們貸款了6000元買了一輛“神牛25”拖拉機跑運輸，沒跑多長時間，他把拖拉機開翻了，斷了９根肋骨和２根鎖骨，體內於血，在丁家營97醫院住了一百多天，才算保住了命，我們當時手上只有70元錢，這日子是咋過來的呀，受的是啥罪呀，三天三夜也說不完。他出院後，不能做農活了，我們在浪河口村落的戶口，當時土地承包下戶都已結束，哪有好地種？本身浪河鎮的土地就較少，我們就只有到河邊去撿點地種，牛羊牲口遭踏嚴重。為了生存，我到附近廠裡去撿鐵末子，用個大吸鐵石，一天撿幾斤維持掙幾塊錢。從1992年到今年整整18年了，日子是怎麼熬過來的，我都說不清了，兩個小孩都是兒子，要供他們上學，我一個50多歲的老婦女還要到外面打工掙錢，我是1954年出生的，今年56歲，前年到江蘇船廠打工，人家不要我，說我歲數太大，我就給人家求情，老闆娘是浪河人，他們才勉強答應，做了4年多工。大兒子大學畢業媳婦結了，兒媳婦娘家裡沒有男孩，兒媳婦要跟她娘住，這次不搬遷。小兒子快30歲了，沒有成家，還在外面打工，你看我們門前雜草長多深，我們因為搬遷不久前回來的。沒想到的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大壩加高又要將我們家的房子淹了，這次搬遷到黃陂，可跟原來不一樣了，安置地樓房蓋的好，各種配套設施都比較到位，大夥都住在一起，從黃陂回沔陽娘家也比較近，我們5個人要分7畝5分土地，現在已經有人上來要求租出去，１畝地一年500元，3500元，還有20年的後期扶持，一人一年600元，又是3000元，我們將麻木車也帶下去了，想跑個麻木掙個小錢花，通過這次搬遷，我想我們以後的日子可好過了。
2010年7月9日淩晨4點50分，何勝友和妻子代桃芝坐上5號大巴車，離開浪河，這前往400公里外的武漢市黃陂區移民點新家，望著窗外漸行漸遠的故鄉，何勝友心潮澎湃，感慨萬千，對於“移民”這兩個字，他感到太沉重太沉重。我跟他們到安置地新家後，給他們拍了照片，到他們新家去坐了一會兒，下午離開返回丹江口城區。
20210年7月9日，何勝友在黃陂分的新房。
20210
年7月9日，何勝友和妻子代桃芝站在新房二樓上，移民點各種基礎設施配套建設都到位，這次移民和1968年第一次移民有天壤之別。
2010
年6月26日，當天是何勝友母親去世一周年忌日，代桃芝蒸饃去祭奠
2010
年7月8日，何勝友一家冒雨將傢俱貨物裝車
2012年12月3日星期一晴再訪何勝友
今天到何勝友這家，看他們過的咋樣了。代桃芝一人在家，何勝友去幾裡外的地方給人家栽樹去了。他們在後院裡搭了個院子，廚房改在後院中，燒柴方便一些。問及這兩年生活，她說兒子找了個當地的媳婦，準備臘月十八接，按黃陂的地方風俗，得給女方拿8萬元。
晚上，何勝友回來後，我在他家睡覺，和他談了很久。他說，搬遷到這裡六指街這個地方土地條件太差了，根本種不成，勉強租出去了，為此移民為房屋品質和土地品質多次到黃陂和省移民局的上訪。現在基本上穩定了，村裡辦了幾個廠，解決了部分移民就業問題，只要勤勞，在哪裡都一樣能致富。
第二天早晨5點多鐘，他就起來去幾公里外的地方做活了。
臘月十七，他給我電話，問我有沒有時間去他家給他們接兒媳照相錄影，我說年實在太忙，沒能去。下次有時間了我再去看望他們，願他們這一對苦命人晚年幸福。
以上內容詳見陳華平所著《見證-----南水北調丹江口大移民紀實》一書，新華社出版社2014年出版。
更多內容歡迎關注：“南水北調丹江口移民”
（2010年7月9日，浪河口移民在冒雨裝車，第二天他們將離開家園，搬遷到黃陂區）
1969年春，我父親帶著我們全家又到了宜城準備在那兒投靠一個姨娘，因為不是國家統一安排的，住了一段時間，住不成，又返回均縣草店。我們全家在草店的山坡邊搭了個窩棚，當地的生產隊說我們是移民搬遷走了的，戶口不在當地，不敢要我們。從沔陽走時光帶了一床被窩，我們一家人就蓋這一床被窩，我爹天天去找政府，要求回來住，但他們不答應。我們就指望到河裡去鉤魚吃，開點荒種點綠豆。當時幾乎每個星期就有幹部來勸說要我們回沔陽。在草店住了大半年，幾乎是飯渡日。
1971年吧，沔陽那邊派的民兵上來接我們，這邊均縣派公安局的押送我們，我爹看這兒確實沒有住的希望了，又回到了沔陽原來住的地方。從沔陽走時光帶了一床被窩，下去後又重新制傢俱。到了沔陽大隊、生產隊把我們一家看的非常緊，生怕我們再跑了，現在想想當時集體經濟時代，移民能又跑到哪裡呢？生產隊做農活，等於把你給釘了土地上了，不掙工分你就吃不到口糧飯。我下去後又從五年級開始上學。初中畢業後，天天在生產隊上做活，後來當了生產隊會計，記工員，找了個當地的姑娘。沔陽每年都要挑土做漢江河堤，日夜搞。我們做不了當地的農活，吃不了當地的飯，我們在均縣主要是吃麵食為主，下邊是以米為主。栽秧、割麥子，種棉花，受不了，我媽做針線縫衣服時剪子把眼睛戳壞了，生活只指望我爹一天８分工分來養活全家８個人。下去後又添了一個妹妹，我們姊妹７個，５個姑娘，２個兒子，為了生計，年年超支該集體的錢，每年好幾百，沒錢用，少吃點糧食，賣點糧食，換點油鹽錢。從1968年開始搬遷就沒過過一天安穩日子，我爹他一個受的苦是無法想像的， 1976年積勞成疾去世了，當年才49歲。家裡的頂樑柱倒了，我媽說，回均縣，生是均縣的人，死是均縣的鬼。回均縣成了我們一家的奮鬥目標，唯一的希望。當時的要遷回均縣的話，主要途經是先把姑娘嫁回庫區老家，然後再一步一步遷回來地。終於等到了改革開放，1984年，我大姐嫁到了浪河鎮， 1985年，我們舉家回到了浪河，進廠的進廠，打工的打工。我弟弟也在浪河做了上門女婿，一家人總算又回到故鄉。
（何勝友的一妻子向我展示她撿破爛用的吸鐵石）
何勝友告訴我，她姐姐在仙桃還得了血吸蟲，我決定去採訪她。
晚飯後，我和何勝友找到了在浪河鎮的大姐何勝芝，以下是對她的採訪：我是1952年出生的，今年48歲了。1968年搬遷走時，我已經16歲了，啥都記得了。我們草店，路是平的，國營農場在我們村制種，你想我們那土地肯定很好，我們那兒地方真是好啊，因此大家都不想走，不想搬遷。1967年丹江口大壩開始蓄水，我只看到水從下邊往上流，從均縣城一點點兒地流到草店。我們搬遷到沔陽後，兩家分在一個生產隊上，房子蓋的小的很，當地人罵說我們是山雞子，我們就和他們吵，和他們打架。我搬遷下去後就像一個男人一樣做農活，從16歲搬遷到沔陽一直到２５歲，做了整整９年生產隊的農活。正月二月間，夜裡一點鐘都要起床，沒出嫁的姑娘和男人一樣做農活，當地說姑娘早晚要出嫁，不用心疼，一天得挑６方土築漢江大堤。下水田裡栽秧，即使一個月那幾天特殊時候也一樣下水田，一彎腰就是一在，水田裡還有大螞蟥，鑽到肉裡面，那滋味是不好受的。這還是小事，更重要的是水田裡還有血吸蟲，我18歲那年染上了血吸蟲病，我搬遷下去時是１６歲的大姑娘，頭髮搭到屁股上，得了血吸蟲病後，黃皮寡瘦，頭發落完了，當地的人都不敢給移民說，這是得了血吸蟲病的症狀，這肯定是上邊幹部交代不讓他們給移民說。我當時幾個月身上都不來月經了，６月間被抬到外邊，躺到床上等死。我們隔壁有一家人當地人男的叫曾凡慶，他喜歡喝我爹做的均縣黃酒，有一天他又喝了我們家的黃酒後悄悄地對我爹說，你們女兒得的是血吸蟲病，如果㐇一死，你們一家人咋得了？她可是當男勞力用呀。給你們出一個主意，你們把女子抬到堤坡上，莫叫別人看到了，然後抬到縣裡，找血吸蟲站，或許有救。我爹和我媽乘黑抬上我，走了一夜到縣城，去了一抽血檢查，果然是得了嚴重的血吸蟲病，醫生說再晚一個星期就沒命了。我住在院裡一天打兩吊針，住了整整20天院。在醫院裡，我曾親眼看到一個小夥子得了血吸蟲病後，嘿嘿一笑，腸子斷了，當場死了，血吸蟲卵吸附在人的腸壁上。我出院回去後第三天，隊長就安排我下地幹活，5個月後又復發了，這回我立即去縣裡治，治好了。1975年，大隊書記想把我嫁給他們家的兒子，我死活不答應，我當時已鐵了心，要嫁回老家，我們移民當時想回均縣大部分都是將女兒先嫁回老家，再一步步地來。移民要是能在當地生存，就將女兒嫁給當地人。當年的臘月二十九，隊上給我們家分２斤半豬肉，我爹去領時，大隊書記不給，就給大隊書記吵了架，第二年我爹就死了。我爹死時，我最小的妹妹才４歲。想起來我爹真是慘呀，修丹江口大壩時，我爹也是正式工人，當了７年指導員，曾經把我們家人搬到三官殿，最後又回到了草店。1985年，我嫁到了浪河鎮，浪河有軍工企業和鄉鎮企業，好生存，於是我們姊妹7個全部回到了浪河。1996年，我的血吸蟲病又復發了，走不動路，到了武漢協和、同濟醫院檢查查不出來是啥病，我想原來有血吸蟲病，是不是又犯了？到血防站一檢查，果然是，我又找到了仙桃市民政局，要他們幫助治療，開始他們不答應，後來我說我的這個病是在沔陽得了，不信有據可查，最後他們翻檔案查證屬實，給我報銷了1000多元醫藥費。
何勝友的妻子代桃芝：我和何勝友的姐姐何勝芝是同學，她把我介紹給她的弟弟的，誰知道一嫁給移民，我這一輩子就沒過上好日子，命運和移民緊緊聯繫在一塊。1985年，他們要返回丹江口，我的父母說天都不答應，我也不同意，但是他們姊妹們都回遷了，何勝友在一個夜晚趁我睡覺時，連夜走的，他不叫我，把兩個兒子都帶走了。我沒辦法，只好自己跑到浪河來找他們。他到浪河後，他姐姐把他搞到浪河汽車配件廠上了幾年班，我想這下可穩定了，不料1992年他煤氣中毒了，看好後不能再呆在廠裡上班了，於是，我們貸款了6000元買了一輛“神牛25”拖拉機跑運輸，沒跑多長時間，他把拖拉機開翻了，斷了９根肋骨和２根鎖骨，體內於血，在丁家營97醫院住了一百多天，才算保住了命，我們當時手上只有70元錢，這日子是咋過來的呀，受的是啥罪呀，三天三夜也說不完。他出院後，不能做農活了，我們在浪河口村落的戶口，當時土地承包下戶都已結束，哪有好地種？本身浪河鎮的土地就較少，我們就只有到河邊去撿點地種，牛羊牲口遭踏嚴重。為了生存，我到附近廠裡去撿鐵末子，用個大吸鐵石，一天撿幾斤維持掙幾塊錢。從1992年到今年整整18年了，日子是怎麼熬過來的，我都說不清了，兩個小孩都是兒子，要供他們上學，我一個50多歲的老婦女還要到外面打工掙錢，我是1954年出生的，今年56歲，前年到江蘇船廠打工，人家不要我，說我歲數太大，我就給人家求情，老闆娘是浪河人，他們才勉強答應，做了4年多工。大兒子大學畢業媳婦結了，兒媳婦娘家裡沒有男孩，兒媳婦要跟她娘住，這次不搬遷。小兒子快30歲了，沒有成家，還在外面打工，你看我們門前雜草長多深，我們因為搬遷不久前回來的。沒想到的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大壩加高又要將我們家的房子淹了，這次搬遷到黃陂，可跟原來不一樣了，安置地樓房蓋的好，各種配套設施都比較到位，大夥都住在一起，從黃陂回沔陽娘家也比較近，我們5個人要分7畝5分土地，現在已經有人上來要求租出去，１畝地一年500元，3500元，還有20年的後期扶持，一人一年600元，又是3000元，我們將麻木車也帶下去了，想跑個麻木掙個小錢花，通過這次搬遷，我想我們以後的日子可好過了。
2010年7月9日淩晨4點50分，何勝友和妻子代桃芝坐上5號大巴車，離開浪河，這前往400公里外的武漢市黃陂區移民點新家，望著窗外漸行漸遠的故鄉，何勝友心潮澎湃，感慨萬千，對於“移民”這兩個字，他感到太沉重太沉重。我跟他們到安置地新家後，給他們拍了照片，到他們新家去坐了一會兒，下午離開返回丹江口城區。
20210年7月9日，何勝友在黃陂分的新房。
20210
年7月9日，何勝友和妻子代桃芝站在新房二樓上，移民點各種基礎設施配套建設都到位，這次移民和1968年第一次移民有天壤之別。
2010
年6月26日，當天是何勝友母親去世一周年忌日，代桃芝蒸饃去祭奠
2010
年7月8日，何勝友一家冒雨將傢俱貨物裝車
2012年12月3日星期一晴再訪何勝友
今天到何勝友這家，看他們過的咋樣了。代桃芝一人在家，何勝友去幾裡外的地方給人家栽樹去了。他們在後院裡搭了個院子，廚房改在後院中，燒柴方便一些。問及這兩年生活，她說兒子找了個當地的媳婦，準備臘月十八接，按黃陂的地方風俗，得給女方拿8萬元。
晚上，何勝友回來後，我在他家睡覺，和他談了很久。他說，搬遷到這裡六指街這個地方土地條件太差了，根本種不成，勉強租出去了，為此移民為房屋品質和土地品質多次到黃陂和省移民局的上訪。現在基本上穩定了，村裡辦了幾個廠，解決了部分移民就業問題，只要勤勞，在哪裡都一樣能致富。
第二天早晨5點多鐘，他就起來去幾公里外的地方做活了。
臘月十七，他給我電話，問我有沒有時間去他家給他們接兒媳照相錄影，我說年實在太忙，沒能去。下次有時間了我再去看望他們，願他們這一對苦命人晚年幸福。
以上內容詳見陳華平所著《見證-----南水北調丹江口大移民紀實》一書，新華社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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